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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怀泽改写了“天才”的定义。在人类由强权主宰的历史里，“天才”因为拥有“强力意志”，便意味着对千千万万“庸才”的奴役。“天才”是自私的、残酷的，自私与残酷几乎成了“天才”们的特权。“天才”是可以不受谴责的：拿破仑让百万士兵为他送死不必受谴责，顾城用斧头砍死妻子也不必受谴责。史怀泽却为我们树立了另一套价值评判的标准，以这套崭新的价值评判标准来衡量，权力、财富、统治的区域等全都无足轻重，而人的信仰、爱、奉献、怜悯则有永恒的价值。史怀泽在其自传的最后这样写道：“惟其相信真理与精神的力量，所以我确信人类的未来是光明的。在我的一生里，也有过辛劳、匮乏、悲哀，累累相积，如果我的神经再弱一点，可能我已遭到挫折了。长年之间忍受疲劳与责任的重荷压在肩头上，那是一件好痛苦的事。我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留给自己，以及我的妻子与孩子们。”他以对幸福的深切体验来结束自己的自传：“然而，我倒有无上的幸福——我能为爱而奉献。我的事业成功了。我受到太多的爱，与太多的仁慈。也有不少人忠诚地助我，把我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我具有足可支持紧迫工作的健康，也有永远保持冷静的气质，还不乏用沉着与熟虑来办事的精力。并且，我还能以感谢来接受我命中被赋予的一切，这也是我的幸福。”
在史怀泽的背后，有一位伟大女性的身影，那就是他的妻子海伦夫人。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海伦夫人分享了丈夫所有的辛劳、苦痛和幸福。我们能够想象，作为一位大学教授的女儿，年轻的海伦来到与现代文明隔绝的非洲沙漠时，所经历的种种考验和磨难。在二战的硝烟中，海伦夫人突破重重封锁来到非洲与史怀泽团聚，使得奄奄一息的医院重获新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海伦夫人也就没有史怀泽的事业。可惜的是，在这本传记中只有关于海伦夫人的只言片语的介绍。我想，这样一位与丈夫同样伟大的女性，应该专门有一本传记来记载和颂扬。
——二零零四年三月六日
第三卷·光如何灼痛自己发现真正的“苏东”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近年来，到俄罗斯访问、经商和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不同身份的中国人，在俄罗斯的生活体验迥然不同。有的政府官员到俄罗斯之后，得出俄罗斯经济“一塌糊涂”的结论。他们发现，莫斯科的饭店酒楼生意远远没有中国的大城市火爆，购物中心和大商场也显得比较冷清。他们到了国外依然念念不忘打高尔夫球，于是又发现，“俄罗斯的高尔夫球场不仅没有我们的多，而且草地的质量也无法与我们的相比”。相反，有的人文学者到俄罗斯之后，却得出“俄罗斯人素质就是高”的结论。他们发现，俄罗斯社会秩序良好，并没有国内报纸上描述的那种混乱不堪、暴力不断的情形。即便是在普通工人的书房里，也珍藏着精美的《普希金全集》；地铁和公共汽车秩序井然，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学术水准。这两种对立的看法，都有某种相对的“真实性”。然而，正如瞎子们摸到的大象的形状与大象真实的形状相差十万八千里一样，人们走马观花的“印象”显然不能够等同于俄罗斯社会的“真相”。
曾几何时，苏联和东欧国家与中国同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兄弟”，一起走过了一段相似的发展道路。最近十余年来，苏联东欧的剧变与中国的改革，在经济、政治、文化诸多方面却又形成了颇有意思的参照。长期以来，中国公众和学术界往往对“苏东”持两种极端的评价：一种是昔日的“神圣化”，也就是将五六十年代的苏东无限美化，认为实现了“电灯电话”、“土豆烧牛肉”式的社会主义的苏东就是“中国的明天”；另一种则是今日的“妖魔化”，也就是将九十年代之后的苏东无限丑化，认为剧变之后的苏东一直民怨沸腾、民不聊生，大众饥寒交迫，宛如生活在人间地狱里。在“神圣化”与“妖魔化”之间，我们缺少的恰恰是一种脚踏实地、心平气和、客观公正的研究。