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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有时候甚至会用同样的方法，对待年纪渐增、濒临老死的大将。只要让他们住在城外的三不管地带当守门员，则不但敌军间谍找不到，即使是电脑定时派出来巡逻的死神，也照样找不到。
死神找不到，当然就死不了。所以在我的领土上，常出现两百多岁的关羽、张飞，都依然卖着老命在“站岗”呢！
至于另一个我设计来对付电脑的“俘虏集中营”，正是说来好听的“三国人物高智商俱乐部”。
像诸葛亮、贾诩、杨修，这些聪明绝顶的名军师，武力的分数都低到可怕的地步，所以派去当守门员是绝对送死的。
我会特地为他们这个级数的天才，找个最最角落的偏远小城，四周全被我军城池团团围住，全面防止被挖角的可能。
这些天才当然不是被我关起来做核子弹，而是成立“心理战指挥中心”，不断委派他们设计各种谣言，挑拨敌队各盟国之间的感情，降低敌方重要将领的忠诚度，策动放火，一再靠借钱把友邦借到脱裤子再一口把友邦吞并……简而言之，不顾奸计对他们道德分数的伤害，把他们当一群文化流氓来使用！
6
我读《三国演义》时，常常会对其中某些君主乱七八糟的决定感到困惑。直到我玩三国的电子游戏，才领悟一旦身在其中，王位等我去占领，邻国等我去吞并，则要不发神经，实在太难。
“权力导致腐化。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这是艾克顿爵士对政治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
就算打电动，玩游戏，也得学到些道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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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鼓手咚咚咚~一封看似过时的信 …＇痛快日记（1998）＇
小，说［t。xt［天堂｝
——给北一女的一些师生
前言：几年前，北一女的两个女学生，一起自杀了。留下一封遗书，说“在社会生存的本质”，不适合她们。当时北一女校长以及某些老师和同学的态度，让我非常反感，使我在自杀事件发生后的不久，写下了这封信。信里提及的人名，很多当然已不在其位，引述的报纸，现在也早已堆在图书馆里，泛黄变脆。我多么希望这封信里谈的问题，也能够就此成为过去式，不再有讨论的必要。
很遗憾的，类似的学生自杀事件，依然继续在发生，学校反应的态度，也依然是如此眼熟，如此令人失望。这封写给当年北一女师生的信，虽然早已过时，但这封信里担忧的问题，并没有过时。我决定把这封信，依照当初刊登在中国时报的原貌，一字不改的重新登在这里，以提醒所有应该被提醒的人，包括我自己。
1
两位女学生的自杀，逼得很多人不得不对一些事表明了想法。
现在你们读的这篇文字，绝对无意揣测死者自杀的原因，也无意追究是谁的责任——生命是巨大的迷惘，谁有资格判定原因？谁有资格负起责任？
没有人。没有人有资格。
我写这篇文字，是在读了许多这次事件的报导后，发现了一些你们表达的信念，一些你们采用的态度，这些信念和态度，是我想探究的，也希望能引起你们注意。
2
首先，如果我们承认：没有人有资格“肯定”她们的死因，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承认：没有人有资格“否定”任何一种她们可能的死因？
我在报导中，一再看到北一女校长或辅导室主任“排除这种可能”“否定那种可能”，却又同时一再表示“无法理解真正原因”。
如果你们不理解，如果你们无法想象，那你们到底是凭什么“排除”、“否定”
一些可能的死因？
根据七月二十六日的中时晚报，记者石文南的报导——“丁亚雯今天郑重否认，所谓的两人关系的传闻，她强调，绝对没有可能。因为班上同学及辅导室内并没有相关的说法及访谈纪录。”
