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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胞而颤动了。那小女死命攀着车窗，对我请求地说：
“我能访问你吗？我是××报记者！”
我来不及答话，杨洁一连串地敲车顶：
“开车！开车！开车！”
那少女眼看访问不成，眼中流露着失望。我心中一阵激荡——为这些热情的欢迎而激荡，也是初到北京的激荡——
我拉住那少女的手，在她耳边说了一句真心的悄悄话：
“我到北京的第一个印象，北方的女孩也美丽，例如你！”
我松手，车子绝尘而去。
我回头向车窗外望，那少女脸红红的，伫立在北京特有的风沙中。我心中好生歉然，对那机场所有没有跟我接触到的人，都感到歉然。车子走了好长一段，我回头，那小女还伫立在街头，对我遥遥挥手——十天以后，我终于在北京饭里，接受了她的访问，她的名字叫应红。
四、北京的“小梧桐”
抵北京的第一天，忙于看北京的街道，忙于看北京的建筑，忙于用全心去体会这又陌生又熟悉的城市，心里始终乱乱的。车子离开了机场，就开始觉得热气逼人。谁说北京的四月是春寒料峭？阳光晒在身上简直是灼热的，我脱掉了珍珠呢的短大衣，里面有毛线衣，热得直冒汗，问身边的人，大家异口同声说：“前几天还下雪呢！今年的天气最反常，从没有四月热成这样！”我就在这个反常的四月，来到北京的热浪下。第二天，我们去颐和园，大家都喊热。颐和园的湖光山色、楼台亭阁以及那匪夷所思的“长廊”……简直让人目不暇给。鑫涛拿着照相机，忙着拍屋檐，拍墙角，拍回廊，拍玉兰花，拍花窗及格子门……他一向热爱中国的古建筑，颐和园的画栋梁，已经把中国古建筑的美，发挥到极致，他就狂热地拍个没停了。
我的“北京”印象，从“颐和园”打开序幕，却从“小梧桐”开始了第一章。“小梧桐”是有典故的。
我自从抵北京，就认识了许多初霞的朋友，这些朋友待我的热情，简直让我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我觉得，我这一生，也交游广阔，但，从没有朋友，会照顾我到无微不至，而且事无巨细，体贴入微。刘平和沈宝安是夫妻，也是老北京了。刘平敦厚，也照顾我。知道我爱吃梨，她每天买新鲜的梨送到我房间来。北京起风，她送纱巾来教我挡风的办法，北京烈日当空，她送洋伞来……
除了刘平和沈宝安，我们还认识了韩美林与朱娅这对夫妇。韩美林是画家，也是陶艺家。鑫涛一见到他的作品后，就对他大为倾倒。我们总以为他年龄很大，见面后才知道他只有四十多岁，他不爱说话，却用无数行动，来表现他的热情。鑫涛初次参观他的工作室，对他所烧的一件蓝钧窑——是个十分巨大的碗——爱不忍释，那件作品是韩美林远去河南禹县烧出来的，里面的“鱼子点”是经过窑变，才能产生的特殊效果，所以是可遇而不求的。韩美林见鑫涛如此爱它，一句话也不说，拎了它就送进了我们的旅馆里。（我们把它一路带来台湾，如今正供在鑫涛的书桌上）韩美林长于画马，他画的马，绝不雷同，让我叹为观止。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文革时期，被红卫兵用酷刑修理过，把他两只手的筋脉一起挑断，要他终身不能作画，又把他的双腿的腿筋，也一起挑断。所以，至今，他不能爬山上坡，他握笔画画时，画笔常会掉下去。尽管如此，他的作品仍然很多，他自己说：
“现在是我创作的颠峰期，我不能浪费这段时间，只有拼命去创作！”因而，他一年有好几个月在宜兴，埋首在窑炉边烧茶壶。而朱娅，他那可爱的、年轻的、温柔的妻子，就留在北京等他。对于韩美林，朱娅有次很坦白地对我说：
“他比我大了很多岁，我嫁他的时候，家里都反对。但是，他一生吃了那么多苦，又那么有才华，我对他，是怜惜加是崇拜，不管怎样，我都要跟着他的！”
平淡的叙述后面，有多少故事？一个翻江倒海的时代（文革时期的摧毁力，简直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在大陆，大家用“十年浩劫”四个字来称这十年，“浩劫”二字，才能形容那种灾难。我在大陆四十天，所交的朋友，几乎都是“劫后余生”的。）在这时代中，发生的故事一走动人心魄，怪不得大陆作家的作品，绝大部分用文革为背景。