正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我们既无法借鉴苏东的经验，也难以避免苏东的教训，我们看苏东永远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秦晖、金雁夫妇长期从事苏东问题的研究，尤其关注近十余年来苏东经济政治的转型。他们合著的《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一书，收入相关论文十余篇，书中翔实的第一手材料和鞭辟入里的分析水乳交融，无论是对俄罗斯叶利钦时代的宏观扫描，还是对波兰克拉科夫钢铁联合企业改造的微观解剖，都让人耳目一新。作者发现，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多次辗转之后变形的“观感”以及“自我中心主义”的思维，使我们在认识和评述苏东转轨时，常常是先入为主、扭曲“常识”。因此，他们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恢复“常识”。比如，在中国公众和知识界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俄罗斯民主化、市场化的“激进改革”造成了金融工业寡头以及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而且西方势力也对此负有严重的责任。秦晖和金雁对并不认同这种“是似而非”的说法，他们反问说：东欧各国都发生了民主化、市场化与“激进改革”，可是寡头为什么只出现在俄罗斯呢？这一事实本身就使民主化、市场化导致寡头制的逻辑无法成立。
两位作者认为，当代俄罗斯寡头由苏联时期的权贵阶层或官僚阶层演变而来，现在的寡头垄断脱胎于过去的国家垄断，寡头制源于过去的集权制。他们指出，寡头资本与其说是被不公平地私有化了的原国有资本，不如说是在市场条件下经营的国家资本，这些资本由于国家的民主化程度不够而被官僚控制并用以谋私。形成寡头的必要条件并非私有化过分，而是民主不足。对此，俄罗斯著名政论家罗伊·麦德维杰夫也有一段类似的论述：“无论是在苏联时期，还是在俄罗斯联邦成立的初期，银行和企业私有化的大部分股份都落到权力机关的官僚及其宠臣们的手中，或者是与国外金融工业集团有联系的人的手中。”而俄罗斯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亚夫林斯基也早就断言，俄罗斯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这种体制在原苏联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苏共垮台后，它只不过改换了门庭，就像蛇蜕皮一样”。秦晖和金雁举例说，在俄罗斯政坛上，亚夫林斯基、盖达尔等民主派人士与金融寡头的关系相当疏远，而切尔诺梅尔金的“家园”等“保守”势力反而与寡头们关系紧密，甚至俄共也与寡头达成了某种形式的合作与默契关系。由此看来，病根还是在昔日的专制制度身上，把污水泼到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身上的做法显然不妥。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之后，民主制度进一步巩固，政府对寡头的清理和打击也得以展开。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等人或者落网、或者逃遁，就连曾经被别列佐夫斯基控股的《政权》周刊也公正地指出：“国家的当家人不再是那些寡头。从寡头手中把国家财产抢回来所用的时间要比寡头们为把国家财产搞到手所用的时间少得多。”
再比如，“休克疗法”的是非、“激进”与“渐进”道路的优劣等等，也不能以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标准来“盖棺定论”。俄罗斯固然困难重重，但中国人是否就有嘲笑俄罗斯的资本呢？许多困扰俄罗斯的问题，在中国不仅存在甚至更加严重，比如农民问题、工人失业问题、银行呆账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等，“只不过素来缺乏社会保障意识的人们不以为这是个问题，素来缺少社会权利的人们也无法谈论这类问题罢了”。就最能反映贫富分化的指标——居民收入指标吉尼系数而言，近年来俄罗斯下降到了零点四以下，而中国则已经突破了零点四五。谁的贫富悬殊更大呢？俄罗斯已经初步完成了议会民主、多党竞争和总统制的政治架构，实现了新闻舆论的自由，经济也开始走出低谷；而中国的国民经济增长率虽然比俄罗斯高、市场也相对比较繁荣，但是诸多深层次的问题依然陷于“胶着”的状态，未来的道路未必就比俄罗斯更加顺畅。俄罗斯好像是一名决断地割掉一大块肿瘤的病人，尽管短时期内失血很多、还得忍受巨大的疼痛，但是病根已除，恢复健康指日可待。
