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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之谜难解，原因之一是不仅为建文一个人的问题。当燕师入京之日，朝官不愿投降的，多在当天夜里从城上用绳子吊到城外，一夕之间遁去者四十余人，其中有的列名于成祖的“奸臣榜”中，被抓了回去，有的从此不知所终。而随建文帝出亡的，据说亦有二十余人之多，这些人的下落无人知道。怀念忠义，兼以好奇，于是有许多神秘的传说自明初流行到明末。这些传说，有一部分被收入《明史》，如“河西佣”、“补锅匠”、“云门僧”、“若耶溪僧”、“玉山樵者”等等。细察传说的内容，实为寓言，如：
河西佣，不知何许人。建文四年冬，披葛衣行乞金城市中。已，至河西为佣于庄浪鲁氏，取直买羊裘，而以故葛衣覆其上，破缕缕不肯弃。力作倦，辄自吟哦，或夜闻其哭声。久之，有京朝官至，识佣，欲与语，走南山避之，或问京朝官：“佣何人？”官亦不答。在庄浪数年，病且死，呼主人属曰：“我死勿殓，西北风起，火我。勿埋我骨。”鲁家从其言。（《明史》一百四十三）
《明朝的皇帝》 第一部分“补锅匠”的故事
二十四、“补锅匠”的故事
“葛衣”是夏服，燕师入京在六月十三，这表示他是从京城里逃出来的；“破缕缕不肯弃”，正以此葛衣为一极惨痛的纪念品，终身不可忘。“问京朝官：‘佣何人？’官亦不答”，表示建文旧臣虽成新贵，但对故人仍加维护，显得并不如何效忠于成祖。“西北风起，火我”，是希望魂归东南，而“勿埋我骨”，则信有骸骨还乡之日。这则寓言中，很清楚地表达了当时的“民意”。
“补锅匠”的故事是如此：〓〓补锅匠者，常往来夔州、重庆间，业补锅，凡数年，川中人多识之。一日，于夔州市遇一人，相顾愕然。已，相持哭，共入山岩中，坐语竟日，复相持哭，别去。其人即冯翁也。翁在夔以章句授童子，给衣食；能为古诗，诗后题“马二子”，或“马公”，或“塞马先生”。后二人皆不知所终。
此当有其事，但并看不出与出亡后的建文帝有何关系。此外，有隐于佛寺的、有隐于江湖为医卜星相的、亦有入山唯恐不深的。这些建文孤忠，为他的后辈建立了一个先例，清兵入关，朱明遗臣耻事新朝的，大多亦如此归隐。
其时在民间对于建文帝及出亡诸臣，有许多神秘的传说，好事者辑写成书，最早的一部名为《忠贤奇秘录》，所记还大致与传说相符。到了万历以后，有两本书先后出现，那更是在“制造”传说了。这两本书，一本叫做《从亡随笔》，一本叫做《致身录》，内容大同小异，多记建文帝在城破之日出亡的经过。
在谈这两本书之前，先要介绍一位“传奇人物”，这个人叫程济，《明史》有传：
程济，朝邑人，有道术。洪武末官岳池教谕。惠帝即位，济上书言，某月日北方兵起。帝谓非所宜言，逮至，将杀之。济大呼曰：“陛下幸囚臣，臣言不验，死未晚。”乃下之狱，已而燕兵起。释之，改官编修，参北征军，淮上败，召还。或曰，徐州之捷，诸将树碑纪功，济一夜往祭，人莫测。后燕王过徐，见碑大怒，趣左右椎之。再椎，遽曰：“止！为我录文来。”已，按碑行诛，无得免者，而济名适在椎脱处。
《明朝的皇帝》 第一部分《致身录》如斯云云
二十五、《致身录》如斯云云
这个故事的后半段，已证明为虚构，因为“考其实，徐州未尝有捷也”。“靖难”师起，朝廷打得最漂亮的一仗是“东昌大捷”。既无所谓“徐州之捷”，则又何来所谓“树碑纪功”？但这个传说能够被采入正史，可知流传甚广，照它的内容来研究，编造此神乎其神的故事的人，虽昧于史事，却知乎“道术”，看上去是个相信“先天数”的人。
相信“先天数”的人，照现代的术语来讲，即是个“宿命论者”，他们相信凡事皆由天定，一物之微，成毁亦早经注定，非人力所可抗衡，能预知后果，则知所趋避。而照传记所述，程济应亦为此道中人，他能预知燕王必得天下，必定要“按碑行诛”以为报复，所以“一夜往祭”。而他本人则适以“椎碑”椎去了名字，得以幸免。
