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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人”把我安放在学校门口的小树林里后，不停搓手。半晌问了我一句话，“你现在晚上和谁睡？”
“芬迪克……”我颤颤地回答。
“那是什么玩意！？”他没好气地问。
“我的大象。”我答。
“就你和它吗？”他又问。
“还有妈妈。”
他想了会，又问，“那你爸睡哪儿呢？”
“妈妈旁边！”我假装不假思索。但其实我撒了谎。
而后我看到他的表情变得有些狰狞，狰狞中又带着为难。他突然放开了我，示意我快点走，又陡然叫住我，说“你爸妈要离婚了你知不知道啊？”我湿着裤子，箭一样地奔向校门口，但已经来不及。因而那天的小黑板上，又赫然写下了我的名字，好像一切都是我的错。
4。
从那个梦一般的早晨之后，我开始变得非常讨厌胖子。我喜欢在体育课上看胖子跑步，跑得快要厥过去的面目，会让我觉得好安心。我甚至怀疑是不是真的有过那么一个早晨，我竟然和“那个人”单独说了几句话。但事实是有过的，至少我尿湿的裤子可以作证。那种湿漉漉的感受，往后似乎绵延了我整个童年。我回去以后，还丢了并没有与我睡觉的芬迪克，抽出了它肚子里的棉花。
每天，我依然和父亲一起等地板上的水干，在他去厕所小便的时候，我会故意把地板再拖一遍。我母亲的桌上有时会出现口红、有时是香水，她第一次带我去逛徐家汇新建的东方商厦时，我觉得一点也不开心。吃了肯德基，也觉得很难过。
中秋节的时候，我打翻了班级的一锅汤，后来被免职。琪琪很同情我，对我说，没关系，你可以送老师一瓶香水，这样就没事了。我觉得琪琪真好，她总能给我指一条明道，但在那个湿漉漉的早晨以后，我也不太愿意听她的建议了，主题班会她要跳《我的祖国》，让我当伴舞，我也不太高兴。没有什么原因，或许我只是觉得，和升旗、当英烈、当干部相比，还是爸爸比较重要。
我每天依旧会路过琪琪爸爸开的熟菜店。但琪琪的爸爸似乎也是在那一天过后，变得对我异常关心。他常常用油纸包一块红肠、方腿给我，他店对面的里脊肉阿婆，常常也会卖我三根，只收我两根的钱。我很感激他们，却也极想踢翻他们手里的木盒子。
在琪琪的推荐下，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可以摸到绳索升旗的真正的升旗手。时隔不久，我也恢复了继续拎汤的职务。一切仿佛一点都没有变，回到原点，又仿佛彻底变透透，再也没有转机。
在我要升四年级的时候，学校里出了一件大事。“那个人”的儿子，被怀疑受到家庭虐待，引起了八方注意。我心里很疑惑，为什么他饱受虐待还能这么胖，但后来报纸上说，他“被服用”大量避孕药，导致肌体紊乱。我母亲也从报纸上知道了这件事，她冷冷地说，“我就说画画有什么好学的，以后就停了吧，弹弹琴就好了。”
父亲只顾玩手掌机，头也不抬。
“你听到没有啊？”母亲说。
“恩。”我答。
“呃。”父亲答。
父亲突然问：“你不是以前说他人挺好吗？不是说他儿子画画也好吗？不是说他们家都用上大哥大，很有本事吗？不是说你们没有联络了吗？这报纸上并没有说学校人名，你怎么知道是他，是他儿子，是画画出的事……”
我的心逐着父亲的声音一点点变凉，就好象地板上逐渐干涸的水汽。关键是，我到底该帮谁，该站在哪边，该怎么变成水汽消失在这恐怖的氛围里。
5。
四年级学期末，父亲问我要跟谁一起生活，我哭了。母亲问我要跟谁一起生活，我也哭了。其实我心里一点也不难过，因为我在很久以前的小树林里就知道了这件事。但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并没有因此而不开心，还光荣地度过了一整年。在这一年中，我每次听到国歌声都心潮澎湃，每次去烈士陵园扫墓都最积极。我虽然觉得当英雄已经没有什么大用了，但还是好想英勇地死一死。临死前从兜里掏出一张入党申请书，交给泪眼模糊的父母说，“请帮我交给组织，这是我最大的愿望。我还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你们不要离婚。”
