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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种种迹象表明，这些为大众媒介所热衷宣扬的、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可的中产阶层的消费镜像并不是中产阶层生活的全部。在光鲜亮丽的外表和优雅闲适的举止背后，中产阶层同样有着并不轻松的一面。特别是当我们注意到有关中产阶层消费的研究与炒作大多是基于对西方发达国家业已成熟的中产阶层的机械翻版的话，那么对于我国当代新生的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就不应该简单地沿用类似的理解方式。中国当代城市中产阶层是正在形成与发展中的第一代，他们许多人可能刚刚从艰难与困顿中走出来，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是否也秉承了这种理想模式或者说因为具体的成长环境不同而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呢？他们是否具有经济学家所期望的“消费激情”呢？他们是否形成了明显的阶层消费行为并与其他阶层形成明显的对比？通过此次对于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五大城市中产阶层消费行为与消费观念的调查，我们发现，目前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与传统的有关中产阶层的消费论述有了一定的出入，而且具有了新的时代与社会特征。
从阶层消费的视角，我们对中产与非中产的消费结构、消费取向、房车消费、人际交往消费、休闲消费等方面进行了比较与分析。对于阶层消费之间的消费异同，通常会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是片面夸大阶层消费之间的差异，认为不同阶层之间的消费大相径庭，日常生活中报刊媒介在不断宣扬这种差异所导致的鸿沟。理论界，以福塞尔的《格调》与布迪厄的《区隔》为典型，把阶层之间的消费分化描述到细致入微，以至于消费者的行为甚至可以作为阶层的标志；另一种，由于不同阶层之间消费的共通性，人们有时常常会忽略阶层消费的差异，这一点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大众消费”，认为现代大众消费带来了自由与民主，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商品与服务。事实上，通过我们的调查可以发现，就我国社会目前的现实来看，这两种看法多少都有些偏颇。中产与非中产消费方面的比较显示：一方面，阶层之间的消费分化已经足够明显，以致在很多方面形成显著性差异；但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城市的社会阶层分化还正在进行中，这种分化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彻底，以至于没有任何关联。即我们看到的是分化中的关联与关联中的分化，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脱离具体现实。在比较阶层之间的差异时我们使用的是一种统计学上的抽象，这是一种基于整体的分析，这样的比较反映的是一种分化趋势，但并没有否认个体差异与关联的存在。自然也会出现中产中的非中产消费个体或者非中产中的中产消费个体，但这样的个体总是不能代表整体的。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因素很多，如年龄、性别、婚姻、城市等等，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或者左右着消费者行为，他们同阶层一样是消费分化的影响因素。在比较研究中，虽然没有涉及这些因素，但并不等于否认这些因素的存在；同样把收入、职业、教育等构成新中产阶层的主要影响因素抽象出来，也不是否认这些因素的关联。就本研究而言，年龄、性别、婚姻等自然也对消费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些影响相对于与阶层相关的收入、职业、教育而言对消费的影响相对要小一些，而且本研究的旨趣也不在于此。因此对阶层消费或者阶层对消费的影响的突显与这些因素的存在并不构成矛盾。
本研究中选择的主要方法及相关资料如下：其一，问卷调查法。所用资料源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产阶层研究小组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五大城市进行的问卷调查，主要取自调查的第一部分尤其是有关消费行为的部分调查。其二，个案法。运用这一解剖麻雀的方法，笔者深入考察了深圳市和广州市的两个中产阶层社区——Y村与J花园，前者是位于深圳福田区中心的以深圳市事业单位公职人员为主的“文化社区”，后者是距离广州市中心——天河不远的时尚小区，业主以所谓的企业白领居多。这是两个以我们的标准无论如何都可以当之无愧的中产阶层社区。其三，参与观察与访谈法。主要基于2003年1月～2004年1月在两地展开的一系列田野工作。其中包括初次资料搜集、实地访谈与回访。作者尽可能地参与和观察了中产阶层生活，除随机、偶然的访谈外，作者进行的正式安排的正规面谈达30多次。详实的考察内容包括参加中产阶层喜爱的购物、休闲活动，深入中产阶层工作和经常出入的场所，对中产阶层日常生活的细致观察等。参与观察与访谈主要是在广州与深圳两地进行。广州、深圳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较早和较快的城市，其中产阶层群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另外研究中还使用了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产阶层研究小组其他成员在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四个城市的相关合作访谈。
第二部分中产阶层的消费特征（1）
