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溃嵌际瞧樱亲茉谘诟亲约海煤推降目诤叛谑握秸！薄 �
她不停地讲，语气里透露着对美国政府的轻蔑。“看看对巴拿马的入侵，对格林纳达的入侵。看看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他们说他是个疯子和无赖。但是当萨达姆为他们所利用时不是疯子，也不是无赖。凡是敢于向美国提出挑战的，美国都称之为无赖。美国自己才是一个邪恶的帝国，用民主的遮羞布掩盖其无赖行为。”
她像街头小贩一样，不厌其烦地向游客解说，回答游客的各种提问。她会讲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和意大利语5种语言，她向游客散发的传单有各种语言的。她说，她每天接待的游客究竟有多少她自己也不知道，反正很多很多，经常累得她口干舌燥。她手里总是拿着一瓶水，讲一会儿就喝口水。
这时，几位亚洲人来到这里，观看她的标语牌。她用朝鲜语和这些游客打招呼。康塞普赛昂多年来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她现在能够从相貌和衣着等准确判断出游客来自哪里。她从塑料袋里取出朝鲜语的宣传品，分发给大家。有几个女孩子过来和她合影，康塞普赛昂伸出手指，做出V字形，面向镜头：“但愿朝鲜早日统一，但愿朝鲜南北方的亲人早日团聚！”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二部分我想有一个孩子
我问她：“你有没有家？”她指着两个标语牌：“这就是我的家。”“从前是否曾经有过家？你是如何到这里来的？”
她的脸上立即流露出无限惆怅：“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和很多美国人一样，康塞普赛昂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于1964年来到美国寻梦——汽车、花园别墅、孩子，多么诱人的生活。然而她没有想到，她得到的却是一场几乎把她推向地狱的噩梦，噩梦的每一个细节，都深深地刻在她的记忆深处。
“1966年10月29日，我嫁给一个意大利商人。婚后的头两年，我们住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U大道380号，在那里有一套很现代化的公寓。婚后我们夫妻关系不是太好，因为丈夫和他姑妈有一种纠缠不清的关系。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他总是要去那个老太婆家。他姑妈对我一百个看不顺眼，总是寻机责骂，所以我特别讨厌去她家，为此我们经常闹别扭。婚后我们一直没孩子，她常常和丈夫一起责问我原因。一天我气极了，问她想要几个孩子，我为此太苦恼了。我实在讨厌她干涉我们的私生活。她什么都管，如果她反对我们去看电影，我们连电影也看不成。连朋友邀请我们吃饭也要经过她的批准。丈夫是个商人，有商人头脑，满脑子都是为了钱财。他经常劝我要忍耐，因为姑妈已经很老了，有一天她死了我们就可以继承她的遗产。我确实爱着我的丈夫，因此我再三迁就、让步。但尽管这样，我们还是经常为此吵吵闹闹，我劝丈夫回自己的家，我会做一手好菜的。但是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
“我一直想要一个孩子，也许有了孩子就没有时间去他姑妈家了。但是我怎么也怀不了孕。医院检查了好几次，大夫说生理上没什么毛病，就是生活太紧张，压力太大。医生建议我待在家里，放松自己。但我喜欢工作，不希望靠丈夫养活。在我的一再劝说下，丈夫同意我们领养一个孩子。我们向设在纽约的儿童救助协会提出了申请，等了一年多仍没有结果。丈夫四处打听、联络朋友。1973年6月15日，我正在西班牙驻联合国代表团上班，丈夫打电话告诉我，他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朋友帮我们找到了一个女婴。”
“第二天，我和丈夫怀着十分急切的心情，匆匆乘飞机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抵达的当天晚上，我们住在朋友家，我激动不已，夜不成眠，终于盼到了天亮。朋友领我们去看孩子，生小孩的姑娘没有结婚，怕丢人，所以不愿要小孩，但等我们到了医院，姑娘的父亲决定自己收养孩子。朋友答应再帮我们寻找，可是等了两个星期，仍然没有结果。我开始失望、着急，心想不管怎样，只要有个孩子就行。就这样，又熬了数日，一位在医院工作的大夫终于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刚出生两个小时的女婴。我们为孩子起名奥尔加。”