丁校长，“辅导室内没有纪录”正是整个事件的重要病征之一，你怎么反而拿来当证据？如果警察认定某人犯了罪，通缉他，这人还会在彷徨无助时，上警察局去“求助”吗？他如果去了，只能去“自首”而已，他能留下的纪录，只能是“忏悔录”、“犯罪纪录”而已！
3
所以；我接下来就必须问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并不只请问丁校长，而是请问在整个事件中，曾经表达过意见的北一女师生，因为我相信整个学校的气氛，不会只决定于校长一人——
我绝对没有质问的资格或心态，我很真心地请问：
第一，你们认为两位死者之间，如果曾互相爱幕的话，这是错的吗？是道德上的错吗？是法律上的罪吗？
第二，如果你们不觉得两人有感情是错的，那为什么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要一再否认这种可能？为什么在你们要求外界“勿作揣测”的同时，你们自己却作了最大的揣测，断定这件事和爱情没有关系？
两位少年，在人生初识爱情的阶段，在自由意志之下，如果互相产生了爱意，这到底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地方？！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情被规定要“在辅导室留下纪录”？要被放败道德的天平上接受审判的？
七月二十七日中国时报，记者陈荣裕的报导——“至于有人揣测两名女学生可能因彼此的感情关系而有此举动……校方希望外界勿臆测而造成死者家人及其他人的无谓困扰。学校人员指出，当以此事向该班学生询问有无迹象时，同学们多笑了，认为不可能。”
我不相信你们笑了，我认为那位“学校人员”叙述有错。我不相信始终被报导为“充满哀戚”的你们，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同学们多笑了”。
如果真的有人笑了，会是哪一种笑呢？是“这个问题真荒唐”的笑？是“怎么扯到这上面来”的笑？是鄙夷还是害羞？到底是什么地方可笑了？
我还在七月二十六日的中时晚报上，读到记者陈香兰引述师大附中辅导室主任黄福的话——“劝社会大众不要做任何的判断，因为任何涉及感情的判断，事关小孩子的名节。”
名节？！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这两个字，是从宋朝哪一位理学腐儒的书上剪下来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们把两位少年人之间可能发生的一种感情，当成了可笑的对象？当成了可怕的、避之唯恐不及的洪水猛兽？
这种对感情的洁癖，到底是哪里来的？
4
我再强调一次，我无意，也没资格揣测两位死者自杀的原因。当她们已经用生命来换取一个存在下去的空间时，我们生者只能默默承受，而且尊重她们的选择。
我们有什么权利去宣称“这不可能”、“那不可能”？她们在遗书中都已经不愿多说了，你们为什么还要任意代她们做说明、做裁决？！如果你们要“外界”尊重死者沈默的本心，那你们的尊重在哪里？
5
社会大学几年前曾组了教授团访问中国大陆，晚宴席间，不知怎么提起了同性恋的话题。当场一位什么青年会的“高干”就站起来得意洋洋的宣称：“我们中国，绝对没有什么同性恋！绝对不可能！”
我一直认为，这个高干的发言，正具体标示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地文化高度的差距。中国的高干什么时候可以面对同性恋，就稍有可能靠近多元化的社会一小步了。我这一点点天真的、对台湾的自信，被你们在整个事件中表现的价值和行为，打得粉碎。
整个台湾的中学教育，依然对爱情和性充满盲目的戒心，像清末的人怕照相机会摄去魂魄那样。课本里可以歌颂任何一种人类的感情，就是不提爱情，好像人类文明，跟爱情或性都没有关系似的。
自杀事件发生了以后，被建议在中学增设的课程里，依然只见“宗教”、“人生”、“哲学”的课，没人敢提“爱情”或“性”半个字。台湾一定得这样乡愿吗？我们不都是在爱情的幸福中，肯定了生命与自我吗？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学校教材为什么提都不敢提？！
