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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我十几岁的表哥第三天来到我家，姑姑站在豆场上挥着手让他走：“告诉那个老祸害，我不会回去的！”表哥隔着几米远，细细地叫道：“妈嘞，家里不能没有你。”姑姑扭着头不看他：“不回不回！老祸害不死，我要给打死。”表哥继续细细地说：“妈嘞，我们都批评他了。他不敢咯。”我站在灶房的门口看着他们一对一答的场景，姑姑干瘪的脸颊簌簌地抖动，红肿的手在空中劈切着什么，而表哥缩着大而敦实的身子在姑姑边上打转。到最后，姑姑让表哥去村里买了肉、排骨、莲藕和一袋米来，给我做了晚饭，又多做了好多菜。我说太多吃不完的，她说：“你明天后天把菜热热就好了，别喝冷水，实在饿了去我那里知道吗？”我点点头。她收拾好东西，表哥走在前头，她跟在后头，我站在路口看着他们离去。走着走着，姑姑突然又转身过来，“你到我家去吧！”我摇头：“我还要上学啊！”她点点头，从她上衣的兜里掏出手帕，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有钱：“这是十块钱，没米了就去村里买，知道吗？”
有时候姑父沿着长江大堤下面的村庄收破烂，也会到我家来。那时我正站在板凳上拿着锅铲炒菜，他就站在灶房的门口笑眯眯地看我。我回头见是他，叫了一声，他黝黑的脸上更是笑意满满。我不愿靠近他，因为他身上很脏，带着垃圾的臭气。他抽着劣质呛鼻的烟，不断咳嗽，咳咳一口浓痰吐到豆场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十分害怕他。姑姑来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来过。他来的时候，姑姑也从来没有来过。他们像是故意相互错开。唯有一次，他们相聚在我爷爷的葬礼上。爷爷的棺材放置在老屋的堂屋里，大伯、二伯、我父亲守灵。姑姑站在棺材边上喊：“我今早晒衣服，你都冲上来打我一气。”她把手臂上的瘀伤亮给她的三个弟弟看。大伯说话了：“大哥你这要不得！”姑父摊开手掌说：“她从嫁过来，就对我父母不好。对我也不好。”姑姑趴在棺材上号啕大哭起来：“你是个畜生！我早不想跟你过了。”姑父蹲在老屋的门口：“你对我从来都不好。”大伯站在他们中间：“老两口不就是争争吵吵打打闹闹过一生的嘛！”
爷爷死后，姑姑很少来。她得了一种很难治的皮肤病，头发掉光，皮肤如生鱼鳞，奇痒无比。过年去她家拜年，她缩在表哥家的偏房里，初初看去，她身体裸露出来，雪白亮眼，再近看，皮屑落满了衣领，连眉毛也没有了。我内心泛起一阵恶心感。她从竹椅上站起，喊我的名字，我且答应且往后退，匆匆说了一句新年好就跑掉了。远远地她在喊我，我站在路口回头，她手上拿着苹果和饼干让我拿着吃。我摇手说：“不用啦！我还要去拜年！”说完跑走了。再一次她到我家里来，是表哥的缘故。姑姑与姑父长久的争吵，大表哥压抑多年的怒火爆发了，冲到姑姑的厨房，把她所有的东西都砸碎了。夜里我们都睡着了，听到敲门声，爸爸起床刚一开门，姑姑一下子就坐在堂屋地上，拍着心口痛得呻吟。爸爸抱着她，拍着她的背部。好久姑姑才缓过气来。我给姑姑端了杯水过来，姑姑的手抖得拿不住，手上的皮屑纷纷扬扬地落下来。我又一次难以抑制自己的恶心感。
爸爸毫不在乎这些的，他抱着姑姑问长问短。我想起爸爸说起自己很小的时候，姑姑就出嫁了。爸爸在家里饿得没饭吃就去她家，姑姑把家里仅有的米都煮上了让他吃。后来爸爸中风了，天天坐在豆场上，毫无生活下去的意志。姑姑依旧从长江大堤那边下来，走到我家豆场上，叫了一声：“弟儿。”爸爸抬头，愣愣地看她。姑姑又喊了一声：“弟儿。”我们站在边上好奇地看着他们。爸爸突然眼泪大滴大滴落下来，姑姑几步走过来，搂着他，哄着他：“哭什么啊。莫哭啊。”说着自己也哭起来。她没有眉毛的脸红扑扑的，脸颊没有皮肤的保护，都有些发皴。她住下来，陪着我爸爸去打针，又喂药给爸爸吃。她不再那么矫健地抱起一袋棉花送到阳台上去，她的步伐迟滞，眼睛老是像蓄着泪水，风吹了吹就出来了，抹了抹又出来了。
