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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隆的父亲叫李文忠，是明太祖的外甥，与燕王为姑表兄弟，李景隆算起来与建文帝同辈份，此人根本是个纨袴子弟，所以燕王听说他挂帅，且将兵五十万之众，大喜过望，对他的部下说：“此人膏粱孺子，谋寡而骄，色厉而馁。从前汉高祖自称只能将兵十万，他如何将得了五十万兵。看着，他一定会自己坑害了自己。”
果然，这年十一月，兵临燕京城下，李景隆大败，逃回德州。燕王用了个诱敌之计，假称出兵攻大同，引诱李景隆去救，等他出紫荆关，即由居庸关出塞。李景隆的部队都是南方人，不耐塞外隆冬苦寒，手指头都冻得掉落，何能打仗？
《明朝的皇帝》 第一部分铁铉坚守济南
九、铁铉坚守济南
李景隆一败再败，建文二年五月，德州失守，这个水陆要冲的码头，在当时是伐燕大军的主要兵站，贮粮百余万石，兵器不知其数，竟尽为燕军所得。
为李景隆督运粮饷的是山东参政铁铉，齐鲁之士提起铁铉，无不肃然起敬，至今济南仍有“铁公祠”，庙食千秋，当之无愧。因为铁铉不仅仅是忠臣——忠臣跟奸臣一样，也有好多种，有有用的忠臣，有无用的忠臣，有无用而误事的忠臣，如铁铉与黄子澄就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如果建文朝参国政的是铁铉与齐泰，此两人的合作，定可戡平大乱。
在李景隆溃败时，铁铉为他办善后，一路收集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及至燕师南追，李景隆在济南城外，又吃了个大败仗，单骑南奔，铁铉与李景隆手下的一个都指挥使盛庸便合力坚守济南城。燕王起兵以后，因为兵力单薄，深怕各路官军合围，“以大吃小”，把他的部队吃掉，所以攻城如果两三日不克，便即引兵走避。但自攻济南开始，他的战略改变了，因为李景隆大败，五十万大军剩下十万不到，而燕军则尽得德州的粮储，复多降卒，军力一消一长，在燕王认为可以硬拼一下了，所以决心攻占济南，截断南北水陆道路，准备划疆而守，这样先稳住了，再进一步设法窥伺金陵。
打算倒是不错，偏偏遇着铁铉与盛庸，不但守住了济南，而且常出奇兵突袭，相持达三月之久。燕王决水灌城，情势危急，铁铉将计就计，故意派出一千人诈降，燕王大喜，军中欢呼，哪知铁铉在城上埋伏壮士，城门上设下机关，是一块铁闸板，预备等燕王进城时，放下闸板，同时隔断护城河上的桥梁，活捉燕王，则大事可定。
到了献城的那一天，燕王得意洋洋地策马进城，不知是哪个冒失鬼把闸板放早了，落下来打在燕王的马头上，而桥梁又一时弄不断，以致燕王死里逃生，回营震怒，下令轰城。
那时已有大炮了，称为“红夷大炮”——红夷者葡萄牙等国的人——以其威力强大，常封为“大将军”；用红布作炮衣，所以亦称“红衣大将军”；又根据Frangi的音译，称为“佛郎机大炮”。
《明朝的皇帝》 第一部分东昌之役燕王大败
十、东昌之役燕王大败
一看燕王预备用红衣大炮轰城，铁铉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做了许多大木牌，工楷大书“大明太祖高皇帝神牌”，悬挂在城墙四周。燕师名为“靖难”，用洪武的年号，如何敢炮击神牌，冒天下之大不韪？铁铉这一着想得很绝，所谓“谈笑退敌”，颇有玩弄燕王于股掌之上的味道。
又不仅是退敌而已，铁铉进一步募死士出城突袭。燕王看此情形，钉死在这个地方，坐待朝中调兵遣将，分道合击，大为可危，事实上，先锋平安已统兵二十万正要攻德州，断燕粮道，于是燕王撤围回北。盛庸乘机领兵追击，克复德州。