6
我和北一女向来没有关连。北一女的师生怎么想，怎么做，可以与我毫无关系的。
可是，当我对着两位少女遗书里那段——“使我们觉得困难的，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挫折或压力，而是在社会生存的本质就不适合我们。”时，我实在觉得有义务要提醒你们，不论死者自杀的原因为何，请你们想想，你们所以会拒绝面对、会极力排斥、会极度困扰，可能正因为你们就是那遗书中所说的“在社会生存的本质”啊！
你们已经一再表明了，不能再让这样的事发生。可是你们有尝试稍稍改变她们所谓“在社会生存的本质”吗？我没有看见。
我没有看见任何一点“本质”上的努力或觉醒。
那你们要如何“不再让这样的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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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鼓手咚咚咚~有时家人真可怕 …＇痛快日记（1998）＇
小＿说txt天＿堂
1
有些人的家人很可爱，有些人的家人很可怕。
有些人的家人既不可爱，又不可怕，只是各忙各的，有点冷淡。
我的运气很好，家人都很可爱。可是我还是常常觉得：“这好恐怖呀！”
好恐怖？什么事情好恐怖？
“家人不能随便换！”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每次去餐厅点菜，我都喜欢点些没吃过的东西，等到食物上来了，如果真的难以下咽，像日本纳豆这么诡异的东西，我就乖乖尝点味道，把付的钱当做是“观摩费”，意思等于花钱进博物馆去看两千年前的干尸木乃伊、增长些见识。
点菜点到不好吃的菜，起码是自己点的，起码有这么点自主的尊严、任性的快乐。
恋爱遇到不良的爱人，起码是自己选的，起码有这么点自主的尊严、任性的快乐。唯独“家人”，既没经过“点菜”的步骤，又不像恋爱可以“交往一阵子看看”。
家人，是像头发指甲一样，“配备给你的”。
头发指甲，你还可以染染剪剪、自得其乐一番，虽不满意，但总能整修到尽量满意为止。
家人可不容你“整修”。虽不满意，只好接受。
再烂的菜，撤离桌面也就恶梦消失。家人则每天上桌、各有表情，最要命的，他们还会开口说话！
还有什么比这更恐怖的？！
我从小就觉得这件事不能接受——
虽然我“配备”到的家人真是已经很象样了，可是凭什么不让我再挑一挑？
万一还有“更理想”的呢？
就算是到玩具店也要让我挑一挑吧？
2
有部比利时电影叫“托托小英雄”，主角托托从小就坚信自己和隔壁床的婴儿，是在育婴室火灾时，被两对慌张的爸妈抱错了。
托托认为邻居那一家人，才是自己真正的家人。邻居帮小孩过生日的排场，是原本该自己享用的排场，邻居那家的华屋、轿车、美好假期……全部都应该归他的！
可是这一切，却被一个火灾当中抱错的婴儿抢走。
托托坚持自己“被抢了”。
他幸福的一生，都被抢走，而强盗留给他的，是一群他不要的家人、一个他不要的人生。
托托疯了吗？
托托没疯。托托只是把我们每个人心中那个“为什么不是我”的疑问和遗憾，放大了一百倍而已。
平民家的小孩，想要生在权贵之家：“为什么不是我？”
富豪家的小孩，想要生在平凡之家：“为什么不是我？”
“为什么不是我？” “为什么不是我？”
托托乐活越生气，做了一个荒谬的决定——他开始按部就班，一步一步要把原本属于他的人生抢回来！
问题是，我们大部分人跟托托不一样，我们没有“假想敌”。
我们就算要下手去“抢回来”，也不知道要抢什么？
不过，我们比托托幸运一点。
我们也许跟托托一样，被“配备”了一个不怎么样的家庭。
可是胜过托托的，我们可以制造一个自己的人生，不必像他那样，死盯着一个“别人的人生”不放。
托托像电子游戏的主角一样，已经被设定了程式，不完成任务，不能结束游戏。
想象一下被关在电动玩具里的凄惨，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幸运——
人生被设定，就没有乐趣。
人生最大的乐趣，在于“答案没有正式揭晓”前，什么都是可能的。