姑姑的笑是在她说起自己的孙子孙女时绽开的，大表哥的子女争气，都考上了我们当地的重点高中，说不定他们都能上名牌大学，甚至是清华北大。她说着说着，瘪着牙齿落光的嘴唇，微微仰着头。我坐在她的对面，那时候我正在上大学。她向我扬扬手：“我叫他们向你学习！”我尴尬地笑了笑，不知道怎么回应她。她那时皮肤病好了大半，而我跟她却再难亲近起来。她的笑声像一丝温柔的气息，轻轻的，柔柔的。我正在看我的书，突然感觉头上有人在摸，姑姑的手又拿了起来：“你要多吃肉！还是这么瘦！”我喏喏地答应着。她一步一颤地进了堂屋。过完年她又一次来时，却是来借钱的。大表哥的孩子得了脑病，休学在家，四处求医都没有效果。那孩子逐渐变得六亲不认，智力下降到只有几岁小孩的水平。她绞着手站在堂屋中央，爸爸把五千块钱塞到她手中时，她嘴唇哆嗦着不知在说着什么。爸爸喊一句：“姐嘞，没得事的！”她恍恍惚惚地没有反应，爸爸又喊了一声：“姐嘞，都会过去的。”她从兜里取出手帕，还是当年那条，白底兰花，把钱裹上一层又一层。我推着自行车，带她上了长江大堤，送她回家。
因为修路，我家门前的那几棵杨树都给砍了，水泥路绕过我们家的豆场，这样我们的视野一下子开阔了，能直接看到长江大堤和麦田。而姑姑再也不能走过来了。她走不动了。我跟哥哥过年去看望她，她勉力而为地一定要送我们出来，我哥哥掏出几百块钱塞给她。她推了过来，我们又推了过去。大表哥的手在打工的时候断掉了，而大表哥的儿子病情越发地重了。我们往前方的路上走时，我忍不住再回头看，姑姑佝偻着身子依旧站在门口看着我们，她手上的钱还在攥着。我说：“姑姑嘞，进屋啦！起风了！”她向我们挥手：“你们路上小心啊。”我不敢再回头看她，匆匆地离开。
大学毕业我去外地工作，一次跟爸爸说了几分钟的话，正准备挂掉，爸爸说：“你姑姑去世了。”我没反应过来，再次问爸爸。爸爸说：“前天去世的，在床上躺了半年，最后吃不下去任何东西，饿死了。”挂了电话，我没有任何感觉。我拎着从菜市场买来的大白菜、豆腐、鸡蛋、五花肉，去我的租房做晚饭吃。锅烧干放油，刺啦啦的响，米饭的香气从电饭煲潽出来。我忽然想起姑姑那次做的饭真香，她给我烧了红烧肉，还炖了莲藕汤，她把米饭给我端到桌子上来，她说我：“你莫急，慢些吃，莫噎住了。”我记得当时她做的每一个菜，说的每一句话。我把做好的菜放在桌子上，洋溢出来的饭菜香气扑鼻，忽然心口一阵生疼。
爸爸说她最后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大小便失禁，我不敢多听下去。姑姑死后半年，大表哥为瘫痪在床的姑父去池塘洗东西淹死，再过三个月姑父去世，再过两个月大表嫂自杀。这些姑姑都不会知道的。那次从长江大堤上骑自行送姑姑回家，她细瘦的手紧紧搂着我的腰。江风吹落防护林的枯叶，哗哗如落雨，沿路的村庄都沉在暮色中。姑姑说：“你要多吃饭啊。”我在前面答应着。到了她的村庄，我停好车，扶她下来，看着她沿着泥路走下大堤，融到村庄的黑暗中去，狗吠声此起彼伏。而我再也看不见她了。
ps：谨以此文献给天上的你。写于姑姑二周年忌日。
2013年10月15日
邓安庆，作家。微博id：@浮尘录。已在「一个」发表《站在三十岁的门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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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94 让我们荡起双桨
