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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刘晓华居然还怀孕了。我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怀上的。成为怂逼之后，我们过夫妻生活早已没有当初那么勤快。也许是我和同事们喝完酒回来搞的？或者是她跟她那些坐在牌桌对面的牙根乌黑头发肮脏腿脚传情的牌友搞的？老实说，如果说我不介意刘晓华肚子里的小孩是不是我的，这不是真话，但就算不是我搞的，又有什么关系？当我下班到家面对冷锅冷灶，倒也感觉不错。我给自己弄碗吃的，然后看看电视玩玩电脑，偶尔回想一下自己这有限的人生，想起少年时期自己在河岸独坐的光景，想起水面上鹅的鸣叫和破碎的阳光，都挺好的。此情此景，我倒希望就这么沉沉睡去，做个好梦，而不是被半夜回来的刘晓华吵醒。她站在床头，在啃一个坏掉一半的苹果，卡兹卡兹。
别装睡了，她说，家里没吃的了吗？
如果我有枪，这时候我会学习爆头哥给她来个三枪，但我没有，也不想像以前那样捅杀一个孕妇。我只好回答她：有，有你妈一块逼，把你妈逼也吃了吧。
现在，爆头哥终于被当场击毙了。我不敢说自己感到惋惜，他毕竟罪大恶极，死了好，正如新闻上所说的，老百姓拍手称快。当然了，这是个说法，没人拍手。问题是，他是在我们这个地方被击毙的，不禁叫人刮目相看，兴奋不已。我们这个地方也出现在了新闻里。
嘢，这傻逼怎么跑我们这地方了呢？同事们次日早上获知新闻后，有的摇头晃脑，有的啧啧称奇，还有的哈哈大笑。我虽然憎恨这些同事，但不能不放下憎恨加入他们的谈论。讨论被查岗领导训斥、制止。然后我陷入了巨大的厌倦情绪之中。
下班回家，我没有像平时那样直接回去。而是奔赴报纸新闻中提供的击毙地点。小小县城，就这么点大，我已生活十年，所有的巷子比我对自己的肠子更加熟悉。
尸体已被抬走，血迹也被石灰吸干，这不必多说了。新闻图片中的警戒线和警察也没有了，徒有地面上用粉笔描画的尸身形状。当然，像我一样闻讯赶来的围观老百姓还不少，一些扛着长枪短炮的媒体记者也或蹲或站在那儿拍照。不过大家都没有踩到粉笔描画的尸身形状，仿佛爆头哥还躺在那儿，把他踩疼了他会爬起来再给我们几枪。理解为大家尊重死者，或许也行。
围观者的谈论可谓情趣盎然，他们还引经据典说起了一个叫“大王二王”的陈年往事。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他们只得摇头不已，露出一幅“你们什么都不懂”的表情并懒得普及这一历史知识。“你们不是喜欢上网吗，回家去网上查查就是。”有一个穿着时髦的小伙子还真掏出手机上网查了起来。
我注意到，就在击毙现场旁边的墙上，还张贴着爆头哥的悬赏通告。因为年深日久，不仅褪色严重更加模糊，而且四角翘起，风雨飘摇。我不禁想起了和它初次相遇的那一天，一股挥之不去的尿骚味儿就此弥漫开来。
这时候，我感到又累又饿，但我知道，现在回家并无饭菜，就算有饭菜，也没什么意思。而只是想躺下来。躺下来会舒服点儿，我对自己说。
真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像两条腿不听使唤那样，我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来到粉笔描画的尸身上，然后像拼图高手那样对照着爆头哥的死相躺了下来。不大不小，非常合身。这回我才听到了人群真正爆发出来拍手称快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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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65 纽约客的中国处女行：Hunting Hanhan
｛t｝｛xt｝｛小｝｛说｝｛天｝｛堂
作者tim struby
