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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是周末，我正打算拖他出去喝两杯，缓和一下失恋的伤痛。
曹玫的电话来了。
“不接！”刘卡咆哮着，将手机调成静音，丢在茶几上。
过了一会，电话挂了，门开始哐哐哐地响了。
我打开门，曹玫一个人站在那儿。
“你说得对，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她看着沙发上的刘卡，没有任何前导语，直接开口道。
“我一直不答应和你结婚，没别的原因，因为我已经结婚了。”
曹玫的话犹如重磅炸弹，听得我恍然如梦，但刘卡还是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我们分居一年多了，我妈心脏不好，所以我一直没敢跟她提离婚的事，她也一直以为，我不在家过夜的时候都是去了他家。那天，正如你看到的，我和他约定去我家看我妈。”
“你为什么不早点说？”我忍不住打断她。
“一开始，我也以为你只是玩一玩，没想到后来我竟然也沉迷到其中，无法自拔。感情和婚姻其实是完全不相干的两回事，我不希望在恋爱的过程中就被结婚的问题干扰。我太贪心了。”
“现在，因为你那通电话，我再也没法瞒我妈了，我和他已经离婚了。”
她说着，从包中翻出一个绿皮的离婚证，扔在刘卡身上。
“但是，我们还是分手吧。”
说完，她转过身，消失在楼梯的尽头。
自始至终，刘卡都没有说话，连枕着胳膊的姿势都未曾改变，像条被遗弃的老狗。
“我是一个自私的人。”事后，刘卡对我说。
“我以为所有感情中最美好的是相识之后，结婚之前那一段，但其实不是。无论如何拖延，任何一段感情都无法一直在路上，都需要有目的地。爱情没有手动挡，所以，谁也无法真正驾驭它。”
“我要回家结婚了。”
几天后，刘卡请我在燕莎桥下吃了顿烧烤，向我道别。
“你不打算找她了？”我小心翼翼地问。
“不了，就当这是上半辈子最后一次疯狂吧。”
这一次他来找曹玫，其实是他蓄谋已久的一场逃跑，他爸给他找了个家乡的未婚妻，是他老战友的女儿，但刘卡不甘心就这样平庸地启动下半辈子，于是偷偷开车前往北京寻找真爱。
“以后，我再也不会来北京了。” 刘卡望着远处的央视大裤衩，默默地说。
再次醒来的时候，刘卡已经走了，带着满身疲惫和看不见的伤痕。
我时常会想起他，兴奋的、彷徨的、有朝气的、悲伤的，想起下班时会准时停在我公司楼下的那辆奥迪100，桃木的内饰、米色的皮椅，还有那扳动时沉甸甸的手动挡。
那次离别之后，他换掉了使用多年的北京号码，所有同学都没了他的联系方式。我想，他一定恨透了北京这个城市。
我以为，我们的交集到此为止了。
5、
没想到的是，五年之后，刘卡又来了。
这一次他没开车，而是坐着火车来的，与他同行的还有三十多个乡民。
我在西站接到他，他看上去变化不大，依旧是t恤牛仔裤，剃个利落的圆寸，只是皮肤变成了古铜色，说是前两年搞工程时晒的。
“你不是公安吗？怎么搞起工程了？”
“不耽误，不耽误。”他摆摆手，似乎不想多说这个话题。我新租了房子，试着邀请他去我家住，他也一并拒绝了。
“又不是来旅游的，这有三十几号人，眼睛都看着我呢。”
说着，他回头冲同伴打招呼。
“今晚就在这将就一宿，明天再找住宿的地方。”
“好嘞。”同伴答应道，四下散开，在车站大厅里或坐或卧，我看到有人竟然从行李中拎出一张棉被来。
“你们这是来干吗？”我有点纳闷。
“上访。”刘卡盘腿坐在地上掏出烟，心不在焉地说。
“上访？！”我惊讶地合不拢嘴。对于我来说，这是个相当陌生的词汇，是只会出现在电视新闻和微博里的事，但此时此刻，这个词却从刘卡嘴里说了出来。
渐渐的，我从他口中了解到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两年前，刘卡的家乡搞公路建设，用的是民间集资，他爸做了担保人。结果路建到一半，融资人跑路了，他爸被人举报，没多久就被省里革职调查。他这次来北京，就是为了这事，随行那三十多号人，都是出资人、受害者。
“融资人跑路这种事，上访有啥用？”
“嘁，那人压根没跑，他花钱疏通了上头的利害关系，舒舒服服在省城过着好日子呢。我们见不着他，报警也没用，我爸不在位子上了，局里根本没人理我报的案，我一气之下就辞了职，跟人合伙搞工程。”
他抽完了烟，把烟头在鞋底摁灭，冲着夜空长吐了一口气。
我打量着他的侧脸，忽然看到他脖子下多出一道明显的疤痕，不知是什么时候受的伤，又发生了怎样惊天动地的事情。
五年的时间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却不知为何，我在刘卡身上看到一种沧海桑田的感觉。
第二天，我依照刘卡说的地址，开车去信访局找他。
赶到那儿时，刘卡正精神抖擞地指挥着乡民排队。他站在队伍外，换了一身笔挺的西装，头发上还抹了发蜡，看上去倒有三分像陪同上访的律师。
排队的人挺多，有几个重访的逢人就塞传单，展开一看尽是血案冤情。
“你确定这地方管你的事儿？”我有点没拧�
