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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向身旁的一位老者打听，知道市内一家皮件加工厂的老板生意做亏本了，无法付工人们的工资了，就在昨晚带着他的妻儿老小逃离了工厂。同时，他还在厂里的办公桌上留下了一张纸条，说是让他们自个儿想办法去。
大伙儿一看到这个东西，就开始发蒙了。他们在遍寻老板不得后，居然就出此下策了。他们说，要集体来个跳海，以便引起人们对民工生存状态的关注。
我听了，一时没有话说了。我对阿勇示意了一下，走向了那个临时设的捐款箱，捐了１０００块钱。阿勇看我捐款，微笑着点了点头。
而我心里就想，温州怎么能让这些老板败坏声誉呢？我也是一个办厂开公司的人呀，可就是绝对想不出这些馊主意的。为人处事，又怎么能让那些原本就不怎么有钱的人，再来个心理痛楚呢？我一时还真的找不到解决这事情的准确答案了。
在平时的许多时间里，总会有人问我是怎么打发工作之余的一些时间的。是的，我先生现在大部分时间仍在上海，所以，我俩在一起的时间自然不会很多。
但白天我大都忙于工作，有时，晚上我还得忙于各种和公司有关无关的事情呢，因此，我又哪里还会有什么闲心情去考虑这些事情呢。只有在晚上，有时候我会约上三五个知心好友，到市区茶楼去喝茶，用以驱遣一天来所遭遇的烦恼事儿，和一些有待于处理而未能急切得到处理所引申出来的郁闷。然后在茶香的氤氲中，就着柔和的音乐，渐渐地把一天的疲劳消除。
因为自己的心情一旦好了起来，自然会对明天的工作大有益处。当然，有时我也会去逛街的，看看有没有最新出来的服装款式，我也会像所有爱美的女人一样去买自己所喜欢的衣服的。
事实上，所有女人所喜欢的，差不多我也喜欢。我不会因为自己是公司董事长，就放弃女人的这些快乐。只是我也许会比她们多了一份对时尚的敏感和思考，因为这是我的职业习惯使然。
人们都说做企业应酬是难免的，其实我也是这样的呀。在企业界，女人的比例不会像男人那么多，所以，她们的影响力既是容易地见出，而且也是比较的大。但女人出去应酬难免会有人说闲话，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社会在发展，但女人的难处却不一定得到应有的“减免”。有些时候，我真的不想去参加各类情况的应酬，但有人会借机说你“高傲”什么的，甚至是更难听的话。至于那些有着不合群的嫌疑，一时又怎能免除得掉呢？
但是，总之一句话，我认为做企业的女人，和娱乐界的有些女人是不大一样的，因为我们不但不喜欢绯闻，而且还是害怕出绯闻的呀。
有一次，我的好朋友施小姐的妹妹在某Ｐａｒｔｙ上，听到有人在说我的坏话，那人说我是“应酬家”、“交际花”等等。施小姐就挺身而出，愤愤然地说，你对她的了解到底有多少？！说得那人张口结舌，答不上话来了。
而且，在和政府一些部门中某些人员打交道时，有时也会招致一些没必要的误解。因此，作为女企业家，她需要应对各种各样的情况是难免的，况且，有的还不是生意场上的一些事情呢。但你没有退路，只有往前走，除非你不想再干了。
除了这些社会上必要的应酬之外，我更多的时候是想和朋友们喝茶，想和家人聚聚，谈谈我最近的心事和想法。我平时都忙于事业，和他们交心相谈自然就不会有多少了。在节假日啦，在老人家的生日啦，我会把在出差时买好的各地有特色的东西，亲自给我的公公、婆婆送去，来表明我的一点孝心。
曾经有一次，我到香港旅游考察，见到了许许多多使我欣喜若狂的东西，我就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大摞，以便回家后作为礼品给我的亲朋好友分配出去。那大概是花了一万来块钱吧。看着大家那高兴的样子，我无疑也是最最开心不过了。
就说今年吧，在我生日那天，我就推掉了许多好友给我准备的宴席，特地抽出时间来陪我妈一起过了。因为我知道，尽管在我的事业发展的道路上，她曾经给我拖过后腿，打过冷气，但那只是她怕我受苦而已，而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她看到我有时忙得总是忘了吃午饭，或者是忘了吃晚饭，都会把面包送到我办公室，以便我可以随手解决肚子的“闹饥荒”问题。然后，她就匆匆离去，说是免得影响我的工作。
