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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这些外地来的人口要求很高。在我们住的地方好些办不起暂住证的人被遣送回了老家等等。我的父母也因为这些不公平条件的限制一直找不到稳定的工作。 天啊！政府要是对外来人口多施行些照顾政策，那该多好，比如说暂住证方面便宜点。还有很多我们的同龄人不能入学，要是你们能办点像我们打工学校这样的学校，本地学校少收借读费，那我就不用停学两年了，现在高中都快毕业了。还有，我今年上初三，中考时又得离别父母回老家，我想问问我能不能不回老家中考啊？ ——于甲龙 “希望政府能多开放一些打工子女学校，这样那些外地来的学生就可以有一个上学的机会了”； “我非常需要政府给予一些照顾：希望可以让我继续在北京上学；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北京踏踏实实地做生意”； “我想问问：我能不能不回老家中考啊？”； “我希望政府多给外来打工者一些机会”； …… 这些发自孩子们内心的呼声，令人震惊！ 同样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工子女的心灵所造成的难以弥合的创伤。 在采访中，我对于农民工子女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同城里孩子的命运会不一样？” 以下是我访谈记录的片段，几乎每个孩子都提出了这个问题： 欧阳明：初二，来自河北保定。 问：你来北京几年了？ 答：十四年。 问：十四年？那么长？ 答：我就在北京出生的。妈妈告诉我，十四年前，她在北京的一间铁皮房里生下了我，当时是一九九0年六月七日。 问：那你可以算是北京人罗！ 答：不是，我是保定人。 问：为什么？ 答：我没有北京户口。 问：你在北京出生的嘛！ 答：这个不算。如果我是北京人，我的爸爸妈妈就可以有固定工作了，我们也就不用住在这么个破地方了。我就不会经常遭别人白眼儿，我也不用在打工子弟学校上学了。 问：你觉得命运不公平吗？ 答：是。 问：怎么不公平？ 答：我也是在北京生的，我为什么就不算城里人？为什么我天生就要过穷日子？ 张诚：初一，来自安徽金寨。 问：你一直在北京上学吗？ 答：不，我是小学三年级到北京的。 问：一直在这所打工子弟学校上学吗？ 答：不，我先在公办学校读了一年。 问：为什么不继续读下去？ 答：他们要收好多钱，家里没有钱。 问：你觉得在公办学校好吗？ 答：不好。 问：为什么？ 答：我们农村来的和城市的学生不是一种命。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给政府的一封信（图）（3）
问：怎么解释？ 答：他们可以穿名牌，我连运动鞋都没有。他们零花钱很多，我们没有。有一次学校组织春游，人家每人都带一背包吃的，就我们三个农村来的，每人只带一个面包，一瓶水。 高小丽：初三，来自山东荷泽。 问：你知道你初中毕业，必须回原籍考高中这个规定吗？ 答：知道。 问：那你准备怎么打算？ 答：只能是回老家。 问：你想回去吗？ 答：不想。 问：为什么？ 答：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五年了，已经基本适应了这里的生活。现在又要离开父母，老家只有一个爷爷在，到时候连吃饭都成问题。再说，我的学习不错，如果用北京的标准的话，考个大本没问题。可老家的分数线比北京高一百多分，我这种成绩，连考个大专都成问题。为什么北京的学生和山东的学生标准不一样？这太不平等。 问：你们班的同学都回老家上高中吗？ 答：不，最多三分之一成绩比较好的同学回老家继续上高中；还有一些在北京上个职高什么的；大多数就不上了，跟着父母打工或做生意。 “收容、遣送”，曾经被城市作为对农民工进行管理和惩罚的一种常用手段。却不知，这种手段像一把利箭一样，深深伤害了广大的农民兄弟，也刺痛了农民工子女的心： 陈一山：初三，来自河北张家口。 问：你父母在城里做什么工作？ 答：种菜。 问：地从哪里来？ 答：从北京郊区农民那里租来的。 问：你对北京最喜欢的是什么？ 答：那可多了，大城市嘛，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到，好玩的地方也特别多…… 问：最不喜欢的呢？ 答：……动不动就把外地人遣送回老家。 问：你父母被遣送过吗？ 答：遣送过。有一年快到国庆节时，晚上，我们一家人正在吃饭，突然来了几个人，有警察，还有其他戴红袖标的。一进门，就说是检查暂住证的。爸爸连忙把暂住证拿出来，警察一看，说已经过期三天了。爸爸说，我这几天实在是太忙了，明天马上就去补办。那些人说不行，让爸爸跟他们走。我们苦苦哀求，妈妈哭着跪在地上，爸爸还是被他们带走了。后来，爸爸被送到郊区一个农场干了几天活，我妈妈整天在家里哭，四处托人也没找到人。 问：后来，你爸爸是怎么回来的？ 答：爸爸先是被送回老家，花了点钱，才被放出了。……这件事对我刺激特别大，我到现在还常常会做噩梦。 柯一根：初二，来自湖南湘潭。 问：你听说过农民工被遣送的事吗？ 答：听说过。我们住的这块有许多老乡被遣送过。我们有个同学，有个星期天去打台球，正好遇到查暂住证的来了，大家都跑，他想，我是个学生怕什么？警察向他要暂住证，他说自己是个学生，没有暂住证。警察说，学生也得要有暂住证，没有就要带走。他不服，双方发生冲突，跟警察一起来的人就揍他。后来，许多老乡替他求情，他才没被带走。 