捷报传到京师，建文帝大为欣悦，遣官慰劳，赐金币，封其三世，擢升为山东布政使，不久又进位为兵部尚书，赞理大将军军事。盛庸则拜为平燕将军，代替李景隆而挂帅，并封为历城侯。
到了九月间，盛庸领兵北伐，燕王迎战，先袭沧州，由河北入山东，循运河南下，在东昌府（即今山东聊城一带）两军相遇，盛庸背城而阵，燕王亲自领兵，先冲左翼，盛军屹然不摇；再冲中军，盛庸下令开阵，等燕王一入袋形阵地，立刻收紧，围之数重。亏得燕将朱能来救，而盛军又奉有诏旨：“毋使朕有杀叔父名”，心存顾忌，因而燕王得以突围。
盛庸的后面还有炮兵，前军闪开，后军轰击，燕军大败。燕王手下第一悍将、以后被称为“靖难功臣第一”的张玉即在此役阵亡。燕王亲领百余骑殿后，退保馆陶。
这一役是战史上有名的“东昌大捷”，燕王精锐尽失，如果没有建文帝不得杀燕王的诫谕，则所谓“靖难”军已经完蛋，而平燕大功，亦近于告成。建文帝之“仁”，与楚霸王之“仁”，都是妇人之仁；而燕王的无赖，又甚于汉高，相形之下，自然建文帝更值得同情。此所以终明之世，明朝的老百姓念念不忘此君者，原因在此。
东昌一仗在十月间，而燕王到第二年正月才得回燕，因为盛庸飞檄他的副将吴杰、平安，自真定出兵，遮断燕师归路。不料深州接战失利，燕王才得了一条生路。于是三月间又出师南下。
《明朝的皇帝》 第一部分燕师进驻大名府
十一、燕师进驻大名府
建文三年三月，燕王再度引兵南下，在河北南部的夹河与盛庸相遇，一阵恶战，互有胜负，各自收兵。傍晚时分，燕王与少数随从策马敌前，视察形势，当夜露营野宿，第二天一早起来一看，已陷重围之中，“乃从容引马，鸣角穿营而去。诸将以天子有诏，‘无使负杀叔父名’，仓促相顾愕眙，不敢发一矢”。类此情形，不一而足。
夹河之战，盛庸初遭败绩，但亦非战之罪。那天忽然东北风起，尘埃满天，飞沙走石，燕师在北，盛军在南，处于下风，燕师利用天时追击，盛庸退保德州；吴杰和平安自真定出兵亦不利。于是建文帝在表面上解除齐、黄的职务，希望安抚燕王，但无效果，燕师已进驻河北、河南、山东交界之处的大名府。
其时铁铉在山东、盛庸在河北，此一线固然守得很好，使燕师南下不敢经山东；但后防空虚，所以燕王派降将李远率轻骑南下，换着南军服饰，以背插柳枝为号，竟无人识破，直达徐州沛县，纵火烧毁粮船上万艘。这一下京师震动，亏得河北、山西纷纷出兵，燕王怕北平根本之地不保，引师北还。三进三出，为时三年，而所能控制的地方，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郡，当今河北北部的半省而已。
于此可见朝廷与燕军的强弱之势，如果齐、黄能办大事，调遣有方，号令明确，则备边诸将入关合围，盛庸北上迎堵，一举剪除逆藩并非难事。无奈一误再误而至无数错误，硬生生自毁金汤，这实在是天意了。
此时燕王的信心，似乎也动摇了。建文三年十二月第四次出师，慨然而言：“频年用兵，何时已乎？要当临江一决，不复返顾矣！”所谓“临江一决”，就是直逼长江。三次南下的经验，尤其是李远轻骑奇袭的启示，使燕王得到一个新的战略观念：争城争地而战，吃力而不易收功，不如绕道山东，逼近徐、淮，直扑京师。这个决定，“和尚军师”道衍力赞其成，于是建文四年正月，燕师由馆陶渡河，直薄徐州。这一次全军深入，抱着有去无还的决心，所以平安和铁铉从燕师的后路进攻，燕师拼死力战，得以获胜。三月间，平安领军四万追击，燕王在淝河设伏，平安大败；于是而有小河一战，为燕王成败的关键所在。
《明朝的皇帝》 第一部分建文帝派员征兵
十二、建文帝派员征兵
小河之战，燕军虽败，但燕王在诸将饥疲之余，都愿渡河而北、暂且休兵的压力下，坚持不退，于是乃有灵璧一场大胜仗，生擒平安等三十七将，使燕师的处境大为开展。
