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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编辑部。我又很注意爱惜。看过后打捆时，仍是崭新的。一捆一捆的摞放着，我常为它们感到惋惜。本应有更多的手和眼睛翻阅它们。有时我到大学去，便捎上几捆分送给大学生们，见他们喜欢，我觉得高兴。或者分送给厂里的门卫、司机。他们倒也不拒绝接受。谁说没人读纯文学刊物？他们只不过不愿花钱买罢了。不必花钱的东西，而且是新的。一般人们总会作如是想——不要白不要。要了，进而又会想——不看白不看。不管他们是在什么样一种不经心的情况之下看了，便是纯文学的一慰了……但是我从未想到拿它们去卖。至少那一天以前。
我家附近有早市。早市很热闹。我怕我的“货”和白菜萝卜、蘑菇豆腐、大饼油条、瓜果味素之类摆在一起，缺乏起码的竞争力，便预先和“北影”、“童影”的朋友们打了招呼，要求他们届时去为我捧场，营造些儿购销气氛。我曾在电视商业讲座节目中，看过几眼片断，说是欲成功地销售什么，首先销售的是自己。意思是要注重销售者的自我形象，使购买者瞧着温文尔雅而又诚实可信才好。我的脸天生成的有那么几分诚实可信，于是刮了胡子理了发，很得意地修整了一番边幅……
捧场者们挺投入地捧场。由于我没跟他们讲得很清楚，他们竟省略了付钱给我这一关键步骤，围着我的地摊挑，挑了便抱着夹着扬长而去。不认识的人们见此情形，亦争相光临。
我说：“哎哎，热爱文学的同志们，这是要钱的！”
他们说：“还要钱啊！”
有的就放下，怏怏地走了。
有的却并不，反问：“刚才那些怎么就可以白拿？”
我一时语塞。于是他们觉得我好生的没道理似的，也理所当然而且理直气壮地白拿着便走……
顷刻我的摊前冷落，我的“货”已流失大半。
我正懊恼，一五十多岁的半秃顶的男人凑来。
我说：“不白给，要钱的！”
他说：“那当然，这年头哪有白给的东西。”
我说：“厚的一元五，薄的八毛，绝不削价！”
他说：“我也没提出这请求啊。”
我说：“你要统统买，我倒也可以考虑照顾你几折。”
他说：“可惜都是近期的，我更希望要些早期的。”
我暗想这人挺怪。我正是怕早期的有“大处理”之嫌，自行车驮来的全是近期的，他倒偏偏希望要早期的。岂非怀旧心理之一例嘛！但是不管这些了，反正我之目的是诱使他掏出钱包来。放过此人，更待何人？
我便以诚实可信的口吻，怪神秘地说：“都买了吧老同志！这刊物就要停了！最后一期保存在手，将来必有价值！”
他正拿起一册《收获》不禁地哦了一声。
他问：“为什么？”
我更神秘地说：“还用问么？商品大潮的冲击，厉害呀！你这一册里有作家×××的中篇。知道此人不？现实主义大师！这中篇捅了大娄子啦！还有这一册，×××知道不？现代主义始作俑者！不久要出国了，以后在国内刊物上再难见到他的名字了！……统统买了吧！二十元怎么样？二十元买别的，你能买点啥？……”
我神吹海哨，意在骗他的钱。
他说：“你知道的还不少呢。”
我说：“知道我是谁不，梁晓声。我说我有名气似乎不大谦虚，可说我一点儿也没名气等于骗你。我也要出国去了！美国某大学聘我去讲学，当然也不打算回来了……”
他说：“你就是梁晓声呵，听倒仿佛听说过一点儿……”
总之在我的诚实态度的感召下，他统统买走了剩下的杂志。我极慷慨地搭上了铺地的旧塑料布。望着他推自行车离去，我心里别提有多么的快感。赚别人的钱原来竟是如此愉悦的事，以欺骗的手段赚别人的钱，你甚至还会觉得对方是很值得你暗加嘲笑的。我想起我不久前就在这市场上买了三斤菱角粉，吃着感到那一种粘稠可疑，请朋友找了个单位一化验，不过是淀粉渗了骨胶粉而已。我的快感中不但有骗人成功的愉悦，也还有报复了谁的解恨的成分。
