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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学的名字很唬人，其实跟韩国的“中央”，没什么关系。人家就愿意叫“中央”这个名，就好像一部小说里地主孩子的乳名非要叫“皇上”一样。韩国朋友带我去中央大学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反对全球化、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盛大集会。我当时对这事并没有明确的立场，因为我觉得全球化也并不可怕。但是在会场上看到群情激愤的工农大众，看到他们演出的革命节目，我被“火热的生活”感染了。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真实境况里，你才会明白社会主义的正义性，才会明白社会主义恰恰是保护千百万民众的人权的。
我还去过中央大学的分校。韩国不少大学都在小城市里另设分校。中央大的分校在安城，韩国著名的生产方便面的地方。我的北大同事黄卉在那里任教。我们几个在汉城的朋友一起去那里玩。每次到汉城以外的大学，我都心想，大学就应该建在这样的地方。山清水秀，沃野平畴，狗吠教室外，鸡鸣讲台旁。我们走在仿佛无边的校园里，半天也遇不见一个人。在一个广场的地面上，画着许多揭露美军屠杀韩国人民的宣传画。我们又去挖野菜，一边挖一边背诵诗经里的“采采罘苡”。挖到一根又像人参又像萝卜的东西，回去后请教门卫。门卫说，这个你们没什么用，就留下了。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打了一夜扑克。四周安静得仿佛千里之内都能听见扑克落在毯子上的声音。难忘的安城之夜。
汉城以外的大学，大多都是因开会或讲座而去的，匆匆看上一圈，印象不是很深刻。总的印象是，面积大，气派大，房子漂亮，设备先进。光州的朝鲜大学，大田的忠南大学，都是如此。凡是看到一群与众不同的漂亮建筑，十有八九是大学。这些大学多数是80年代经济发达以后大兴土木的，设计很讲究，务求变化，选址也都不错，几乎都在风水宝地，抬眼星垂平野阔，推窗月涌大江流。从空间上给人以“大”学之感。看了韩国的大学，就会认识到这是一个高度重视教育的国家。在许多大学的走廊上，看到一排排的电脑，学生在那里随便用，电脑比学生还多。我想起我自己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连椅子都没有学生多，学生经常为了争座位而打架，我也打过那样的架。北大是靠着“为椅子而打架”的苦学精神来推动祖国前进的脚步的。这固然是很宝贵的，但是如果硬件也好一点，多一些椅子，多一些电脑，多一些大楼，不是会更好么？当然这也难说。据说北大最好时在亚洲排名第七，倘若真的到了电脑比学生还多的那天，但愿不要排到第七十吧。
仁爱的尹淮
韩国的《海东名臣录》记载，朝鲜时代的尹淮，年少时出门投宿，主人不许，他就坐在院子边上。主人的儿子拿了一颗大珍珠出来，掉落在院中，被一只白鹅吞下。主人找不到珍珠，就绑了尹淮去告官。尹淮也不分辩，只要求连鹅也一同绑去。次日，“珠从鹅后出”，真相大白。主人很惭愧，问他昨日为何不说，尹淮答道：“若昨言之，则主人必剖鹅觅珠。故忍辱而待。”
尹淮处变不惊、受辱不辩的从容态度，是很令人叹服的。大有苏东坡所云“无故加之而不怒，卒然临之而不惊”的风范。我遇到的许多韩国朋友，听别人称赞韩国的优点时，眉开眼笑，和蔼亲善，而听到别人对韩国有一点点委婉的批评时，立刻脸布凝霜，反唇相讥，甚至拍案决眦，暴跳如雷。我的师兄高远东指出：“韩人性狭直而急竞。”我因此很少批评韩国，在韩国遇到再大的委屈也尽量牙掉了吞落肚，并且不时劝告初到韩国的中国人：“千万别给韩国人提意见。”我开始时甚至怀疑，莫非韩国人自古就是这种火暴脾气？
但尹淮的故事使我认识到，古代的韩国人也是崇尚这种仁爱儒雅的大家之风的，连别人冤枉他盗窃都能忍受，这是何等的自信。今天的韩国人脾气暴躁，恐怕是与一部充满压迫和抗争的近代史更有直接密切的关系的。当一个民族洗刷了自己的屈辱，在世界上重新获得自己的尊严时，他们的脾气或许就会优雅起来吧。如尹淮这般胸襟宽宏之人，能够出现于韩国的昨天，自然也可以出现于韩国的明天。