问：同学们对这件事怎么看？ 答：都很不理解，特别反感。 问：为什么？ 答：我们的父母到北京来打工，既然同意他们打工，为什么又要暂住证？不就是想多收些钱吗？ 问：办了暂住证不是便于管理吗？ 答：那你们城里人到我们乡下去办事情，我们什么时候让你们办暂住证了？没有啊！ 林小玲：初三，来自河北秦皇岛。 问：你说初中一毕业，就要回老家上高中，你爸爸妈妈回去吗？ 答：现在不回去，不过到2008年肯定得回去。 问：为什么？ 答：我们老乡都在议论，2008年开奥运会，要来好多外国人，政府肯定觉得那么多打工的在北京，会给北京丢脸，肯定要把他们赶走。 问：你也是这样认为的吗？ 答：是的。香港回归的时候，不是赶走好多外地人吗？开奥运会影响更大，更要赶人。 问：那外地人都赶走了，谁来卖菜？谁来扫马路？ 答：是呀，我就想，你把外地人都赶走了，你就会知道，没人种菜你吃什么？没人扫马路，几天北京就要变成垃圾场，你还怎么开奥运会？那才真正给中国丢脸呢？ 不要以为他们都是些孩子，其实，政策的不公平，城市人的偏见，都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刻下深深的烙印： 许小艳：初三，来自山西大同。 问：你在北京上学几年了？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给政府的一封信（图）（4）
答：五年。 问：都在打工子弟学校上的吗？ 答：都在。 问：都在这所学校上的吗？ 答：不是，我已经换了好几所学校了。 问：为什么要换？ 答：政府不让办，要查封。一被查封了，就只好再找学校。我记得上小学六年级时，一学期学校就搬了三个地方。每搬一个地方，我们就遭一次罪。 问：怎么个遭罪？ 答：你想想，我们选学校，一般选离家比较近的，学校一换地方，肯定上学环奖恪；褂校只涣嘶肪常隙ㄒ膊幌肮摺？问：学校老被查封，同学们怎么想的？ 答：特别害怕，也觉得低人一等，每次学校被查封，我们都要哭一场，都像是犯了什么罪似的，像是做小偷被人家给抓住了…… 胡江波：初二，来自安徽安庆。 问：你在北京生活三年了，对北京感觉怎么样？ 答：也有好，也有不好。 问：说具体一些。 答：北京是大城市，是我们的首都，当然好。但是北京最不好的是，北京人瞧不起人。 问：你被瞧不起过吗？ 答：经常被瞧不起。比如，我们几个同学坐公共汽车，说话声音稍微大一些，卖票的阿姨，马上就说：“吵什么吵，再吵，统统都给我下去。”要是我们是北京的孩子，阿姨肯定不会说什么。 问：她怎么知道你们是外地来的学生。 答：我们的校服都很差，有的同学还买不起校服，一看就知道肯定不是本地学生。还有，我们去书店买书，售货员老是在旁边盯着你，生怕我们会偷了她的书。 问：遇到这种情况，你心里会怎么想？ 答：想的挺多，有时觉得自己的命为什么这么不好，不是北京人？有时又觉得北京人干吗要瞧不起人？ 宋大朋：初一，来自山东威海。 问：你们平时同北京本地的学生一起玩儿吗？ 答：不一起玩儿。 问：为什么？ 答：我们学校都是打工的孩子，没有本地的学生，所以不在一起玩儿。 问：如果有北京本地的学生要同你们一起玩儿，你们愿意跟他们一起玩儿吗？ 答：我想，不愿意。有一次，星期天，我们班几个同学跑到首师大操场打篮球，玩儿得正高兴，来了一拨北京的孩子，说是要和我们打比赛，我们一见，什么也没说，就不玩儿了。 问：为什么？怕他们？ 答：也不是怕……他们来了，我们就走，反正，肯定玩儿不到一起。 问：都这样吗？ 答：反正我知道的，一般都这样。 孩子们纯洁的心灵像一张白纸，任何不公正的遭遇，都会在上面留下深深的“墨迹”。 社会不应该用不合理的政策制造出社会的弱者； 都市人也不应该用不道德的歧视制造出都市的仇人！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我是谁（1）
他们是谁？
该怎么称呼他们——“农民工子女”？“第二代移民”？“民工第二代”？或者给他们一个比较阳光的名称：“城市新市民”？
他们是伴随着中国民工潮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
也是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回避的一个特殊群体。
这个特殊群体可以划分为四类：一、从小跟随父辈到城市打工，有的甚至就在城市出生；二、先在农村“留守”，长大后进城，投靠父母；三、小时候在农村呆着，小学、初中在城市上，上高中时又返回农村；四、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在农村上，后考入父辈打工的城市读大学，这是极少数的幸运儿。
二000年六月，有机构曾对在北京打工的四百多个家庭做了调查，他们共有子女九百零三个。其中在北京出生的占11·4％，在老家出生的占88·0％。当时带在北京的子女有三百二十三个，约占三分之一。
最早关注这个群体的是一些专家、学者。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学者韩嘉玲，针对农民工子女，曾做过一次问卷调查。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哪里人？答案有两个：老家人；北京人。
在收回来的问卷中，许多孩子在答案旁，另写道：中国人。
韩嘉玲后悔当时没有设定第三种选择：不知道。
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不想回归农村社会，对自己的身份不明，致使进城农民工子女发出这样的疑问：我是谁？