始终站在一旁的电影学院的一位朋友问我：“知道那是谁么？”
我反问：“谁？”
他说：“北师大中文系的副教授啊！专门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他根本就不会相信你那些骗人的鬼话。”
“您怎么不早说？！”
“那不就干扰了你的一桩买卖嘛！”
我望着远去之人的背影，一时怔愣……
市场管理员走来，对我说：“小伙子，掏钱吧。我早就瞄着你了，罚款二十五元！”
我说：“我怎么了你罚我款？”
他说：“怎么了？你无照经营。别人都是有临时摊照的，你有么？别看这么多摆摊的，一张生面孔也逃不过我的眼睛……”
他一边说一边等待地向我剪动手指。
我嘟哝：“只挣了二十……”
他说：“我这有纸，那你打个欠条。明天一早送五元钱来。作家，梁晓声，对不？你刚才向人家自我介绍时，我已经记在本上了。你不送来，我有地方找你……”
我只好乖乖地打了一张欠罚款五元的欠条……
色狼
在杭州偶遇作家马原兄，率领一个电视专题片摄制组，闯入我的住宿处，正儿八经地言说采访我。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曾以为此君一定做人也很“现代”，不料却是那般的厚道而实在。起码言谈和模样给我那么一种印象。没缘由的竟从心里喜欢上这小子。
摄像机架着，镜头瞄准着，聚光灯举照着，面对面的，彼此故作斯文状地问答了些什么。
他忽然说：“最后一个问题，希望你立即回答，不犹豫，不加思考——作为一个男人，你对性和漂亮的女人有何高论？”
我说：“性是关于我们人自身一方面的科学命题。我们谈论它应和谈论我们的任何脏器一样坦率。不过我们并不会不分场合地谈论我们的肝、肾和肠胃，所以性不应是普遍的经常的高谈阔论的话题，大概因为多数人在性方面其实并不存在太大的危机。”
“那么你对漂亮的女人呢？”
“我欣赏她们。”
“欣赏意味着什么？”
“男人不可能使一切漂亮的女人成为他的妻子。欣赏是一种较明智的折衷心理。钟情于一个女人并不容易。同时爱两个顾此失彼。同时爱三个将筋疲力尽。欣赏在情欲方面符合节约的原则，而且弥补挂一失百的缺憾。”
我的回答没半秒钟犹豫，而且也的确不假思索。之后我问：“满意么？”
他给了我一句似乎刚及格的评语——“还行”。
我说：“其实我更打算用卡特回答世界著名女记者的话回答你——‘更多的时候我想和她们做爱。’考虑到你们是为中央电视台……”
录音师啪地关了机械，竖起大拇指，那意思是——OK！
我笑了：“你们录了也白录，肯定被剪掉的。”
马原兄说：“如果我们混过了红灯呢？”
我不禁的发窘，赶紧解释：“其实我真正的意思是……”
我真正的意思是——男人对女人的所谓德行。尤其对漂亮的她们的德行，虽然在现实生活之中的确存在着君子式的范例，但以灵魂里，或者说在潜意识里，是不大经得起认真探究的。我们之所以并未都变成色狼，乃因为她们并不都像一只鸟儿一只蝴蝶那么容易逮住。何况男人们在当代社会根本不可能都像贾宝玉似的，什么事儿都不干，不愁吃穿，不缺钱花，专厮混在女孩儿堆里作秀。如果每一个男人都有过一次当帝王的机会。据我推测，这世界上十之七八的女人则便肯定地都当过一次嫔妃了，不管她们情愿不情愿……
“色”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标价最高的奢华“消费品”。一位不但是名人而且很是君子的男人说过——比金子更可贵的是珠宝，比珠宝更可贵的是钻石，比钻石可贵的是女人，比女人更可贵的……不存在。女人的“色”不可能不被她们意识到，是同男人的才智一样不用白不用的资本。迄今为止，挥霍成性的男人在个人消费方面最大的投资，皆体现在女人们身上。
