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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松林开始重新面对生活。不久，她与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的教员杨茂之相识并相爱。1962年初，刘松林与杨茂之结了婚。
结婚之前，主席知道有杨茂之这么一位同志以后，他曾经去了解过，通过组织系统了解过。然后告诉我这个人不错的，很好的，意思我要交往的话可以放心地交往。到我们结婚的时候，我记得我去告诉他，我们是1962年的2月中旬结婚的。1961年的年底，我去告诉主席这个消息，我准备明年2月份结婚。他当时非常高兴，就把他刚刚新做的一首诗写给我了，就是《咏梅》，另一幅字是《三打白骨精》，这两幅字我一直留到现在。还有就是，我跟他说了以后，他当时好像叫叶子龙还是叫谁，给我送来三百块钱，还说他也不知道送我什么好，就给我拿点钱，让我自己买我需要的东西，就作为他送给我的礼品。
我觉得我对毛主席的感情还是很深很深的。因为我从小没有父亲，几乎是我妈妈一个人把我带大的，父爱对我来说是很珍贵的，而且我也切身感觉到了，主席对我的照顾已经超出了一个公公对我的关爱，而是一个亲生父亲的关爱。不仅仅是亲生父亲的，而且是一种非常慈祥的，想得非常周到的这么一种爱护。
即使毛主席哪怕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老工人，我也绝对不会忘记他。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他的担子那么重，年岁又那么大了，他对我的一分爱，对我来说应该就是十分了。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对我的爱我觉得一分就是十分，所以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不可能忘记他。
我活了七十多岁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关心我、最爱护我的人就是毛泽东。他对我的关爱甚至超过我的母亲。
第四部分访问 马武义 上
马武义出生在河北省献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45年，15岁的马武义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了他心中的圣地—延安。四年之后，在解放战争胜利的炮声中，马武义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然成了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并在开国大典的历史时刻，亲手帮毛泽东整理衣装，送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那一天正好是我值班，我帮着主席准备行装。主席要参加这么重大的国事活动，仪表上当然要讲究讲究，好配合庄严的仪式。吃过午饭，我趁主席午休的时间，先把主席的皮鞋擦亮，再把主席的绿呢子套装熨平烫好。主席的皮鞋是到香山后刚做的，绿呢子套装还是用延安时期就珍藏的旧呢料，专为开国大典裁制而成的。到了下午一点钟，我准时把主席叫起来。十月初，北京的天气已经比较凉了。主席早上起床的时候，就把一件羊毛衫穿在了身上，那衣服胳膊肘处的两个大补丁非常惹眼。那是在西柏坡的时候，胳膊肘处磨出了两个窟窿，韩桂馨同志用旧袜子头补上的。我拿来毛裤，要帮主席穿上。不知是不是因为紧张呢，主席两条腿往裤腿里使劲一蹬，脚就从膝盖处的大窟窿里穿过去了。实际上，在西柏坡的时候，就发现了膝盖处的两个窟窿，可窟窿太大，韩桂馨没找到那么大的袜子头，就没有补。毛主席就这样穿上了，他还问我怎么样。我当时就乐了，我说主席你的腿从那两个窟窿里跑出来了。主席也乐了，是吗？我说，你坐在那里看不见，毛裤的下半截都吊在腿后边了。主席坐着不动，好像是说那有什么不可以！我说，主席这样可不行，上不了天安门。他说上不了，不能上天安门？我说不能，他说那好办，推倒重来。