先哲和诗人们往往认为人生的最大幸福并不在目标的达成，而在于对过程的体悟。不过我保证说这话的上古智者们从没有过从纽约直飞广州的特殊体验。经历了连续二十四小时的飞行之后，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海难生还者，而且是漂浮在海上好几个月才被救起。不过这还没结束，我还要在机场排着长得令人绝望的队等我的行李。在我终于得以走出机场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可以扔进车流中洗个热水澡，吃个饭，再睡个觉。
不过当我的翻译兼导游jenny脸带笑容来迎接我的时候，我的心情终究还是宽慰了不少。她大致是属于矮胖型的身材，一直笑呵呵的，似乎在她的脸上看不到忧愁。八年前，jenny从佛山来到了广州，她做过工厂里的职员，不过最终还是凭着多年苦学的英语找到了现在的工作。不得不提的是，我还是花了一番心思才找到了一个满意的翻译。我本来以为会有好几百个人抢着给我做翻译，因为在美国人的印象中，中国最不缺的就是劳动力。但我错了。当我在谷歌里打上“广州”和“翻译”两个关键词之后，我只找到了二十几个名字和对应联系方式。等我把那些名字看上去就像骗子和妓女的人删除后，名单上只剩下了jenny。好在她还是挺靠谱的，因为在到中国之前，她能够保持与我的顺畅联系。而且之前别人对她的服务评价似乎也不错。还有就是她的英语，尽管不是最好，不过也完全够用了。在接机之后，jenny叫了一辆出租车，我们开始聊起我这次超长时间飞行。突然，jenny的眼睛里闪起了光亮，她那神情像极了一个在圣诞节早晨期盼着礼物的孩子。她问我：“我们明天真的要去，要去见他了吗？”
“他”就是我这次中国之行的全部理由。说实话我之前并不知晓他，直到2011年秋天的一个周日下午，我在《纽约客》杂志上偶然看到了一篇名为“大韩王朝”（the han dynasty）的文章。我其实一直自诩为是一个能通晓古今中外全球大事的人。比如我能很轻易地在地图上指出东帝汶的位置，我也能以阿拉伯人的语音语调准确读出“艾哈迈德&bull；内贾德”这个名字。所以在那一刻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会对“韩寒”这号人物一无所知呢？我立刻联系了我老板，也就是全美销量第二的体育类报刊《espn杂志》的主编。我向他说明了这个特别的“韩寒”。他汇集了作家，博客写手，冠军车手等不同身份于一身。在介入社会和政治议题的问题上，他的号召力似乎是唯一能与拳王阿里（muhammad ali）当年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来相提并论的运动界后辈。主编似乎听出了我想去采访他的意思，立马点头说：“走。”
在jenny的帮助下我入住了白云希尔顿，一座巨大崭新的宾馆。在房间里我很快就睡着了，结果就是第二天早上五点就醒了。没事，反正我还有很多活儿要干，于是我又爬进被窝里用我的电脑。这次陪伴着我的中国之行的不仅有我的macbook air，录音设备和笔记本，还有对中国深深的疑惧。在我启程前的几个月里，我和几个曾经去过中国的朋友熟人聊过。他们告诉我，我可能会在机场被扣留，住的房间可能经常被排查，电脑里的数据可能会被窃走，手机也可能被阻隔信号。甚至，我可能会被人跟踪。我一个老朋友就特地提醒我，她以前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就电脑不离身，甚至去健身房健身的时候都带着。还有个朋友煞有其事地告诉我，千万不要在他人目光所及的范围内在自己的电脑上输密码。带着对这所有一切的妄想，我只好蜷缩在床边，眯着眼来打字，钻在被窝里写email。是的，我也觉得自己有点傻，有点疯。但是这点不快与被扔进劳改所相比算什么呢？
