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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善终；落得遗臭万年的结局。我国解放后很长一段时期；人们对“发财”“致富”这样的字眼是讳莫如深、噤若寒蝉的。改革开放以后；确实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而且社会再也不提倡“贫穷即光荣”；压抑许久的人性开始爆发；结果一度走向另一个极端。近十年前一些“大款”挥金如土；动不动就“斗富”；人们甚至产生“笑贫不笑娼”的心态；引发社会拜金主义思潮严重；不过这股风头在今天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国民的心态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但是若要问当今的中国人，在“义”和“利”之间会如何取舍，那就很难说了。估计他们多数都会选择后者，但一定要为自己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对于这样棘手的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不要让“义”和“利”对立起来。要让人们明白，“守义必有利，趋利须怀义”。那么对于管理者来说，如何通过两者的权衡与拿捏以达到最佳的激励效果，自然要费一番考量。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3节 中国传统的儒家智慧（3）
忠恕之道
儒家的道德规范，说穿了不外乎“忠”、“恕”二字。“忠”，就是要求待人诚恳、不欺诈、不瞒骗，受人之托，就要忠人之事；而“恕”则要求能够宽厚待人，凡事多体谅他人；多多进行反躬自省。
正是由于两千多年来，忠恕大行其道，所以形成了国人谦恭卑谨、温良敦厚的性格。一个“忠”字，就是要求我们老老实实做人，正直无私。它堪称是中国人最原始的“诚信”原则，值得人人遵守。时下社会各界都在大声疾呼“诚信回归”；看来传统的道德规范如今似乎真的有所缺失；而它在现代社会也必能彰显新的价值。
“忠”的内涵很广泛；并不单纯指臣子对君主忠心不二、尽职尽责。其实对普通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必要用“忠”来调节。就是说；对人要一心一意；尽心尽力；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孔子曾强调“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这里所谓的“忠”；也就是诚恳、率直、光明正大、磊落坦荡的意思。
至于“恕道”，孔子的教导就更多了。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对每一件小事都斤斤计较，抓住别人的一点点小过失不放，得理不饶人，那可不是谦谦君子的风度和作派。因此在儒家看来，对待别人的过失要尽量宽容一些，有理最好也能让三分，这样才能达到和衷共济、日臻善境的效果。所以说，为人应能容忍他人的过失，不要求全责备。《左传》中有一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堪称至理名言。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考察他人的标准过于苛刻，那世上就没有你信得过的人了。
怎样才能做到“恕”呢？其实很简单，就八个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原则极其为孔子所称道，在《论语》中曾多次提到。它的意思是说，连自己都不喜欢的，就不要强加给别人了。看起来这标准很简单，但要身体力行起来却不容易。
据说；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有这么一条：“己所欲，施于人”。《圣经》中马太福音（七•；十二）也有记载：“你愿意他人如何待你；你就应该如何对待他人。”这句话曾被许多西方企业奉为黄金准则。初看起来；似乎至理至真，这不是一种“推己及人”、“立己达人”的博大胸襟和高尚情怀么？但是须知，己之所欲难道就一定是他人所欲么？如果片面地以己度人，难免会一厢情愿地将许多他人并不乐意接受的东西
强加给别人；一旦这种思想太极端，甚至会导致高压和暴力方式。如果一个国家也奉行这样的政策，无疑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更大的动荡和不安，影响世界的稳定。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就在世界各地推销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甚至包括它的民主制度，理所当然地会被看成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径。这种思维逻辑和孔夫子的忠恕之道相比，高下立判。
当然，孔子的忠恕之道，也并不是要人们对任何事情都一味地包容、退避、忍让，毕竟万事都是有限度的。孔子的弟子有一次问孔子，“以怨报德当然是老师所不提倡的，那么；我们如果以德报怨的话，应该没错了吧？”孔子回答说，“如果以德来报怨的话，那又该拿什么来报答德呢？我看不妨‘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样才比较好。”作为中国人，我们实在佩服孔夫子的智慧。“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简简单单八个字，可以看作是忠恕之道的最好注解。
道德的力量
儒家学说的创立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的，阐述的多为经世治民的政治理想。事实上，管理工作大都是相通的，大到治理一个国家，中到管理企业或组织，小到管理一个家庭；总的原则和标准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当时能够把一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的人，想必放在今天也一定是个不错的企业家。所以对今天的管理者来说，借鉴一下孔子的政治学说和管理思想，还是很有必要的。
