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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张木奇离开毛泽东。如果张木奇可以重新选择，他的回答是什么呢？
我能在主席身边工作感到既幸运又幸福，尽管那时候工作很紧张，纪律也很严，也不能说没有付出一点代价，但是我感觉这是值得的，而且这是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以后再有这么个机遇让我选择的话，我还是这么选择，为毛主席服务。这是我一生的心愿。
第八部分访问 张仙朋 上1
1949年，毛泽东第一次走出国门出访苏联，经过沈阳的时候，毛泽东在文化宾馆做了短暂的停留。那时年仅十五岁的张仙朋正在文化宾馆当招待员，他见到了毛泽东……
我记得是在1949年底，12月份，当时我在沈阳文化宾馆当招待员。文化宾馆就是后来的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了，当时叫文化宾馆。有一天，领导布置我们任务，说是有重要的接待任务，让我们赶紧做好准备。来人被安排住在我负责服务的101、102房间，那是全楼最好的房间。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接待谁，但是可以知道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搞完卫生以后，客人来了。我上楼一看，啊！是毛主席来了！我又惊奇又兴奋，我接待的是毛主席！毛主席先到我负责服务的那个大厅里的沙发上坐下了。当时一块来的有很多人，东北人民政府的领导都来陪同了。我亲手第一次给毛主席送了一杯茶水，我说：“主席请喝茶。”主席接过了杯子，看看我，笑了笑，说：“谢谢。”
这次主席在沈阳呆的时间很短，只半天，吃了顿饭，稍微休息了一下就走了。
过了两三个月以后，毛泽东从苏联回来的时候路过沈阳，又住在文化宾馆里。就是这一次，带来了张仙朋工作上的变化。
1950年2月底3月初吧，这次主席一行住了三天。我们原来给主席准备的是101房间，给总理准备的是102房间。后来，可能是因为习惯的原因，主席住了102，总理住了101。我记得，主席的贴身卫士李家骥同志让我给主席准备洗澡水，我放洗澡水的时候，主席走进卫生间，对我说，水温不要太热了，和人的体温差不多就行了。我说，好好好。放完洗澡水以后，我从卫生间出来，主席招呼我，哎哎，小孩子。我走过去，主席就问我，你多大了，今年几岁了，哪个地方人，读过几年书？我说，我今年十六岁，山东人，小学没毕业。主席看看我，又问我， 你在这儿工作累不累呀，给你们发多少零花钱？我说，工作不累，我们都是供给制，会抽烟的发一包烟，不会抽烟的发一块钱。当时，我们用的是东北币，不是后来的人民币，相当于人民币几毛钱吧。
这次主席在沈阳住了三天。三天里，都是我们服务的。当时，跟随主席的有汪东兴同志，有机要秘书叶子龙同志，他们很喜欢我。汪东兴同志就问我，小张啊，你愿不愿意到北京去工作？我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其实我是想去。汪东兴说，我到北京去以后想办法把你们调去。我听了很高兴。
过了有半年时间吧，组织部就下调令。当时要六个同志，后来经过组织上审查，要了三个。我一个，再加上李连成、孙益亭。我到东北人民政府组织部转党团组织关系的时候，有几个同志见到我们很惊喜，说你们真幸福啊，这么年轻就到北京去，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
我们到北京后，并没有马上到主席身边工作，我和孙益亭先在警卫处负责搞搞服务性的工作，李连成在叶子龙身边工作，主要就是熟悉情况。
有一张照片，拍摄的是毛泽东打乒乓球的情景，那个和毛泽东打乒乓球的人是谁呢？
在中南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和主席身边的卫士都很熟悉了。当时，我们都住在一个大院里，有一次我到主席住的地方和他们打乒乓球。正打着呢，主席和江青吃完饭从食堂里出来散步，就走到打乒乓球那屋去了。我们看到主席进来，都欢迎主席来打乒乓球。主席很高兴，就和我打了一会儿乒乓球。这是我第一次和主席打乒乓球。这时候，我还没到主席身边工作。详细情况我倒记不大清楚了，但打得很高兴。到1951年3月份，我到主席身边工作以后，在游泳池和主席又打过一次。有一张主席打乒乓球的照片嘛，那边就是我。主席横握拍，有时候他猛抽一拍，球却没抽到桌子上，但是他很高兴。