我是谁？
我是谁？？
可以说，第一代移民进城的目的非常明确：进城打工，挣钱养家糊口。他们认同自己是这个城市的过客和外来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在城市长期生活和工作的心理准备和奢望。
第二代移民（农民工子女）就不同了。尽管，由于年龄的关系，他们进城是被迫的、非主动的，但一旦他们在城市生活下来以后，虽然他们口头上也不敢说自己是城市人，其内心却涌动着成为城市人的强烈愿望，渴望着将来能在城市里长期生活和工作。
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就在北京出生的农民工子女：
问：你认为自己是北京人吗？
答：不是。
问：那你是山西人？
答：也不是。
问：你既然在北京出生，为什么认为自己不是北京人？
答：我没有北京户口。人家也不承认我是北京人。
问：那你又为什么不是山西人。
答：我今年十四岁了，在山西老家加起来也没有两个月。跟爸爸妈妈回老家几次，但每次回去，生活都不习惯。
问：怎么不习惯？
答：老家那个村子，到现在连电都不通，还点着小煤油灯。说是前几年通电了，可是农民嫌贵用不起，索性都不用了。还有，所有的人我都不认识，我也不会讲他们说的那种话，所以，根本就没有觉得那儿就是我的家乡。
问：既不是北京人，又不是山西人，那怎么办？
答：这个无所谓，反正能留在北京就行了。
问：你觉得能留得下来吗？
答：我觉得问题不大吧，那么多打工的都留下了，反正城市永远需要打工的干活儿。
……
一位农民工子女向我表述了这样的一种愿望：
问：你来北京几年了？
答：八年。
问：再过几个月，你就初中毕业了，你知道国家的规定吗？高中是必须在户口所在地上的。
答：知道。
问：那你准备初中毕业回老家上高中？
答：不回去。
问：为什么？
答：我成绩很一般，就是回去上高中也考不上大学。我想留在北京，先上个电脑或电器维修方面的职高，为以后找工作做准备。
问：你是想留在北京了？
答：是。
问：为什么不回老家？
答：城市各种条件好，就业机会也多。我的爸爸才上过小学三年级，妈妈是个文盲，他们都敢跑到北京来，我们这一代比他们肯定要强，而且在北京也生活七八年了，对城市的一切都比较熟悉了。
问：你是想暂时留下来，还是长期留下来。
答：肯定是长期。
问：你们班的同学都是这样打算的吗？
答：除了要回老家上高中的，即便是回老家上高中，他们也是想通过考大学，到城市里来，没有说再回农村去的。
……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我是谁（2）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王春光研究员，在对移民社会适应性问题以及移民社会认同感问题研究时，发现：农民迁移到城市，使得城乡分割的状况有所改变，但是，由于城乡间人口流动的障碍并未完全打破，迁移到城市的原农民，并没有被接纳为城市居民。与此同时，农村流动人口作为外来者，基本上与流入地社会没有很多交往。另外，新生代流动人口对原来农村社会的“乡土认同”也在减弱，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游离于城市居民和农村村民之间的“社会独立单元”。王春光担心，加上在城市社会遇到制度性的社会排斥，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会趋向“内卷式”的建构，从而形成“流民化”的社会认同。
王春光与其他一些专家调查结果显示，一方面，由于城市的排斥，以及二代移民的自我封闭，他们没有融入到城市的主流生活中；另一方面，由于较长时间脱离了原家乡的社会生活环境，对家乡也产生了距离感和陌生感，对家乡的认同也在减弱。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游离与城市和农村家乡之间的“社会独立单元”。
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未成年人司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凯博士认为：“农民工子女既融入不了城市，又不愿意重新回农村。在这种环境下，孩子的身心发展会产生一定的阻碍，他们可能对城市环境有一种天然的隔阂，自身的环境更倾向于农村所属环境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对社会地位的认知很难形成。而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由于城市本身对这些孩子的社会排斥所造成的。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特别应该给这些孩子提供帮助，对于这些孩子而言，最大的弱势是机会的弱势。”
二00四年暑假，扬州大学学生深入当地农民工聚集地，就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进行调查。结果发现：48％的外来孩子最渴望能得到与当地孩子同等的待遇，他们在学校里常常感到自己是一个异类，缺乏自信；73％的外来孩子成绩中等偏下，他们幼小的心灵承受着家庭经济的压力和来自社会的压力，地域差别与成绩不理想的现状，使他们在学校里更多地选择沉默和独处。
这是一个叫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