这样一想，我那自然是被感动着的眼泪，就再也忍不住地就流出来了。而我老爸，他现在就在我弟弟阿军的企业里忙碌着，又由于那里地处郊区，所以，我们父女俩见面也不是很多。
在大多数的过年时间里，我都几乎是和我的先生外出过年的。因为，我和他都不擅长于做家务活，所以，也就喜欢在酒店里度过了。这样，我们还可以到各地去看看风景，以便寻找到一些灵感。
今年夏天，我想到我妈当初生我那阵子的痛苦，作为女儿，我应该是一生都感念她不尽的。那天，我特地花了１５万块钱买了一辆红色跑车，让她去学习开车，现在她正开得像模像样着呢。看着她开心的样子，我自然又禁不住流下了欢快的泪水。
认识我的人都说我的外表挺温柔，而其实，我的内心是极为坚强的，这从我不折不挠地做企业可以看出来。而且，在我和弟弟阿军“分家”时，我毅然决然地给了他大部分的财产，也是可以看出我的个性来的。但总的来说，我的内心里仍然有一分天性里就有的温柔和眷恋，在不时地流露出来，只是许多和我来往并不是很多的人，不会太真切地体会得到这些罢了。
就说我２８岁结婚的那阵子吧，在温州，２８岁结婚就意味着是晚婚了。而我当时处于工作方面的压力，想在３２岁左右生孩子。后来，公司里又出现了诸如“分家”这个大变故，我只得又把生养孩子一事往后推迟了。我目前的意思是要等到３８岁左右了吧，那时候或许对生养孩子才有能力。
深感欣幸的是，我先生阿勇对我这想法表示了赞同。而且，我的公婆虽然抱孙心切，但也表示了理解，而不大对我施加压力，这是令人极其高兴的。因为这就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打理我的“雪歌”嘛。
就曾有人问过我，作为企业家和设计师，我更看好哪一个？我说，我更看重的是设计师呀。因为我曾说过，我做服饰企业，其出发点就是肇始于我对服饰的爱好和兴趣。尽管这听起来有点单纯，但这确实是我之所以成功的“秘诀”所在。
有一句话叫做“衣食住行”，由此看来，这“衣”是被排在第一位的，就说明了它的重要性。又有俗话说：“马靠鞍装，人靠衣装。”这说明了衣服对人们扮相的重要。
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大为改善，对服饰的追求，尤其是都市白领对时尚的追求，更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和我因管理方面意见不和的弟弟阿军，现在正开了一家在温州服装界也有一定知名度的服饰公司，作为他的姐姐，我当然是感到很高兴的。
毕竟，大家都经历过一些事情，都长大多了，处理事情和看问题也都会更客观些了。
记得在我们“分家”的那夜，阿军他把我们的分离，比做是“正泰”和“德力西”！这是两个在我国都有影响的极具开创性的温州民营企业。阿军童气十足，并且也豪气十足地对我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姐姐你做时装的“正泰”，我做时装的“德力西”！
当时我听了，内心只觉得有一种沧桑感和从来未曾有过的紧迫感。
那天晚上，阿军忽然给我打来了电话，问他姐夫阿勇从上海回来了没有。尽管就在这之前的一点点时间里，我确实已经是有一点儿疲倦了，但是还要出去会见一些来我这里洽谈生意的外地客商。所以，我正在我的董事长办公室旁边的梳妆台前，急着要补妆，以便能够从容自如地出去见客。刹那间，我在听了阿军的话之后，竟然不由得吃了一惊。心想，多时没有问过姐夫的阿军，现在居然会想到他姐夫了。我就反问他有什么事吗？他说，姐夫如果已经回来了，我想和他，当然还有大家一起聚一聚，然后聊一聊这几年里所过的日子，以及所碰到过的一些事情。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合作，以及怎样合作的事儿。
我细细地品味了一下，心头不觉一热，握手机的手竟然也不由得微微地颤抖了一下。
我知道，他们郎舅俩的为人处事是不大一样的。阿勇的性格是较为内向型的，而且他有他的大思路；而阿军的性格则是外向型的，他平时就善于抓一些细节方面的东西。像阿军所说的，两个人如果能够冰释前嫌，并能够和好地携手合作，那么，我们事业的更大更快发展，是不是也会更能得到预料之中的“善之善者”，也就是人们所常说的强强联合呢？