儒家的管理思想，主要包括实行“德治”和“仁政”，树立“以民为本”的观念。孔子不主张通过刑罚使人产生畏惧心理，从而达到管理的效果；而是主张通过礼乐教化来感化人民，使他们自觉自主地认识到哪些行为好而哪些行为不好。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说，用刑罚等法治手段来惩罚不道德的人或事，人们虽犯法而受到惩罚，可心里却未必有悔改之意；如果施行德政，以“礼”的精神来教化引导民众，那么人人都不敢做坏事、错事，心里时时有危惧惊悚之感，要是这样，社会也就可以达到稳定了。因此在孔子看来，“法治”并不能完全消除人们心理上、思想上、道德上的邪恶，而“礼治”却能以柔和缓进、通过以理服人的方式使人们懂得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正是道德的力量促使他们走上正道而耻于做坏事。
今天的中国，在“依法治国”的同时，我们正在普遍提倡“以德治国”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又何尝不是在实践孔子的政治理想呢。对企业组织的管理者而言，其实也不妨采取“道德与法制”相结合的管理模式。虽然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制度缺失，“人治”观念远甚于“法治”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制度建设和法治观念的普及诚然是好事，但也毋须矫枉过正。因为中国人打心眼里崇尚的是“以理服人”，而并非“以势压人”或“以法唬人”。老子就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同样地，对某些人来说，他也“不畏法，奈何以法惧之？”只有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在谆谆告诫的同时循循善诱；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结果。所以说，道德与法律不可偏废，才是有效管理的根本。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4节 中国传统的儒家智慧（4）
儒家的学习型组织观念
儒家学派的开山鼻祖孔子，既是一位思想家，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仅亲自调教了诸多贤能的弟子，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学习方法和教育思想，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孔子关于“教”与“学”的一些思路和主张，对于当今企业的员工培训和教育，以及在企业中建设学习型组织（当今的时髦语），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一直倡导终生学习、互动学习的先进观念，这和现代的知识共享与组织学习理念实在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孔子学无常师，一生虚心好学。他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在择师方面，孔子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也就是说，无论尊卑贵贱，任何人都可以作为自己的老师，每一个人都有他自身的长处，可以供我师法。因此对于学习的态度，孔子提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即使对自己的学生，孔子也常常虚心向他们求教，并无禁忌。这也就是，“当仁，不让于师”。
孔子以前，人们受教育的权利受到极大限制，只有贵族才能成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孔子创办私塾，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先进主张，打破了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他的学生来自11个诸侯国，有各种出身的人，孔子对他们都一视同仁。此外，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则根据各人的背景、志趣、经历、资质、性格和学业上的特点，做到“因才施教”。他循循善诱，注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强调“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孔子提倡奋发学习，讲求学习方法。在知识的形成积累上，强调被动接受与主动探索相结合的重要性；因此他要求弟子“发奋忘食”，“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孔子还强调学与见闻结合，学与思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既要求把思考分析建立在学习探求的基础上，又要求把学到、听到和见到的东西加以分析研究，变成自己的知识，丰富提高自己。
孔子一方面强调“师道尊严”，形成了中国上千年以来的“尊师重教”的传统；一方面又刻意为自己的学生营造宽松和睦的学习气氛，力争促成“教学相长”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因此，弟子们在孔子面前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孔子的领导下，整个组织内充满了自主学习的氛围。孔子的众多弟子中，也涌现了不少贤德之人。在现代企业组织中，要大兴学习之风，还真得借鉴借鉴孔夫子的主张。
的确；下属有自主、自发、自动学习的热情；固然可喜。不过管理者的当务之急；应该是为他们营造共享、互动、自我学习的氛围和平台；这才是“学习型组织”的真谛。
儒家管理实践精要
儒家学派的思想体系博大庞杂，蔚为大观，其中不乏可以用于指导现代管理的金科玉律。综合全部儒家学派的观念，它要求管理者必须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榜样去带动受教者。具体来说，管理者要达到这个目的，应该做到如下几个方面：
（1）为员工提供一份富于挑战性的工作。主要目标是将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在此基础上，管理者要像孔老夫子那样诲人不倦，不断指导员工在工作中成长，为他们提供学习新技能的机会。员工有所提高后，再将其安排到更合适更具挑战性的岗位上，以此循环往复，推动员工不断进步；并藉此提升企业竞争力。