于是好事之徒，或者说“有心人”，编造建文帝出亡的故事，即以程济为主要配角，说他是为建文帝祝发之人，并托名撰写《从亡随笔》。程济有无此随笔，固为疑问，但后出而与《从亡随笔》大同小异的《致身录》，则已可证明其为伪书。《明史》一百四十三：
万历时，江南又有《致身录》，云得之茅山道书中。建文时，侍书吴王史仲彬所述，记帝出亡后事甚具……然考仲彬实未尝为侍书。“录”盖晚出，附会不足信。
“具”者具体，伪书为欲求信于读者，常写得特别详细，两书都说当建文帝得报金川门失守时，长叹想自杀，编修程济建议：“不如出亡。”又有个太监王钺说：“高祖驾崩时，留下一个箱子，说是‘遇到大难时才可打开’。这箱子收藏在奉先殿。”
群臣一听这话，都说快把箱子取来。等抬来一看，是一个红色的箱子，“四围俱固以铁，二锁亦灌铁”，程济一脚把它踩破，里面有“和尚的身份证”度牒三张，上面的名字是：应文、应能、应贤；袈裟、僧帽、僧鞋、剃刀，一应俱全，另外还有白金十锭。箱子里面用朱笔写着：“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
当箱子刚抬来时，“帝见而大恸，急命举火，皇后马氏赴火死”。等箱子打开，建文帝才知道他祖父要他做和尚，便说：“数也。”就在这最初的一段叙述中，便有两个漏洞。
《明朝的皇帝》 第一部分建文帝出亡传闻
二十六、建文帝出亡传闻
第一，既然这个箱子“四围俱固以铁，二锁亦灌铁”，异常坚固，何以程济一脚便能踩碎？第二，太祖既有这样的遗命，自然也有妥当的安排，当箱子抬来后，理应先打开看个究竟再作定夺，何以箱子未开，建文帝即命举火，而马皇后亦遽尔自焚？凡此都是情理不通的地方。
以下所叙述的还有漏洞。照书中所记，当时由程济为建文帝祝发，吴王教授杨应能愿意随亡，这样，“应文”、“应能”都有了，另有一个监察御史叶希贤说：“臣名希贤，应贤无疑。”于是相继改装。其时殿中有五六十人之多，多愿保护天子出亡。建文帝认为人多反而引人注目，易生不测。大家一听这话也不错，纷纷痛哭而去。
随建文帝出亡的，一说九人，一说八十人，依照朱笔遗命，从“鬼门”而出；门外河边停着一条船，船上有个神乐观的道士王升在接驾。见了建文帝，伏地叩头，口称“万岁”，说是太祖托梦，命他在此等候，一起上了船到太平门登岸，在神乐观暂住。不久“应能”、“应贤”他们也都到了，出亡的一共是二十二个人。
上述的说法，如“托梦”云云，一望而知是胡说。但建文帝做过和尚，在西南一带有其行迹，实无可疑；同时我们也可以相信，最后胡也见到了建文帝，《明史·胡传》说他在永乐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二十一年还朝，其时成祖亲征在外，于是“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寐，闻至，急起召入。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至是疑始释”。孟心史先生就此下断语：“还朝必驰赴宣府行在，为有确讯可报也。帝已寐而急起召入，为知此来必有所报，而不能复稍延也。所云‘至是疑始释’，必已得建文之确实表示，不与争国，而后心乃安也。……观入对至漏下四鼓乃出，则其语必甚曲折，非得建文帝有若何死亡之讯一言而讫者可比；殆必曲传建文甘心让国之意，能使猜忌之文皇亦听而自安。”
《明朝的皇帝》 第一部分老和尚突然自首
二十七、老和尚突然自首
孟心史先生的话是非常正确的论断。于此我们看出，明初百姓的故主之思是如何强烈，以及这一份民心对成祖的威胁是如何严重。因为有那么强烈的故主之思，才会有那么多神秘的传说，同时我们也可以想像得到，事实上胡虽是秘密查访，而各省地方大吏，必已奉到密旨，对于胡的任务应予以全力支持，这样就等于动员了全国性的官方力量，大搜在外形上有特征、易于辨识的建文帝，亘二十年之久，始得一面，其间随处得到百姓的掩护的情形，可想而知。受传统伦理观念支配的百姓，特别是农民，内心深处都有单纯而强烈的正义感，厌恶以诡谲手段篡窃政权的任何人，如果不是一方面建文帝出亡以后无所作为，一方面成祖的施政粲然可观，则明朝的帝系，是否能由燕府一系保持，大成疑问。