中国当代城市中产阶层是与中国经济改革相伴而生的，而我们研究所关注的新中产阶层的产生还要更晚一些，这种特征决定了他们是正在形成与发展中的阶层，而且承载了更多的社会转型时期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构成了新中产阶层消费的背景因素。通过中产阶层消费的差异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产阶层消费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与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消费革命密切相关。中产阶层消费与二十多年来的消费变迁一样具有时代与社会的特征，同时他们的消费也必然折射出消费的未来发展趋势。
消费结构转型：生存必需性消费的“非必需化”
在有关消费转变的研究中，关于消费结构的变化是一个重要且有效的方面。在目前消费的变化中，最主要的是整个消费结构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这在不同阶层的消费中表现出来。在日常各类主要消费项目中，中产阶层家庭的消费按重要性排列分别是：饮食：62％；服饰：34％；子女教育：31％；购房：28％；文化娱乐：20％；医疗保健：13％；社交应酬：4％；购车：6％；个人继续教育：1％。而其他非中产阶层的家庭消费主要项目的顺序依次是：饮食：72％；子女教育：29％；服饰：24％；购房：13％；文化娱乐：12％；医疗保健：12％；个人继续教育：4％；购车：3％；社交应酬：2％。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就消费的不同方面而言，中产阶层家庭消费结构虽然在某些方面仍然与非中产家庭一致，但也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从表现上看，数据没有很大的不同。比如饮食、服饰、子女教育、购房无论是在中产还是非中产阶层的家庭消费中都占着重要地位，但我们还是发现其中的顺序已经有了不同，而且重要性也不尽一致。在对中产与非中产的各类消费进行方差分析后，我们发现，在饮食、服饰、文化娱乐、购房、购车方面，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表现了显著的差异。即饮食方面的消费在非中产阶层家庭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中产阶层家庭，而中产阶层家庭中，服饰、文化娱乐、购房、购车等方面的开支都要多于非中产阶层。这表明，就目前来看，同非中产阶层家庭相比，中产阶层家庭的享受性消费、发展性消费方面的支出已经有了明显差别。也可以说，同非中产阶层家庭仍旧以生存必需性消费为主的情况相比，中产阶层家庭的享受性消费、发展性消费明显增加，这表明，中产阶层家庭的消费结构正从传统的以衣食为主的单一消费结构不断趋于多元化；相似的一点是中产阶层家庭与非中产阶层家庭在子女发展与教育上的消费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差异，这一点与我国的传统与具体现实也相符合，即不同阶层、不同生活水平的家庭都很重视对子女教育上的投入。而对于自身的发展性教育投资消费即继续教育方面，中产阶层家庭并没有表现出与非中产阶层家庭显著的差别，这点并没有检验原有的预设
对五城市中产阶层消费的调查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变化与发展的趋势。在对中产阶层家庭消费结构的调查中，可看到，虽然饮食方面的消费在中产阶层家庭还占有一定的位置，但其重要性正在不断下降，特别其他消费内容如交往、休闲、轿车、住房等不断增加，家庭基本消费如衣食住行方面已经与原来简单的生存必需型消费拉开了距离。因此，可以断定，即便在家庭的基本消费方面，中产阶层的“生存必需型”消费也越来越摆脱了生存必需的限制，即衣食住行这些基本消费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如果不看到这一点，仍然只局限于恩格尔系数或者是消费结构的比较，那么对这种消费上的变化就可能会导致误读。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虽然家庭基本消费对于每个家庭来说是必需的，但这种消费的水平与内容显然已经大相径庭。从我们对住房与轿车的调查中可以看出，住、行方面的变化在中产阶层家庭表现得更为突出与明显。自然，服饰方面的变化也从选择衣服的标准中看出，而关于饮食方面在随后的访谈中会对其特征进行进一步的说明，这种差异的重要性也绝不比其他方面弱。
原初意义上的消费是指为了满足生存的必需而消耗物质、产品的过程，这种较为简单的消费模式曾是我国计划经济与资源短缺时期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基本消费形式，但伴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消费革命已经在短短的20多年内为我们的消费生活注入了越来越多的现代消费的内容，其直接表现就是：消费已经越来越多地与生存必需拉开距离。城市中产阶层较为稳定的工作与收入使得他们能够在这方面走在前列。所谓的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费在中产阶层的日常生活中不断表现出与原来简单的消费层次的差异。
经过一系列消费革命所引发的消费转变后，中产阶层家庭的消费与非中产家庭的消费内容发生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说以前的消费结构主要是温饱型的，那么，目前中产阶层家庭早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而达到了以享受型、发展型为主的多元消费结构。这种消费结构上变化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中产阶层家庭在消费上具有了更多的空间与自由，从而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也有了趋于多样化的可能性。
享受性消费的理性化：有限的选择与节制