有男人们抱怨，目前在大宾馆大饭店的女侍者，形象是越来越欠佳了。据说拥有优先“选购”权的是男性的“老外”，其次是亚洲种的男性“大亨”，再其次是本土的男性“大款”。言谈中，似大有感叹世风不古的酸味儿。其实在这方面世风又何尝“古”过呢？男人们自己又何尝“古”过呢？
归根到底，男人们最终衡量衡量自己活着的精力，大概刚够爱一个女人，谁都富裕不到哪儿去。这才是男女阵营间的最主要的安定的因素吧？
一次我见一漂亮女郎在书摊前拿起一册封面很“色”的书刊，翻了翻，放下后不屑地问：“还有比这内容更淫的么？”
书摊主立时刮目相视曰：“女的也爱看那类东西？”
女郎坦言：“你以为色狼全是公的？”
我大骇，暗自思忖——今后这世界八成将狼烟四起了……
老妪
有一个卖茶蛋的老妪。在十二月的一个冷天，在北京龙庆峡附近。儿子需作一篇“游记”，我带他到那儿“体验生活”。
卖茶蛋的皆乡村女孩儿和年轻妇女。就那么一个老妪，跻身她们中间。并不起劲儿地招徕。偶发一声叫卖，嗓音是沙哑的。所以她的生意就冷清。茶蛋都是蛋煮的。老妪锅里的蛋未见得比别人锅里的小。我不太能明白男人们为什么连买茶蛋还要物色女主人。
老妪似乎自甘冷清，低着头，拨弄煮锅里的蛋。时时抬头，目光睃向眼前行人，仿佛也只不过因为不能总低着头。目光里绝无半点儿乞意。
我出于一时的不平，一时的体恤，一时的怜悯，向她买了几个茶蛋。活在好人边儿上的人，大抵内心会发生这种一时的小善良，并且总克制不了这一种自我表现的冲动。表现了，自信自己仍立足在好人边上，便获得一种自愿，和证明了什么的心里安泰感和满足感……
老妪应找我两毛钱。我则扯着儿子转身便走，佯装没有算清小账。
儿子边走边说：“爸，她少找咱们两毛钱。”
我说：“知道。但是咱们不要了。大冷的天她卖一只茶蛋挣不了几个钱，怪不易的……”
于是我向儿子讲，什么叫同情心，人为什么应有同情心，以及同情心是一种怎样的美德等等……
两个多小时后，我和儿子从公园出来，被人叫住——竟是那老妪。袖着双手，缩着瘦颈，身子冷得佝偻着。
“这个人。”她说，“你刚才买我的茶蛋，我还没找你钱，一转眼，你不见了……”
老妪一只手从袖筒里抽出，干枯的一只老手，递向我两毛钱，皱巴巴的两毛钱……
儿子仰脸看我。
我不得不接了钱。我不知自己当时对她说了句什么……
而公园的守门人对我说：“人家老太太，为了你这两毛钱，站我旁边等了那么半天！……”
我和儿子又经过卖茶蛋的摊位时，见一老叟，守着她那煮锅。如老妪一样，低着头，摆弄煮锅里的蛋。偶发一声叫卖，嗓音同样是沙哑的。目光偶向眼前行人一睃，也只不过是任意的一睃，绝无半点乞意。比别人，生意依旧冷清……
人心的尊贵，一旦近乎本能的，我们也就只有为之肃然了。我觉得我的类同施舍的行径，于那老妪，实在是很猥琐的……
感激
有一种情愫叫做感激。
有一句话是“谢谢”。
在年头临近年尾将终的日子里，最是人忙于做事的时候。仿佛有些事不加紧做完，便是一年的遗憾似的。
而在如此这般的日子里，我却往往心思难定，什么事也做不下去。什么事也做不下去我就索性什么事也不做。惟有一件事是不由自主的，那就是回忆。朋友们都说这可不好。这就是怀旧呀。怀旧更是老年人的心态呀！
我却总觉得自己的回忆与怀旧是不太一样的。总觉得自己的回忆中有某种重要的东西。它们影响着我的人生，决定着我的人生的方方面面是现在的形态，而不是另外的形态。
有一天我忽然明白了，我之所以频频回忆，实在是因为我内心里渐渐充满了感激。这感激是人间的温情从前播在一个少年心田的种子。我由少年而青年而中年，那些种子就悄悄地如春草般在我心田上生长……
我感激父母给我以生命。我将孝而未来得及更周到地尽孝的年龄，他们先后故去，在我内心造成很大的两片空白。这是任什么别的事物都无法填补的空白。这使我那么哀伤。