我一直记得父亲离开家前，问我要了一本《新华字典》。他是提着箱子走到门口，突然又折回来。把我抱到床沿上，从书架上抽出两个版本的字典，左手一本1985年版，右手一本1992年版，问我想留下哪一本。
“丫头，1985年啊，是你的生日年，1992年呢，是你要上小学，爸爸给你买的。你说，你要哪一本，爸爸就拿另一本走。”
那一刻我看着他的脸，是真的有点难过。我想，我再也不能和他一起看球、唱戏、装模作样拖地板，其实是等母亲回心转意了。我甚至不知道，他这样整装待发，究竟要去哪儿。他到底有没有打算，好好找一份工作？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我最讨厌别的同学问我爸爸的工作是什么，我不喜欢假肢厂，这听起来好滑稽，所以，下岗也没什么，我一点也没有因此不喜欢他。但这些话，他都没有问过我啊。他只问我好几遍，是喜欢红的，还是白的，是喜欢85年的，还是92年的。我作为一个选择障碍人，真适合把名字写在黑板上，挂在家门口、学校里，挂在脖颈中：
“今日不选，郑小洁”云云。
。。
VOL。82 一个村妇的私奔
（／t／xt｜小／说天｜堂）
作者徐刀刀
人人都说我跟二姑像。长得像、脾气像，身上那股子劲儿也像。这话从小听到大，真是叫人不爱听，因为二姑活一辈子，没落得什么好下场。直到我也爱上一个湖北男人，家里的空气如利箭在弦，绷得紧紧地，没人做声，估计所有人都琢磨着我是中了二姑的诅咒。再不然，就是二姑托了我的身子，再活一遍。如果你相信鬼神之说，这故事才会变得有意思。
爷爷短命，留下八个娃，自己早早走了。恐怕是性事太多，伤了身子，我暗暗这样想。无论如何，八卦爷爷奶奶的床第频繁，总归是不太好的。爷爷走了，家里又穷，娃娃又多，奶奶虽然貌美如花，可村里上下没有一个男人愿意接了这烂摊子。无奈之下，奶奶把大姑送出去了。也就是说，卖了。大姑被送走的那天，所有人都哭天抢地。除了，二姑。二姑那时候十一二岁，站在村口扯着童声喊：“大闺，快快地走，走了千万别回来！”
人小主意大，二姑作为家里剩下的七个娃里最大的，义不容辞成了大领导。奶奶下地干活，家里二姑掌事儿。早上挨个儿给弟弟妹妹穿衣服，丢几片菜叶子煮一大锅粥，用盛水的缸腌一缸子咸菜吃一个冬天。没有谁没挨过二姑的鞭子，谁推磨，谁喂猪，谁劈柴，都是安排好的。二姑的路子，不仅暴力，而且好战。最为人称道的是某一年，二姑跑去人家果园偷了苹果，被看门的狗咬掉了半截裤腿，硬是跑着把苹果送回家，抄了擀面杖回果园找人理论，讨了一条裤子的钱回家。
提起二姑，大家除了恐惧，还有一份敬重。在她成年之后，又多了一份憎恨。村里来了几个知青，人人都说二姑跟知青搞破鞋，钻了草堆儿。这是让家族蒙羞的事儿，假如那个破败的家庭也可以称之为家族的话。二姑倒是坦荡，碰着了说风凉话的人，她绝对不放过人家。她一不否认，二不觉羞，劈头盖脸就骂人家破烂玩意儿，说什么猪拱的奶子没人要，有本事你也去搭个知青。据说，那个知青永远穿着中山装，鼻子上挂着眼镜儿，手腕上带着手表，威风得紧。不管怎么有文化，有粮票，奶奶愣是不同意。不仅奶奶不同意，家里的娃娃也是贴着墙边儿走，生怕叫人戳着脊梁骨指指点点。奶奶罚二姑的跪，二姑挺着直愣愣的双腿坚决不跪。拳头落在她单薄的臂膀上，她咬着牙不哭不叫。后来，奶奶没办法，干脆把二姑关了小黑屋，死活不让出门。弟弟妹妹也没人给她送饭，受人敬重的二姑成了破鞋。
最挑战家里人想象的是，二姑跟知青私奔了。当然，庄户人家不懂私奔，他们只说是跟人跑了。窗户未被利器所伤，只是窗外铁栏掰弯了，可见二姑是铁了心要走，天上掉下来的力气能让一个女人把铁栏掰弯。天蒙蒙亮，爸爸最先发现二姑不见了，顿时家里乱作一团，而后发出众人齐哭的声音，穿破了整个村子。这种声音只在谁家死了人的时候才会听到。这大概可以算是一种恭送二姑的仪式。而二姑也铁骨铮铮留了字条，上面恶狠狠地写着：“生死无关这家，永世不回此地。”这和当年她送给大姑的那句话一个意思。二姑的名字应该叫做逃离，在她看来逃离是唯一的出路。