关于胡的任务以及宣府复命以后成祖始“听而自安”，这要后世方始明了，在当时是不可能为民间所知的。以后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在英宗正统六年，有个老和尚突然去见广西思恩州知州，大声说道：“我就是建文帝。”州官大惊，面报藩司，飞章入奏，把这个自称为建文帝的老和尚以及跟他在一起的十二个人，解送到京，命御史审问。
这位“建文帝”自称年已九十余，死后想归葬在孝陵旁边，所以自首。御史问他，建文帝生在洪武十年，应该只有六十四岁，怎么说是九十余？于是审出实情，这个和尚名叫杨应祥，自然论死下狱。而另有一说，当时曾由服侍过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去辨认真相。“建文帝”问道：“你不是吴亮吗？”吴亮不承认，于是“建文帝”又说：“我记得有一次御便殿进膳，是你‘尚食’，我正吃子鹅，丢了一片在地上，说赏你吃；你手上拿着酒壶，跪在地上，学狗的样子，把那片子鹅舐了吃掉了。你难道不记得这件事？”吴亮一听这话，伏地大哭；建文帝左脚趾上有黑痣，吴亮求证以后，捧着“建文帝”的脚又哭。但复旨既不能说真，又不忍说假，左右为难，只好上吊自杀。而“建文帝”则终被“迎入西内”。
这个说法，被谷应泰收入《明史纪事本末》，描写相当生动，而实为不经之谈。
《明朝的皇帝》 第一部分清修《明史》的争议
二十八、清修《明史》的争议
终明之世，对于建文帝未死而出亡，殆成定论，而钱牧斋于此在官史中显有牾的一大事，更煞费苦心，于不悖事实的原则下，为成祖开脱。他替山东赵士喆的《建文年谱》作序，说“唯是文皇帝之心事，与让皇帝之至德，三百年臣子，未有能揄扬万一者”，因而他表而出之。“让皇帝”为南明对建文所上的尊号，肯定其“逊国”，他的“至德”不需赘述。所谓“文皇帝之心事”，照钱牧斋的说法：“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之访张邋遢，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以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途以安之也。”这就是说建文帝的行踪在成祖掌握之中，特意放他一条生路，而又唯恐建文帝不明他的“心事”，徒事仓皇，未能安居，所以特派胡和郑和“舍人求仙”、“舍近就远”，作为暗示。成祖有那么仁厚吗？当然不！不过钱牧斋是明朝的臣子，不如此调停其间，又如何说法？其人虽晚节有亏，在这些上面，不失史实之真，不暴君父之恶，立言得体，应该要佩服他。
谁知这已有定论的一重公案，到清修《明史》时，忽起争论。因为康熙初年有“朱三太子”一案，以清朝的立场而言，“朱三太子”真也是假、假也是假，才可以绝明朝的遗民志士之望，而安定人心，用意与成祖之对建文相同，所以在修《明史》时，主张建文焚死之说。其时明史馆曾为此事集议辩论，大部分迫于现实，主张“存疑”，作为对新朝的让步，小部分坚持出亡之说，而认定“焚死”者，大概绝无仅有只一个王鸿绪。王是江苏松江人，康熙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曾进呈《明史稿》，即为今《明史》的蓝本；《明史稿》原为一代大史笔万季野的原作，但在王鸿绪进呈时，为阿附清廷的意旨，改动原稿，成为建文焚死，并自撰《史例议》，力辟出亡之说为妄。钱大昕撰《万先生传》，不知其中有此一番偷天换日的伎俩，误以为万季野主焚死之说，而《清史稿·儒林传》，又采钱说入传，于是而成为对万的厚诬。