1951年3月，张仙朋被调到了毛泽东的身边。
在主席身边熟悉情况以后，我就正式到主席身边工作了。记得主席在石家庄，我跟江青晚上从北京坐火车去的。卫士长李银桥带我去客厅见主席，告诉他说这是小张。主席跟我握了握手，他说欢迎你，欢迎你到我这里工作。接着就讲，到我这里工作可苦哇，有时候要跟着我睡不好觉，吃不好饭。我说，主席，我不怕苦。主席看着我笑了笑，我就开始在主席身边工作了。
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张仙朋发现不怕苦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毛泽东的湖南话，让张仙朋他们闹了不少笑话。
第八部分访问 张仙朋 上2
主席是湖南人，他讲的话，我这个东北人不大听得懂。刚去之前，老同志都跟我说，主席讲话你得注意听，别净听错话，出洋相。即使这样，仍出了不少洋相。主席要叫警卫，我们却把政委也给请去了。老同志讲过发生在延安的一个笑话，主席说要打牌，卫士说主席要打靶。主席从来没打过靶，怎么打靶呢？原来主席说要打牌。还有一次，主席说把鞋子拿来，结果工作人员把箱子拿来了。就拿了两个一大一小装东西的箱子，让主席挑。结果，弄得大家都笑了。听他们这么一说，我刚到主席身边，一听主席说话，我就有些紧张。有一天晚上吃饭，主席、江青和孩子们一块吃饭。主席一边吃饭一边看文件，我进去以后，主席仍低着头看文件，也没看我，就说搞个蜡烛。我听着是搞个辣子，这时候李讷说，爸爸这个菜有辣子，就把那个菜放在主席跟前了。主席就说吃个小辣子，我就赶紧跑到伙房去，我说快快快，师傅，主席要吃辣子。大师傅就赶紧洗小青辣椒，用油过了过，放点盐，我就把小盘辣椒给主席拿去了。我放到主席桌前一看，哎，主席前面怎么点着一根蜡烛。主席正在烛光下看文件，我就想，哦，我听错话了。主席是说搞个蜡烛，因为光线暗看不清，我却听成搞个辣子了。我虽然不好意思，但还是把这盘辣椒放在主席跟前了。主席可能是了解我的心情，他怕我心里难受，就有意识地夹了一个辣椒吃了。这时候，我的心里就比较舒服了。
再一个就是抗美援朝的时候，主席工作很累，有时候睡不好觉。有一次，天都亮了，主席说要吃东西。那时候，主席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吃麦片，算是夜宵。主席喜欢麦片煮的时间长一些，就是成糊状的那种。那一次，麦片煮好了，主席却睡着了。正巧，江青起床了，江青知道有麦片粥，就要去当早餐吃了。过了一会儿，主席醒了要吃麦片，可麦片却没有了。主席以为值班人员没做，就很生气，发了一通火，批评我们这些值班的同志。李银桥知道了就说，我们要开会了，主席批评我们了，我们要好好检讨检讨。当时，我们几个同志比较紧张，特别是我刚来，就更紧张。会刚要开，主席就把李银桥叫去了。李银桥回来后说，不用开了，主席说了，不怨你们，你们没责任，不用检讨了。我想一定是有人将江青吃麦片粥的情况报告了主席。虽然我们没有检讨，也说没有责任，但是到主席那里去，心情仍不免紧张。
我记得有一次，我由于紧张把话又听错了。主席从办公室出来，到卧室要睡觉。他打铃叫我去，主席讲，你到办公室搞个刀子来。我连忙说好好好，却不好向主席确认一下是不是要刀子，因为主席已经躺在床上看文件了。我就到办公室找刀子。主席办公桌上有剪刀，却没有刀子。主席从来不用刀子，通常是用剪刀剪文件。我却听成了刀子，只知道急着找刀子，却没想一想主席为什么急着要刀子？找了半天没找到，我就有些紧张。不行，我得问问主席。我说，主席呀，你要个什么刀子？主席说，就是办公室桌子上的刀子，你找一个大的来。叫我找个大的拿来，我也不好再问，却更糊涂了。我就赶紧出来，嘀咕说什么刀子呀，小的都没有，还要什么大的。我找了半天，不行，我也不敢再问主席了。我就到了李银桥房间里，李银桥睡着了，都半夜一两点钟了。没办法，我就把李银桥叫醒了。我说，李卫士长，主席要刀子，不仅要刀子，还要大刀子，他说在办公室放着，我找遍了，哪有刀子呀！主席要睡觉了，用不着刀子呀！他说，哦，主席是不是要桃子？今天有人给主席送桃子，我给主席洗了几个放在办公室，主席一直没有吃。我说，对呀，主席原来是要桃子。我飞快地跑到办公室，挑了一个很大的桃子，用盘子送到主席的卧室。我说主席，是不是要这个？主席说，哎，就要它。我觉得很过意不去，主席呢，一点儿也没有怪我的意思。我觉得，主席对我们青年人的一些过错很体谅，也很宽容。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养成了晚上办公、白天睡觉的习惯。一时不能适应的张仙朋，难免出了几次小小的问题。
