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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便守在洞口前。过了许久，出现了一只粉红色的小鼻子，接着便露出了整只老鼠。他轻轻地打了一下，却被不再动弹的小老鼠吓呆了。一滴鲜血滴在石板上，朱利安迅速地用袖子擦去了这滴血，把老鼠扔了出去，事后对谁都没有说起过。”以后，当他打死一只小鸟的时候，“小鸟的颤动使他的心抨抨地直跳，他充满了野蛮的、激动的喜悦。体验到这种流血的欢快以后，朱利安开始对杀害动物发生的兴趣。任何身体强壮、行动极迅速的动物都逃脱不了被他杀害的命运。流血乃是对自己最好的肯定，是超越一切生活的唯一方法。多年来，杀害动物成了这位传教士的唯一爱好和喜悦。晚上他回家时，“浑身沾满了血迹和泥巴，散发着野兽的臭味，他变得越来越象只野兽了”。朱利安几乎已经达到了变成动物的目的。当然，倘若他是一个人的话，他也就不可能实现这个目的。然而，当一个声音对朱利安说，他会最终杀害自己的父母亲的时候，他害怕地逃离了自己的城堡，不再杀害动物，而成为军队的一名严峻、有名的将领，并得到了一位非常漂亮可爱的女人的爱情——作为对他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的报酬。从此，朱利安不再是一名勇士，而与他的爱人定居下来，过上了一种幸福的生活——不久，他又过腻了这种生活，感到厌烦和沮丧，于是，便再次开始狩猎。但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使他丧失了射箭的能力。“他以前所杀害的一切动物重又出现在他的眼前，紧紧地团团围住了他。有的动物蹲着，有的直立着。朱利安被围在它们中间，吓得呆若木鸡，动弹不得。”他决定回到自己的妻子身边，回到自己的城堡去。正在那个时候，他的父母亲也抵达他的城堡，并睡在他妻子的床上——这是他的妻子安排的；朱利安误以为这两个人是他的妻子及其情夫，故把他们杀害了。正当他的人性达到深度退化的时候，出现了一次重大的转折。朱利安成了一名圣人，他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穷苦百姓和病人，一位麻疯病患者就在他的怀抱中得到了温暖，“朱利安登上蔚蓝色的太空，而对着基督耶稣，并在耶稣的指引下走向天国。”
在这本小说中，福楼拜描绘了嗜血的本质，它以最原始的形式表现了对生活的迷恋；因此，一个人一旦达到了与生活有关的最原始的表现形式的话，他就会回到发展的最高阶段，即用人性来肯定生活。更为重要的是，正如我以前所说的那样，这种残杀的嗜好并不同于我在第三章中所要说的对死亡的爱恋。血是生活的本质，使别人流血正是为了滋润需要得到养料的国土（试比较阿兹台克人有关流血的必要性的看法，即他们认为，流血是宇宙继续发生效能的条件或者说是有关该隐和亚伯的传说0）。只要一个人的血在流淌，就说明了这个人是在滋润着大地，与大地融为一体。
在这个退化的阶段中，血似乎相当于精液；大地则相当于母亲或妇女。精液和卵细胞代表了男女两性，只有当人完全出现在大地上，只有当女人成了男人所渴望和爱慕的对象的时候，两性才能融为一体。＇圣经故事告诉我们，上帝使夏娃成为亚当的“配偶”，这正显示了这种新的功能＇死亡是流血的终止，射精乃是生命的开始。但是，第一个目的就象第二个目的一样，才者都是对生活的肯定，尽管二者都难以超出动物生存的状况。如果杀人者生来就是一个真正的人的话，如果他摆脱了与大地的联系，克服了自恋的话，那么，他就会成为一个情人。诚然，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他的自恋和原始的固恋就会以一种接近于死亡的方法来诱惑他，这也是不可否认的。至于嗜血者和爱恋死亡的人之间的区别则是很难分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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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对死和生的爱恋