3
在长大的过程里，我慢慢搞清楚，为什么我在外国人写的小说里，得到比较多的力量；为什么我在看外国人的戏里，也得到比较多的力量？
我发现：外国作品里出现的主角，常常是自己面对自己的人生。而中国人作品的主角，要不就是被“家人”团团围住，要不就是被“国家民族”当头罩住，闷死人。
比方说，《红楼梦》。
“被一群最啰嗦的家人，做最持久的纠缠不清。”——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红楼梦，红楼超级大恶梦！
如果有善心人士挺身而出，把《红楼梦》改成攻击过关游戏，立刻就能凸显男主角贾宝玉成长的艰辛了——
贾宝玉，不断被家里的女人攻击着，奋勇向前、过关斩将，这关全部都是林黛玉幽幽出现，用眼泪攻向贾宝玉，下关换成满天的贾母老祖宗，不断把一顿又一顿的美食硬往贾宝玉嘴里塞……守关的大怪物是贾政爸爸，疯狂的用棍棒乱打贾宝玉……
唉，这样的日子，过了一百二十回，贾宝玉怎么可能不出家？
4
贾宝玉的遭遇，是“特例”吗？
我从他身上感受到的恐怖，没有代表性吗？我有点不相信——
请不要忽略，在整个中国文化里，贾宝玉，是知名度最高的少年啊！
或者这样说：贾宝玉，是知名度最高的“正派”少年。
当少年罗密欧为了爱而叛离家族的时候，少年贾宝玉正被三姑六婆烦得快要窒息！
我难免会想到在没有翻译作品可看的年代里，所有厌恶家人、内心狂热的少年少女，把眼睛望向戏台上捏造的世界时，竟然也老是看到如此气闷的贾宝玉，一定会很绝望吧。
还好，我们总算也有几个不那么“正派”的少年，像“封神榜”的哪咤这样的野孩子，实在让我眼睛一亮，精神振作了许多。
哪咤，任性又逞能，杀了他爸爸也得罪不起的龙王之子，为了让爸妈不再为难，少年哪咤自杀结束生命，把毁坏的肉身退还给父母。
这当然很帅，但这“帅”的代价多么悲惨！
中国少年与家庭的关系，要不就像贾宝玉的那么恐怖，要不就像哪咤的这么恐怖？
5
写故事的人是干什么的？
写故事的人，大致上是觉得人生充满琐碎杂质，生活又很单调，周遭世界也不怎么迷人，只好动脑动嘴动手，捏造些有意思的人生出来。
对我们这些看故事的人来讲，一个又一个被捏制而成的人生，是值得观摩的，是可能有启发的，是可供自我安慰的，是我们这黯淡世界的炫丽橱窗，神秘出口。
看故事的少年，一样也期望能看到为他们而设的橱窗，为他们开辟的出口。
可惜这样的例子并不多。
大部分的中国故事，在讲大人的人生。大人的政治，大人的道德，大人的感情，婚姻，大人的家庭。
老练、纷扰、迂回兜转、千疮百孔。
对所有站在生命橱窗前张望、偶尔推开生命之门探探头的少年来说，哪能领会其中的奥妙？
从《红楼梦》一路看到张爱玲的话，人生是很不堪的，欲望是很龌龊的。
这当然有可能很真实，很能呈现某种人生的真相，但对许多被困禁在家庭多年，等着拍拍翅膀试飞的少年来说，这些“真相”是很扫兴的，如果你去看电影，才开演十分钟，电影院就误把结局先放映出来的话，怎么可能不扫兴？
艺术价值是很高，但对少年来说，很扫兴。
6
中国故事里，有少年情调、活得起劲、让人很想展翅飞离家庭、自己开辟痛快人生的，是金庸的小说。
金庸捏造出来的少年，绝对不是贾宝玉可以一起混的。
谁呢？
最有名的两个。韦小宝、杨过。
《鹿鼎记》的韦小宝，无赖少年的极致。
《神雕侠侣》的杨过，叛逆少年的冠军。
他们不必像贾宝玉那样被锁在家里，因为韦小宝出生在妓院，杨过是孤儿。
他们吃尽了世界的苦头，所以他们不来那一套“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骗人把戏。
他们当然有坚持，不然他们就只是混蛋而已。
韦小宝坚持了义气，其它一切“从宽处理”。
杨过坚持了爱情，其它一切“去他的”。
民族国家的大枷锁，他们两个“试穿”之后，立刻很识相的“退还”了。
写故事的金庸，从来没有明讲过他是受够了中国少年永远被家庭、民族所牵绊的郁闷，可是我们左看看杨过，又看看韦小宝，实在很难想象金庸不是在替闷了好几世纪的少年出口气。
7
我在杨过和韦小宝的身上，看见一件重要的特质——
这两个少年，从来没有以家庭或国家为理由，停止对人生幸福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