除了韩美林与朱娅，我们又认识了李世济与唐在□夫妇，。他们这一对的故事，更加曲折离奇，惊心动魄，感人肺腑，而且是匪夷所思的。李世济，在台湾，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她的名字，在北京就不同了。大街小巷，上自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人人都知道李世济。她是程砚秋的嫡传弟子，是京剧界的红人。她的先生唐在□，也是程砚秋的学生，他放弃了国外的学位，跑来帮程砚秋拉胡琴。第一次李世济出现在他面前时，只有十六岁，对唐在□一躬到地，恭恭敬敬地喊了声：“唐老师！”这一喊，已经缘订三生，唐在□就这样陷进去，水深火热，保护了李世济这一辈子，每次，李世济登台，必然是唐在□为之操琴，两人间的默契，已到达天衣无缝的地步，听过他们表演的人，才能体会那种合一的境界。（关于他们两个的故事，我听得很零碎，李世济说，下次我去北京，她将详细向我叙述，让我写一本“厚厚的书”。）
除了前面三对夫妇，我们当然还认识了许多许多人，像杨洁和她的先生大齐。杨洁是独行侠，她照顾我们的一切，包括安排行程、车子、换钱、吃饭……大齐却很少露面，杨洁我前面已经提得很多，但，真要写杨洁，还是要费一番笔墨。在大陆，很少有人有私家车，杨洁就有一辆，她的车子前凸后凹，伤痕累累，她依然能开着这辆车横冲直撞。有一次，她开车接我和鑫涛去吃饭，我为了礼貌，坐在前座，让鑫涛一个人坐后座。谁知，我才坐进车子，她就“呼”的一下把车子开出去了，我回头一看，鑫涛站在街边，还没上车呢？还有一次，我和鑫涛坐她的车子去一个地方，她认得那地方，却不太熟悉，另一位朋友叫她“跟车”。于是，她就跟着前面的车子开，一面开车，她一面和我们眉飞色舞地聊天，聊着聊着，她忽然说：“前面的车怎么转弯了？”她一拍大腿，明白了：“他要抄近路！抄就抄粑！”一个急转弯，她就跟进了一条窄窄的巷子，一路跟下去，巷子旁边没了人家，多出一条河来，再跟下去，前面连路都没有了，那辆车停下来，司机钻出车子，回头诧异地看着我们。杨洁这才急煞车，大叫一声：
“跟错车子了！”这就是杨洁。（后来我终于弄清楚了，她在一九五四至一九六三的十年间，都在国家女蓝代表队打球，她的编号是五号。打起球来，冲锋陷阵，锐不可挡，大家都称她“女篮五号”。她的故事和战果，曾被拍为电影，电影名也叫“女篮五号”。如今，她仍在体协做事，所以，我们一路的行程，都是她用体协的关系，招呼过去的。）
写了一大篇关于我们在北京认识的朋友，现在，要拉回到“北京的小梧桐”上来了。
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么多人，所以，我们每次出门都浩浩荡荡的。因为这些人都是老北京，大家不论祖籍何方，都能说一口漂亮的“京片子”。每次大家一谈天，悦耳的京片子你一句我一句，我听得好舒服，好像进了电影配音间。但是，这些京片子对鑫涛和承赉都是个考验，他们两个是同乡，都说上海话。北京话和上海话差别甚多，鑫涛在我多年“教育”下，（我平时不喜欢他在我面前说上海话，而且时时刻刻纠正他国语的发音）还能勉强应付。而承赉就常常词不达意。有一天，承赉对我说：“我来北京好几次了，还没有见到北京的梧桐！”
“哦？”我困惑地问：“北京有很多的梧桐吗？”
“有，有，有，好多好多！”承赉一叠连声说。
“梧桐？”杨洁歪着脑袋，仔细思索：“我在北京住了这么多年，还没注意到北京有很多梧桐！”
“有啊有啊！”承赉急了，“是小梧桐啊！”
“小梧桐？”我更困惑了：“它们长不大？是特殊品种吗？会结梧桐子吗？”我的一连串问题，突然引起了初霞的一阵爆笑。到底，知夫莫若妻，她急忙代承赉翻译：