（2）确保员工得到相应的工作条件和出色完成工作的信息。在任何公司工作，员工都需要拥有充足的信息，才能围绕企业发展目标更好地奉献自身的才华。拥有本行业最先进的工作条件，员工则会引以为豪，如果所有员工都能自豪地夸耀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这种夸耀和创造性本身就蕴藏着巨大的推进作用。当被管理者出色完成任务时，管理者应该当面公开地表彰员工，引起更多员工的关注和赞许。这种表彰要及时，要说得具体，以使被管理者“不隐其能”，为企业目标的实现多做贡献。
（3）制定一整套内部奖惩员工的标准；并以工作业绩为主适时晋升员工。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孟子也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把正直能干的人提拔到不正直的人之上，人们就会服从；把不正直的人提拔到正直的人之上，人们就不会服从。若仅凭资历而不以事功对员工进行提拔，不但不能鼓励员工争创佳绩，反而会养成他们坐等观望的态度。员工一般来说在事业上都会有很多想做并能够做到的事，关键是要给他创造条件。如果企业能适时晋升正直（能视企业目标为自身目标）、能干（能为实现企业目标努力拼搏多做贡献）的人，那么其他的员工才能服气，并以之为榜样，进而形成人人奋发向上，企业生气蓬勃的生动局面。
（4）“推己及人，察己知人”，公司应了解员工的实际困难与个人需求并设法满足。要尽量让员工分享企业发展的利益，承诺员工与企业荣辱与共，强调工作保障问题最终取决于他们自己，公司总是愿意长期聘用愿与企业共图发展的员工。对于被管理者的劳动报酬问题，管理者亦应“推己及人，察己知人”。首先，应该确保员工的薪水竞争性；即依据员工的价值来定报酬；其次；福利方面也应当做得尽量地好，如对员工家属小孩的照顾等；再次，不妨在可能的情况下针对员工采用弹性作息制，努力使公司四处洋溢着积极的气氛等等。这些无疑都会大大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5节 道家哲学的启迪（1）
儒家思想诚然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但总体来看；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多元的，一种儒道互补型的文化，因此我们也决不能忽视道家的影响。道家创始人是老子，他的代表作是《老子》；俗称《道德经》，洋洋五千言，堪称字字珠玑。老子的思想体系中，其最高范畴是“道”。“道”本义指道路，后来引申为法则、规律的意思。“无为”是《道德经》的宇宙法则。作为老子管理思想最高原则的“无为”，对今天的企业管理活动极富指导意义。它是一个普遍适用于任何管理过程的原则，绝不是要人们什么都不干，而是指人的行动及其指导思想必须顺应自然，必须符合自然的要求，而不是主观随意地蛮干和胡为。作为管理方法，“无为”就是要求管理者要善于抓大事，把具体的工作分配给具体的机构和人员去做，毋须事必躬亲。今天；西方所谓的“领导艺术”和“祛除管理”等思想正试图回归到此种境界。
避免管理走向反面
道家认为，管理并不总是给社会带来利益，有时甚至会带来危害。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无论管理手段多么严密细致；法令规章多么冷酷无情，总不可能永远消除一切不法行为，有时还往往适得其反。老子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的时代。管理者把法令制定得明确具体、不胜其繁，而社会上的犯罪行为反而越来越多。这一现象直到今天仍然屡见不鲜。面对这样的尴尬局面，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如果法令制定太多，就会扰民不断；而有些人如果不接受这些规矩，他们就会铤而走险，走向对抗。
所以按照道家的观点，管理措施越是发达，对人性的摧残就越是厉害。今天的许多管理方法就像是给马和牛带上缰绳，使这些驯服的动物也感觉羁绊无穷。对人而言；其遗憾更甚。要知道；现代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以人为本”——人的创造力、想像力和主动性；如果管理过度；必定劳民伤财；如果制度太多；员工就会不堪其扰；长此以往；管理就会走向其反面；还谈何创新变革和发挥潜力呢？正因为道家的创立者看到了上面这些弊端，便渐渐产生了“无为而治”的思想。
“将欲废之，必固兴之”
道家管理的策略，实际上是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通俗地讲；就是一种柔弱胜刚强的管理和以退为进的策略。它们都建立在对事物发展规律把握的基础之上。一切事物都体现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原则；而且事物的好坏也随时可以转化；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因此在管理中不能单向思维，要有多向思维，不能简单地一味求进、以取求取，有时要以弃求取。
他们认为，事物的发展必然要走向反面，正所谓“物极必反”。是什么力量使它们这样呢？是天地；即宇宙间的规律使然。作为管理者来说，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任何事情都应从正反两方面衡量和思考。就像要达到一个目标，有时不妨背道而驰一下；兴许你会发现两点之间的距离；往往并非直线为最短。在这里，老子的大智慧无疑值得我们激赏：“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春秋时代，郑国的国君郑庄公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他的弟弟共叔段却十分桀骜不驯，既不听从兄长的号令，也不把君主放在眼里，并且时常有谋逆之心。庄公的臣僚们都劝说郑庄公及早除掉共叔段，免得将来迟早成为祸患。庄公非但不听，反而更加优抚自己的弟弟，更加纵容共叔段的恣意妄为。直到后来共叔段以为有机可乘，终于起兵谋反了，庄公才名正言顺地兴师问罪，在“鄢”这个地方，一举荡平了共叔段的势力。其实，庄公不是不想除掉段，而是一直在等待时机。最初共叔段虽然怙恶不悛，但他的作为并没有坏到该死的地步，如果当时就杀他，难免师出无名。因此不妨先纵容他一下，等他更多的恶行暴露出来以后，再收拾不迟，那时他也就无话可说了。可见，这一招杀手锏，体现了典型的传统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