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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现代”、“中／西”的冲突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基本语境。在40年代，西南联大出身的汪曾祺并不排斥现代主义，甚至“年轻时候受过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也可以说有模仿，后来不再模仿了，因为模仿不了”。模仿不了的原因是，“文化可以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但是一种文化就是一种文化，没有办法使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完全一样。”就散文创作而言，“看来所有的人写散文，都不得不接受中国的传统。事情很糟糕，不接受中国的传统，简直就写不好一篇散文。”②强调传统对现代散文的影响由来已久，新文学时期周作人几次说过“公安”、“竟陵”派文学与现代散文的关系。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当然需要做深入的探讨，但不管怎样，只要母语是写作的语言，那么这样的写作就不能不存在于自身的文化语境中。在散文创作中汪曾祺所接受的传统主要是明清与五四散文的传统，汪曾祺在《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到的自己》一文中对此作过清晰的表述。
在新时期文坛上，作家选择传统的似乎不在少数，称汪曾祺为“闲人帮主、文风领袖”的贾平凹是其中较典型的一个。贾平凹著名散文《静虚村记》重蹈的是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思想路径，“桃花源”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历程中难以舍弃，尤其对那些处于“出世”及“入世”冲突中的知识分子来说始终充满诱惑。儒释道在贾平凹身上有着复杂的影响，而在近几年来，他对民间文化的浸淫日深。在《静虚村记》中，贾平凹曾以“忘我”、“忘归”、“忘乎所以”展示道家描述的“天之道，虚其无形”的无形无象的状态，贾平凹甚至以庄子口吻说：“聚神凝想，夜露就潮起来了。山风森森，竟几次不知，这山石中的石头就是我呢，还是我就是这山中的一块石头？”他寻清静，避闹市，寻拙朴，退繁华。贾平凹重悟性，用内在的智慧去探究事理，在文章中深潜着佛性，所以有论者说他的文章“其至深处，所悟每近禅味”。他的那些可以称为当代文人画的画，都有一种悟性。当他能把柿树看成“佛”时，他的悟也就出神入化了。“长长的不被理解的孤独使柿树饱尝了苦难，苦难终于成熟，成熟则为佛。佛是一种和涵，和涵是执著的极限；佛是一种平静，平静是激烈的大限，荒寂和冷漠使佛有了一双宽容温柔的慈眉善眼，微笑亦运动在嘴边。”贾平凹静观卧虎所悟出的“重整体、重精神、重情感、重气韵”的特征正是一种中国艺术精神的体现。他喜欢国画，并认为国画“忠实生活，又突破生活的极限，工笔而写意，含蓄而夸张，沉繁削尽留清瘦，画到无时似有时，在有限之中唤起了无限的思想和情趣”。同样，他喜欢融语言、诗词、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和杂技等为一体的戏曲，认为戏曲和国画“是真正的体验，真正的剖像，真正的表现艺术；出格的规范，自由的创造，以真为美，寓真于美，而真美完全融于神、形、意境之中”。这表明贾平凹选择了契合自己美学趣味的传统艺术精神。
在我看来，汪曾祺、贾平凹他们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文人传统的“复活”与“转化”。“复活”是针对很长时期内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人文传统的“断裂”而言，“转化”则是指接受者赋予传统以“当代性”。
这种“复活”，增添了我们所面临的文化背景的多样性。在拥有了这样的背景之后，作者可以真正作为一个“文人”而以审美化的人生方式存在着。汪曾祺创作所具有的这一重要人文意义可惜为人们疏忽了。在20世纪，“文人”曾经是个多么“臭”的称呼。尽管我认为“文人”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并不能画等号。但是，“文人”的遭贬确实只是非知识分子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汪曾祺是以他的“文人”本色立足的作家，他出现在一个文化上可以相对兼容的新时期；这一本色和“战士”本色、“工农”本色意义不同，但却不可或缺。
其实，汪曾祺在新时期再度崛起之始，就是一个边缘化的作家。当我们在世纪末的今天议论“中心”与“边缘”时，汪曾祺似乎没有许多作家深感文学被挤出“中心”的悲哀与烦恼。我们也许会说这是“淡化”使然。但汪曾祺自己并不乐意接受“淡化”的说法———在下面我们还需详细谈论这一问题———并且说“你不能改变我”。准确地说，汪曾祺的创作从来没有居于“中心”的位置。就小说而言，他写于1980年的《受戒》，写于1981年的《大淖记事》，不仅疏离现实，而且也不在小说主流艺术之列。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更是“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逝者如斯，文学的城头不断变幻大王旗，而汪曾祺依然故我，从容不迫。往俗处说，这情景颇似在他家乡一带常常可以见到的情景：某人在菜馆一角就着一盘干丝喝酒，自得其乐；往雅处说，想到前面引用的贾平凹的话，汪曾祺是一种和涵，一种平静，有了一双宽容温柔的慈眉善眼，微笑亦运动在嘴边。