五月间下泗州，这是回到老家来了，谒祖陵、慰父老、赐牛酒；在“政治战”中，燕王初次获得一个有利的据点。歇兵数日，召集诸将会议，有的说宜取凤阳，有的说应先取淮安。燕王仍旧依照他原定的战略指导原则，以进逼京师为先，他说：“凤阳武备完好，淮安为军粮贮积之地，有重兵保护，这两个地方都不是轻易攻得下来的，不如乘胜直趋扬州和仪征，则凤阳、淮安，自然震动。我军临江布阵，京师孤危，必有内变。”
于是撇开东面的淮安、西南的凤阳，居中穿过，渡淮直扑扬州。
果然，京师大震，而燕王这几年所秘密收买的太监，纷纷到江北来，夤夜相投，燕王对京师的虚实、百官的动态，得以了如指掌。
这时的建文帝，自然彷徨苦闷，无所适从，一面诏天下勤王，派出大批他信得过的官员，分道征兵，同时把齐泰、黄子澄召还京师，以备顾问；一面派庆成郡主为“专使”，到燕王军中去议和。
庆成郡主原封庆阳公主，为太祖的侄女，也就是燕王的从姊，奉命议和，许以割地。燕王千辛万苦才走到这一步，自然不肯。但兄弟姊妹必须笼络，所以写了一封信，让庆成公主带回京师，这封信大概是燕王的亲笔，开头是这样写的：兄致书众兄弟亲王、众姊妹公主：相别数载，天伦之情，梦寐不忘。五月二十五日，有老姊姊公主到，说众兄弟姊妹公主每请老姊姊公主来相劝我，说：“这三四年，动军马运粮的百姓、厮杀的军，死的多了！都是一家的事，军马不要过江。回去！天下太平了却不好说？”
由此可见，庆成郡主受命议和的措辞，是假托亲王、公主的代表，劝以百姓为重。而燕王的答复是：“我之兴兵，别无他事，为报父皇之仇。”以下历数齐、黄“奸恶”，申明“靖难”的宗旨，最后提出的要求，则是要当摄政王：“如朝廷知我忠孝之心，能行成王故事，我当如周公辅佐，以安天下苍生。”
《明朝的皇帝》 第一部分两度议和均未成
十三、两度议和均未成
最后一段话，是一个很郑重的警告：“如其不然，尔众兄弟亲王、众姊妹公主，当速挈眷移居守孝陵，城破之日，庶免惊恐。唯众兄弟亲王、众姊妹公主，审之详之。”在这个警告中，很明显地暗示，不但要屠城，而且连宫廷亦不免喋血；唯一不动刀兵的地方是太祖埋骨的孝陵。
及至将抵京师时，建文帝一面饬诸王分守都城，一面遣李景隆、兵部尚书茹瑺、都督王佐再次求和，“伏地乞怜”，一无效果；再遣谷王橞、安王楹去见燕王，只不过徒然给他们“兄弟连襟”一个联络的机会而已。
按：中山王徐达，为太祖的布衣昆季之交，太祖称之为兄。徐达有四子三女，长女配燕王，次女配代王桂，幼女配安王楹；四子名辉祖、添福、膺绪、增寿。辉祖曾统兵山东，与燕师战于齐眉山下，他的效忠帝室，是无可置疑的；但老四增寿则与他的大姊夫有勾结，《明史》一百二十五卷《徐达传》记：增寿以父任仕至左都督。建文帝疑燕王反，尝以问增寿。增寿顿首曰：“燕王先帝同气，富贵已极，何故反？”及燕师起，数以京师虚实输于燕。帝觉之，未及问。比燕兵渡江，帝召增寿诘之，不对，手剑斩之殿庑下。
此与崇祯帝当李闯破城之时，手刃长平公主和昭仁公主，同为匹夫之勇，只令人徒增叹息而已。
建文四年六月乙丑，也就是最后请和决绝以后的第四天，燕王师抵京师城下。南京城在当时是第一大城，东尽钟山之麓，西阻石头之固，北控湖山，南临长干，而秦淮贯穿其中。京城周围九十六里，共十三门，南面为正阳、通济、聚宝三门；西南为石城、三山两门（三山门就是水西门）；北面为太平、神策、金川、钟阜四门；东面一门，称为朝阳；西面三门：清凉、定淮、仪凤。相传南京城在明初由沈万三捐献建造，此非虚语，《明史·后妃传》说：“吴兴富民沈秀，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谏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戍云南。”此一帝一后就是明太祖、马皇后，沈秀则是沈万三。
《明朝的皇帝》 第一部分金川门开城投降
十四、金川门开城投降