到了乾隆年间，“朱三太子”一案早成陈迹，既无顾忌，遂复其真，乾隆四十二年诏改《明史》“本纪”，建文的“书法”，重定为“棣（按：成祖名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数百年之谜，至此始正式揭出谜底。但修改过的《明史》未有通行本，目前听见，仍为乾隆四十二年的殿本。此亦是研究明史所不能不知的一番曲折。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幼帝不读书太后令长跪
第六章〓万历搜秘一、幼帝不读书太后令长跪
明朝的帝系有两次改变，第一次是由建文帝转入成祖，第二次是由武宗转入世宗。武宗就是民间熟知的正德皇帝，是个法鲁克型的顽童，身死无子，由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定策，迎立兴献王的世子入承大统，是为世宗。兴献王为宪宗第四子，武宗的父亲孝宗为宪宗第三子，所以武宗与世宗是共祖的嫡堂兄弟。
世宗在位四十五年，此君性情严刻，私心甚重，十五岁继位，首先就为他自己和他父亲争名分，演成“大礼议”一重绝大的纠纷，为明朝党争之始。中年以后好道，数十年不朝，在宫内建坛设醮，祈求长生，平日又服方士药，慢性中毒而死。
世宗传位穆宗，在位六年；太子即位，是为神宗，年号“万历”。神宗是穆宗的第三子，名翊钧，即位时十岁，受顾命的张居正当国，为明朝第一权臣。
神宗幼时，因为“慈圣”与“张先生”督教过于严厉，反感甚深，对他一生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慈圣”者，神宗的生母李太后；“张先生”者，张居正。《明史·后妃传》：
孝定李太后……教帝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经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挈之登辇以出。帝事太后唯谨，而诸内臣奉太后旨者，往往挟持太过。〓〓内有严母，外有严师，而严母又每以严师来吓幼帝，《明史·张居正传》：
帝常赐居正札，称“元辅张少师先生”，待以师礼。……帝初即位，冯保朝夕视起居，拥护提抱有力，小扞格即以闻慈圣，慈圣训帝严，每切责之曰：“使张先生闻，奈何？”于是帝甚惮居正。及帝渐长，心厌之。乾清小珰孙海、客用等，导上游戏，皆爱幸；慈圣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居正复条其党罪恶，请斥逐……因劝帝戒游宴……帝迫于太后，不得已皆报可，而心颇慊保、正矣。
“保”是冯保，为司礼秉笔太监，与张居正深相结纳，以后的结局都不好。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冯保宣旨逐首辅高拱
二、冯保宣旨逐首辅高拱
神宗对张居正的反感，固不仅因为他辅教严厉，而且在知人事以后，发觉他满嘴仁义道德，而行事不符所言。先谈顾命一事：当穆宗驾崩时，召内阁大学士受顾命，照资望以高拱为首，其次张居正，再次高仪。明朝首辅权重，而张居正又是不甘居于人下的，因此与高拱平日就不睦，坏在高拱不了解张居正居心深刻、手段毒辣，以致甫受顾命即遭斥逐。《明史纪事本末》记：
上（穆宗）不豫，己酉大渐，召阁臣高拱、张居正、高仪至乾清宫受顾命……上困甚，太监冯保宣顾命。翌日，上崩。六月甲子，皇太子即位，年始十岁，时太监冯保方居中用事，矫传大行遗诏曰：“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廷臣闻之俱骇。一日，内使传旨至阁，拱曰：“旨出何人？上冲年，皆若曹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