“废话，所有讲不通的理都得到这办。”刘卡点点头。
“我刚看那边大妈的上访材料，死了好几口人，重访了十几次都没人管。”
“那是他们方法不对。”刘卡晃晃脑袋，接着说，
“而我的办法，百分百管用。”
等到了中午，长龙依然只增不减，我忍不住打起了哈欠。
这时，刘卡忽然凑到我耳边小声说，“待会你什么都别理，只管跟着我走。”
“去哪？”我茫然地看着他。
他没有回答我，转身冲同伴打了个手势，没等我反应过来，原本规规矩矩排队的乡民忽然开始相互推搡起来，三十多人争先恐后地向窗口挤去，大厅里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几个保安赶忙冲过来维持秩序，其中一个见刘卡站在队伍外面，跟他说排队去，不然我可以依法拘留你。刘卡面带微笑，说我只是陪同的，不排队只等人。保安张望着闹事的人群，回头说等人出去等，别在这捣乱。
队伍那头的喧闹声更大了，他再也顾不上刘卡，向乱作一团的人群跑去。
“走。”刘卡原地站了三秒钟，拉起我就向楼梯冲去。
“这是要干吗？”我被他一口气拽上了五楼，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找领导呗，在下面递材料得等到猴年马月去。”一边说，他一边挨个打量各个办公室门口挂着的职位牌。
“我在机关单位待过，他们的办事效率我太明白了，下头混日子的职工谁有空管你死活，材料得递到正经管事儿的人手里——就这儿吧。”
他在标着局长秘书处的办公室门口停下来，将耳朵贴在门上仔细听了一会儿，然后掏出一个大号牛皮信封，从门缝下方轻轻塞了进去。
6、
完事回来的车上，我问刘卡。事情办成后，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摆酒，我是刚领的证，没想到半路上出了这倒霉事，一直没机会办婚礼，这次回去一定得借婚礼冲冲喜，到时你就算飞也得给我赶过来。”
说到婚礼，他的眼神里透露出憧憬。我不禁愣了一下，许多年前，他似乎也是这样的神情，满怀期待，清澈无邪。只是不知，他的妻子是不是就是当年他爸爸安排的女孩。
“你还记得曹玫吗？”鬼使神差，我问出这个问题。
刘卡听后沉吟了两秒：“当然。”
“你们……应该没有联系了吧？”
“当然咯，分手后就音信全无。怎么忽然提起她？”
“没什么。只是有一次我在街上遇见她，她又结了婚，看上去过得不错。我跟她提起你，她跟失忆了似的，说完全不记得你这个人了。”
“是吗？呵呵，不记得好，人总不能一直活在回忆里。”刘卡淡然地笑了笑。
“是啊，你也结婚了，梦想总要回归到现实。”我敷衍道。
成功递交了材料，刘卡成了乡民眼中的英雄。当晚，三十多人在一个小饭馆喝酒庆祝，他把我也喊去了。
席间不停有人来跟他碰杯，他一概不拒，将啤酒一饮而尽，嘴里嚷嚷着：
“等着吧，很快，很快就能有消息了。”
等待的时间里，我帮他们联系了一家四环边上的青年旅舍，最便宜的床位每天只要50块，他们就住在那儿，把宿舍挤得满满的。
一个礼拜很快过去了，刘卡一个电话都没接到。终于有人耐不住寂寞了，开始问刘卡是不是没递到管事的人手里，是不是漏写了电话。
“材料还是要亲手交给人家才行。”一个四十多岁的大伯说。
“刘卡还是太年轻了，太嫩。”也有人开始这样说。
“你们等不了就先回吧，我一个人在这儿等！”刘卡打断所有人的话。
于是没人再说话了。
又过了一个礼拜，有人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说政府决定继续修路，之前集资项目的投资者会得到一定比例的赔偿。
“政府有赔偿，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吧。”他们兴奋地讨论着。
“赔偿能有多少，九牛一毛，还是继续在这里等消息实在。”也有人泼冷水。
但这只是极少数的声音，这些是投了大钱在里面的人。
刘卡不说话，他的立场不容他妥协。
渐渐的，乡民们互相劝告着，开始陆续离开了。有的人会跟刘卡叮嘱几句，让他一有消息就马上通知大家，有的则一声不响地消失了，只留下空空的床位，像是在嘲笑刘卡的不靠谱。
第四个礼拜开始的时候，最坚持的那几个乡民也走了，青年旅社里只剩下刘卡一个人了。
他依然没等到信访局的回电，他身上带的钱不多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吃了三天的泡面。
“等不到就早点回去吧，有消息了再来。”我劝慰他，并将钱包里所有的钱塞到他的手里。
他点点头，又摇了摇头，不知在想些什么。
7、
三天后，再次出现在我家门口的刘卡又换回了t恤和牛仔裤。
“我得回去了，你嫂子在家成天催，工程上的事也需要我。”
他站在我家门口跟我道别，我说送他，他摆摆手说不用，他已经打好车了。
“过段时间有消息了，我再来吧。”
我点点头说，好。
他转过身，躬着腰，看上去很疲惫的样子，慢吞吞地下了楼。
“谁啊？”曹玫听到我们刚才的对话，从厨房走了出来。她已经怀孕七个月了，走起路来颇有些吃力。
“一个朋友。”我将她扶到沙发上，轻轻地说。
“再过几天，就是刘卡三周年忌日了，我们准备准备，去雍和宫拜一拜。”