康塞普赛昂万万没有想到，小奥尔加给她带来了无尽的欢乐，然而梦魇也从此开始。在以后的几年里，她和丈夫的感情越来越糟糕，丈夫总是百般刁难，使尽各种伎俩，将她几次送进疯人院，使她受尽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最后她失去了女儿，失去了家，被迫离开纽约，来到华盛顿，寻求法律的公正，要求政府保护她的人权。然而无论是律师、法官、议员、部长，还是美国总统，对她的呐喊都不屑一顾，因为她没钱，打不起官司，她是一个无钱无势的普通百姓。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二部分总统先生，救救我吧……
1979年8月，几乎绝望的康塞普赛昂写信给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她在信中说：“我已经多次去过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区的家庭法庭。由于这些法庭缺少公正，法官拒绝接受我的申诉，将我的孩子判给了我丈夫，剥夺了我探望女儿的权利，剥夺了我回家的权利，剥夺了我作为一个母亲、妻子和一名妇女的权利。我寻求司法和政府部门的帮助，帮我讨回我的女儿，讨回我做人的尊严，但我失败了。因为我仍然相信，我们的宪法保护所有美国人都拥有自由、公正和人权，相信您保护弱小和无辜人的名声和品德，因此我呼吁您支持我为自己争取正义、民权和人权而进行的努力……您自己就可以在我们的法庭为我伸张正义。”
然而，康塞普赛昂的信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后来，她又利用卡特去一所教堂参加活动的机会，在教堂门外打出了要求伸张正义的标语，并高呼：“总统先生，请您救救我吧！”然而总统看都没有看她一眼，第一夫人回头看了看，但只说了三个字：“很抱歉！”
警察以扰乱治安的罪名将康塞普赛昂抓走，一阵拳打脚踢后，又强行将她押入警车，送往疯人院。经过挣扎和医疗检查，她才没有被当成疯子再次被扔进那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
交谈中，她谈到小女儿时总是露出十分可怜的表情，总是叹气——那是一种无奈的悲哀。
“我特别喜欢我的女儿，我一天天看着她长大。她漂亮、聪明、可爱。从她开始学话，我就教她三种语言，英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她能够对这些语言做出反应。我还教她认字、识数，她会数手指，数动物，会叫妈妈，叫得很好听。我最后见到她是在1975年，当时她才1岁零8个月，现在该是个大姑娘了。”
也许她已经流干了眼泪，我觉得双眼有些模糊，但她看起来却十分平静，只是话语中透露出绵绵的思念之情。我问康塞普赛昂：“你希望你女儿有朝一日来这里看你吗？”她又叹了口气，低下头，不敢正视我：“我不知道，随她去吧。她大概已经把我遗忘了。我不知道她现在究竟在哪里，生活得怎么样，一无所知。”
华盛顿是一个崇尚金钱和权势的城市，尔虞我诈，人情冷漠，连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下台后都能体会到华府社会的世态炎凉。一无所有的康塞普赛昂更是尝尽了冷漠和白眼。一次次失望，一次次无人理会的呼喊，一次次人格上的污辱，最后她终于彻底绝望，她终于明白，那些衣冠楚楚、满口人权、人道的政客们，根本不关心她的人权，她曾经找到过她所居住的纽约州议员，但这位议员像躲瘟神一样躲着她。人权、正义、自由、平等、博爱只属于富人，对于她，这些美丽的字眼只不过是毫无用处的垃圾。
康塞普赛昂从她个人的悲剧想到发展中国家的苦难，美国研制各种新式武器，指责别国是“无赖”国家，对别国进行制裁，发动战争，又有多少孩子死在美国的铁蹄下？她要抗争，以自己的一生来抗争，失去了女儿，生命对于她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她希望能够用自己的行动保护所有像她女儿那样的孩子；她要告诉天下人美国政治的肮脏，美国政客们的伪善。