“他说的不是梧桐，是胡同。北京不是有很多著名的小胡同吗？”这样一说，全车大笑。从此，“北京的小梧桐”就是我们这一路的笑料。承赉个性随和，热情开朗，是个最好的朋友，从不以我们的大笑为忤。只是，从“小梧桐”开始，他一路继续闹过无数类似的笑话。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就在承赉说没见过小胡同的第二天，韩美林兴冲冲的跑来告诉我们，北京最著名的国画大师李可染，欢迎我们去他家里小坐。这消息让我和鑫涛都不之雀跃。鑫涛爱画，已迹近于“痴”，对李可染大师，早已崇拜多年。我们刚到北京时，鑫涛就问过朋友们：“能否拜见李可染？”韩美林听了，并没多说什么，谁知，他立刻就作了安排。而且，他说，李可染也很相见我们呢！
“不过。”韩美林最后说：“李可杂住在一个‘小梧桐’里，听说路不大好找！”我们大家笑着，开心着，兴奋着。“小梧桐”有名有姓，怎会不好找？大家就按照时间，晚上八时，去拜见李可染，同时，也见一见北京著名的“小梧桐”。
我们都没想到，北京的胡同里没有路灯，（事实上，北京的大街上，四处灯也不很明亮）而胡同是曲里拐弯的，胡同中往往还套着胡同。我们这一群人，分了两路，我、鑫涛、承赉、初霞、韩美林是第一路，朱娅带着其他几个人，另外乘车来。我们的车子，开始在黑暗的小胡同中东绕西绕，就是找不着李大师的胡同，司机下车问了好多次路，又向前，又退后，又左弯，又右拐，这“北京小梧桐”实在厉害！你就闹不清它有多小枝桠！终于，我们总算找到那胡同了，又开始对门牌。原来，这胡同中的旧建筑已经拆了，现在盖了许多公寓，李大师就住在其中一座的四楼。
好不容易，我们找到了门牌，这时，李大师已派了两个人，手持手电筒，站在楼梯口等我们。
“对不起。”接我们的一位先生说：“这栋楼的公共配电因为没缴费，被停电了，所以，整个楼梯都很黑，大家要小心一点走上去！”他们用手电筒照着，一前一后地为我们开路。这时我真是新奇极了，走了黑胡同，又要走转达楼梯。心想，李大师如果晚上要出门，岂不是太不方便？幸好，接待我们的那位先生说了：“李老师就快搬家了，新房子有花园，是平房，对李老师来说，比这公寓合适多了！”
这才安了我的心。我知道李大师已经八十一岁了，这样的黑楼梯，实在不太安全。
终于，我们到了李大师的门口，房门大开着，我们还没进去，一串喜悦的、热情的笑声就在迎接着我们了：
“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们大家，走了好一段黑路！”
李大师站在门口相迎，他的夫人也站在门口相迎，李大师面色红润，笑容可掬，看来既亲切，又平和。师母更加高兴，一直把我们往屋里让，嘴中喃喃抱怨着，说他们的儿子李小可很相见我，今晚却无法联络上，实在太可惜了！（后来，在李世济的清唱会上，我还是见到了李小可。）
我们走进了李大师的画室，这间画室很小，一张大书桌已占去一半面积，书桌对面，有一张沙发，沙发的小几上，准备了各色点心，师母说，知道我们要来，特地去北京饭店订做的！画房每个角落，都堆满了书，书桌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张李大师的大画。我们忙着看画，忙着吃点心，忙着向李大师表达我们的崇拜，简直是手也忙不赢，眼也忙不赢，口也忙不赢！李大师的兴致很高，要我们来以前，他已经为我和鑫涛，写了“墨缘”两个字送给我们。当他看到我们真心喜爱他的画时，他笑吟吟地说：“刚刚让你们走了半天的‘黑路’，现在，让你们看一看我的‘黑画’！”原来，李大师在文革时期，备受侮辱，红卫兵称他的画为“黑画”，而大肆攻击。李可染的画风，是长于用墨，一张大画，重重的山，弯弯的水，仅仅用墨，就看出无限层次。能把中国的笔墨，发展到这种境界，难怪李可染要成为“国宝”画家了。鑫涛对李可染，本就崇拜万分，现在，见到他老人家本人，他就更“震慑”得大气都不敢出。李大师却和气得很，他高兴地出示着他的作品，一张一张摊开来给我们看。我们的第二路人马也到了，几个人一站，就挤满了李大师整个画室，大家又看画，又赞叹，又聊天，真是不亦乐乎。而师母，整晚笑嘻嘻地拿着照相机，在那儿兴冲冲地拍照，拍我们，拍画，拍李大师……我更一次证明，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个女人在扶持着。那晚，对我们大家，都是个难忘的晚上！当我们兴尽而归，又走下黑楼梯，黑胡同的时候，鑫涛才吐出一句话来：
