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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轻事而重人的选择，使司马迁这位史学家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 变，成一家之言”，因而同时具备了文学家和哲学家的素质。
然而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选择使早已应该冷却的中国历史始终保持着人的 体温和呼吸。中国长久的专制极权常常会采取一系列反人性的暴政，但是有了以 人为本的历史观念，这种暴政实行的范围和时段都受到了制衡。人伦之常、人情 人品，永远实实在在地掌控着千里巷陌，万家灯火。
第三，他为中国文化创建了“以史立身”、“以人为本”的千年传统，但在创 建之时正承受着难以启齿的奇耻大辱。
他因几句正常的言论获罪，被处以“宫刑”，又叫“腐刑”，也就是被切割了 一个男性的生理系统。当时他三十八岁，作为一个年岁已经不轻的大学者，面对 如此奇祸，几乎没有例外都会选择赴死，但是，就在这个生死关口上，让我产生 巨大感动的吊诡出现了——
他决定活下来，以自己非人的岁月来磨砺以人为本的历史，以自己残留的日 子来梳理中国的千秋万代，以自己沉重的屈辱来换取民族应有的尊严，以自己失 性的躯体来呼唤大地刚健的雄风。
而且，他一一做到了，他全部做到了，他真的做到了！
我想，说到这里，我已经约略勾画了司马迁最艰深的感人之处。然而，还是 无法倾吐我的全部感受。
我经常会站在几乎占据了整整一堵墙的《二十五史》书柜前长时间发呆。想 到一代代金戈铁马、王道霸道、市声田歌都在这里汇聚，而全部汇聚的起点却是 那样一位男性：苍白的脸，失去光彩的眼神。
我还会在各种有关中华文化的豪言壮语、激情憧憬前突然走神，想到这种浩 荡之气的来源。汉代，那些凉气逼人的孤独夜晚。
历代中国文人虽然都熟读《史记》，静静一想却会觉得无颜面对那盏在公元 前九十年之后不知道何年何月最后熄灭的油灯。
我曾无数次地去过西安，当地很多读者一直问我为什么不写一篇有关西安的 文章，我总是讷讷难言，心中却一直想着西安东北方向远处滔滔黄河边的龙门， 司马迁的出生地。还能记得《尚书？禹贡》中的话：“两岸皆断山绝壁，相对如 门，惟神龙可越，故日龙门。”我知道韩城还有司马迁的墓和祠，却又无法预计 会不会有太多现代痕迹让我失望，不敢去。但我想，迟早还会去一次。
那年历险几万公里考察人类其他文明回来，曾到黄帝陵前祭拜，我撰写的祭 文上有“禀告始祖，此行成矣”之句。第二天过壶口瀑布，黄河上下坚冰如砥， 我也向着南边的龙门默念祭文上的句子。因为在我看来，黄帝需要禀告，司马迁 也需要禀告。他也是决定中国文化兴衰的一位重要先祖，因此，他也会关注我们 的行程。
甚至可以说，司马迁就是一位无可比拟的文化君主。我对他的恭敬，远远超 过秦汉和大唐的那些皇帝。因此，即便在西安宫阙陵寝的遗迹边，我还想着他。
司马迁在蒙受奇耻大辱之前，是一个风尘万里的杰出旅行家。 博学、健康、好奇、善学，利用各种机会考察天下，他肯定是那个时代走得
最远的青年学者。他用自己的脚步和眼睛，使以前读过的典籍活了起来。他用辽 阔的空间来捕捉悠远的时间。他把个人的游历线路作为网兜，捞起了沉在水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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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珍宝。
因此，要读他笔下的《史记》，首先要读他脚下的路程。 路程，既衡量着文化体质，又衡量着文化责任。 司马迁是二十岁开始漫游的，那一年应该是公元前一一五年。这里出现了一
个学术争议，他究竟出生在哪一年？对此过去一直有不同看法，到了近代，大学 者王国维和梁启超都主张他出生在公元前一四五年，至今沿用。但也有现代研究 者如李长之、赵光贤等认为应该延后十年，即公元前一三五年。我仔细比照了各 种考证，决定放弃王国维、梁启超的定论，赞成后一种意见。
二十岁开始的那次漫游，到了哪些地方？为了读者方便，我且用现在的地名 加以整理排列——
从西安出发，经陕西丹凤，河南南阳，湖北江陵，到湖南长沙，再北行访屈 原自沉的汨罗江。
然后，沿湘江南下，到湖南宁远访九嶷山。再经沅江，至长江向东，到江西 九江，登庐山。再顺长江东行，到浙江绍兴，探禹穴。