有一次，主席正在办公室办公。我就趁这个机会，到房间里给主席搞搞卫生。我带上笤帚，拿着撮子（簸箕），一面哼着小调，一面到主席卧室去。我开门一看，主席却躺到床上，我吓得撒腿就往外跑。主席喊，哎哎哎！我头也没敢回，撒腿就跑了。心想这下可糟了，我把主席吵醒了。打扰主席的睡眠可是个大事。
过了一两天，又轮到我值班。主席就问我，小张，你看我是个老虎吗？我说不是。那我是不是个鬼呀？我说更不是。我不是老虎也不是鬼，你为什么怕我呀？我这个人哪，一不打人，二不骂人，我批评你们批评错了，我还向你们认错呢。以后不用怕我，你要再怕我，我就不高兴了。主席这么一讲，我的心里既觉得很难受，又觉得很温暖，心情很矛盾。
还有一次，主席正准备休息。值班室门口有一个水龙头，我们起床以后，都到那个水龙头处洗脸。我喜欢一边洗脸一边哼唱，我正在哼评剧《小二黑结婚》的那个调子，李银桥就从主席房间出来了。李银桥严肃地说，小张啊，你瞎哼哼什么？我说怎么了？他说，主席都听到了。我问，主席生气了？他说，那倒没有，主席问是谁在唱啊，我说是小张 。主席就说，他唱得不好听嘛。我说，那我去告诉他不要唱了，主席说，哎，别，让他唱，让他唱，人家高兴嘛。李银桥说着就笑了，我说主席没生我的气吧？李银桥说，没生。
我觉得，主席对我们年轻人是非常关心的。我的青年时代应该说是在毛主席身边度过的。我十六岁到北京，二十九岁离开。十几年时间里，主席一直把我们这些人，他身边的卫士、警卫，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当作自家的孩子。他跟我们讲，你们既是我的同事、朋友，也是我的孩子。你们比我的孩子还亲，因为我的孩子有的时候一个礼拜见一次面，吃一顿饭，而你们呢，天天见面。从感情上，你们比我的孩子还亲。所以，不论从工作上还是学习上，主席都特别关心。
……
有一天，张仙朋得了感冒，因为怕传染毛泽东，没去上班，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的回信却让张仙朋哭了。
我给主席写了封信说，主席，我感冒了，很想主席。
主席接信的第二天，那是1961年的12月24日。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过两天（26日）就是主席的生日嘛。主席信上写：小张啊，你好些了吗？过几天上班不迟，要好好静养。最后一句是：你到我的厨房吃饭吧。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生活不大好，全国都很困难，主席的意思是叫我到他那屋吃饭。我看到信以后很感动，正好我的烧也退了，我就去看主席。因为是冬天，回来后，感冒复发，发高烧。几天看不到主席，我就又给主席写了封信。主席又给我来了封信。信上写：小张啊，好孩子，怎么又病了，可能是过滤性病毒引起的，应当服四环素，嘱咐大夫为你配药。我收到这封信，一面看信一面流泪。主席对我们确实是特别关心。
第八部分访问 张仙朋 下1
到毛泽东身边后，张仙朋开始迷上了写诗。当大诗人毛泽东在写诗或者读诗的时候，小诗人张仙朋就经常陪伴在左右。
我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时候比较喜欢写诗，江青还把我写的两首诗转给一位诗人，让人家给我修改。
有一次主席召开中央会议，刘少奇同志、周总理都去了，高岗也去了，我给他们送茶水的时候，主席跟他们讲，这是我的小诗人。我很不好意思，但高岗很高兴，因为我是从沈阳来的嘛，从东北来的嘛，他感觉很有面子，所以就很高兴。
1957年，主席到苏联访问，我和李银桥同志跟随主席到了苏联。到了苏联，我就开始尝试着用诗的形式写日记。
