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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在我吃泡馍的时候，已经在饭里下了药，我当时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呢，如果知道了，我就不吃那碗饭了，他说，那天吃完饭后，他假装带我去看戏，后来又说忘了带顶扣，其实这都是骗人的，他把我支走后，就在易俗社里开始化妆。那只箱子里，除了那双靴子，还有易容的东西。刘庆把他化成了我的样子，然后，就一个人去了陈府。很多年后，刘庆告诉我，他说，我去的时候心怦怦地跳，我怕被发现，就一直低着头，两只手紧紧地抱着箱子，一句话也不敢说。后来，那个下人走了，我才见到了那个女人，她刚刚睡醒，头发还没来得及梳理，脸红扑扑的，脖子很白很细。她坐在客厅的椅子上，一边喝茶，一边看我。我有些紧张，吸了一口气，偷偷看了她一眼，就再也没有抬起头，直到她对旁边的丫头说，你们先下去吧。我才略微放松了下。那些丫头走后，我打开箱子，将那双红色的靴子捧在了她的面前，说，夫人，靴子已经做好了，您试试，看合不合脚。她没有说话，把脚伸了过来，一直伸到我的眼睛下面，啊，那是一双多么漂亮的脚雪白无暇，玲珑可爱，温润光洁，有幽幽的淡香，像两只跃出草丛的小白兔。但我不敢动她，刘庆说，那只脚就在面前晃啊晃，晃得我的心就跟秋千一样动了起来，但我的手还是没有动；后来，那只脚就自己爬到了我的手上，爬到我的肩上，爬到了我的怀里，爬到了我的心里。我就再也忍不住了，扔下靴子，一翻身，就把她拉在了身下……整个过程，没有说话，也没有温存，只有兵荒马乱的动作和汹涌的仇恨。我本来只想睡了她，可后来我必须杀掉她，刘庆大声说，必须杀掉她，不杀她，我就要死。……她说，你的胆子怎么这么大，说这话的时候，她还躺在我的身下，粉面含春，潮水涟涟。刘庆说，当时，我脑子一片昏迷，我不知道我就是你，我刚一开口，她就叫起来。她喊道，你是谁？！我想我再不杀她，我就完了。这时，院子外面响起了下人的脚步声，我从身后拔出刀子，对准她的胸口，一下子插了下去。杀了她后，我很害怕，赶忙把靴子塞进箱子里，低着头从后门匆匆跑了出去。
刘庆是跑了出去，跑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皮店，他说，这么多年来，刘庆一直隐居在终南山下的重阳宫里，他不知道，他杀了陈王府的女人后，我就被他们从皮店里带走了。那天黄昏的时候，我才醒来，他说，醒来的时候脑子晕晕乎乎的，我使劲想了半天，才想起刘庆还在易俗社等我给他送顶扣的事来。我怕误了时辰，爬起身子就往外跑，谁知，我刚打开门，还没走出后院，就被一群人迎面抓住了，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为首的一个，就是那个尖嘴猴腮的下人，一下子冲在我的面前，在我胸口抓了一把，就抓到了那只被天蓝色手绢裹着的顶扣。他一边跳着，一边叫道，就是他！就是他！抓住他！
那个女人死掉了，刀尖直插心脏，临死的时候，还裸着上身。陈奎赶来的时候，那血已经流满了客厅，红彤彤的一大片。讲到这里，他停下来，问我，你说，人这一生说完就完了？眼睛看着我，一只手却对准杯子倒满了茶水。我没有立即回答他，喝了口水，浑身暖和起来了，想了想，说，人生变幻莫测，谁也难把握。他哈哈地笑了起来，我也跟着笑了起来。他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屋子里顿时冷清清的。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在狱中呆了三十年，这三十年，我每时每刻都在想，是什么让我变成了替死鬼，是什么让我的一生不明不白地耗在了那个铁笼子里……我想过死，死了三次，第一次吞下了半只碎碗，五脏六腑都被划拉烂了，但还没有死，第二次把削尖的筷子插进了太阳穴，也没死，第三次，撞墙，一直到撞昏在地，也没死成。后来，是一个狱友让我明白了，他说，如果你是被冤枉的，你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我就再也不寻思自杀了。