由浙江到江苏苏州，看五湖，再渡江到江苏淮阴，访韩信故地。然后北赴山 东，到曲阜，恭敬参观孔子遗迹。又到临淄访齐国都城，到邹城访邹泽山，再南 行到滕州参观孟尝君封地。
继续南行，到江苏徐州、沛县、丰县，以及安徽宿州，拜访陈胜、吴广起义 以及楚、汉相争的诸多故地。这些地方收获最大、感受最深，却因为处处贫困， 路途不靖，时时受阻，步履维艰。
摆脱困境后，行至河南淮阳，访春申君故地。再到河南开封，访战国时期魏 国首都．然后返回长安。
这次漫游，大约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算是快的。我 们可以想象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男子急步行走在历史遗迹间的神情。他用青春的 体力追赶着祖先的脚步，根本不把任何艰苦放在眼里。尤其在楚、汉相争的故地， 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却也因为心在古代而兴致勃勃。从后来他的全部著作中可以 发现，他在贫瘠的大地上汲取的，是万丈豪气、千里雄风。
这是汉武帝的时代，骠悍强壮是整个民族的时尚。这位从一出生就听到了黄 河惊涛的青年学者，几乎是以无敌剑客的心态来完成这次文化考察的。从他的速 度、步履和兴奋状态，也可推断他对整个中华文化的感悟。
这次漫游之后，他得到了一个很低的官职，郎中，需要侍从汉武帝出巡了。 虽然有时只不过为皇帝做做守卫，侍候车驾，但毕竟也算靠近皇帝了，在别人看 起来相当光彩。而司马迁高兴的，是可以借着侍从的名义继续出行。后来，朝廷 为了安顿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曾派他这样身强力壮的年轻小官出使，他就走 得更远了。
因此，我们需要继续排列他的行程。 二十三岁至二十四岁，他侍从汉武帝出巡，到了陕西凤翔，山西夏县、万荣，
河南荥阳、洛阳，陕西陇县，甘肃清水，宁夏固原，回陕西淳化甘泉山。 二十五岁，他出使四川、云南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二十六岁，他刚刚出使西南回来，又侍从汉武帝出巡山东泰山、河北昌黎、
河北卢龙、内蒙古五原。二十七岁，又到了山东莱州，河南濮阳。 二十八岁，他升任太史令，侍从汉武帝到陕西凤翔，宁夏固原，河北涿州，
河北蔚县，湖南宁远，安徽潜山，湖北黄梅，安徽枞阳，山东胶南，又到泰山。 我在排列司马迁青年时代的这些旅行路线时，一边查阅着古今地名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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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图上划来划去，终于不得不惊叹，他实在是几乎走遍了当时能够抵达的一切
地方。那个时期，由于汉武帝的雄才大略、精厉图治，各地的经济状况和社会面 貌都有很大进展，司马迁的一路观感大致不错，当然，也看到了大量他后来在《史 记》里严厉批评的各种问题。
这是汉武帝的土地和司马迁的目光相遇，两边都隐含着一种不言而喻的伟 岸。只要是汉武帝的土地，任何智者见了都会振奋，何况是司马迁的目光；只要 是司马迁的目光，任何图景都会变得深远辽阔，何况是汉武帝的土地。
司马迁已经开始著述，同时他还忙着掌管和革新天文历法。汉武帝则忙着开 拓西北疆土，并不断与匈奴征战，整个朝廷都被山呼海啸般的马蹄声所席卷。 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司马迁跨进了他的极不吉利的三十七岁，也就是天汉二
年，公元前九十九年。 终于要说说那个很不想说的事件了。
别人已经说过很多遍。我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说，尽量简短一点。 这是一个在英雄的年代发生的悲惨故事。 匈奴无疑是汉朝最大的威胁，彼此战战和和，难有信任。英气勃勃的汉武帝
当政后，对过去一次次让汉家女儿外嫁匈奴来乞和的政策深感屈辱，接连向匈奴 出兵而频频获胜，并在战争中让大家看到了杰出的将军卫青和霍去病。匈奴表面 上变得驯顺，却又不断制造麻烦，汉武帝怎么能够容忍？便派将军李广利带领大 队骑兵征讨匈奴。这时又站出来一位叫李陵的将军，历史名将李广的孙子，他声 言只需五千步兵就能战胜匈奴，获得了汉武帝的准许。李陵出战后一次次以少胜 多，战果累累，但最后遇到包围，寡不敌众，无奈投降。