二姑走后三姑当了家，没几年三姑嫁了人，四姑又当家，四姑会踩缝纫机，供了家里的三个男孩儿读书。直到大伯当了干部，爸爸进了大学，叔叔做了买卖，四姑才嫁人。那一年四姑正好三十岁。日子也就稳稳当当过起来了，婚嫁添子一个接一个的喜事儿，一年又一年，没人再提过二姑，这是大忌讳。
爸爸后来进了教育系统，刚好当年那批知青后来也入编了教育系统，多方联络，我爸坐上南下的火车，找到了二姑。那是湖北黄石，一个叫做铁山的地方。二姑已有一子，操着一口湖北话。她经营着一个小门市部，过得并不好。那个知青在湖北竟有一妻，这恐怕也是二姑始料未及的。无论怎样，知青迅速离婚了，娶了二姑。想必，这也得益于二姑强硬的性格。只是，一个教书匠加一个村妇的结合，养育三个孩子，压力也是巨大的。爸爸好话说尽，把家里越来越好的境况尽然讲述，二姑还是咬紧牙不回来。她说她怕了那个鬼地方。
大伯去世的时候，喊二姑回来奔丧，她不回来。奶奶临去世的时候，撑着最后一口气给二姑打电话，老泪纵横地说：“娃儿，回来让我看一眼。”二姑还是没有回来。我爸说，二姑不是不想家，她是太看重自己当年说的那个狠话。真是个倔婆娘。
她说到做到，直到她死，她也不曾回过老家。二姑患的是癌症，我的暴发户叔叔开着小车载了一家人去看她。那时候，我正在武汉读大学，武汉距离黄石很近，我也就去了一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二姑，这个传说中跟我长得像、脾气像、身上那股劲儿也像的女人。她躺在病床上，已经骨瘦如柴，说话竟是洪亮无比，湖北话的狠劲儿倒是极为适合她。她跟我确实十分投缘，拉着我的手，摸我的头发。她说：“你这小姑娘还真是跟我当年一模一样，你生的时代好，又会念书，能过好日子。姑姑我偏是喜欢文化人，下辈子我投胎自己做个文化人，不靠男人。”
她又说：“等我死了，骨灰给我带回老家，埋在家门口，给大家个警醒。可别再学我，离家千里，没人疼没人爱。”没多久，她就死了。老家的房子早就塌了，爸爸还是坚持按二姑的意思，把她带回了老家。下葬那天，爸爸掉了泪，语重心长跟我说，将来别嫁得太远，没好下场。我撇着嘴巴，翻白眼。
大学毕业之后，我开始写作，跟文化圈的男人们睡在一起。睡了很多个，遇到了一个特别喜欢睡的，正儿八经在一起。我严肃地告诉他，好好睡就娶了我。于是，他办理了离婚跟我严肃地睡在了一起。有一天，我问他，你哪儿人啊？他说，湖北的，怎么了？我笑着把二姑的故事讲给他听，并告诉他，我绝不会嫁到湖北。他笑了，问我，你死了想埋哪儿？我说，马尔代夫吧，带我走，永世不愿在中国。
听说，马尔代夫，只有海水是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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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83 圣诞快乐
t？xt＿小＿说天堂
作者赵景
我喜欢打个比方说话。
比方把每天中午的便当当做谜题来猜。
十二点，打开便当盒：“青鱼块×；土豆×；鹰嘴豆”，非常好，又通通都是我最讨厌吃的东西。我的人生为什么会偏偏和我最讨厌的事情长久相处。所以一旦遇到可以选择的时候，我选择不吃。把便当推到一边，仿佛我冷落了它，我就是在冷落一次这个世界对我的安排。我相信有一天，我这些决定的总和肯定会影响银河系中某一颗小行星的行进轨道，所以，每一个决定虽然微小却都是耐人寻味的。