1981年6月1日，她和在困境中结识的朋友威廉·汤玛斯，在白宫大院铁栏杆外的人行道上，树起了巨幅反战标语，上面画着巨大的蘑菇云，从此就开始了抗议示威的生涯。后来，警方将他们从白宫篱笆边赶走，毁掉了他们的标语牌，并禁止他们的标语超过6英尺高。从1983年起，她抗议的地点从宾夕法尼亚大道南面的人行道上挪到了现在的地方。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二部分比冬天更可怕的是警察
从1981年6月1日到现在的漫长岁月里，她生命中的每一分钟几乎都在这里度过。她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熟悉拉法耶特公园里所有的松鼠和鸽子，熟悉人行道上铺着的每一块砖，熟悉白宫每天的熄灯时间，熟悉白宫北草坪上割草的花工。从里根到布什，从布什到克林顿，白宫的主人在更换，白宫大院里的花开花落；豪华的车队从白宫的大门进进出出，西装笔挺的客人们来来去去。
唯独她，在这里独自守候，她对战争的憎恨与对和平的向往，像拉法耶特公园里的松柏，经受着冰雪风霜的蹂躏，却四季常青，永不变色。
警方规定，宾夕法尼亚大道只允许抗议示威，不允许野营，如果她躺下睡觉，就算野营，警察就会将她抓走。我用十分怀疑的眼光问她：“你真的从没有躺下睡过吗？”“没有，从来没有。警察在这条道上来回巡逻，如果看见我躺下，就会把我赶走。但我可以坐下、站着、或者走路。”
她每天到很晚很晚的时候，斜倚在标语牌前，睡上三四个小时。一年365天，她就这样度过每一个夜晚。
她吃得很简单，主要吃蔬菜、水果和面包，从不吃肉。她的行为感动着千千万万的游客，她靠游客的捐款购买食品，好的时候每天能得到二十几美元的捐款，有时还有好心的人送来水果。
一位自行车商店的好心人送给了她一辆旧自行车，并经常帮她维修。靠这辆自行车，她购买食品，去厕所，去无家可归者服务中心洗澡，去复印中心复印宣传品。她不会轻易离开这里，哪怕离开5分钟，她也会找一位自愿者帮她盯一会儿。
冬天最可怕。1996年冬天，大雪一连下了好几天，华盛顿完全被大雪覆盖，政府被迫关门。拉法耶特公园一片银白，宾夕法尼亚大道平时熙熙攘攘，这时却空无一人，经常在这里巡逻的警察也不见了，只有康塞普赛昂仍然守在她的标语牌旁边。“那时冷极了，尤其是晚上，我觉得可能要被冻死了，我穿上了所有的衣服，裹上了所有的毯子。我不停地扫雪、铲冰，不停地来回踱步。”
她不敢坐下休息，坐下来可能就会被冻死，实在太困的时候稍微坐下来眯一会儿。扫雪、铲冰、踱步，她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熬的冬天。
然而，比冬天更可怕的还有警察。为了了解康塞普赛昂的真实情况，我先后数次采访她。每次采访中，她总是向我诉说警察对她的暴行。她已经忘记了究竟有多少次被警察逮捕、殴打，她的标语牌屡次被警察砸毁，一些极右分子受警察的唆使，到这里朝她啐吐沫，对她进行人格的污辱。
“你看这里，这是他们昨晚用激光打的，”她指着左眼下面的一块红疤，“这种伤从外面看不太出来，但特别疼。他们经常在晚上用激光从白宫的房顶上向我射击，很多人不明白我为什么总是戴着假发套，这是为了保护我的头。他们不敢明着把我杀掉，但却使用激光这种先进武器来伤害我，我担心说不定哪一天，他们会彻底把我赶走，然后处死我。今天早晨，一个警察对我说，你现在已经是我们优先考虑的问题。但是上帝有眼，上帝会保佑好人的。”
“如果总统出来劝你结束你的示威，你会不会听从劝告？”我问。
“如果他有话对作为他的邻居的我说，他必须到这里来。我希望公开与他辩论，但我知道这不可能。”她说。
我又问她：“你究竟要在这里待多久？”她摇摇头：“我不知道，大概上帝知道我需要在这里待多久，直到美国彻底销毁核武器，直到世界上没有战争。”
2000年6月，我奉调回国。在美国工作近四载，采访过的人、经历过的事，时常萦绕在脑际，然而最不能忘记的，却是这位矮小的女人。2001年1月，新一任总统布什宣誓就职，我已经没有机会亲临现场，采访那气势宏大的就职仪式，只能通过越洋电话了解发生在华盛顿的故事。我仍然没有忘记向我的朋友询问她的情况，朋友告诉我，她仍然在那里抗议。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二部分克林顿绯闻采访札记
克林顿绯闻采访札记
