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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年过去了。
身为东家的女人，首先经受不住那一种爱的非凡的折磨了。
那对一个有丈夫而又等于常年守寡的三十余岁的女人，可以想像是一种怎样的煎熬啊！倘若没有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还则罢了。明明有的呀，明明就同她生活在一个院子里，想要看见一抬头就能近在咫尺地看见的呀！又明明清楚他是爱她的呀！……
人有时和自己人性作对的那一种莫名其妙的坚决，大约是连上帝也会大惑不解和吃惊不已的吧？
有一天她对他推心置腹地说：“我非常感激你对我这东家的忠诚呀。我想我再也雇不到比你更好更值得信赖的雇工了。现在呢，我请求你一件事——我希望你到城市里去把我的丈夫找回来。你会明白这件事对我有多么重要。我除了求你，还能求谁呢？……”
她说完，给了他一处她丈夫早年的通讯地址，和两千元钱。
而他却只说了一个字：“行。”
说得毫不犹豫。
在那女人，将丈夫找回来，确乎是她多年以来的夙愿。
但她偏偏请求于他，还有另外的原因——她想打发他走。打发他走了，她觉得自己被爱所折磨的心就会渐渐平静了。倘他竟能替她将丈夫寻找回来不是很好吗？她自信她已经懂得如何牵住她的丈夫，不使他离自己而去了。倘这个目的没达到，她对她的雇工的信赖，不也是打发他走的最温良的方式吗？这个主意是她想了几个夜晚才想出来的。她不愿伤害他。她觉得她替自己替他都考虑得够全面的了……
至于那小伙子当时做何想法，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他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她的家……
半年内她没有他的任何音讯。他仿佛泥牛入海，无影无踪于城市里了……
女人的心确乎地渐渐平静了。然而这绝不等于她能够彻底地忘掉他。事实上她不能。事实上她经常想他。尤其在夜里，在女人的心最容易因孤独而苦闷的那种时候，她想他想得厉害，想得不知拿自己怎么办才好……
那种时候她就对自己说她应该嫌恶他，理由是他辜负了她对他的信赖。她进而认为，他是为了占那两千元的便宜才毫无音讯的。
我多傻呀，我怎么可以信赖一名外省籍的雇工呢？难道女东家是可以信赖雇工的吗？那么还有哪种人是绝不能信赖的呢？
所幸自己和他的关系是清清白白的。
这么一想，她就又觉得，损失两千元而从此确保了清白，是极其值得的了。
然而半年后的某一天，他竟回到了她的家里，并带回了她的丈夫。
那年轻人头发很长，脸上长出了胡子，衣衫不整，还蒙尘吸土的。
他避开她的丈夫，抱歉地对她说，按照她给他的地址没找到她的丈夫。他不死心，钱花光了，一边打工一边继续找，找了几个省才终于找到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不肯跟他回来，他打了她丈夫两次，把他打怕了，他才不得不跟回来的……
她听了，一时竟不知对他说什么好。
他当天晚上就又离开了她的家。没告别，没留言，悄悄走的。
然而他替她找回来的是什么样的丈夫啊！丈夫起先在城市里学会了修理摩托，之后又学会了简单的汽车检修，挣了点钱；与人合伙开了个车辆修理辅。生意渐佳，钱包鼓了，就吃喝嫖赌起来。于是又把钱挥霍光了，把生意也断送了。乞讨过，骗过，抢过，被劳教过，却恶习难改。他本是没脸回家乡面对村人面对妻子女儿的。既然回来了，就收了劣心安居乐业吧？可他已经变成另类人了，不可救药，某夜偷了家中所有现钞，又溜了……
几天后，那做妻的女人将女儿安排在一所学校里寄读，也离开村子到城市里去了。
她的目的极为明确——寻找男人。
不过，不是寻找是她丈夫的那个男人。
寻找一个四处漂泊的打工者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她却发誓一定要找到。
她找到了。
两年后。
在他的家乡。
他已是丈夫了。而且刚刚做了父亲。
她撒谎说不是去找他的，而是出远门路过他的家乡，一时心血来潮，想见他一面。
他知道她撒谎。因为他父母告诉过他，在他漂泊在外的日子，曾是他女东家的那个女人来找过他……
但他当时已将后来是他妻子的姑娘带回了家乡……
他留她住几天。
她自然不会住下的。连杯茶水也没喝完就走了……
寻找他的两年里她变老了三四岁。
回到村里后又变老了三四岁。而且变得性情乖张，难以相处了……
“才三十六岁，看去像四十六岁似的。而且变成个手不离烟的女人了！还经常喝酒，每喝必醉……”
朋友这么结束了叙述。
而我，连续几天里，每每思索不止。
最终，我悟到了这么一点——每个人的一生，难免会犯许多种错误。而有些错误，无论对于自己的人生还是他人的人生，往往是无法纠正的。此类错误似乎具有显明的宿命的特征。因而常被索性用“注定”两个字加以解释。其实不然，正是此类似乎无法纠正的错误，最多地包含着理性的误区。
理性强的人并不都是“好人”。
俗言的“好人”，却通常都是自设理性樊篱较多的人。
“好人”大抵奉行维名立品的人生原则。
但是，当“好人”的理性和“好人”的人性相冲突时，“好人”们又是多么可能犯难以纠正的错误啊！
普通人
父亲去世已经一个月了。
我仍为我的父亲戴着黑纱。
有几次出门前，我将黑纱摘了下来。但倏忽间，内心里涌起一种悱然若失的情感。戚戚地，我便又戴上了。我不可能永不摘下。我想。这是一种纯粹的个人情感。尽管这一种个人情感在我有不可殚言的虔意。我必得从伤绪之中解脱。也是无须乎别人劝慰，我自己明白的。然而怀念是一种相会的形式。我们人人的情感都曾一度依赖于它……
这一个月里，又有电影或电视剧制片人员到我家来请父亲去当群众演员。他们走后，我就独自静坐，回想起父亲当群众演员的一些微事……