在社会转轨的过程中，东欧的各个前苏联卫星国情况各不相同，但中国学术界对各国的差异却缺乏必要的认识，讨论的时候经常是煮成一锅粥。在《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一书中，作者除了着重讨论俄罗斯之外，对捷克、匈牙利和波兰诸国都有切中肯綮的论述。比如，捷克有深厚的民主传统和雄厚的经济实力，还有富于道德感的“知识分子总统”哈维尔（苏东剧变之后惟一执政至今的民主派）和自由派总理克劳斯执政，因此采取了较为彻底的“证券私有化”，并创造了“休克疗法中的福利国家”的“捷克奇迹”。尽管后来又出现较大的波折以致出现“捷克陷阱”之说，但迄今为止捷克依然是东欧地区最有活力的国家之一。而在波兰，领导“团结工会”取得政权的“工人总统”瓦文萨，处处迁就工会（也就是工人）的利益，致使经济转轨缓慢，就连瓦文萨的“老家”——但泽造船厂也不得不宣布倒闭。后来，虽然左派上台，却没有走回头路，反而大大加快了私有化的进程，同时工会也由拒绝改造到支持改造、参与改造，波兰经济也迅速得以复兴。在这两个国家里，“右派”的政策像“左派”，“左派”的政策却又像“右派”——如果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去分析这些充满矛盾的、千变万化的经济现象，只能是缘木求鱼。这也正是许多老牌经济学家在讨论苏东问题时“大发谬论”的原因。
在研究苏东问题时，秦晖和金雁处处渗透了“中国意识”和“本土关怀”。他们不是在讲述“事不关己”的“天方夜谭”，而是在用这面镜子来照射中国的现状。他们揭示的是“真问题”，他们的学问是“地上的学问”。我认为当代中国的学问有两种，一种是“空中的学问”，一种是“地上”的学问。所谓“空中的学问”，即研究者抽空了自身道德立场和心灵指向的、僵硬的、冷漠的、御用的学问。比如在大跃进时期，有科学家不顾饿死数千万农民的事实，依然从“科学”的角度论证亩产百万斤的可能性；再比如面对今日西部困顿的状态，有经济学家无视西部农民到东部城市打工的权利，大肆鼓吹继续实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以维护某些“国际大都市”的稳定。这类“空中的学问”对中国的进步有百害而无一利，它们惟一的作用就是充当权力者的帮闲、帮忙和帮凶。然而，这类“空中的学问”却是中国学术的主流，成百上千的学报上都充斥着这类学术垃圾。而另外一种则是“地上的学问”，无论研究的领域是否贴近社会现实，研究者个人在研究工作中都倾注了自己的良知和热情，并深深扎根在这片贫瘠而忧伤的大地上。比如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看似遥远时代的考据之学，其实是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切肤之痛的曲折表达——与其说陈寅恪是在写柳如是，不如说他在写自己；再比如吴思写《潜规则》，看似对明清历史的重新梳理和解读，其实是对现实社会症状的一次深切的“会诊”——因为这套“潜规则”依然在左右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同理，秦晖和金雁对苏东问题的研究，每篇论文都回应并激活着我们对若干本土问题的思考。提出这些“真问题”，不仅需要思想的“能力”，而且更需要思想的“勇气”——可惜的是，这种勇气在今天中国的学界已经不多见了。