我在东台市以林道邮局站工作，是一个死信处理专员。你知道死信吗？就是一些无法投递的信件，人们居住的地址，使用的号码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甚至消失，这都是人为的，是没有人情味的人类做出来的事情。这个时代改变了很多我们熟悉的事物，他们可以把地图上废弃的儿童游乐场粗鲁地划掉，可以把一些我们熟悉的街道改建，可以让我们不认得自己的回忆，但你不能称一封信是死信。每一封找不到收件人的信对于我来说，都是那么脆弱的信息。它意味着寻找、等待和一字一句。这个时代，愿意一字一句说给你听他的境况的人已经不多了。
为了一封信能够到达，我常常要追寻信封上寥寥几字的线索，依循着地址，人名，想要告诉他，你有一封很远的地方来的邮件。有时候会查到市政建设署，他们资料馆的接待已经对我十分厌烦了。有时候为了一封信跑了五六次，徘徊在大楼下遇到收件人的老邻居，但是却被告知收件人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往生。还有些时候，好不容易找到了收件人，他接过信，却冷冷地说，确定是我的邮件吗，这个名字我怎么会不记得。
是啊，你怎么会不记得了呢。
我把那些实在找不到收件人，原本要在碎纸机上处理掉的信件都背回了家，小心存放在一个纸盒里。这样看起来，它们很失落却又相互有所依靠。也许在夜晚，它们会相互打招呼，嘿，你要找谁，你从哪儿来？把失落归于一处，这样不是很好吗。
我从口袋里拿出今天退回专员室的几封新成员，准备放进纸盒，又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红白蓝边信封。在这个世界上什麽最迷人？看着眼前这些散落在案的信，我想对事情执有偏见且有所相信的人最迷人。
寄往：东台市以林道1259号…3 小百无禁忌
来自：明尼苏达州考特郡苏美路361号 夏乐第
这个叫做夏乐第的人，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写一封信来，而收件人我早已查过，没有任何线索。要寄达的那个地址，是上下两层的淡米色小楼，无人居住已经很多年了，据说上个月房主才突然出现要出售这两层小楼，一经告示，很快售出。一切都很匆忙，并且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就再次消失了，匆忙地让人怀疑。买下它的是两个刚毕业的学生，他们擦拭着旧台灯得意地跟我说，这里将变成一家旧物专营店。我站在这间已经更换了主人的屋子里，夏乐第，你知道吗，大概我永远都无法帮你送出这些信了。原本的厅堂已经变成了货架，推挤着被时间遗弃的旧物。一间伤心的屋子。
在货架间穿梭，我选了一件，是一台八十年代美产老式电话录音机，跟我家里坏掉的那台一样，分外亲切，想起那些中学时候分明醒着却不愿接电话和女朋友冷战的日子来了。
“四百六十块。”那个戴眼镜的刚毕业的学生对我说。“这是原本房子里的旧东西，你要找的人没有找到，这就算作一个纪念吧。”
是啊，我搬着这台录音机离开那个地址的时候，仿佛觉得这是一个划上的句号了。
可是，这个叫做夏乐第的人却还在写信。把信放进纸盒后，我在杂物间找出了那台录音机，发现里面还有一盒磁带。
收拾妥当，我按下了播放键。
“你好，我是小百无禁忌，我现在不在家。请在“dee”一声之后留言，我会尽快答复你。”
“……”
“小百，是我。”
“今天是圣诞节，一九九一年的圣诞节。你的录音机磁带还没有用完吗，我常常担心哪一次拨过来的时候已经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嘿……我结婚了，在感恩节那天。”
这个声音她结婚了。
“你不要笑我，选这样一个日子这样一个男人。我选择他，是因为他安静，在我哭的时候不会问我为什么，只是牵我的手，好像你一样。他现在正在客厅里，跟一群人庆祝圣诞，推杯换盏地，简直不像一个读书人。我在屋外的草坪上给你打这个电话，从我这里看出去是一条很宽的路，住在左边的邻居姓美赛，右边的叫做赫胥黎，住右边的比较好听一些，对不对。他们房子里的灯都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