我感激我少年记忆中的陈大娘。她常使我觉得自己的少年时期曾有两位母亲。在我们那个大院里，我们两家住在最里边，是隔壁邻居。她年轻时就守寡，靠卖冰棍拉扯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长大成人。童年的我甚至没有陈大娘家和我家是两户人家的意识区别。经常的，我闯入她家进门便说：“大娘，我妈不在家，家里也没吃的，快，我还要去上学呢！”
于是大娘一声不响放下手里的活，掀开锅盖说：“喏，就有俩窝窝头，你吃一个，给正子留一个。”——正子是他的儿子，比我大四五岁，饭量也比我大得多。那正是饥饿的年代。而我却每每吃得心安理得。
后来我们那个大院被动迁，我们两家分开了。那时我已是中学生，下午班每提前上学，去大娘家。大娘一看我脸色，便主动说：“又跟你妈赌气了是不是？准没在家吃饭！稍等会儿，我给你弄口吃的。”
仍是饥饿的年代。
我照例吃得心安理得。
少不更事，从不曾对大娘说过一个谢字。甚至，心中也从未生出过感激。
有次，在路口看见卖冰棍的大娘受恶青年欺辱，我一条凶猛的狼狗似的扑上去和他们打，咬他们手。我心中当时愤怒到极点，仿佛自己的母亲受欺辱……
那便算是感激的另一种方式。也仅那么一次。
我下乡后再未见到过陈大娘。
我落户北京后她已去世。
我写过一篇小说是《长相忆》——可我多愿我表达感激的方式不是小说，不是曾为她和力不能抵的恶青年们打架，而是执手当面地告诉她——大娘……
由陈大娘于是自然而然地忆起淑琴姐。她是大娘的二女儿，是我们那条街上顶漂亮的大姑娘。起码在我眼里是这样。我没姐姐，视她为姐姐。她关爱我，也像关爱一个弟弟。甚至，她谈恋爱，去公园幽会，最初几次也带上我，充当她的小伴郎。淑琴姐之于我的人生的意义，在于使我对于女性从小培养起了自认为良好的心态。我一向怀疑“男人越坏，女人越爱”这种男人的逻辑真的有什么道理。淑琴姐每对少年的我说：“不许学那些专爱在大姑娘面前说下流话的坏小子啊！你要变那样，我就不喜欢你了！”——男人对女人的终生的态度，据我想来，取决于他能不能有幸在少年时代就得到种种非血缘甚至也非亲缘的女人那一种长姐般的有益于感情质地形成的呵护和关爱。以及从她们那儿获得怎样的潜移默化的教育。我这个希望自己有姐姐而并没有的少年，从陈大娘的漂亮的二女儿那儿幸运地都获得过。似姐非姐的淑琴姐当年使我明白——男人对于女人，有时仅仅心怀爱意是不够的，而加入几分敬意是必要的。我对女性的情感形成过程，从小是比较自然饱满的，也几乎是完全自由的。这不仅是幸运，何尝不是幸福？
细细想来，我怎能不感激淑琴姐？
她使当年是少年的我对于女性情感呵护和关爱的需要，有了温馨、美好又健康的获得。
六二年我的家加入到另一个区另一条街上的另一个大院。一个在五八年由女工们草草建成的大院。房屋的质量极其简陋。九户人家中七户是新邻居。
那是那一条街上邻里关系非常和睦的大院。
这一点不唯是少年的我的又一种幸运，也是我家的又一种幸运。邻里关系的和睦，即或在后来的“文革”时期，也丝毫不曾受外界骚乱的滋扰和破坏。我的家受众邻居们帮助多多。尤其在我的哥哥精神分裂以后，倘我的家不是处在那一种和睦的互帮互助的邻里关系中，日子就不堪设想了。
我永远感激我家当年的众邻居们！
后来，我下乡了。
我感激我的同班同学杨志松。他现在是《大众健康》的主编。在班里他不是和我关系最好的同学，只不过是关系比较好的同学。我们是全班下乡的第一批。而且这第一批只我二人。我没带褥子，与他合铺一条褥子半年之久。亲密的关系是在北大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