《批评的操练》第二辑再论汪曾祺散文（二）
我曾经说过，汪曾祺之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是一个具有文学史价值的命题。这不仅是指一位40年代已有所成就的作家在经历了近30年与文学隔绝的日子后能再崛起，现象本身就耐人寻思。更重要的是，汪曾祺不是制造轰动效应的作家。如果非要说他在制造什么，那么可以说他的产品是艺术魅力。我一直认为汪曾祺的魅力不是大众的，回应他的读者多是“文化人”，尽管他的小说、散文从来关注的就是民间、乡村和日常生活，但那也只是“文人”化了的民间、乡村和日常生活。这使他和刘绍棠也和莫言相区别，有人尝试把汪曾祺归入“新京派”之列，亦很有意义。如果以30年代“京派”作家为参照系，我们就会发现，汪曾祺散文和他所尊敬的老师沈从文散文《湘西》《湘行散记》其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审美取向。沈从文突出了“乡村”的原始性、野性，以“乡村”与“城市”相对抗。而汪曾祺则突出了日常生活的雅洁与情致，他的关于乡村生活印象的散文，不是作为现代文明的对立物出现的，也没有“读书人”与“乡下人”的冲突。相反，汪曾祺以他的文人的情致雅趣去掉了日常生活的粗鄙陋俗，让他的字里行间永远飘逸着书卷气。
因此，汪曾祺在本质上不是一个“再现”型而是一种“表现”型的作家，他通常不是去再现生活，而是去表现人的性灵。说得偏颇些，这种才能是散文的而非小说的。他不着意于虚构，也无惨淡经营故事的兴趣；以“内视点”体验世界和以“外视点”叙述世界，相互补充，而以前者为着眼点；不强调叙述对象的过程，而着意于某一状态；无意于表象的喧哗，而着意于心灵化了的事物的神韵。曾有人戏言，单凭一篇《葡萄月令》汪曾祺就可以称作散文家。话虽有点极端，但这篇散文无疑是汪曾祺的经典之作。《葡萄月令》用笔简约，但意蕴丰深，饶有情趣。汪曾祺把自己的性情与葡萄的“性情”融会于文章之中，充溢着田园之美与劳动之美。没有和涵的性情，没有对自然的亲切与融入，是写不出这如歌如吟的“月令”的。读它，会使人想到《诗经》中的采桑人之歌《十亩之间》。“桑者闲闲兮”，这不也是汪曾祺的“风度”么？
能够从容地表现文人的性灵，这确证了精神与人性自由对散文（当然不仅仅是散文）创作的重要。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对人、对个体本质与价值的肯定，应当是人类思想文化背景中最重要的内涵之一。我们由汪曾祺散文，看到了作家发现自我并以散文确认自我存在的文化意义。散文终于有了来自作家自身的血脉、体温与性情。
我不想把汪曾祺式的“文人性灵”与杨朔式的“战士豪情”作为对立的双方，且不论两者的内涵，各自存在的历史背景就有着太大的差异，但我认为汪曾祺《蒲桥集》及后来一批散文的出现，真正打破了“杨朔模式”为主潮的格局。而贾平凹也在逐渐摆脱“杨朔模式”的潜在影响后，进入了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境界。他的成名作如《丑石》《地平线》等都能看到这种影响的痕迹。“打破”或“摆脱”是艺术上文化精神上的一次真正超越。在超越之中，传递了新时期散文艺术嬗变的信息：政治文化氛围的淡化，散文艺术传统的复活，审美理想的多样，个人话语权的获得等等。
现在需要回答的是，汪曾祺他们的超越和“闲适文化”的兴起有怎样的联系。
我并不否认“闲适文化”在八九十年代勃兴这一事实。正像有学者所分析的那样，“闲适文化”“并不是90年代文化的独特产物，而是贯穿于五四以来中国文化的一种话语，它当然也指涉着一个‘现代性’尚未浸染的安宁的‘乐土’，指涉着中国文明传统的一个侧面。‘闲适’是对一种超越古典境界的向往，是安静平和、追求优雅趣味的‘文人’精神的表现，是边缘的和独立的、隐士式的境界的体验。它浪漫而又不狂热，有诗意而无激情，充满体验、品位又对人生保持一定的距离。‘闲适’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潮流，而首先是一种人生态度。它是一整套话语，隐约地标明了一种独特的‘风格’的标记”③。在八九十年代，“闲适文化”的内涵与二三十年代是既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
1987年，岳麓书社出版周作人的早期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谈龙集》和《谈虎集》，在“出版说明”中有一段文字说，“周作人依附日本人的行为不得原谅，但他的著述仍自有其文化史研究的价值”。周作人以及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直至苏青，其著作的重新出版与读者的接受，在最初都源于对其文化史研究价值的肯定，它与在学术上重新评价20世纪中国文学史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出版者、学者、读者）开始学会了从文化视野而不是从单一的意识形态视野审视文学评价作家，明确了多元化审美格局建立的重要性，意识到了艺术传统的滋润对当代文学的必要。
对“边缘”性作家的重视，意味着对政治功利“疏离”。以主体性为特征的“个人话语”，其精神的深度与人性的自由，对有着文人情怀的读者充满了魅力。