有谁知道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的城楼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在庄重朴实的绿呢子套装里面，穿着一套打了两个补丁，露着一双膝盖的毛衣毛裤，宣布了新中国的成立。
我陪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城楼上云集了四十多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都是党内党外的高层人物。天安门前面的广场上，几十万人欢声雷动。可是在这个时刻，除了我，又有谁知道主席穿了一套破旧毛衣裤登上了张灯结彩的城楼？这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在我心里说不清是酸楚，还是敬重，可能两者兼而有之。我想这个事呀，除了毛主席，不会有第二个这么做。我估计不会有第二个人，穿着这么一套破衣服上天安门，面对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从1948年到1958年，马武义照顾毛泽东的生活起居整整十年。在这十年中，留在马武义记忆里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在我的印象中，主席最爱吃肘子。但是保健医生建议说不要吃那么多，因此，一般来说，一周给主席吃一次。当然一个肘子，主席一次并不能吃完，他就说给我留着。不光是肘子，别的菜剩得多了，他都告诉我们，这个给我留着，下次再给我拿来。可一个是医生不让多吃，再一个是苏联医疗专家绝对不准我们给主席吃剩东西。那可怎么办呢？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到主席吃饭的时候，如果是他忘了，我们就谁也不提这件事，让它不了了之。如果他问起来呢，我们就说我们给吃了。他一听说是我们吃了，他就不说话了，也不吭声了。
主席爱抽烟，按他自己的话说，吸烟比吃饭还重要。北京医院的周泽昭院长，最反对主席抽烟。有时候，主席出去散步，或者爬山，只要坐下来休息，就要抽支烟。周泽昭就在边上劝他，你别抽烟了吧，少抽点儿吧。劝他几次，他也不说话，照抽不误。有一次，周院长多说了几句，他有点不耐烦了，有一点火了。他说，你看列宁、斯大林他俩谁抽烟呢？周院长说斯大林抽烟。那他俩谁先死了，就是论年龄谁死得早？周院长忽然觉得上当了，但还是嗫嚅着回答，那，那是列宁死得早啊。主席顿时轻松起来，斯大林他抽烟，他怎么死得晚呢？
主席以他的机智和诙谐，挡住了医生的建议。但主席抽烟非常节省，那个烟抽得都拿不住了，他仍舍不得丢，还要塞在烟嘴儿上接着抽，直到抽个一干二净，火熄烟灭。用北京人的话说哪，主席抽烟有点抠门儿。有一次开政治局会议，高岗点燃一支烟来抽，只抽了几口，就顺手扔到地下了。主席不言不语，十分自然地伸手捡了起来。主席的举动把高岗弄得呀，真是面红耳赤，羞愧难当。
南京解放的捷报传来的那一天，毛泽东异常兴奋。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又是怎么庆祝的呢？
第四部分访问 马武义 下
我记得南京解放就在春节后，4月25日，主席起床后，他办公桌上有一个类似沙盘的地形图，边上的一个小盘子里，放着一些红色和黄色的小三角旗。我们每解放一个城市，也就是说解放一个大城市，一个中等城市，都要把标示蒋介石统治的小黄旗拔下，换上标示已被解放军占领的小红旗。大多数小黄旗都是被拔下来的，小红旗的数量越来越多。南京解放这一天呢，主席亲自拔下了插在南京名下的小黄旗，再插上一面小红旗。
主席那天的高兴劲儿，人们可以从《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那首诗词里体会出来。对于我们这些在主席身边的人来说，体会应该更直接，南京的解放标志着蒋家王朝统治的彻底结束，平时我们和主席照相，都要找机会才行。可那天主席兴奋地主动招呼身边的人一起拍了一张合影，这是我和毛泽东唯一的一张正规合影。多少年来，我一直细心珍藏着。