在第二章中，我们讨论了各种类型的暴力行为和攻击行为，这些行为直接或间接地是为（似乎是为）达到生的目的服务的，因而对人的生活来多，多少是有益处的。在本章和以下各章中，我们将要论述各种反对生的定向，这些定向形成了严重的精神病的核心，换言之，也即是真正罪恶的本质。我们所要论述的这三种不同的定向是：恋尸癖、自恋和恋母情结。
必须指出，倘若这三种定向的程度都是轻微的话，那么，它们便不是病态的表现，而是健康的表现。但是，本章重点论述的是这三种定向的恶的表现形式，它们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了一种“退化综合症”（the syndrome of decay）。这是最严重的病态行为；同时也是最残暴的破坏行为和非人道主义的根源；它体现了罪恶的本质。
关于恋尸癖的核心问题，我认为，没有比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在1936年所作的扼要解释表明得更清楚了。那时正值西班牙内战刚开始之际，乌纳穆诺任萨拉曼卡大学的校长。米兰阿斯雷将军来到这所大学发表演说。那天，就在演讲大厅的后排座位上，将军的一个随从高呼了“死亡万岁”这一口号。这一口号乃是米兰阿斯特雷将军最喜欢的格言。当将军演讲完后，乌纳穆诺站起来说道：
“……刚才我听见一个恋尸癖愚蠢地叫喊着：‘死亡万岁！’我想对你们说，这样一个稀奇古怪、似是而非的论点已使我感到讨厌。作为一名专家权威，我一生都在为廓清这些悖论而努力，正是这些迅论引起了那些没能理解的人的愤慨。米兰阿斯特雷将军是一个残废人，不说也明白，他是一个战争伤员。塞万提斯亦是如此。不幸的是，目前在西班牙，这样的残废者太多了。如果上帝不来拯救我们的话，那么，不久就会会出现更多的残废人。这使我痛苦地意识到米兰阿斯特雷将军代表了这样一种大众心理的模式：一个缺乏塞万提斯式的伟大精神的伤病员总喜欢通过造成他周围人的四肢残缺来寻求某种不详的解脱。”说到这里，米兰阿斯特雷将军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大声疾呼起来：“消灭理智！”“死亡万岁！”随即，从长枪党成员们那里暴发出一阵表示赞同听呼声。但是，乌纳穆诺继续说道：“这里是理智的神殿，我是这殿堂的最高教父。玷污这神圣的教堂之地的正是你。你会获胜，因为你拥有更多足够的野蛮势力。但是，你却征服不了人民的心，因为赢得别人的心需要采用说服的方法，而说服别人则需要在斗争中获得理性和正义，这正是你所缺少的。我知道，规劝你考虑一下西班牙的命运，确实是徒劳无用的，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乌纳穆诺在说到“死亡万岁”这一恋尸癖特征的时候已接触到了罪恶问题的本质。人与人之间在心理和道德方面的区别没有比对死和生的爱恋以及恋尸癖和恋生癖之间的差异更为重要了。但这并不是说，如果一个人不是恋尸癖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一定是个恋生癖。有些人将自己毕生的精力献身于死亡的事业，这些人是不健全的。另外一些人则全力以赴地投身于生活之中，他们激励着我们，因为他们实现了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目标。还有许多人，既有恋尸癖的定向，又有恋生癖的定向，只是这两种定向互相结合的程度不同。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是何种定向更为强烈，正如在活生生的现象中所通常表现的那样，因为它能决定一个人的行为——当然不是绝对地仅指其中的某一种定向。
在书面语言中，“恋尸癖”意指“对死者的爱恋”（“恋生癖”则指“对生命的爱恋”）。这个词习惯上是用来指一种性的反常行为，即渴望占有死者（一个女人）的身体，以达到性交的目的，或一种力求看到死尸的病态的欲望。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性的反常行为仅仅为一种定向描绘出一幅更为公开的，清晰的图像——我们可以在许多没有掺入性欲的人中发现这种定向。乌纳穆诺在用“恋尸癖”一词来说明阿斯雷特将军的演讲时就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并不是说，阿斯雷特将军表现出性的反常行为，而指的是将军对生命的仇视和对死亡的爱恋。