汉武帝召集官员讨论此事，大家都落井下石，责斥李陵。问及司马迁时，他 认为李陵已经以远超自己兵力的战功，击败了敌人，只是身陷绝境才作出此番选 择。凭着他历来的人品操守，相信很快就会回来报效汉廷。
汉武帝一听就愤怒，认为司马迁不仅为叛将辩护，而且还间接地影射了李广 利的主力部队不得力，因此下令处死司马迁。
为什么不能影射李广利的主力部队？因为李广利的妹妹是汉武帝最宠爱的李 夫人。李夫人英年早逝，临终前托汉武帝好生照顾哥哥。汉武帝出于对李夫人的 思念，也就以极度的敏感保护着李广利。这一切，都是司马迁在回答汉武帝回话 时想不到的。
说是处死，但没有立即执行。当时的法律有规定，死刑也还有救，第一种办 法是以五十万钱赎身，第二种办法是以“腐刑”代替死刑。
司马迁家庭贫困，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他官职太低，得不到权势人物的 疏通。以前的朋友们，到这时都躲得远远的，生怕惹着了自己什么。连亲戚们也 都装得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这同事一样，谁也不愿意凑一点钱来救命。这时候， 司马迁只好“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中”。
司马迁在监狱里静静地等了一阵，也像是什么也没有等。他很明白地知道， 自己的选择只有两项了：死，或者接受“腐刑”。
死是最简单、最自然的。在那个弥漫着开疆拓土之势、征战杀伐之气的时代， 人们对死亡看得比较随便。司马迁过去侍从汉武帝出巡时，常常看到当时的大官 由于没有做好迎驾的准备而自杀，就像懊丧地打一下自己的头一样简单，周围的 官员也不以为意，例如当时河东太守和陇西太守都是这样死的。这次李陵投降的 消息传来，不久前报告李陵战功的官员也自杀了。据统计，在李陵事件前二十余 年，汉武帝所用的五位丞相中，有四位属于非自然死亡。因此，人们都预料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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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必定会选择痛快一死，而没有想到他会选择腐刑，承受着奇耻大辱活下来。
出乎意料的选择，一定有出乎意料的理由。这个理由的充分呈现，需要千百 年的时间。
腐刑也没有很快执行，司马迁依然被关在监狱里。到了第二年，汉武帝心思 有点活动，想把李陵从匈奴那边接回来。但从一个俘虏口中听说，李陵正在帮匈 奴练兵呢。这下又一次把汉武帝惹火了，立即下令杀了李陵家人，并对司马迁实 施腐刑。
刚刚血淋淋地把一切事情做完，又有消息传来，那个俘虏搞错了，帮匈奴练 兵的不是李陵，而是另一个姓李的人。
司马迁在监狱里关了三年多，公元前九十六年出狱。 那个时代真是有些奇怪，司马迁刚出狱又升官了，而且升成了不小的“中书
令”。汉武帝好像不把受刑、监禁当一回事，甚至，他并没有把罪人和官员分开 来看，觉得两者是可以频繁轮班的。
不少雄才大略的君主是喜欢做这种大贬大升的游戏的，他们在这种游戏中感 受着权力收纵的乐趣。
升了官就有了一些公务，但此时的司马迁，全部心思都在著述上了。 据他在《报任安书》里的自述，那个时候的他，精神状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过去的意气风发再也找不到了。
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戳…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 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 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段自述通俗似白话文，不必解释了。 总之，他常常处于神不守舍的状态之中，无法摆脱强烈的耻辱感。越是高贵的人 越会是这样。