（因为有了对韩国朋友这样的信心，我也敢于写些大胆批评韩国的文字了。）
韩国人的革命精神
我住在梨花女子大学的国际馆，这里住着东西方许多国家的学者教师，都是远离祖国，又大多不会韩语，因此生活上难免遇到许多困难。这些学者因为心情不大好，于是就经常批评韩国这野蛮那落后。我对韩国也有自己的意见，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我总觉得应该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说话。我就说，韩国虽然经济没有西方发达，文化没有中国深厚，但是韩国人的革命精神是目前世界上第一流的，这一点不但你们“帝国主义”要学习，就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也要学习。
韩国也曾有过文化灿烂的古代，但是韩国近代史的苦难深重是全世界罕见的。几乎半个世纪的日本统治之后，好不容易河山光复，整个半岛又被冷战体制拦腰切成两段。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韩国又经历了几十年的军事独裁。盼望和平，盼望民主，盼望统一，可以说是韩国人念兹在兹、挥之不去的永恒情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部韩国的苦难史，同时也是一部韩国人民的反抗史。他们用不屈的反抗，迎来了三韩大地的光复，又用前仆后继的起义、革命，结束了军事独裁，迈进了民主时代。我在光州的“5。18″墓地，望着那层层的墓碑说：“韩国青年的鲜血，毕竟没有白流。”更为可贵的是今天，在经济高速增长，民主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韩国人并没有抛弃他们的革命传统。在韩国的学术界，许多优秀的学者仍然保持着一腔革命情怀，思考着世界革命问题。而在中国、日本等国家，随着经济的繁荣，许多人忘记了革命乃是今天经济繁荣的乳娘，他们开始清算革命，咒骂革命。学术变成了一堆隔靴搔痒的废话，教授变成了一只摔不破的胶皮饭碗。正像中国的围棋和日本的围棋都越来越不如韩国围棋那样生气勃勃、那样充满昂扬的斗志一样，中国和日本的学术也越来越老气横秋，把卖弄材料和考据当作第一流的境界，而把学者的天职抛到了九霄云外。
谈到革命精神，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韩国的大学生。我的几个朋友津津有味地向我介绍各种催泪弹的味道，而我这个自诩“老革命”的家伙竟然如听天书。韩国的大学生，真可以说是“不平则鸣”。他们的反抗，经验丰富，组织严密，既有爆发力，又有持久性。今年因为学费问题，各地高校都发起了旷日持久的学潮。大学生们占领办公重地，搭起帐篷连营，游行示威，演讲串联，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延世大学已经率先获得了胜利。我到延世大学去看他们的校庆演出，那简直就是一场革命彩排。在依山而建的露天剧场上，几万男女青年群情激奋，随着台上的指挥齐声呐喊，载歌载舞，每个人都把自己投入那个巨大的集体之中。我们这些旁观者感到那不是几万人，而是一个人，一个巨大的生命在呼啸。中国有一首歌中唱道：“投入地爱一次，忘了自己。”然而现实的情形是，我们太注意自己了。为了自己极其卑微的生存，我们放弃了太多的真理。