美国三权鼎立，政府、国会和司法三种权力互相制约，而新闻媒体则被称为“第四帝国”，它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巨大，其权力有时可以超越“三足”，因此记者在美国被称为“无冕之王”。当年，《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揭露了“水门事件”后，新闻媒体在美国政界掀起了一场狂风暴雨，最后理查德·尼克松被迫宣布辞职。20多年过去了，克林顿性丑闻爆发后，华府的“无冕之王”们还想像当年那样，将克林顿赶出白宫，以显示新闻媒体的巨大影响。在克林顿承认与莱温斯基有不正当关系后不几天，美国广播公司的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宫资深记者塞缪·多纳尔森在电视上口出狂言：不到一周，克林顿就要辞职。
克林顿绯闻爆发的那段日子，美国主流媒体几乎已经没有别的话题。美国人的生活固定在一个“频道”上。翻开美国的报纸，打开美国的电视，听听美国的收音机，话题只有一个：总统克林顿与前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性丑闻。政客、专家、学者、律师、记者等等各类人士纷纷粉墨登场，喋喋不休、津津有味地评论总统的这一绯闻。即使来访的外国贵宾也难以回避这个令人尴尬难耐的问题，南非总统曼德拉、捷克总统哈韦尔、日本首相小渊惠三，都不得不在美国记者穷追不舍的追问下表态。
法国人感到不解，德国人感到恶心，俄罗斯人则希望自己的领导人也有类似的风流韵事，只有美国的一些媒体用残酷的语言鞭挞自己的总统，用令人作呕的故事羞辱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领袖……克林顿性丑闻在全球闹得沸沸扬扬，被称为美国“第四帝国”的新闻媒体在其中推波助澜，兴风作浪。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二部分“无冕之王”像苍蝇一样到处寻找裂缝
作为分管报道美国外交的记者，我平时参加不少克林顿与外国领导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按说，在这些严肃场合，记者的注意力应该集中在两国关系或者国际形势上，但是美国的无冕之王们经常不顾别国同行的存在，也不管招待会上的客人是谁，专问一些毫不相关的花边问题。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绯闻成为焦点后，他与外国领导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就成了这些美国记者寻找“猎物”的重要场所，他们挖空心思地从克林顿那里套话，像苍蝇围着一只裂缝的鸡蛋一样纠缠不休。白宫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记者招待会会场的前几排中间座位全部为美国记者保留，并准许他们先于其他记者进入，他们的有利地位使其他记者想换个话题都不容易。
1998年2月，莱温斯基案初起，克林顿一口咬定与莱温斯基没有不正当关系。恰在此时，英国首相布莱尔来访，克林顿与他在白宫东厅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两位领导人的开场白话音未落，坐在最前排中间位子的CNN驻白宫记者、大胡子沃尔夫已经站了起来。但克林顿的手指向了后排的另一个记者，这位记者还没有来得及张口，沃尔夫就不顾一切地大声发问：“请问总统先生，莱温斯基本来可以过平常人的生活，但是因为你，现在看来她的一生都将改变，你对此有何感想？”
克林顿左手手肘抵着桌面，手掌支着下巴，对沃尔夫提出这样的问题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自言自语似的只说了几个字：“那很好，很好。”大厅内爆发出哄堂大笑，记者招待会严肃而紧张的空气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
随后，全美广播公司、美联社等美国各大媒体的记者都开始追问克林顿是否与莱温斯基真的有性关系。克林顿一一作答，用不可争辩的语气强调他与“那个女人”没有“不正当关系”，站在克林顿身边的布莱尔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好像是局外人。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斯塔尔这个被称为“老狐狸”的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