我四十八岁那年出狱了，胡子和头发都白了，他说，出狱后，我找到了那个皮店，它还在北院门那里，只不过不再经营皮货了，成了一家专门经营干果的干果店，店主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回族女人，常年披着一件黑色的纱巾，我问她有没有见过原先的皮店，她说没见过，又问她认识不认识刘庆，她说不认识。出狱后的十多年，我什么事情也没干，一直在寻找刘庆，我知道那个女人一定是他杀掉的。
那后来找到刘庆了吗？我好奇地问道。
他用枯瘦的手擦了一下嘴巴，接着说道，我出狱后，他也一直在找我，但他却一直不敢见我。后来，也就是三年前的一个晚上，他敲响了我的屋门，那天正是我被抓进监狱的那天，也是他杀人的那天。我打开屋门，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道士，我问他，师傅，你找谁？他说，我找你。我的心当时被重重地踢了一下。我说，我不认识你，就去关门。他喊了一声，小泰子。我的心又被重重地踢了下。他进来了。我们两个都没说话。
后来，他说，我对不起你，我只想给我妻子报仇，陈奎羞辱了我女人，我的女人跳河了，我让他女人也不得好死……那个机会我等等了整整一年，终于等到了她的女人来买靴子，我不能放弃那次机会，不能！但我又怕被他们发现，发现了，我就活不成了，我还有两个孩子和老人呢，我不能死……只能对不起你了。那天晚上，在黑漆漆的屋子里，他滔滔不绝地解释，倾诉，忏悔。我始终没说一句话。
夜里，他走了，走之前，给我留下了一笔钱和一句话，那句话只有三个字：对不起！说到这里，他苦笑了一下，举起茶杯，与我的杯子碰了下，说，对不起就能把三十年给找回来吗？但也怪了，那晚之后，我仿佛被什么东西抽掉了一根筋，浑身软绵绵的，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连一半句怨恨的话都说不出来！
那你后来没有找过他吗？
找过一次，我当然要找他，他说，我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说，你不是会易容术吗？你再把我易回去，易到十八岁。刀尖已经把他的脖子扎出了血。他还是没动。那时，我就知道我再也不会回到十八岁了。
老人停止了叙述，眼睛盯着杯中的茶水。屋子很安静。
这时，窗外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我看看时间，已经晚上七点了。茶楼里仅有我们两个人，显得空旷寂寥。我说，时间不早了。他看看窗外，叹了一口气，说，时间是越来越短了。
我们就各自付了茶钱，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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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68 旧梦三则
t…xt…小；说……天。堂
作者王小龙
红厦
他凭耳朵就知道有多冷。长着一对招风耳，有什么办法。耳朵冻疼了，要用双手捂着，捂一会，好一点。穷在债里，冷在风里，这话，招风耳最懂。
现在是下半夜三点，他两边胳肢窝下各挟着一张小板凳，在马路上等摇摇出来。小年夜过了，已经是大年三十，他约了摇摇一起去红厦菜场排队赶早市。摇摇总算从家里悉悉嗦嗦出来，从他这里接过一张小板凳。太冷，两个人跑着跳着去。