“夏蒙”和“杰尼亚”这两个有名的牌子，为了各自前景更大程度上的拓展，携手走到了一起。人家不是亲戚关系，尚且能走到这一步呢；我们是至亲的姐弟关系，难道反而还不如人家，竟然就做不到强强联合，以达到双赢的目的吗？
因为我们真正的竞争对手，不是兄弟姐妹之间的，也不是温州的同行之间的。按照目前的实际情况，我们应该是同杭州、深圳等地的服装界的竞争，再就是，要和国外的一些声名卓著的服装品牌的竞争！
想到这里，我忽然觉得，在不久的将来，说不定我们一家人还会有一个大团圆呢。
此时，我顺手推开了窗户，看了看窗外那密集的楼层，初上的晨曦照得它黄亮亮的一片。而在楼层的下面，我听到了不远处小贩们那高一声低一声的叫卖，正在一阵紧似一阵地过来；然后，渐渐地就又四散开去了。
我就知道，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第二部分做企业的“女强人”
曾经一段时间里，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是做企业的“女强人”，就得放下关于家庭的“琐碎”事务什么什么的。还说只有这样，才会使她们有所成就。换句话说，“女强人”对家庭中的许多事情不管不顾，是有其充足理由的；或者说，这也是能够得到社会“允许”的。
我们还注意到，对这一“高论”推波助澜的，除了那些对此认可的女企业家之外，就是一些所谓的“理论家”了。然而，作为也是女人的我，对此却不敢苟同。
我总是不大相信做企业的女人，就不应该有她自己家庭的一应事务。我虽然不敢称自己就是一个女强人了，但是，作为一个女企业家（就算是小一些，叫小女企业家也行吧），我反而把家庭作为我的头等大事来对待，这在我平时的为人处事当中，却是最最明确不过了。
就说在前段时间里吧，我深深敬爱的老母亲因年高体弱住院，我毫不迟疑地放下自己手头正在忙碌着的生意，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照顾她的琐碎事务中去。
作为子女，尤其是在有了一定社会地位之后，我就觉得，这是我更应该挑起的社会责任了。更何况，我本性当中原来就有的那一份对母亲感激不尽的深情也是我最珍视的。
先母已经享年８６岁高龄了，这叫我们做儿女的，自然感到极其高兴和欣慰。更何况，在她老人家溘然长逝之时，看着我们这些儿女，都已经是业有所成，她自然是可以“瞑目”了。生老病死，这是任何人一生中都难以回避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是能够从容地应对这一切的。
我们兄妹几个无疑都是受到过我母亲那深深的恩德，而我之所以有了今天的“惠特”，和母亲无怨无悔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事实上，我的儿子阿辉就是我母亲一手带大的，这在我创业的前期，就更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了。
现在，我和我先生项进康在全国性的皮鞋行业里，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我从心底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母亲。在我艰苦创业的过程中，除了我父亲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之外，我母亲就成了我们最为重要的坚强后盾。
我之所以把这一亲情放在最前面来叙述，是因为我不但得益于我家那浓浓的亲情，而且，即便是我家的夫妻亲情，也是被许多朋友，尤其是做企业的人，所一再地羡慕着的。而这，也正是值得我们骄傲，并需要继续去呵护的啊。相对一些动辄闹矛盾，闹别扭，乃至吵吵打打闹离婚的业界家庭来说，我无疑是极其幸运的。
因此，毫不过分地说，我之所以有了今天这一被人们所看好的中国惠特鞋业有限公司，正是我们家父子母女亲情，乃至夫妻亲情融融洽洽的结果。
在我的创业史里，毫无疑问，是写满了许多辛酸和痛苦的。所幸的是，我都已经顺利地把它们化解，并且早已使之转祸为福、化险为夷了。