临别之前，我母亲嘱咐我在中国出差的时候不要忘了给家人朋友寄信，所以我来中国第一天就想起要上街买一些明信片和邮票。穿梭在广州的街巷，我试着让自己沉浸到纷繁琐碎的街景中去，沉浸在那些喧闹声，甚至是这里特有的气味中去。是的，我在试图体会这座城市最为真实的气息，那些我在美国的旅行手册和纪录片中所看不到的东西。说实话，我对广州，对中国了解不多。我知道这里是制造业的天堂，但对这里的人，这里的文化，这里的生活方式，我都几乎没有概念。要知道，美国一直擅长通过电影，音乐和书籍向外输出自己的文化价值，但是我们并不那么乐于接受别的国家的文化。小时候，我对中国的唯一概念就是母亲养的中国西施犬，还取名为“杜甫李白”（相信我，作为美国人，如果家里养的狗是以两位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字来命名的话，你会面对周围人无穷无尽的戏谑和嘲弄）。稍大一些后，我也在高中里老师讲过毛泽东以及共产主义在东方的兴起，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之后在大学四年的政治学专业学习过程中，我读过的有关中国的文献完全可以用一个手数出来。
那么，我究竟在广州的街巷上体会到了什么？燥热，湿润的空气，密集的人流和车流，怪异的声音和气味。一切让我惊愕与惶恐，更让我着迷和着魔。这座都市让我觉得渺小，轻微，还有最重要的：异类。不过好在我有jenny。她带我到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地方：商场。这是一个四层楼的零售天堂，熙熙攘攘，整个两楼都是卖电子产品。她领着我买了一部手机和sim卡（我其实对jenny的砍价水平表示怀疑，尽管我的老板和公司会为我的手机买单，但是原则上她应该知道要把价钱砍到零售价以下）。下午三点，我因为时差还没调过来而开始犯困，我很想躺在广州的人行道上睡一觉。于是jenny把我拉回了宾馆，我就晕乎乎地回到了房间。在不停地在cctv的综艺节目、cctv新闻和cctv电视剧之间来回切换频道的之间，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正式奔赴韩寒参赛的拉力赛现场。一行人有jenny，我们的司机wu，还有绮颖，一个为我报道跟踪拍摄的摄影记者。如果不堵车的话，从广州城区向西行40分钟应该就能到广州国际赛车场了。来中国前，我仔细了解了在中国开车究竟是怎么一个状况。当时我觉得中国司机恐怖的驾驶风格完全是被夸大了的。但是，实地体验后，我很遗憾发现那些传言都是事实。在高速公路上，汽车转弯一般不打方向灯，卡车会无缘无故地突然停下，到处都能看到各种交通事故。我突然想到高速公路的建筑工人。我打赌，当时他们在这里施工的时候，每周至少能死一个人。
“wu”，我通过jenny来问我的司机，“你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对吧？”
他笑笑，确定地点了下头。于是我马上系好了安全带。
整整90分钟之后，我们到了几乎空无一人的赛车场。此时距离中国房车锦标赛第六轮开赛还有三天，各支队伍也都才刚刚到达这里。韩寒还没有出现，不过我不担心。下午韩寒肯定和他妻子lily一起过来。为了打发时间，我到韩寒的“上海大众333”车队的工作间，和其他车手和工作人员打了个照面。我在潜意识里一直提醒自己决不能去赛车场的厕所方便（作为一个西方人，我只习惯坐着上厕所，而不是蹲着）。我还觉得浑身燥热，所以只能坐在他们工作间的一张沙发上吹空调。一小时后，我被告知韩寒错过了他应该上的航班。他妻子的解释说因为韩寒每天的工作安排实在太满了。我不相信：我觉得他可能只是睡过头而已。安排的采访被推到明天对我再好不过，因为我时差还没倒过来，此时已经困得要死。于是我让司机wu开车拉我回市区。我知道这意味者又一次的惊魂旅程，所以我只能闭上眼，幻想一下我的床。
不过回到宾馆后，我睡不着了。下午五点，我晕晕沉沉地跑下楼，在宾馆酒吧里喝了杯睡前酒。一个漂亮的酒侍把一盘坚果放在了我面前。她胸前的牌子写的名字是“lisa”，虽然取了个英文名字，但是她几乎一句英文都不会。我点了一瓶啤酒，一瓶威士忌，被要了120块人民币。谁说中国货便宜来着？之后我随便在酒吧里逛了逛，发现服务员胸牌上都写着george； sarah； tom； greg； andy。我开始觉得有点生气：一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几乎渗透了世界的每个角落，但中国显然觉得我们不会读他们的中文名字。