还好，人还不多。可是每个摊头前都已经排好了篮子砖头，几个大人小孩在旁边冷得跺脚。想趁人不注意插挡，保证被人骂，把你板凳都摔出去。摇摇说早知道我们也隔夜摆一块砖头，睡到天亮再来。算了算了，他们在肉摊和菜摊的队伍后边各摆了一张小板凳，算是排上了队，数一数，前面大概有二十多个人吧。逢年过节有热气肉供应，要赶早，晚了只有冷气肉了。菜摊也是，排在前面可以选好看的，品种也多。鱼、蛋、豆制品都要凭票，晚点排队也没关系。不不，买鱼不行，也要赶早，一大块冻在一起的带鱼，宽的厚的在外面，一条一条凿下来，里面的就越来越小了。他们让摇摇的妹妹排在鱼摊这里，她跌跌冲冲也来了，赤脚趿拉着一双大人的棉鞋，时不时抽一下流到嘴唇上的鼻涕。
四点多吧，菜场开始氽肉皮。哗啦啦油锅炸响，像小日本半夜里没头没脑放了一阵机关枪，油烟弥漫开来，冷风中霎时充满了浓浓的油香肉香。人多起来了，借着氽肉皮摊头的灯光，他看见一些认识的邻居大人小孩，一张张忽明忽暗的脸兴冲冲地晃动，好像露天电影开场前一样。他有点着急，大姐二姐怎么还不出现，他又不知道该买哪块肉哪条鱼哪种蔬菜，也没钱，连篮子都没有。人越来越多，挤得他都看不见了。这时，听见二姐在叫，他大声答应着，让二姐挤进来。二姐问你怎么排在这么后面，他都快哭了，说本来没这么多人的。本来只有二十多个，现在看看多出一倍不止。二姐说这里有我，你找大姐排队买菜去。他挤了出去。菜场边上，大姐挎着篮子，双手交叉插在袖子里，笃悠悠地看热闹。他把大姐拉到菜摊队伍前边，找到摇摇。后面一阵叫骂，不让插挡，大姐理都不理，让摇摇换她，说你要什么菜我来替你买，摇摇说要问妈妈，妈妈还没来。
五点钟开秤。每个摊头一只电灯泡，开秤前陆陆续续亮了。吵闹声顿时大了起来，人人都在叫喊似的说话，人人都想朝前拱一点。摇摇妈妈才来，说没我怎么行，就扑了进去。他和摇摇没什么事了，在铁路看守所门口张望整个菜场。乱七八糟的，像一锅面疙瘩，天还没亮呢，全城的人都挤在菜场。
他们把摇摇妹妹给忘了。等大姐和摇摇妈妈提着菜篮子出来，问起来才去找。挤到鱼摊前边，乱哄哄的队伍边上，摇摇妹妹哭得声音都哑了，一只棉鞋挤丢了，赤脚站在地上，用袖子擦着眼泪鼻涕说没了没了，轮到了我，现在没了。她以为轮到不买就要重新排队。摇摇妈妈说放屁，敢不让，举着钱和鱼票冲了上去。
好大的两条带鱼啊，他以后再没见过那么宽那么厚的带鱼。
离开菜场，天才蒙蒙亮。他好像已经不冷了。
红厦菜场的年三十早市，缺了挑挑拣拣这一块。那是我怕说错的。比如买肉，好像分猪头、腿肉、肋条、里脊、大排骨、小排骨、猪尾，腿肉又分前后腿，价钱不一样，差别在几毛。一整条大排骨，当场开片，啪啪啪一刀刀下来，很均匀的十二块。我在旁边看来的，自己没买过。面前的肉师傅举着大刀，后面心急的大人又不断催促，如果让我买，我肯定没主意了。幸亏钱由两个姐姐掌管，她们最大的能耐就是不紧不慢，人家再吵也只当耳旁风。
红厦，还有大球场，还有家属浴室，还有红厦食堂。拍过电影《大李小李和老李》的大食堂。夏天所有门窗大开，几十个吊扇呼呼转动，冬天热气蒸腾，笼罩着饥寒交迫的大人小孩。苏联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里有一篇“鲍加尼达村的鱼汤”，那全村老少在河边的聚餐情境，令人难忘。我不会写大场面，试过，不好。还有文化宫。我们成天混在那里，混进去看电影。谁在票根箱里偷来一把票根，我能半张半张对粘起来，对付检票员足够了，谁去看上半张下半张座位不对？后来干脆用色纸裁开，一张张直接画电影票了。混进去看电影，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从第一次到十一次。广场上千万人的难以形容的神态和呼喊，以后直接和间接地经历过，每次喊的内容不一样，情形是一样的。我写不出来，看过法拉齐《男子汉》里的“章鱼”，更写不出来了。
太阳的碎片
他在地上抠碎玻璃。就他一个。中午，太阳直直地照下来，背和手臂都晒疼了。抠碎玻璃这事，还就要在太阳大的时候做，因为容易找到，有反光。