奇怪的是，作为一种普遍倾向的恋尸癖，尽管与弗洛伊德的肛门虐待狂性格和死本能有关，却从未出现在精神分析的语言中。关于这一点，待后详论。现在，我只想就恋尸癖患者作一简单的说明。
具有恋尸癖定向的人对一切无生命的、死的东西特别感兴趣。他们常常被尸体、腐烂的东西、大粪、脏物所吸引；喜欢谈论疾病，谈论死亡和葬礼。他们恰恰是在能够谈论死亡的时候，帮感到自己活着。希特勒便是这种纯恋尸癖的一个典型人物。希特勒迷恋于破坏，他认为，死者的气味是甜蜜的。在希特勒获胜的那些年月里，他显然只希望消灭他所说的敌人。诚然，目睹德国人民以及自己周围的那些人和他本人的全部彻底的毁灭乃是希特勒最大的满足，在哥特丹麦隆所度过的岁月最终揭示了这一点。此外，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报告——尽管这个报告的真实性尚未得到证实——却也作了很好的说明：一位士兵看见希特勒呆呆地伫立着，两眼直瞪瞪地注视着一具腐烂了的尸体，久久不愿离去。
恋尸癖的视钱只停留在过去，却从未展望过将来。他们基本上都是些感伤的人，换言之，他们只回味着昨日的感受，或者只相信他们自己曾经历过的事。这些恋尸癖患者的感情是冷漠的、疏远的，他们是“法律和秩序”的忠实信徒。他们的价值观恰恰与正常人的价值观相反：令他们激动和满足的不是生命而是死亡。
对强权的态度是恋尸癖的特点。这里我们想引用西蒙娜韦尔给强权所下的定义。他认为，强权即是指将人变成一具死尸的能力。正象性欲可以创造生命一样，强权则能摧毁生命。一切强权，归根结底都是建立在有杀人权力的基础上的。我也许不想杀害一个人，而只想剥夺他的自由；我也许只想侮辱他或者剥夺他的一切物品——不论我想干什么，这上结行动中都蕴含着我杀人的能力和愿望。爱恋死亡的人必然也爱恋暴力。在这种人看来，人最伟大的成就不是创造生命，而是毁灭生命；强权的使用不是由环境强加给人的一种转瞬即逝的行动——而是生命的一种方式。
这正表明了恋尸癖之所以真诚地倾心于强权的原因。在热爱生命的人看来，男女是人的基本的两性，同样，在恋尸癖患者看来，存在着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两性”：那些拥有屠杀权力的人和缺少这种权力的人：换言之，即是有权者和无权者、杀人者和被杀者。恋尸癖一方面爱慕杀人者，另一方面则鄙视被杀者。他不只是仅从语言上来表明自己“对杀人者的爱恋”，而是把杀人者视为自己性吸引和性幻想的对象，尽管这没有上述所说的性行为反常或吃尸行为（吃尸体的欲望）那么严重。然而，我们亦可以在恋尸癖患者的梦中常常发现这种吃尸的欲望。我熟悉一些恋尸癖患者的梦。他们常梦见自己与一位年老的女人或男人性交，但他们与她（或他）之间没有任何肉体上的吸引，他们只是害怕和羡慕这些人的权力和破坏的能力。
希特勒或斯大林之所以能对人们产生影响，恰恰是因为他们具有无限的杀人的能力和愿望。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才得到恋尸癖的爱慕。其余许多人则害怕他们，这些人宁愿去赞美希特勒和斯大林，也不愿意意识到自己所具有的恐惧感。另有许多人则根本不知道这些领导人所具有的恋尸癖的特性，而把他们视为缔造者，救世主和善良的父亲。当然，假如这些具有恋尸癖的领导人不把自己打扮成缔造者和保护人的话，那么，被他们所吸引的广大人民就不会如此尽力地帮助他们夺取政权，那些遭受迫害的人也许早就把他们拉下了台。