第二天早上，我又在赛场里闲逛了几个小时，不过我终于见到他了。一辆丰田卡车停在大众333车队的工作间旁边，随后韩寒从车上下来了。本来我还期待看到一票经纪人、助理、保镖围着他，我又错了。韩寒的背后就跟着一个人，就是他妻子lily。在他们径直走入车队工作间的瞬间，我却突然犹豫了一下。我知道韩寒对媒体并不感冒。一个月前，我问韩寒的助理是否能在这轮比赛后在他上海的办公室采访他，他助理说不能。为了显得自然一些，我在车队工作室外又晃了一阵，脑子疯狂地运转着。我该说些什么？我该卖弄一下刚学的两句中文吗（你好、谢谢）？一会儿采访时间会不会不够？tmd，为什么这赛车场那么潮湿那么热！
我终于进了他们的工作室。我看到韩寒和lily坐在一个沙发上，他正用iphone发着短信。我先冲上去和lily打了个招呼，跟她介绍了自己。她听完，用手肘轻轻推了推韩寒，跟他耳语了几句。韩寒马上站了起来和我握手。作为一个体育杂志记者，我自然以赛车作为开场白，这的确是个好主意，因为韩寒不但开始说话，他甚至变得滔滔不绝。我猜之前媒体对他的采访有99％是聚焦在他的写作上。他估计被逼着每天谈论着同一堆作品，同一堆话题，然后吐出同一堆回答。讨论赛车的事对他来说恰好是一个放松。15分钟过后，他妻子lily过来拉了拉韩寒的衣袖。他还有另外一个媒体采访。不过韩寒已经停不下来了，他饶有兴致地和我说起他赛车的改装升级的细节，他教练在鄂尔多斯比赛时发生的事故，以及他当年在拉力赛场上第一次胜利的体验。最后lily只能强行把韩寒从我这里拖走。我对此并不在乎。我所有的焦虑感都消失了。虽然我还没摆脱时差综合症，但是我开始确信我会有个好故事。
在广州的最后几天和之前的日程差不多。大多数时间我都消磨在赛车场里继续跟踪韩寒，我慢慢觉得韩寒这个既有名又有钱的人物在生活中很平易近人的。韩寒当时得了重感冒，不过和我一聊还是几个小时。他有洞见又不乏幽默，常自省，又会调侃现实。如果所有的采访对象都像这个中国的作家赛车手一样，我的工作就轻松多了。每天晚上，我还会在白云希尔顿的吧台上喝酒，而我通常也是那儿唯一的顾客。我开始慢慢觉得我和lisa已经有了默契，可能只是我喝多了。
周日是正式比赛日。预想中盛大的比赛最后却变为了不温不火的小打小闹。这场房车赛完全没有在全美赛车冠军赛和f1方程式赛车大奖赛中能看到的那种电光火石般的盛况。我觉得看这场比赛本身还没有坐上一辆在中国的高速公路上飞驰的车刺激过瘾。不过，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赛车竞技刚处于起步阶段。二十年后，这里的观众数可能会从2000名变为200000名。作为在总积分榜上领先的车手，韩寒在比赛开始就很轻易地就将自己的排位提到前三，不过比赛过半之后，他的赛车突然熄火了，他只有选择退赛。我以为他会因此感到沮丧，没想到他只是耸了耸肩，一副坦然的样子：酷。
第二天早上，我离开了广州。不过我并没有回纽约，而是去上海。我觉得他们大概是有点喜欢我，韩寒和他妻子欣然答应了我在上海松江的办公室继续采访。飞上海的时候，我搭乘的是一架全新的空客380的飞机，这飞机的体积和白云希尔顿酒店差不多。我很高兴能够离开广州，不仅是因为我在希尔顿酒吧的惊人花费，虽然这的确已经快让我的钱包一文不剩了。此外我更期待中国之行的第二站，因为之前我听到大家对上海的疯狂热爱 &ndash； 历史风情，美食，夜生活，上海女人。并且我联系上了一个朋友的朋友，一个已经在上海住了四年的澳洲女孩。她表示愿意带我周游上海。说英语的同胞终于相聚了！
当我们跨越东海大桥的时候，上海展现在我面前的景象已然开始让我兴奋了。钢筋、玻璃、混凝土。即使坐在出租车里都能感受到活力，就像我的家乡纽约。我立马摇下车窗，感受这座城市的气息——不过这似乎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我的眼睛感到了灼烧感，我大口咳嗽和喘气，感觉像一个煤矿工人。之前我听说过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但从没有想到这么严重。与这里的空气质量相比，纽约的空气纯净得就像热带岛屿一般。
我的出租车停在了静安区的jia hotel。宾馆很摩登，也很亲切。这里晚上6…8点大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