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六年，父亲栖居北京的两年，曾在五六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当过群众演员。在北影院内，甚至范围缩小到我当年居住的十九号楼内，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毫无疑问的最初是由于他那十分惹人注目的胡子。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长及上衣第二颗纽扣。总体银白，须梢金黄。谁见了谁都对我说：“梁晓声，你老父亲的一把大胡子真帅！”
父亲生前极爱惜他的胡子，兜里常揣着一柄木质小梳。闲来无事，就梳理。
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梁爽天真发问：“爷爷，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呀？”
父亲一时答不上来。
那天晚上，父亲竟至于因为他的胡子而几乎彻夜失眠。竟至于捅醒我的母亲，问自己一向睡觉的时候，胡子究竟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无论他将胡子放在被窝里还是放在被窝外，总觉得不那么对劲……
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在《泥人常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副导演先找了父亲。父亲说得征求我的意见。父亲大概将当群众演员这回事看得太重，以为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父亲从来不做自己胜任不了之事。他一生不喜欢那种滥竽充数的人。
我替父亲拒绝了。那时群众演员的酬金才两元。我之所以拒绝不是因为酬金低。而是因为我不愿我的老父亲在摄影机前被人呼来挥去的。
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老头儿。
“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要像尊重老演员们一样还不行吗？”——他这么保证。
无奈，我只好违心同意。
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更准确地说，是“群众演员”生涯——在他七十四岁的时候……
父亲演的尽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说那也算“角色”，是太夸大其词了。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行卖的……
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晓声，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
父亲做什么事都认真极了。
但那也算“演戏”吗？
我每每的一笑置之。然而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父亲，内心里总是高兴的。
一次，我从办公室回家，经过北影一条街——就是那条旧北京假景街，见父亲端端地坐在台阶上。而导演们在摄影机前指手画脚地议论什么，不像再有群众场面要拍的样子。
时已中午。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爸，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回家吃饭！”
父亲说：“不行，我不能离开。”
我问：“为什么？”
父亲回答：“我们导演说了——别的群众演员没事儿了，可以打发走了。但这位老人不能走，我还用得着他！”
父亲的语调中，很有一种自豪感似的。
父亲坐得很特别。那是一种正襟危坐。他身上的演员服，是一件褐色绸质长袍。他将长袍的后摆掀起来搭在背上，而将长袍的前摆，卷起来放在膝上。他不倚墙，也不靠什么。就那样子端端地坐着，也不知已经坐了多久。分明的，他唯恐使那长袍沾了灰土或弄褶了……
父亲不肯离开，我只好去问导演。
导演却已经把我的老父亲忘在脑后了，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
中国之电影电视剧，群众演员的问题，对任何一位导演，都是很沮丧的事。往往的，需要十个群众演员，预先得组织十五六个，真开拍了，剩下一半就算不错。有些群众演员，钱一到手，人也便脚底板抹油——溜了。群众演员，在这一点上，倒可谓相当出色地演着我们现实中的些个“群众”，些个中国人。
难得有父亲这样的群众演员。
我细思忖，都愿请我的老父亲当群众演员，当然并不完全因为他的胡子……
那两年内，父亲睡在我的办公室。有时我因写作到深夜，常和父亲一块儿睡在办公室。
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我被雷声惊醒，翻了个身。黑暗中，恍恍地，发现父亲披着衣服坐在折叠床上吸烟。
我好生奇怪，不安地询问：“爸，你怎了？为什么夜里不睡吸烟？爸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黑暗之中，但闻父亲叹了口气。许久，才听他说：“唉，我为我们导演发愁哇！他就怕这几天下雨……”