在一次次的精神挣扎中，最终战胜的，总是关于生命价值的思考。他知道， 那个时代由于大家把死看得过于平常，因此爽然求死虽然容易却似九牛失其一 毛，或似蝼蚁淹于滴水，实在不值一提。相比之下，只有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事情 之后再死，才大不一样。正是想到这里，他说了一句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的话：“人 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在他心中，真正重于泰山的便是《史记》。他屈辱地活着，就是要缔造和承 载这种重量。
人的低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真正的屈服，一种是正在试练着扛起泰山的姿 态，但看起来也像是屈服。
司马迁大概是在四十六岁那年完成《史记》的。据王国维考证，最后一篇是
《匈奴列传》，那是公元前九十年。 我们记得，司马迁遭祸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为李陵辩护时有可能“影射”了
汉武帝所呵护的将军李广利不得力。就在公元前九十年，李广利自己向匈奴投降 了。司马迁把这件事平静地写进了《匈奴列传》，他觉得，一个与自己有关的悬 念落地了，他已经可以停笔。
这之后，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他到底活了多久，又是怎么逝世的，逝世 在何处，都不知道。
有学者从卫宏的《汉书旧仪注》、葛洪的《西京杂记》和桓宽的《盐铁论》 等著作中的某些说法判断，司马迁最后还是因为老是有怨言而下狱被杀。但在我 看来，这些材料过于简约和暧昧，尚不足凭信。当然，简约和暧昧也可能是出于 一种仁慈，不愿意让人们领受司马迁的第二度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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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这样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地消失了。
他写了那么多历史人物的精彩故事，自己的故事却没有结尾。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大结尾。他知道有了《史记》，不需要再安排一个终结
仪式。 他知道只要历史还没有终结，《史记》和他都终结不了。 但是，也许他并不知道。
文章已经可以结束。忽然又想到一层意思，再拖拉几句。 多年来我一直被问，写作散文受谁的影响最深。我曾经如实地回答过“司马
迁”，立即被提问者认为是“无厘头”式的幽默。
“我们问的是散文啊，您怎么拉出来一个古代的历史学家？” 我不知如何解释，后来遇到同样的问题也就不作回答了。 年岁越长，披阅越多，如果自问最倾心哪位散文家，我的答案依然没变。 散文什么都可以写，但最高境界一定与历史有关。这是因为，历史本身太像
散文了，不能不使真正的散文家怦然心动。 历史没有韵脚，没有虚构，没有开头和结尾；但是历史有气象，有情节，有
收纵，有因果，有大量需要边走边叹、夹叙夹议的自由空间，有无数不必刻意串 络却总在四处闪烁的明亮碎片，这不是散文是什么？而且也只能是散文，不是话 本，不是传奇，不是策论，不是杂剧。
既然历史本是如此，司马迁也就找到了写史的最佳方式。他一径以第三人称 的叙述主体从容地说着，却与一般历史著作的冷若冰霜不同。他说得那么富有表 情，有时赞赏，有时倾心，有时怀念，有时祭奠，有时愤怒，有时讥讽，有时鄙 视。但这一切，都只是隐约在他的眉眼唇齿间，而没有改变叙述基调的连贯性。 有时，他的叙述中出现了较完整的情节，有人物，有性格，有细节，有口气， 有环境，几乎像一则则话本小说了。但是，他绝不满足人们对故事情节的世俗期 待，绝不沦人说唱文学的眉飞色舞，叙述的步履依然经天纬地，绝无丝毫哗众取
宠之嫌。 有时他不得不评论了，除了每篇最后的“太史公日”，也会在叙述半道上拍
案指点，却又点到为止，继续说事。事有轻重远近，他如挥云霓，信手拈来又随 手撇去，不作纠缠。
这样一来，他的笔下就出现了各种色调、各种风致、各种意绪、各种情境的 大组合。明君、贤相、恶吏、谋士、义侠、刺客，各自牵带出鲜明的人生旋律， 构成天道人心、仁政至德的丰富交响。这便是真正的“历史文化大散文”。
《史记》的这种散文格局如云似海，相比之下，连唐宋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