他问了好几个同龄人，记不记得满地找碎玻璃的事。都不记得了，眼神一阵空洞，碎玻璃？要来做什么？他就是没把握要来做什么才问的。肯定可以换钱，攒够一定数量，交给废品回收站脏兮兮的叔叔阿姨，称一称，接一两个硬币几分钱在手心里。没准可以换糖吃？那种面饼一样的饴糖，小贩担子挑来的，用圆圆的铁片切下去，当当当，敲出一小块。那糖好吃吗？忘了。
有时，院子里能同时看见好几拨小孩在地上一步一步地搜寻过去。
不止他一个。他看见前面几步的地方，阳光中有黑影晃动，也蹲着，在地上抠几下，往前挪挪。他看不清那是谁，叫了声，也没答应。他顾不上了，跟前正有块大的，他一点一点抠下去。泥地，可无比坚硬，都快赶上水门汀了。不知道费了多大功夫，手都起泡了，才把一大块酒瓶底子起出来。他捧在手上，觉得比盆还大，比缸还大，太阳似的，一闪一闪。想告诉前面那谁，黑影在拐角一晃，不见了。
1961、1962年的暑假，全城的小孩都在地上抠碎玻璃。老大哥很不上路，趁我们自然灾害中断援助项目。老大哥宇航员加加林飞上太空。老大哥在德国修建了柏林墙，把一个城市分成两半。老大哥把导弹运进猪湾，我们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而他和其他中国孩子在地上抠碎玻璃。
然后就下起了大雨。
然后院子和马路都泡在水里。
一下大雨就漫大水，一整天都退不下去。有几个同学的家在马路边，比上街沿还低，开门就往下走的那种，你想那家里被水搅乱的样子吧。大人小孩在门口用木板用稻草胡乱筑坝，用面盆徒劳地往外舀水，公共汽车开过，一股浪头涌来，坝就垮了，气得大人摔了面盆破口大骂。
他们不管，在水里疯跑，还把家里的脚盆澡盆搬出来冒充鱼雷快艇巡洋舰。那水脏的，什么都有。他们不管，脚都泡白了，在院子里马路上噼里啪啦乱趟乱踢。
然后水忽然退下去了。
然后阳光更加猛烈地照射下来。
抠碎玻璃和在大水中奔跑，这两个场面怎么连在一起了。
好像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为什么那时老光着脚到处跑，也不怕脚底被割破。原来碎玻璃都给捡光抠走了。
不明白的是这到底是小孩的本能呢还是大人的好意。大人不可能唆使废品回收站和卖糖的小贩收下碎玻璃，可是大人看着小孩满地找碎玻璃，从来不说。
都给捡光抠走了，院子不再闪闪发亮。
马路也不再闪闪发亮。
他只好黯淡无光地在河边瞎转。一个正在给怀里小孩喂奶的妈妈，一手端着奶子，一手使劲甩着空了的酱油瓶。他站下来等。最好她手一滑摔碎。要么直接脱手飞过来，他准备接住。大概甩干了，妈妈把瓶子放到身后藏好，把奶子也塞进去藏好。
卡车迎面开来，很吓人地斜停在他面前，然后倒车，倒向河边胸墙。它难听地叫着，浑身颤抖，把屁股用力蹶起来。车上哗哗倒下一大堆白花花的东西。卡车开走了，白色的屑屑粒粒跟着洒了一路。阳光突然照亮河边，一路闪闪发亮。他回头一看，那一大堆东西也闪闪发亮起来，简直是在又叫又喊，像中秋的潮水和兴高采烈的孩子们。
一大堆玻璃渣子，像是故意打得很碎的瓶瓶罐罐，小山一样出现在河边。
能换多少钱啊，能换多少糖啊。
他惊呆了，站在那里动弹不得。想用手抓。用口袋装。用衣裳包起来。回家去拿书包。最好找辆手推车。去找其他小朋友来。想过一百种办法。可是却动弹不得。他甚至觉得不能离开一步，只要一转身，眼睛一不盯住，那一大堆玻璃渣子就会在阳光下融化。
动弹不得。手指都没去碰一下那些可爱的纯洁的闪闪发亮的白色碎屑。
天黑了。
过路人把他送进了医院。他头疼得醒了过来，哗啦哗啦吐了一痰盂。针筒和点滴瓶在他眼前闪闪发亮。
是哪家化工厂倒出来的，有毒，准备装船运走。
倒立行走的狗蛋
狗蛋从身后变出一小板凳，说有本事在这上拿。那板凳是老太婆坐的，一本书大小。一次里弄开会，一个老太婆让坐长凳的阿姨挤挤，她要坐边上，长凳上已经三个屁股了，怎么挤啊？她说我屁股是尖的，占不了多少地方。
他们练拿顶已经练了一个夏天了。开始是倒立靠墙或靠树，能倒立五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