父亲不论在哪一个剧组当群众演员，都一概地称导演为“我们导演”。从这种称谓中我听得出来，他是把他自己——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与一位导演之间联得太紧密了。或者反过来说，他是太把一位导演，与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联得太紧密了。
而我认为这是荒唐的。
而我认为这实实在在是很犯不上的。
我嘟哝地说：“爸，你替他操这份心干吗？下雨不下雨的，与你有什么关系？睡吧睡吧！”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父亲教训我道，“全厂两千来人，等着这一部电影早拍完，早通过，才好发工资，发奖金！你不明白？你一点儿不关心？”
我佯装没听到，不吭声。
父亲刚来时，对于北影的事，常以“你们厂”如何如何而发议论，而发感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说“你们厂”了，只说“厂里”了。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一员。甚至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厂长……
天亮后，我起来，见父亲站在窗前发怔。
我也不说什么。怕一说，使他觉得听了逆耳，惹他不高兴。
后来父亲东找西找的。我问找什么。他说找雨具。他说要亲自到拍摄现场去，看看今天究竟是能拍还是不能拍。
他自言自语：“雨小多了嘛！万一能拍呢？万一能拍，我们导演找不到我，我们导演岂不是要发急吗？……”
听他那口气，仿佛他是主角。
我说：“爸，我替你打个电话，向你们剧组问问不就行了吗？”
父亲不语，算是默许了。
于是我就到走廊去打电话。其实是为我自己的事打电话。
回到办公室，我对父亲说：“电话打过了。你们组里今天不拍戏。”——我明知今天准拍不成。
父亲火了，冲我吼：“你怎么骗我？！你明明不是给我们剧组打电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你当我耳聋吗？”
父亲他怒冲冲地就走出去了。
我站在办公室窗口，见父亲在雨中大步疾行，不免地羞愧。
对于这样一位太认真的老父亲，我一筹莫展……
父亲还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选景于中国的一个什么影片中担当过群众演员。当父亲穿上一身朝鲜民族服装后，别提多么地像一位朝鲜老人了。那位朝鲜导演也一直把他视为一位朝鲜老人。后来得知他不是，表示了很大的惊讶。也对父亲表示了很真的谢意。并单独同父亲合影留念。
那一天父亲特别高兴，对我说：“我们中国的古人，主张干什么事都认真。要当群众演员，咱们就认认真真的当群众演员。咱们这样的中国人，外国人能不看重你吗？”
记得有天晚上，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妻子和老父母一块儿包饺子。父亲擀皮儿。
忽然父亲喟叹一声，喃喃地说：“唉，人啊，活着活着，就老了……”
一句话，使我、妻、母亲面面相觑。
母亲说：“人，谁没老的时候，老了就老了呗！”
父亲说：“你不懂。”
妻煮饺子时，小声对我说：“爸今天是怎么了？你问问他，一句话说得全家怪纳闷怪伤感的……”
吃过晚饭，我和父亲一同去办公室休息。睡前，我试探地问：“爸，你今天又不高兴了吗？”
父亲说：“高兴啊，有什么不高兴的！”
我说：“那怎么包饺子的时候叹气，还自言自语老了老了的？”
父亲笑了，说：“昨天，我们导演指示——给这老爷子一句台词！连台词都让我说了，那不真算是演员了吗？我那么说你听着可以吗？……”
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是在背台词。
我就说：“爸，我的话，也许你又不爱听。其实你愿怎么说都行！反正到时候，不会让你自己配音，得找个人替你再说一遍这句话……”
父亲果然又不高兴了。
父亲又以教训的口吻说：“要是都像你这种态度，那电影，能拍好吗？老百姓当然不愿意看！一句台词，光是说说的事吗？脸上的模样要是不对劲，不就成了嘴里说阴，脸上作晴了吗？”
父亲的一番话，倒使我哑口无言。
惭愧的是，我连父亲不但在其中当群众演员，而且说过一句台词的这部电影，究竟是哪个厂拍的，片名是什么，至今一无所知。
我说得出片名的，仅仅三部电影——《泥人常传奇》、《四世同堂》、《白龙剑》。
前几天，电视里重播电影《白龙剑》，妻忽指着屏幕说：“梁爽你看你爷爷！”
我正在看书，目光立刻从书上移开，投向屏幕——哪里有父亲的影子……
我急问：“在哪儿在哪儿？”
妻说：“走过去了。”
是啊，父亲所“演”，不过就是些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角色，走得时间最长的，也不过就十几秒钟。然而父亲的确是一位极认真极投入的群众演员——与父亲“合作”过的导演们都这么说……
在我写这篇文字时，又有人打来电话——
“梁晓声？”
“是我。”
“我们想请你父亲演个群众角色啊！……”
“这……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去世了？……对不起……”
对方的失望大大多于对方的歉意。
如今之中国人，认真做事认真做人的，实在不是太多了。如今之中国人，仿佛对一切事都没了责任感。连当着官的人，都不大肯愿意认真地当官了。
有些事，在我，也渐渐地开始不很认真了。似乎认真首先是对自己很吃亏的事。
父亲一生认真做人，认真做事。连当群众演员，也认真到可爱的程度。这大概首先与他愿意是分不开的。一个退了休的老建筑工人，忽然在摄影机前走来走去，肯定的是他的一份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