如果说在革命年代，过于激情容易导致极左的话，那么在这个“改良”年代，激情可以说是一种极其可贵的“保守”。丧失了革命精神，自由民主也好，经济发达也好，都是不可能顺利到来的。光州的朝鲜大学的教授们，赶走了控制学校的财团，实现了真正的教授治校。延世大学和高丽大学几十年来互不服气，每年都要举办两校大竞赛，使得彼此的革命“段位”节节攀升。连我所在的梨花女子大学这所被延世大学讽刺为“女子化妆学院”的专出贵夫人的学校，也终日“群雌粥粥”，她们的学生领袖把头发剃得几乎成了秃瓢，颇有刘和珍杨德群君当年之气概。这些具体的学潮当然有韩国自身的背景，不一定需要胡乱地“东施效颦”。但是这种革命的精神却是茫茫21世纪的指路明灯。在大部分韩国人还盲目崇拜美国的同时，韩国的清醒的知识分子不断揭露美国对韩国平民的杀戮，对韩国资源的掠夺，对韩国政治的控制和对南北统一大业的掣肘与破坏。韩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对穷凶极恶的美国和心怀叵测的日本都是一柄闪光的利剑，对于21世纪的世界和平必会产生积极的推动。认识到这一点，那么这种革命精神，理当成为亚洲人民的共同财富。
（此文发表后，韩国右派很不满意，左派则略有惭愧。）
真龙藏不住
浪迹江湖的我，今年被北京的风沙吹到了汉城。心想这也好，就算是被迫隐居，“勉从虎穴暂栖身”吧。——中国敬龙，韩国尚虎，可谓是一对“龙虎邻居”。寂寞无聊之际，忽有三韩侠士崔容晚、李政勋二君邀我同看李安的新作《卧虎藏龙》。此片在中国大陆尚未公映，故而洒家咧嘴一笑说：“吾乃中国观看此片之第一人也！”
《卧虎藏龙》本是中国20世纪40年代武侠小说大师王度庐先生的力作。王度庐的代表作“鹤铁”系列共有5部：《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这5部作品既连贯又独立，其最大的特点是不以神奇的武功和紧张的打斗取胜，而是通过武侠人物的爱情悲剧来透视人生，追问命运。王度庐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地位被公认为创造了“悲剧侠情”模式，对后来的梁羽生、金庸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然而越是优秀的小说就越怕被搬上银幕。尤其是武侠小说，被香港的低能导演和弱智影星们摧残得面目全非。金庸先生毫不客气地说过，看到自己的小说被港台影视界拍成的的片子后，“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在挨打”。这里的原因就是，那些武侠影视抽空了武侠文化应有的人文精神，只剩下满足自己病态心理的血腥打斗和企图忘记自己奴隶身份的港台式的肉麻搞笑。这样的作品被批判、被蔑视、被遗忘，都是理所当然的。
相比之下，这部李安的《卧虎藏龙》，可以说是武侠电影史上的一次突破。影片抓住了“命运”的问题，抓住了“人应该怎样活”的问题。李慕白和俞秀莲终生相恋，但却不把他们的爱情变成现实。李慕白说：“越是握紧拳头，手心就越是什么都没有；松开手，你才觉得拥有一切。”李慕白用生命教会了玉娇龙这个道理。玉娇龙和她的情人罗小虎也没有“终成眷属”，他们继续浪迹在无边的江湖上去寻找他们的梦。
抓住了这个“题眼”，别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整个影片笼罩在抒情的基调里，笼罩在淡淡的银色的悲凉里。武打设计既具有惊心动魄的现场效果，又具有如梦如歌的优美意境。演员的表演内在、含蓄。周润发第一次学会了以“不表演”来表演，体现出一种真正男人的魅力。章子怡则把玉娇龙的娇凶结合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即使那些搞笑的地方也符合故事自身的发展逻辑，没有节外生枝和鼻孔里插大葱的毛病。以“人性”为中心而不是以“打斗”为中心，决定了《卧虎藏龙》必定要在武侠电影史上大书一笔。
知道王度庐的人很少，但我早就确信他的名字必有大放光彩的一天。李安，周润发，章子怡，还有作曲的谭盾，演奏大提琴的马友友，他们都像影片中的英雄一样，是藏不住的真龙。是啊，这个世界，往哪儿藏啊！
（当时就跟韩国朋友和学生说，此片八成要获奥斯卡奖。果然言中后，学生皆以为奇，并有学生从网上翻译了此文，遂作为范文讲了一课。）
特立独行的葵花
韩国古代文人曹伟写有一篇《葵亭记》，写他谪居时比较穷困，在几丈大的园中盖了一座小亭，园中别无他物，“只有葵数十根，翠茎嫩叶，动摇熏风而已，因名之曰葵亭。”有客问他为何不取松梅菊兰之类有德操寓意的美名，而偏以葵这种“软脆之物”命名。曹伟首先说正因为葵不为人所重，所以才适合于自己的处境，“以弃人而配贱物也”。然后他又说葵虽弃物，但有二德。一是“葵能向日随阳而倾，谓之忠可也。”二是“葵能卫足，谓之智可也。”而这忠与智，正是“人臣之节”也。