。txt小。说天堂
作者吴晓星
1
高中毕业那个夏天，我在派出所。讯问室空调温度开得很低，空气里飘着细微的冰碴子，吸一口到肺里，比吸烟疼得还要清晰。一个体型微胖的警察拍着我的肩膀说：打起精神来小伙子，是不是男人？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戴手铐的中年男人进来，咕咚一声在我旁边坐下。跟着进来的警察问：怎么把人打成那样了，脸上划那么大个口子。喝了点儿？
男人一直在愣神：啊？啊。
微胖的警察一摆手对另一个警察说：送看守所吧。
我交完罚款走出派出所，热浪袭来，顿时感觉自己像被烤化了，双脚无力。临走时微胖警察对我说：社会不同于学校，要想堕落，分分钟的事儿，没人管你。
嗡嗡的声音像法官落锤，在燥热的空气中漾起透明的波纹。
2
1998年我读小学一年级时，小学操场只有区区几个乒乓球台，周一到周五被高年级的学生霸占。想打乒乓球得在周末爬上操场外一棵老榆树，翻进操场。即便这样，打乒乓球也要排队。一次我翻墙进去，人比往日少了很多。一个高年级男孩靠在球台边，我拿着球拍走过去，他问：玩会儿？
我们打了没几个回合，他漫不经心，心思完全没在打球上，眼角不时瞥着操场那头。一会有一群男生朝这边走，他扔掉球拍说有事不玩了。
他们在操场中间说着什么。没多久听到有叫骂声和尖叫声：杀人啦！
星期二学校开完大会，我从同学口中得知，男孩一直被欺负，于是在周末操场上和那群人约架，他带了把匕首，对方一个男生被捅了六七刀，没到医院就断了气。
学校后边有片空地，每天放学后常有人在那约架。我偶尔去看，后来觉得没意思，一是他们大多数都只是动动嘴皮子，另一个原因是我被游戏厅吸引了注意力。
游戏厅老板是个拄拐杖的中年人，夏天经常穿白色的背心，胳膊上红色的蝴蝶纹身在闷热的空气中分外扎眼。游戏厅刚兴起时，游戏币还很贵，一块钱只能买四个。小时候零花钱不宽裕，一块钱要攒一个礼拜，换成游戏里的四条命。实操的机会并不多，更多只是在看。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个钱花光的孩子用铁丝撬开了游戏机下边存硬币的箱子，老板也看到了，吼了一声：干吗呢！
孩子慌不择路地跳上窗户，被老板一把揪下来，重重地摔在地上，像一只被风吹下窗台的猫，一个激灵爬起来，低头不知所措。
空气凝固了，窗外的知了叫得更起劲了。大家呆呆地看着扔掉一根拐杖的老板和那个犯了错的孩子。过了很长时间，老板用手摸摸那个孩子的头，从兜里掏出一把游戏币塞给那个孩子，说：去玩吧。自己一跳一跳地去捡起丢在一边的拐杖。
后来听人说起过，十年前我们那一带有个“蝴蝶帮”，后来和另一个团伙起了冲突，老大被砍掉了一条腿，那之后“蝴蝶帮”三个字就很少被提起了。
有次我上学迟到了，老师规定上课迟到不能进教室。我扒着窗户从一年级看到六年级，每个教室都有不同的老师在讲课，一种被抛弃的失落感涌上心头，就连我们班里的同学，也突然显得那么陌生。那节课上音乐，老师的女儿夏荷在弹钢琴教大家唱歌。
夏荷比我们高几个年级，业余练钢琴，那时普通人家是买不起钢琴的，所以她上体育课时就会弹钢琴教我们唱歌。我也奇怪过为什么她上体育课时我们总是上音乐课。现在想想，老师的孩子有优越感不是空穴来风的。
我从一年级转悠到六年级，再回到我的教室窗户外，趴着窗户看她边弹琴边唱《让我们荡起双桨》。我只能看到她长发散落的背影和逆光的白衬衫。
后来我经常找机会接近夏荷，找她玩。女生发育早，她比我高两个头，似乎也没有把我定义为一个“异性”。有一年夏天，我没有午睡就去了她家，透过窗户看到她和妈妈躺在床上，我以为她睡了，正要失望地离开，听到她对妈妈说：妈我睡不着，饿了。
她妈妈扭头问：真饿假饿？
夏荷嘻嘻一笑：假的。