２０世纪的“文革”期间，作为知识分子的我爸，尽管他是地地道道的温州人，但是，由于在上海工作的原因，结识了属于上海户籍的我妈，后来，他们就顺利地结合在了一起。然后，又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就“挈妇将雏”辗转到各地工作了。他们一共生养了８个孩子，即我的４个哥哥和３个姐姐；而我，则是我父母回到温州之后所生的最小的女儿。
１９６３年，我出生在温州市鹿城区五马街里的一条弄堂里。凡是到过温州的人，对五马街几乎没有不知道的。就是在现今温州市政府东移外扩的情况下，五马街仍是作为温州市区最最集中和极其繁华的商业街存在着，向全国来这里经商、观光的人们，袒露着它那宏阔的胸怀；同时，也在展示和证明着这里的风云变迁。
我家坐落在如此繁华的地段，和我以后的事业发展，正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呢。
温州人以能做生意出名，而温州市区的五马街，就是一条颇负盛名的商业街。之所以被人们所看好，足以显示出它那非凡的实力。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温州，和全国别的地方相比，应该是不会有太大差别的。相反，据有关资料表明，这时候，温州的富有程度，其实还不如国内另外的一些地方呢。行市萧条，物资奇缺，尤其是温州的交通极其不便，所谓“温州水（温州话谐‘死’音）路一条”的现状，就是最为明确不过的概括和表白了。因此，人民的生活自然也就不会好到哪里去了。
人们都说，父母对于他们最小的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是极其溺爱的。我家也毫不例外。虽然不敢说我就成了父母的掌上明珠，但是，父母对于我所要求的一些事情，也确实是做到了有求必应，这正是我所难以忘怀的。
第二部分初中毕业之后
只是，我虽然喜欢读书，但在初中毕业之后，在高中读了一年，就居然认为再这样读下去是没有什么用处了。这当然也是那时候的大环境在起着“作用”。因为那时的人们，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尤其在思想显得有些“前卫”的温州人眼里，就只是觉得赚钱是一个最最实用的途径了。
说起赚钱一事，我还是把我家的情况，在这里简单地叙述一下吧。我爸自上海等地辗转回到了温州之后，凭借曾在大型国营企业里干过会计的经验，办起了针织厂，并自任厂长一职。之后，他又办起了印刷厂。在这一带有初期民营企业性质的厂子里，他由于经营得比较正规化，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赚得的钱也并不是很多的。也就是说，那也仅仅是能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并略有盈余而已。但是，这在当时也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在那个时候，许多人都对“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的做法记忆犹新，所以，我爸能够在这些夹缝中有了这样一种处境，也应该说是很不容易了。
但是，轮到我弃学不读，要去自己赚钱的时候，这才使我感觉到了我家也是处于那很不“景气”的家境的，因为家中还不怎么能拿得出像样的资金，来供给我去做资本，也就是像现在所说的做生意前夕的启动资金呀。
于是，我就通过一些关系，得以在温州市区的跃进皮件厂里当上了营业员；这样，我总算是有了一份工作。
这时是１９８５年，我的月工资才３５元。尽管在那时还算是有点低的，但是，它毕竟是我自己赚来的钱呀，所以，这也已经是把我高兴得不行了。
就在这当营业员的一年里，我经过一位同届同学的牵线搭桥，跟原来和我同届但是另一个班级的、后来成为了我先生的项进康认识。之后，我们就开始谈起了恋爱。
谈了一段时间，我们都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