我读此文，首先想到了杜甫的“葵藿仰阳春”，然后就想到了“文革”时大为风光的向日葵文化。在杜甫那里，葵与藿混在一起，还具有类的性质。只是表示忠心的一个比喻，还没有赋予葵以单独的价值。到了曹伟这里，葵就独立出来，成为亭的名字，表示着一种虽被抛弃而仍然忠心不已的节操。但这里，仍透露出一种无奈，透露出这是因为做不成松梅菊兰而不得已的选择。然而到了“文革”时期，向日葵的价值却有超越松梅菊兰之势。那时最美丽的花就是向阳花，不但有大幅的宣传画，连床单桌布之类日常用品上也经常是满地向日葵。我上小学的美术课，第一课画红太阳，第二课就画向日葵。
不过，向日葵的实物，我是并不陌生的。东北地区的人爱吃瓜子，所以这种植物种得很多，连城市里也在楼前屋边到处种些。我和一些孩子夏天经常去“恭行天偷”。潜入园中，折下大花盘就跑，那时脑子里才不管他什么向阳不向阳呢。印象中那向日葵一点也不美，耷拉着脑袋，一折就断，的确是“软脆之物”。我们也知道它从早晨起就随着太阳转脖子，但是这种“仰脸相随”的形象并无什么美感，只觉得不过是任人践踏、任人攀折的贱物而已。
曹伟与杜甫，借葵之向日来表达自己的忠心，这在今天的一些正人君子看来，也许要批判为“奴性”和“暴君的帮凶”之类。但我以为，在那个时代，这恰是他们自由意志的体现，这和把自己比喻成“涧底松”、“篱边菊”、“墙角梅”具有同等的人性价值，或者说，这正是他们独立人格的表现。但若是把少数人的情趣强加到多数人的头上，则会适得其反。要人人都做向阳花，结果是人人乱扔瓜子皮。独立人格必须自己去建立，既不能赐予，也不能克隆。争取民族独立可以大家一起去斗争，若是争取自己的人格独立也跟着一大群所谓“独立知识分子”吆五喝六，并且排斥和打击那些偏偏不愿“独立”的人的话，这首先就已经丧失了独立的意义。在一个人人要做十八棵青松的时代，青松的价值已经跟瓜子差不多。那么在一个号称独立崇拜个性的时代，我们是否应该尊重那些不要个性的葵藿们，给他们一些自由的空间呢？
（此文标题为发表于《信报》时，著名批评家骆爽先生所赐。有朋友看此文后，说梵高一定会喜欢的。）
板门店的枪声
来韩以前，不知道韩国电影已经达到了如此之高的水准。一天晚上，吃过冰激凌后，我请金恩惠等两位学生看电影，目的是为了让她俩给我当翻译。电影是赫赫有名的《jsa》，即《共同警备区》。这是根据朴上延的小说《非军事地区：dmz》改编成的。三八线两侧，是联合国和朝鲜联合管辖的“共同警备区”。
一天深夜，朝鲜一方的哨所内传出了枪声。影片以哨所墙上弹孔的特写镜头为开端，叙述了对发生在板门店的神秘枪击案的一场复杂的调查。
联合国派来负责调查的主力官员，是一位漂亮的具有韩国血统的瑞士女军官苏菲。她根据南北双方幸存者的陈述报告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发现两份报告疑点甚多。韩军的李秀赫班长，说他被绑架到“北韩”后，在艰难的逃跑过程中，向“北韩”军人开了枪。与此相反，“北韩”的生存者吴敬弼中士则说，南方首先越过军事分界线袭击他们。一粒消失的子弹壳就是这起命案的锁钥，可是两位当事人从此却一直缄口不言。在那神秘的“不归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共同警备区是南北冷战的象征，它不仅是半岛南北的分界线，也是中国美国的分界线，是东方西方的分界线，是两种人类理想的分界线。双方军人在相隔仅几步的距离内彼此面对面盯着站岗，真是“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板门店谈判和斧头冲突案（1976年）都发生于此。斧头冲突案后，美韩一方为纪念丧命的美军波尼帕斯大尉，便又称共同警备区为波尼帕斯基地。
守卫共同警备区的韩国部队是一种特殊部队。他们要先到美军服役，然后经过选拔而被派遣到此。共同警备区士兵虽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