以一种有组织的、实用的方式成长乃是生命的特点。恋尸癖患者们则喜欢一切机械的、不能成长的东西，他们渴望把有机物改造成无机物，把一切生命过程、感觉和思维都变成物，并且用一种机械的眼光来看待生命，似乎所有活生生的人都是物。在恋尸癖患者看来，一切有考虑价值的不是经验，而是记忆；不是存在，而是占有。只有当恋尸癖患者占有了某物时，他才能与这个某物——一朵花或一个人——发生关系；因此，对他的占有物的威胁乃是对他本人的威胁；一旦他失去了这个占有物，他也就失去了同这个世界的联系。那正是我们所见到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反作用的原因：即他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失去自己的占有物；然而，一旦他失去了自己一直想要占有的生命，他也就不复存在了。恋尸癖喜欢控制和操纵他物，正是在这种行动中，生命被扼杀了，当然他也极其害怕生命，因为就其本质来讲，生命是混乱无序的、不可控制的。在有关所罗门作出判决的故事里，［所罗门是《圣经旧约》中的人物，他以智者著称，一次两个妇女到所罗门那里告状，都说自己是婴儿的母亲，所罗门就命令把婴儿劈成两半，分给二人。一个女人表示同意，另一个女人坚持反对。于是，所罗门判定坚决反对的那个女人是婴儿的母亲］那个谎说自己是婴儿的母亲的妇女典型地表现了这种倾向；她与其失去一个活生生的婴儿，倒不如要一个被劈成两半的死孩子。恋尸癖患者认为，正义意味着公正的分配，正是为了他们所说的正义，他们才愿意去残杀，去死亡。“法律和秩序”是这些恋尸癖患者的偶像——对法律和秩序所造成的一切威胁都被看成是对他们最高价值的恶毒的攻击。
恋尸癖患者喜欢黑暗和夜晚。用神话和诗歌的语言来说，也就是喜欢洞穴、大洋的深处或通常所说的瞎子。（在易卜生所写的《彼尔金特》中的巨人们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巨人们都是生活在洞穴里的盲人＇这里所说的失盲只具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它完全不同于“真正的视力”＇，他们的唯一价值就是对“自产自给”的物品的迷恋。）这种人热衷于远离和敌视生活，并希望回到子宫的黑暗处，回到过去无机的或动物的生存状态。从本质上来讲，这种人倾向于过去，而不是未来，后者正是他们所仇恨和害怕的，因为这些盲人追求的正是某种确定性。但是生命永远是不确定的、不可预测的，也是不可控制的；为了控制生命，他们就必须把生变为死；死是生命中惟一可以确定的。
这些恋尸癖的定向通常最明显地表现在一个人的梦中。这些梦涉及到凶杀、鲜血、尸体、头盖骨、大粪；有时也涉及到已被变成机器或象机器那样行动的人。许多人也会偶然做过这种类型的梦，但没有表现出恋尸癖的定向。在恋尸癖患者那里，这种梦是经常重复出现的。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表情和姿态识别那些患有严重的恋尸癖的人。这种人通常是冷漠的，其皮肤看上去就象死人一样，只有当他闻到一股臭味的时候，他的脸上才会显露出一丝表情（我们可以从希特勒的脸上看到这样一种表情）。这种人守纪律、专心一致、表现出迂腐的样子。象艾希曼这样的人物就足以向全世界表明恋尸癖患者的这一特征。艾希曼迷恋于官僚主义的秩序和死亡，他的最高价值就是服从和起适当的组织作用。艾希曼曾象装运煤炭一样地装运着犹太人，在他的眼里，犹太人就根本不是人，所以，他是否仇恨或不仇恨他的牺牲品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
但是，我们不仅仅在宗教法庭的审判长、在希特勒和艾希曼式的人物中看到恋尸癖的特征。其实，任何一个人都具有恋尸癖的定向，只是因为这些人没有杀人的机会和权力，所以，这种定向则以别的表面上看来是更无害的方式表现出来罢了。我且以下述这位母亲为例。她总是对自己孩的疾病、失败，对未来的盲目预测感兴趣，这位母亲从不注意孩子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任何新现象，而且对自己孩子的良好变化和欢乐欣喜也无动于衷。我们发现，这种母亲经常梦见疾病、死亡、尸体和鲜血。她不以任何明显的方式去伤害孩子，而是逐渐地压制孩子的生活乐趣及其成长中的信念，最终用自身的恋尸癖定向来影响孩子。
恋尸癖定向往往与其对立的定向相冲突，这样，才能得到一种奇特的平衡。荣格便是表现这种恋尸癖特征的典型例子。在荣格逝世后出版的自传中［CG荣格《记忆、梦、反思》，阿讷莱热弗主编，纽约，1963。试比较我在1963年9月《科学的美国人》这一杂志上发表的论述这本书的文章］，举例证实了这种特征。荣格指出，死尸、鲜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