她妈妈亲昵地刮刮她的鼻梁说：傻丫头……
说着，解开了自己的衬衫。我趴着窗户在外边，干热的空气在嗓子眼里打转，我咽了咽唾沫，嘴里嘀咕一句“那么大了还吃奶，不害臊”，失落地走开了。我又去找别的同学，大家都在午睡，没有人玩。我顺着阳光最毒辣的地方一直走，一万只知了憋足了劲地叫。我感觉肺像是一只将要被气炸的气球，扬起脖子大声喊：叫你妈逼啊！
后来的事情不知道了，那天我中暑了，在床上躺了很多天。
我经常和夏荷还有她的朋友们一起踢毽子，她们踢几个，我还几个。不过一会工夫我欠的个数就飙到了三位数。她们都比我高两个头，这时是可以耍赖的。夏荷帮我解围，把毽子放在我脚上，告诉我数数，数几个算几个。于是我数：一，二，三，一百，三百，一亿。
她的朋友后来都不玩了，夏荷也累了。她问：去不去上厕所？
我点头。她拉着我的手，走到厕所门口停下了，像想起什么似的指指男厕所：你得去那边。
我当时心里好失落啊，直到现在想起，还是很失落。不久之后夏荷去了外地读初中，我再也没见过她。
3
后来我也成了高年级学生。学校后边空地上，我不再只是个看客。空地后边是一条干涸的水沟，一米多不到两米，不是很深但坡度很陡。有次我一脚把一个男生踹下去了。看着他打着滚翻进沟里，我很想解释一句：我只是想踹你一脚，没想把你踹下去啊。
没等我说话，他就哭着走了。我站在那愣了很久。小学毕业那年，同班一个男生和我一样坐在后排，有天放学他把书本全撕成碎片扔在脚下，然后从课桌里抽出一根凳子腿塞进外套袖子里。那是后排男生们再熟悉不过的动作。我很想问问他怎么了，但是我没有。2003年，我考进了一所私立学校。
那个暑假没有作业，游戏厅成了主战场。当我们在游戏厅屡战屡败时，老板免费请我们看了录像。港片从此进入了我的世界。第一次认识了小马哥，后来偷偷学着他的样子拿着试卷点烟。
许多人和我一样荷尔蒙作祟，找不到江湖，便制造了一个校园江湖。那时我们坐的凳子的一条腿是可拆卸的，有人还在课桌里藏了啤酒瓶。初中年代的江湖大幕就此拉开。每当两个班级冲突时都特别惨烈，举起课桌对着砸的情况并不罕见。我同桌很爱凑热闹，不幸的是他晕血。有次看到翻白的伤口和汩汩流出的血，直接晕在了我怀里。
我们班和另一个班是死对头，冲突不断。有次在宿舍群殴，我追着对方班里一个人，一直到楼道拐角，我用皮带的铁钎抽在他脑袋上，他手里的半截拖把棍也砸在我脑袋上，我们都疼得呲牙咧嘴。四下一看没人，居然不约而同地说：我们别打了吧。
初中生涯在一次荷尔蒙总爆发中结束。中考第一天考完，初一初二学生早已放假，食堂被一排桌子一分为二，那边是外地监考老师封卷，这边是我们吃饭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两班就打起来了，粥和菜对着泼，瓷饭盆砸在脑袋上砰砰的闷响，更像青春期的一场狂欢。
4
高中我走读，每天晚自习后骑自行车回家。回家前我们经常去锅炉房附近一个教职工厕所方便。有天正好遇见一个和我哥们郝锋有过节的外班学生，他们都在疯狂地追求同一个姑娘。男生在蹲坑，郝锋自然没放过这个机会，过去摸他的脑袋，说：怎么着，今儿赶巧遇见了，给哥几个唱首歌吧？
说着扭头问我们：你们说，唱首什么好呢？
我想我是脑子抽了，随口说：《让我们荡起双桨》吧。
男生恨恨地看着我们，腻歪半天也没唱，烨子点着根烟，我们轮着抽一根。副校长就在这时突然杀进来，大喝一声：小兔崽子，干什么呢？
我们被勒令站成一排，有的皮带都没系好。副校长问蹲坑的男生：你看见他们抽烟了吗？
男生说，没看见。可怜整个过程他一直保持蹲坑的姿态。
副校长挨个问我们：抽烟了吗？
我们当然说没有。问到烨子，他说“没有”时，一团青烟从鼻孔和嘴里冒了出来。
我们被叫到教导处，报了班级姓名。晚上回家已经很晚了，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