“嗯。”她点点头。
我故作轻松地走进卧室，回过头看了一眼门缝中的曹玫。她坐在沙发上，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脚下，就像当年她刚从我嘴里听到刘卡去世时一模一样。
我掩上门，吁出一口长气。
刘卡，我希望他再也不会来北京了。
姬霄，青年作家。微博id：@姬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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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54 红灯须硬闯，马路要横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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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路
1
我一向以为奇葩的人不在少数。有些人看起来奇葩实际上靠谱，有些人看起来靠谱实际上奇葩，我不知道朱一发属于哪一种，也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
朱一发是我刚到北京时的合租室友，是我见过的少数特立独行的人之一。孔子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朱一发就有点“不改其乐”的意思。他具备一种能力——把无聊的事变得有趣，而我和他相反，擅长把有意思的事变得无聊。因缘凑泊，我们成了朋友。
朱一发的签名是“红灯须硬闯，马路要横穿”。这句话让我在未曾谋面时就断定他是奇葩一枚。第一次见面是在合租的房子里，他十足的屌丝相，递了张名片给我，我顺口就念出来了：“来一发！”
“不是来一发，是朱一发。”
“你这名字跟埃及前住房部长马格拉比有一拼，让有知识的人一不小心就念错。”
当时朱一发正在学车，每次去驾校前他都拎一听啤酒上路。他说在驾校不会有交警查，要趁机体会体会酒驾的感觉。他喜欢跑到高档商场问衣服，和售货员漫天砍价，砍完就走，从来不买。我骂他有病。他说这不叫病，叫沟通力。
2
朱一发和我去超市，路上碰到个衣着干净打扮光鲜的小姑娘，说自己是外地来的，钱包被偷了，让我给她买点吃的。这种我见得多了，直接无视。走出十几米，朱一发说：“干吗不和她聊聊。”
我说：“你看不出来她是骗子？”
“能看出来还怕被骗？”
“不想耽误时间。”
“你日理万机吗？”
“不。”
“那何不聊聊呢？”
朱一发长了一张像被人刚刚扁过一顿的脸，每次开口又有让人再扁一顿的冲动。不过，他的话虽然听起来欠揍，但要过过脑子，似乎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我想起大学时候吃食堂，受《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毒害，明明可以一顿饭吃二十分钟，我偏要五分钟吃完，剩下十五分钟坐着干等同学，边等边眼馋他们碗里的鸡腿儿。
也许朱一发是对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我们转身返回。又见小姑娘，朱一发迎上去。
小姑娘说：“好心人帮帮我吧。”
朱一发问：“你是学生吗？”
“是的，大四，准备考研呢。”
“那我问你，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是什么？”
小姑娘摇摇头，一脸茫然。
“知道任汝芬是谁吗？”
小姑娘急了：“不给就算了，带这样欺负人的吗！”
朱一发笑了：“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
“肯德基。”
我和朱一发面面相觑，他冲我递了个无辜的眼神。
“妹子，你吓到我了，你看我们这身打扮像吃得起肯德基的人吗，我们只吃得起方便面。”
其实朱一发有时周末在家加班，一天12小时不离电脑，三顿肯德基。
“那你给我几块钱，我自己买吧。”
“你不会是骗子吧？”
“我这有身份证，还有学生证，你看。”小姑娘娴熟地掏出证件。学生证是人大的，五块钱的那种。
“哎呦，原来是学妹”，朱一发也掏出自己办的人大学生证，“他也是人大的，把证拿出来给师妹瞧瞧。”
我从书包里翻出北外的学生证。
“他不是说你也是人大的吗？”
“对，我是人大的，但我出门一般带这个证，这个证比人大的值钱，人大的五块，这个十块。”
小姑娘反应过来，脸“刷”一下就挂不住了。朱一发生气地冲我说：“去去去，别欺负人家。”然后真的带小姑娘去吃了肯德基。
吃完，小姑娘大概明白被我们看破了身份，也不再提额外的要求，千恩万谢地告辞。走了几步，朱一发叫住她：“妹子，你还年轻，别耽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