从凡勃伦提出“炫耀性消费”开始，中产阶层消费的享受与奢侈的一面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对资本主义发生的另一种逻辑——奢侈的追溯中，桑巴特指出了中产阶层对于宫廷奢侈生活的模仿导致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产生。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在对宫廷社会的研究中，埃利亚斯也指出这一问题，分析了宫廷社会的消费、礼仪以及中产阶层对于上流社会的渴慕所导致的消费变革在自上而下的文明进程中的作用。Elias； Norbert， The Court Society； translated by Edmund Jephcott； Basil Blackwell； 1983而在其后的一系列研究中，布迪厄与费瑟斯通则将这种观点发展到极致，认为新兴的中产阶层是传统节俭消费文化的背叛者，是消费中的享乐主义至上者，这点则在坎贝尔的《浪漫伦理与消费主义精神》中表现得更为强烈，他们的浪漫伦理是现代享乐主义的主要来源。事实上，只要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种理论的传承是随着中产阶层发展而不断强化的。
第二部分中产阶层的消费特征（2）
对于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状况的调查也发现了这种享受性消费的增加势态。实际上，如同前面所说的，生活必需性消费的扩张是与这种享受性消费的增加相伴的。基本的生活必需性消费如住房、家用轿车、家庭耐用品的更新，都是享受性消费的表现，同时也可以看到，随着消费内容的不断扩大，中产阶层的享受性消费也不断延伸，娱乐消费、休闲消费的内容也不断加大，这一点与非中产也形成显明的对比。他们的娱乐、休闲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与其说是一种享受，还不如说是对单调与紧张生活的调节。但需要注意的是，城市中产阶层的享受性消费是有限的、或者说是有节制的，一来虽然与非中产相比，他们的收入不菲但显然还不足以支持他们的欲求；二来城市中产阶层本身是一个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群体，他们对于以标识经济、财富的符号消费并不很认同，也就是他们的生活目标有可能使他们与无节制的纯粹物质享受拉开距离。而且，作为职业阶层，他们的工作压力与时间也使得享受性消费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所以，目前中产阶层享受性消费本身是有一定的选择与节制的，这还远不能与西方国家中产阶层的享乐主义相提并论。
投资性消费的增多
从消费支出分布情况来看，很明显存在着不少区别。城市中产阶层已逐步摆脱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特征。从“吃、穿、住”等最基本的消费项目占其消费支出的比重来看，中产阶层的收入已完全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并有更多的剩余资金可用于满足发展需求的其他消费项目或投资。从这种情况来看，中产阶层的消费已经不断具有未来取向的性质，这与非中产的现实取向大为不同。比如就中产阶层对子女教育的消费来说，虽然由于中国特定的传统文化影响，人们都很重视子女投资，但较之非中产来说，中产阶层显然有更多的经济收入和更高更长远的投资要求。对于自身发展而言，新中产阶层本身大多是由于教育而获益的社会阶层，因而他们对自身能力的不断提高以增加竞争力也有较为强烈的要求。比如我国近年来方兴未艾的MBA、MPA、法律硕士班等对于中产阶层无疑有更大的吸引力。至于像轿车消费，由于本身是与自己的工作、事业需要相关的，所以要求也相对要高，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它已经成为个人的形象代言，所以中产阶层的轿车消费大多瞄准的是中档轿车，而不是仅仅能够代步的工具。另外，在人际交往方面的消费，中产阶层的消费圈不仅大于非中产，而且他们的社交场合也多集中在消费场所，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一种积累社会资本的过程，当然也可以看作是发展的延伸。
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来看，这种发展性消费的不断增加，是人们在消费中对于满足低级需要如生理性需要、安全性需要的基础之上产生的对较高级的需要如自尊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求知与求美的需要乃至最高层次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的一种自然延伸，但这种对高级需要的追求首先是从衣食无忧的中产阶层开始成为气候的。齐美尔认为，由于中产阶层出于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要求会积极投身于时尚消费，米尔斯也指出白领阶层由于对地位的恐慌而导致“地位消费”，因此处于社会中间层的中产阶层对于社会流行时尚有更为强烈的愿望，而消费在此也自然成为他们可以加以运用的一种手段。
休闲消费：时间与精力的掣肘
虽然休闲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并非现代社会所独有的，但无疑休闲真正从贵族化走向大众化只是人类步入现代社会后的晚近现象。特别是将休闲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并真正开始重视，更是近期的事，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对于休闲的认识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变化。以前的休闲是贵族的专利，一方面休闲被认为是一种与劳作相对的奢侈，另一方面休闲的内容也仅仅局限于在工作之外的休息。但休闲在现代社会越来越紧张的生活中开始扮演积极的角色。杰弗瑞·戈比认为以前的有关休闲的看法现在看来多少有些消极，他认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的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