即使在最初，人们在接纳了“闲适”、“冲淡”中的“深度意义”时，并不排斥“闲适”的趣味与情调，就像朱自清在30年代所说的那样：“悠闲也是人生的一面，其必要正和不悠闲一样。”政治功利主义隐退，粉墨登场的是经济功利主义，文化不可避免地成了一种消费。“闲适”中的“意义”被剥离与排斥，作为趣味与情调的“闲适”成了大众的消费品。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著作以各种名义被重新编排出版，成为大众文化消费中的“盘中餐”。从有意无意的“误导”到有意无意的“误读”，商业动机暴露无遗。
在这样的背景中，人们很容易把汪曾祺、贾平凹的散文归入到已经成了消费的闲适文化潮之列，他们两人尤其是贾平凹著作的大量出版和《废都》的“爆炒”，更加深了这一印象，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读”。当然，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理解接受作家作品，但这并不能取消作品内涵的规定性，汪曾祺或贾平凹作为当代的“士大夫”或“名士”或“隐士”，其意义并不在提供消费意义上的闲适。就汪曾祺而言，“士大夫”人格的文化意义是对文人性灵的缅怀、情趣的守护和在边缘外审美人生。而贾平凹，尽管在人们的印象中，可能是“一个智慧而又淡泊的隐士，一个对功名利禄都早已看穿的优雅的旧式文人”，但他从来没有远离传统／现代、文明／愚昧的冲突；在近几年的创作中，他发现了知识分子进退维谷的尴尬与异化，并因此有了《废都》。他由审美而审丑，人生的苦涩代替了甜美。汪曾祺和贾平凹的这些重要特征，使我们所议论的“士大夫”人格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了，它具有了一种“当代性”。
在议论汪曾祺时，我一直谨慎地使用“疏离”这一词，以避免牵强附会。汪曾祺对自己作品的“淡”曾发表过感想：“有一个文学批评用语我始终不懂是什么意思，叫做‘淡化’。淡化主题、淡化人物、淡化情节，当然，最终是淡化政治。‘淡化’总是不好的。我是被有些人划入淡化一类了的。我所不懂的是：本来是浓的，不淡的，或应该是不淡的，硬把它化得淡了。我的作品确实是比较淡的，但它本来就是那样，并没有经过一个‘化’的过程，我想了想，说我淡化，无非是说没有写重大题材没有写性格复杂的英雄人物，没有写强烈的、富于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但这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我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波澜壮阔的生活，没有见过叱咤风云的人物，你叫我怎么写？我写作，强调真实，大都有过亲身感受，我不能靠材料写作。我只能写我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说‘世间小儿女’。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现他们。这结果就是淡。”④因此，我觉得用“冲淡”来评价汪曾祺的作品更加准确。
除了“本色”，“本来就是那样”，有没有“疏离”的成分呢？汪曾祺在解释“随遇而安”的心态时说，“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本人气质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原因。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工作的动力，一是要实证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⑤。
再回到“平淡”上来。汪曾祺说，“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家常’一点的”。又说“不能一味地平淡。一味平淡，就会流于枯瘦”。这一朴实的想法，说的正是闲适中的不闲适。
这些年来，汪曾祺的散文愈写愈多，集子也出了不少，但我逐渐地少了阅读《蒲桥集》的感受，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的定式和迟钝，另一方面，当汪曾祺把“传统”、“文人”、“闲适”的魅力带给我们时，局限也随之而来了。汪曾祺所选择的方式在《蒲桥集》中达到了极致，再下去不能不为才气和性灵所累。我觉得我尊敬的汪曾祺先生老了。他真正地成了“最后一个中国古典抒情诗人”———在这篇旧作刊出之时，汪曾祺先生已经辞世，我谨以此文寄托哀思。汪先生，您好吗？
注释：
①参见汪曾祺：《随遇而安》，《汪曾祺文集》散文卷。
②汪曾祺：《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北京文学》1989年第1期。
③张颐武：《闲适文化潮流批判》，《文艺争鸣》1993年第5期。
④汪曾祺：《七十书怀》，《汪曾祺文集》散文卷。
⑤参见汪曾祺：《随遇而安》，《汪曾祺文集》散文卷。
《批评的操练》第二辑“沧桑看云”时的李辉（一）
在策划与炒作已经能够充分运行的当下，学界对李辉“沧桑看云”系列的相对沉默颇令我惊讶。这不仅让我进一步意识到了李辉的探索在散文化的时代中所具有的特别意义，而且使我再次感到当我们为这个即将逝去的世纪送行时“灵魂”是怎样的不能“缺席”———我知道，怀有相同感受者当不在少数。李辉“沧桑看云”系列的陆续发表引发了我对一次谈话的回想，我曾在一篇短文中记述过这次谈话：“1994年初夏在宜兴，我曾经和我所尊重的蓝翎老师畅谈了几乎一夜。也就是在这一夜，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对‘历史负责'，甚至一下子觉得自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