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教授说过：“思想的价值是通过思想者所拥有的品质来判断的，而不是通过他们的地位来判断的。”而在中国的学院体制内部和公共传媒当中，这样的评判体系依然没有建立起来。名气最大、占据学术资源最多的学者，往往却是那些丧失了基本的学术品质的学者。因此，我愿意对为数不多的、在艰难的条件下冒着风险研究“地上的学问”、关注“真问题”的学者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第三卷·光如何灼痛自己朝圣者的容颜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每一种真实的文艺都是肯定的，由爱而产生，从基础来源均为对于生活的感恩，是对上帝和他的创造物的赞美。”经历了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之后，黑塞依然坚持这样一种文艺观念和人生态度，以“爱”、“感恩”和“赞美”作为生活的支点。一九一二年，黑塞移居瑞士，后来加入瑞士籍，开始了五十年的“半隐居”生活。即便如此，他也并非冷眼观物的“世外高人”。在一战中，黑塞发表大量的反战文章，因而被同胞辱骂为“叛国者”。在二战中，他更是激烈批判法西斯的暴行。这位被许多人看作是“玄学家”的诗人和小说家，义无反顾地站在了邪恶和黑暗的对立面。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黑塞如是说：“如果我是战争、征服和吞并的憎恶者和不可调和的敌人，那么我和其他人一样，都是基于这样的情况——即这种邪恶的势力将历史长河所积聚的内容丰富多彩和高度个人成就的人类文化，当作了牺牲品。”因此，他是以“人类文明的守灵人”的身份投入战斗的。
在寻求信仰的道路上，黑塞一辈子都是孜孜不倦的“朝圣者”。我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西藏的佛教徒去布达拉宫朝圣的情形，他们每前进一步就向着布达拉宫的方向合掌祈祷，然后全身伏地，站起来后再继续前行。他们的身体亲吻了走过的每一寸土地。与之相似，黑塞也经历了这样漫长而艰辛的精神跋涉。在他晚年最重要的作品《玻璃珠游戏》中可以发现，他从东方远古的神秘宗教和西方现代基督教中汲取营养，永不止息地探索人类理想的精神世界。在黑塞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篇幅并不大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中文译者杨武能指出：“这部作品兼有黑塞早、中、晚三个时期的创作特色，既有早期的抒情怀乡的浪漫气息，又有中期彷徨、寻求的孜孜不倦的奋斗意志，同时也兼备后期作品那种献身理想的虔诚精神，是黑塞小说中最吸引人的作品之一。”黑塞本人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这部作品对我来说比其他作品加在一起还珍贵，我对它有一种特殊的爱。”而托马斯·曼也说过：“《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以最吸引人的方式描写了一种精神上的自相矛盾。”《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讲述的是关于“成长”的故事——既是两个少年的成长，也是人类心灵的成长。《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描述的是朝圣者的容颜——既是两个少年的容颜，也是耶稣来到人间以后所有朝圣者的容颜。
《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中的两位主人公既融合又对立：纳尔齐斯年长一点，是修道院里虔诚的苦修者，是潜心钻研的神学家。他几乎没有离开过修道院，在基督信仰的支撑下过着单纯而充实的生活。歌尔德蒙则年少丧母，被父亲送进修道院。他天资聪颖，相貌俊美，接受纳尔齐斯的启迪，并与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生命里那激荡的活力无法被纳入修道院静谧的生活轨道。歌尔德蒙逃出了修道院，成了一个放荡不羁的流浪者。他放纵自己的情欲，不断地与女人们狂欢；他狂暴地与他人打斗，甚至还杀死了一个人。后来，歌尔德蒙遇到了一位雕塑大师，并成为其最杰出的弟子。大师准备把自己的衣钵传给他，他却出人意外地拒绝了，因为他不愿在同一个地方停留下来。他又开始新一轮的流浪，直到因为勾引伯爵夫人而面临被绞死的命运。这时，已经当上修道院院长的纳尔齐斯出现了，他让歌尔德蒙获得了赦免，因为他相信：“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