有一天，主席问我最近都写什么？我就把我的日记诗拿给主席看了。有两首诗是回忆我童年时代的。我童年时在大连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学习和生活都很艰难。我写的是：忆起当年尝辛苦，手握杆枝泪寸土……念到第二句的时候，我看主席的表情很沉重。主席说，你也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吗？我说是我写的，主席很高兴，就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几首古诗。他还给我做了解释，那次谈了很长时间。我说，主席你该睡觉了吧？！主席看到我写的一首心愿：当明月刚入晨霞，毛主席方才睡下，但愿他梦中无扰，醒后精神焕发。这也是一首日记诗。主席说，好！既然是你的心愿，我马上睡觉。
主席有时候看完文件，要休息的时候，自己就朗诵诗。有时候朗诵自己写的，还没发表的。先朗诵着看一看，需要改的地方可能要改一改。再不就朗诵一些古诗、古词、古曲，有时候叫我：“你拿一张纸，拿笔来。”主席一面朗诵，一面让我记。他朗诵一句，我写一句，朗诵一句，写一句。朗诵的时候，他那个湖南口音我听不懂，我听不懂的话，主席就把纸拿过来，他写上，写上几句，完了，给我，他再朗诵，我再写。所以，我保留的东西里边有主席的笔迹，也有我的笔迹。
……
毛泽东主要的休息方式是散步，在这个时候总会和陪伴他的人谈一些轻松的话题。
有一天我和主席在院子里散步，走着走着，主席突然停下了，就看着我，说：“小张，张仙朋，哎，你这个名字挺有意思。”当时我愣了一下，主席什么意思？主席说：“我问你，小张，我们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下？”我说，我们住地下。他说不对，如果别的星球也有人的话，我们不是也住在天上吗？后来，又问我：“你说我们住在天上，我们是不是神仙？”我说：“我们不是神仙。”他说：“别的星球上有人，我们也在星球上，我们不是也是神仙？别的星球上就是神仙，那么在天上是神仙，我们住在天上，我们不也是神仙吗？”我笑了：“那好，主席是神仙。我是主席的朋友，张仙朋嘛。”主席哈哈大笑。
可是，有时候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就让张仙朋觉得不那么轻松了。
我记得有一次在庐山嘛，主席跟我讲，也是他睡不着觉了，有很多心事，就开始和我聊天。主席说：“我有三大志愿呀。第一呢，是要搞调查研究，到基层搞调查研究，搞上一年工业，搞上一年农业，商业我搞上半年，我要多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这样呢，我也给全国的干部做个榜样吧，这是一大志愿；第二大志愿呢，他说，我想骑马视察黄河长江两岸，我对地质方面呢，还不大熟悉，地质方面的知识太缺乏，所以要请一位地质学家，再请上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块儿视察；第三呢，我要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都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来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听主席这么说，我心里挺沉重的。后来因为事情太多，主席的这三大志愿并没有完全实现。
第八部分访问 张仙朋 下2
过了一会儿，主席说：“我这个人呢，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呢占百分之三十，我已经很满足了。”接着，主席叹口气说，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不隐瞒我自己的观点，我不是圣人。我就是这么个人。他还说要写一部像《红楼梦》那样的书，把他自己写进去，也把我们写进去。我说主席呀，你千万不要把我写进去。
……
196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