南京城兴工于洪武二年，历时四载方始告成，除了沈万三负责三分之一的工程以外，并遣发重囚服役。南京城的坚固是出名的，以花岗石为基，巨砖为墙，并煮糯米为浆，加入石灰，涂敷墙外，所以随便找一处敲击，所呈现的颜色都为纯白。这样坚固的城池，只要粮食不缺，守个三年五载都不成问题。
但是，只要有了奸细，金汤之固亦如片纸之薄。奸细有二：一是谷王橞，二是兵败还京、建文帝不忍加诛的李景隆。这两个人守南京北面靠西首的那个金川门，望见燕师沿长江迤逦西来，开城投降，京师沦陷。
建文帝之谜，即从此一刻开始。先要从燕王说起，照《明史·成祖纪》载：“是日王分命诸将守城及皇城，还驻龙江，下令安抚军民。”按：龙江有二：一为龙江关，在仪凤门外，那是在南京西门；一为龙江驿，在离金川门十五里的江边。照燕王进兵的路线看，此龙江自是龙江驿。
问题在这里，燕王既入金川门，何以不进皇城而退处龙江？这是给时间让建文帝有以自处。在燕王的想法，结果不外乎逊位让国或者自裁。照明朝的官史记载，建文帝是走了第二条路，如仁宗御制“长陵功德碑”：
皇考虑惊乘舆，驻金川门，遣人奉章，言所不得已来朝之故。奸臣苍黄，知罪不宥，闭皇城门不内，而胁建文君自焚。皇考闻之大惊，发众驰救，至已不及。皇考仰天恸哭曰：“臣之来也，固将清君侧之恶，用宁邦家，何不寤耶？”遂备天子礼殓葬。
按：燕王即位，是为成祖，崩后葬长陵。仁宗以子述父，应该是最正确的；可是到了仁宗之子宣宗修《成祖实录》，说法又不一样了：
时诸王及文武群臣父老人等皆来朝，建文帝欲出迎，左右悉散，唯内侍数人而已，乃叹曰：“我何面目相见耶？”遂阖宫自焚。上望见宫中烟起，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耶？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竟不谅，而遽至此乎？”
《明朝的皇帝》 第一部分建文帝引火自焚？
十五、建文帝引火自焚（？）
拿这两段文章来作一比较，似乎“长陵功德碑”述成祖当时的态度，假仁假义，不甚可信；而《成祖实录》较为“亲切真实”。其实不然，我认为仁宗述父比宣宗述祖较为接近真实。除却假冒为善的态度不论，在“长陵功德碑”中，至少让后世知道了四件事：
第一，成祖入驻金川门后，曾有文件致建文帝。
第二，“大圈圈中的小圈圈”的皇城已闭，不纳成祖，如果他一定要入宫，就非用武力不可，而成祖不愿这样做，因为怕激起忠臣义民更深的反感。
第三，宫内火起，成祖曾派兵驰救。
第四，在仁宗即位之初，天下尚对成祖的篡夺不满，所以仁宗御制长陵碑文，不能不以谦卑的语气，婉转解释。
到了宣宗朝，大家对成祖的恶感比较淡了，而碑文中的语气，显得有些低声下气、做贼心虚，并且有些事实亦显然不符，如所谓“奸臣苍黄”这句话就已证明不实，原来“靖难”师起所指的“奸臣”只不过齐泰、黄子澄等人，连方孝孺都不在内；而齐、黄二人，城陷之日不独不在御前，且不在京城，然则“闭皇城门不内”虽为事实，而“奸臣苍黄”、“胁建文帝自焚”这两句话，却无着落。因此宣宗要在“实录”中“改正”。
历朝凡先帝有失德，子孙要瞒天下人耳目，辄以在“实录”中动手脚为主要手段，但作伪者心劳力绌，真相是无论如何湮没不干净的。且不说有许多私人笔记可作旁证，即以前后修改痕迹来看，亦足资为事实的判断，加以“长陵功德碑”和《成祖实录》对勘，诚所谓“越描越黑”。试作简单分析如下：
第一，宣宗要表示建文帝亦有投降之心，所以有“欲出迎”之语。
第二，宣宗要表示群臣离心，多以为天命有归，纷纷投诚，所以说“左右悉散，唯内侍数人而已”。
第三，因为无人为他引见成祖，所以自焚；“我何面目相见”之叹，是要表示建文帝自觉所谓“忠臣”，急难之时，各奔前程，弃而不顾，可见自己知人不明，还有什么面目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