“真没想到，这北京的小梧桐，藏着这样的艺术家，从此，我对北京的小梧桐，真要刮目相看了！”
五、我们能“夜访长城”吗？
在北京的生活，简直是忙碌极了，因为我一直是新闻记者追踪的目标，又有许多读者想和我见面，再加上一些出版社要和我谈版权问题，电视公司想拍我的连续剧……我在单纯的“探亲之旅”外多出了许多始料未及的事。尽管如此，我仍然不肯放过北京任何一个名胜古迹。我们去了颐和园，去了雍和宫，去了天坛，去了故宫，去了北海……几乎该去的地方都去了。北京的名胜，是历代帝王的遗产。那些宫殿园林，那些亭台楼阁，它的华丽、精致，和庭园之美，真非笔墨所能形容。事实上，以上所写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足以细细观赏好几天。所以，鑫涛的相机，也一直咔嚓地响着。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游人太多了。北京啄引着大陆各地的游客，也啄引着外国的游客。而我们，却专挑游客少的地方去逛，于是，一扇窄门，一个小窗，一片砖墙……都是我们驻足饮赏之处。这样，有一天，我对杨洁提出来：
“我们能不能夜访长城？”
“夜访长城？”杨洁惊奇极了，不解地瞪着我：“你为什么要夜访长城？”一时间，我无法把我心中的感觉具体地说出来。事实上，我心中一直有一条长城，这长城是雄伟的，傲岸的，苍凉的，落寞的，孤独的……它是“遗世独立”的！因为它背负着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包袱，在诉说着古战场的血和泪，我希望我看到的长城，能让我体会出这一切。而不是看到一个挤满中外游客，熙来攘往有如闹市的长城。再有，这此日子来北京都是烈日当空，烈日下的长城，和“晓风寒月”中的长城，一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去长城，迎风伫立，看月下的苍凉吧！于是，我只简单地说：
“人人都白天去长城，我偏想夜里去！我觉得，夜里的长城，必然有股萧索和悲壮的味道，我就想去体会那种味道！”
杨洁瞪了我半天，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
“成！我们就去‘夜访长城’只要你提得出的点子，咱们就去办！”杨洁说办就办，但是，这题目显然难倒她了。第二天，她告诉我，长城是卖门票参观的，每天下午三点，就停止卖票，不再放人上去。从长城开放参观以来，还没有人要求过“夜访长城！”这么说，我们无法夜访长城了？”我很失望。
“别失望。”杨洁立即安慰我：“我们再去试试！”
于是，杨洁一次又一次地打长途电话到八达岭，和那儿的主管商量，是否能破例“夜访长城”。因为大陆的长途电话并不很容易接通，她这个交涉足足办了好几天，弄得诸朋好友，人人都知道我要去“夜访长城”了！大家的兴致，也跟着高昂起来，初霞说：“整个长城只有我们这群人，岂不是可以随我们怎么疯，怎么闹都行！”“我要站在长城上唱一曲‘空城计’！”杨洁说，她是京戏迷，也是有名的票友，还能拉一手好胡琴。
“我负责月琴！”初霞说。
“干脆，把京剧院的几个小伙子带去，”承赉说：“像张克，宋小川，他们一定会乐坏了！”
“夜访长城？”工人出版社的主编雷抒雁和他的太太马利也兴味盎然。“如果你们要夜访长城，我们出版社派车子来，陪你们一起去！”“夜访长城！”韩美林和朱娅更加高兴：“我们把小草也带去！”小草，好别致的名字，那是韩美林和朱娅的女儿，才六岁，活泼可爱，一口清脆无比的京片子，喜欢在每一句问话后面都加个“呢”字。我爱死了她。
大家兴致都高，终于，杨洁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