照完相，为了庆祝，我们就给主席安排了一顿比较好的饭菜，也就是多做了几个菜。正赶上这么个好日子，当然要庆祝一下。我们把菜摆好，我说请主席吃饭吧。主席坐在饭桌跟前，我们还打开了一瓶准备好的青岛产白兰地，给主席倒了一杯。主席端起来就喝完了。放下杯子，主席就把菜拿过来，弄了个大饭盒，把各种菜夹满一饭盒子，把剩下的酒盖上。主席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咱们共同庆祝南京解放，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要参加。你把酒和菜拿去，和在值班室值班的警卫员，一起庆祝一下，去吧。我端到值班室，我说王振海啊，主席叫咱们共同庆祝南京解放，还有一瓶酒。王振海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要在平时，值班哪能喝酒。我把一瓶酒直接倒进一个大铜碗里，就这么一人一口地喝起来。那时候也不知道白兰地会那么厉害。喝完了以后，王振海就该换班了。他站起来，摇摇晃晃的，快要站不住了。我说坏了，刚走到大门口那儿，有个木头制的哨位，他刚要往上迈，脚却没抬起来，随即趴倒在那儿了。
马武义和毛泽东在一起感受着一次又一次胜利的喜悦的同时，他亲眼目睹了毛泽东所承受的悲情和伤感。马武义见过毛泽东两次流泪，第一次是在解放北平批斗南霸天时，毛泽东为控诉者的悲剧潸然泪下。而另一次，又是因为什么呢？
1954年秋天了，庄稼已经收完了。主席从杭州回北京途中，专列在德州停车加水。主席把我召到他的办公室。主席问，小马，你的老家是德州吧？我回答是。主席说，离北京不远了，你也可以退身了。我一听主席要给我放假了，心中暗自高兴。主席接着说，我给你放二十天假怎样？我说听主席的。你可以回乡探亲，但同时，有一个特殊的任务要你去完成。今年的秋收结束了，你回去看看乡亲们的生活有没有改善。主席说着，就从办公桌上拿了一张白纸，给我写了一个提纲，就是调查合作社的提纲。
提纲要求我在二十天的时间里，要调查十个农业合作社。主席指着提纲说，你可以在家休息一天，去调查一个合作社，再休息一天，调查另一个合作社。实际上，我回到家呢，一天都没休息。一个是时间并不充裕，另一个就是，主席叫我去搞调查，我哪敢在家里休息。
我到农民家，就像串门一样，并没有选择什么对象，随便走进去，跟人家要了一个平常吃的窝窝头。这个窝窝头是什么做的呢？就是那个高粱，还没有脱皮的高粱磨成的面，又硬又黑。放到手里，能感觉粗糙无比，如果吃下去，肯定划喉咙。我说这个玩意儿啊，很能代表农民的生活状况，因为有相当多的农民还在吃这个东西。
调查结束，我想应该带点土特产之类的，给主席捎回去。我就弄了两只野兔，准备给主席尝尝鲜。那个时候很容易打到兔子，现在只怕连野兔的毫毛都见不着了。当然，我也没有忘记主席交代的特殊任务。为此，我还带上了一个物证—窝窝头。
我回来以后呢，开始值班。有一天，我看主席不太忙，就到了厨房叫大师傅，把我带回的野兔做给主席吃。这一天，我就趁主席吃饭的时候，坐在旁边给他汇报合作社的情况。主席那天的胃口很好，看起来野兔肉很对他的胃口。这个时候，主席就问我，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没有提高啊？我事先已经把那个窝窝头装在衣兜里了。主席一问，我就从兜里摸出那个糠窝窝头来递给他。他拿起来看了看，摸了摸，脸色即刻严峻起来，筷子早已放下。此时，一切言语都是多余的。主席沉默着，掰下一块儿就搁到嘴里了。我根本来不及劝阻。主席的牙齿不太好，他根本就咬不动那块窝窝头。再说，我带回来已经在兜里装了十多天了，可别给吃出问题来了。我一想，这可怎么好，怎么能让主席吃这样的窝窝头。我说主席不行，你不能吃这个，太硬，你咬不动。
可是窝头的粗糙难咽，已经堵在了他的心里，堵得他难受至极，堵得他流下了眼泪。主席得知儿子毛岸英牺牲的消息，他没有掉眼泪；面对农民吃的这种糠窝窝头，他流泪了。
三十年后，马武义再次回到丰泽园，这里已是人去屋空了。
1958年，我离开主席身边调到东北去工作了。三十年以后，我又回到曾经工作的丰泽园，这个时候，距主席1976年逝世整整十二年。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十二年就是一个轮回。虽然记忆长留心间，但过往的一切都不可能重来。我站在秋日的菊香书屋前，主席吃窝窝头的那张方桌还摆在原处，两把椅子也还在，就和我向主席汇报时一模一样，碗筷啥的，也在那上边摆着呢。秋风萧瑟，落叶缤纷；庭院静寂，人去屋空，无限伤感涌上心头。
第四部分访问 邵华 上
2003年9月6日，毛泽东逝世纪念日之前三天，诞辰110周年前夕，天安门东侧的中国军事博物馆里，毛泽东的儿媳、毛岸青的妻子—邵华将军，举办了自己的一个摄影展。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的邵华，举办一次摄影展，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就这次展览选择的时间和摄影主题来讲，却有着特殊的意义。摄影展寄托了后辈对一位慈父的无限缅怀之情。
虽然名称是我的舞台摄影艺术展，但副标题是，献给敬爱的父亲，毛主席诞辰110周年，所以我觉得这张照片，我要把它放在这儿。
邵华和刘松林是同母异父的姐妹，她在1938年10月出生于延安。是张文秋与陈振亚这两位八路军指挥员的孩子。1939年春天，不满周岁的邵华与姐姐刘松林一起，跟随父母经迪化（今乌鲁木齐）前往苏联，目的是治疗陈振亚残缺的伤腿。可在迪化等待去苏联的时候，陈振亚遭遇意外事故死亡。两个孩子先后失去了生父，又一同在新疆随母亲度过了四年铁窗生活。
1943年的时候，盛世才切断了与共产党的联系，完全倒向了蒋介石。原来在新疆帮助盛世才的共产党人，如陈潭秋、毛泽民，从苏联经新疆回延安的一些同志，以及从延安经新疆去苏联的同志，全部在1943年被盛世才抓进了监狱。
我的童年就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一直到1946年7月份，张治中到新疆，国共重新谈判以后，我们这一批一百三十多人集体被保送回延安。
回到延安以后，我们就感觉回到了老家，感到无比兴奋。当我们走到离延安十里铺、二十里铺，先是二十里铺，后来是十里铺的时候，看到延安城里这些群众人山人海的，都在山上，在路边迎接我们，我们确实十分感动。像我们有一些孩子都是被这些叔叔阿姨们手递手传进了延安城。后来，大家排着队，主席从头跟我们握手握到尾。像我和另外几个男孩儿，我们就感到和毛主席握手是最大的幸福。毛主席跟我们握完了之后，我们赶快又跑到队尾，又再站队，争取第二次再和毛主席握手。
当时党中央对我们从新疆回来的同志，尤其是我们这些孩子们，非常关爱，让我们检查身体，用当时延安最好的饭菜来招待我们，还给我们拍下了一张我们永远难忘的照片。当时有从新疆回来的全体同志的一张照片，还专门为我们孩子们，这二十多个孩子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给我们起了一个题目，叫做“饱尝铁窗风味的娃娃们”。
1949年10月15日，刘松林与毛岸英结为夫妇之后，邵华有了更多机会跟随姐姐、姐夫一同去看望毛泽东。正是毛泽东的关心，邵华才走进了育英小学的大门。
1950年的时候，岸英哥哥还没有去抗美援朝之前，周六、周日的时候，他和我姐姐经常利用节假日，周六、周日回中南海去看望毛主席。有这个机会，只要我在场，我总是愿意跟他们一起去见毛主席，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时刻，所以他们有时也开玩笑，叫我小跟屁虫，拖尾巴虫，就带我去了。每次见到毛主席的时候，我总是感到非常亲切，有时候毛主席就问岸英哥哥的情况，问我姐姐的学习情况，我总是在旁边听着。我印象很深的有一次，毛主席问我姐姐的学习情况，而且了解得很详细，我当时听了以后，很羡慕，因为那时候北京刚刚解放不久，我一直是跟着母亲南北转战，几乎就没有上学的机会。我听见毛主席对我姐姐的学习是那么关怀，后来我有一次就忍不住在旁边说了一句，我说毛伯伯，我也要上学。主席当时很吃惊，问，孩子，你怎么还没有上学呀，我就简单地给他讲了一下。主席听了以后就对我说，好，你放心，孩子你放心，这件事情我替你来办。我当时听了心里头特别感动，我也不知道他要怎么替我办，但是过了几天之后，他的秘书叶子龙同志交给了我一封信，叶子龙同志说，你拿着这封信，到中直育英小学报到，找韩校长，你就可以上学了。后来就让我当了育英的插班生。
有了难得的学习机会，邵华备加珍惜。她要以优良的学习成绩报答毛泽东。当邵华满心欢喜地给毛泽东看考试成绩单时，毛泽东的一番话为现在的素质教育提供了很好的注脚。
当时，我们在学校都要争当三好生。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在学习上采用的是苏联的5分制，3分是及格，4分是良，5分是优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