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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比较、对比、批评和结束评语 罗杰斯和斯金纳在控制人类行为理论上的分歧

    在1956年11月30日,一篇名为《控制人类行为若干问题》的文章发表在《科学论题》上。这材料来自于一年一度的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专题讨论会上。其间,罗杰斯和斯金纳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我们简短地考虑一下其中的区别。

    斯金纳强调人类行为受到控制。他相信这是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据他讲,人类总在控制和受控,对行为科学试验性的分析可以提供能阐述控制过程的资料。也可以改善例如个人控制、教育和政府等的人类功能领域。斯金纳认为以一种传统方式看待行为将会把责任归咎于个体而非环境因素,也阻碍人类环境的改善。他主张运用科学的客观、从实验中得来的技术为指导(例如正确强化的运用)来发展更多的对社会有益的行为。

    对斯金纳的建议,罗杰斯主要的保留问题是哪种目的或价值应该指引控制的作用。另外,他觉得斯金纳对权力问题和一些问题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举例说,谁将被控制,谁将控制别人,哪种控制可以派上用场。

    罗杰斯和斯金纳都同意行为科学在预测和控制行为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在如何运用知识继续前进和科学的局限性的观点上,他们有着很大的分歧。罗杰斯相信有一些脱离科学努力的主观标准选择,他提出有必要主观建立科学目标,这些目标将指引科学家和运用科学研究结果的人。对于罗杰斯,这些主观标准的判断作用不能取消,标准一旦被认定,他们就可以通过决定要调查的问题,要使用的方法,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和适用度等,来指引科学的追求。科学本身并不能决定自己的进程,这项任务依赖于做选择和决断的人。另外,他争辩说,那种主观判断必须在行为控制的决定性和合理性范围内做出。

    作为反应,斯金纳不同意主观内心的选择必须与科学联系起来。争论沿着他熟悉的推理进行,斯金纳提出目的和标准的选择不可能发生在忽略外界环境状况的领域内。他警告说,强调人类主观的重要性将使我们离开聪明地运用科学发现来改善我们的世界的目的。下面是斯金纳的主要论点。

    1.对行为的客观科学研究可以也应该适用于纠正社会弊病和个人行为问题;

    2.对控制行为的尝试应可看出影响,对不会促进文化生存的尝试也可有所变化:

    3.提高主观标准选择只是通过转移对外界环境的作用的重视来掩盖问题。

    在专题讨论会上的论题那时并未解决,现在仍是待议。罗杰斯一贯为个体情感、思维和其他内心经历的重要性提供理由。对他来说,这些经历极有影响力,科学研究应包括它们。客观的科学方法也有作用,但它们应基本被认为是帮助个体成长与形成的途径。他觉得人类发展是个易变过程,如果可获得丰富的现实机会,最后的状况是不可预料的。因此,科学研究的概念也应是个持续变化的过程来迎合新出现的人类需要。

    另一方面,斯金纳相信行为的客观科学研究应放在第一位,它可提供使人类生存状况达到最大限度的数据。他指出,无论喜不喜欢,外部因素约束个体并决定其行为。在他的观点中,处理这一事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多的研究我们控制和自控的不同方法。对行为的实验分析可提供这些资料。如果我们接受控制的事实,并尽可能多的得到科学资料,我们就可以明智的订计划了。环境可以用最好的方法建造并产生“健康、快乐、安全、有用和有创造力的人”(这些是斯金纳的预计结果,当然要在他的行为处理有效果的前提下)。

    在1962年6月11…12日,另一个罗杰斯和斯金纳之间的会见在德卢斯的明尼苏达大学进行。其间,他们进行了更多广泛而直接的对话。《就教育和人类行为控制的对话》的记录稿一直未出版,直到它出现在1989年卡尔·罗杰斯《对话》一书中,只是在第四章内提到(P。79…152)。

    这次会见中作出的论点与以往的极为相似。无论如何,他们阐明的话语和附加的评论值得我们重现(请认识到可以通过读完全部记录稿欣赏到丰富的细节和对话的情趣)。

    罗杰斯表示“有一股清新的风吹遍世界”(P.82),以此开始了对话,引来对人类经历的主观方面的重视并把个体选择和自由放在更明显的位置。自我了解、个人选择和责任以及自我形成已作为人类成长的重要标志出现。他提出这些概念对行为主义者并无意义,它揭示了他们的研究和行为主义的区别。

    斯金纳以承认罗杰斯评论的说服力为开头,但他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即关于人类行为的最有价值的假设是指出人类行为是受控制的。他更明确地指出,这不表示某种控制形式必须百分之百地有效。例如,高效的薪金系统并不能保证一个工人每天都去上班。其他易变的、超出薪金体系之外的因素也影响到对人类行为的控制。斯金纳继续强调,虽然我们的行为受到基因和环境的完全控制,但我们却仍然可以改造自然世界和社会。(他似乎提出,我们被限定的行为改造着环境,环境又对行为产生影响等等。这种不间断的过程正是在改变自然和文明状况和自身行为中产生。)有一点,他与罗杰斯不谋而合,就是随着文化发展,资源和个体潜在性都会被释放。但他不同意这种释放源于个体的内心受控或自由。而是由于文明的进程远离对抗性控制而向适当强化靠近。罗杰斯站在主观体验的立场上努力将斯金纳拉出来,并怀疑按照斯金纳严密的科学说明,这种人是否存在。斯金纳则回答说,个体不会消灭是因为人类行为受制于基因和环境变化这一设想,每个人无疑是基因和环境因素的唯一混合物。这一事实给了他自己独立性的感觉。“个体唯一性无可置疑它在未来文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也同样可信。”(P.94)

    罗杰斯再次说明斯金纳并未指出内心主观影响的重要性,这是不充分、不完全的,“就好比画了一幅无意义的人的图片”(P。96…97),斯金纳回复说这正是他们继续有分歧的关键点。对他来说,有充分的证据可证明,外界影响才是看上去是内在驱动行为的根源。(在这一点上,斯金纳举了几个例子支持他的论点。包括一个花了大量时间阅读的人,这种对文学的兴趣是由于内在素质呢,还是特定强化呢?斯金纳认为是后者。)罗杰斯承认在了解行为的外界原因有了一定进步,但主观生活确有重大意义,不容忽视。

    一场有关教学的主观性作用的讨论接踵而至,罗杰斯更强调学生自身兴趣、价值和学习进程的决定。在他看来,教育并不单纯是简单的规范行为。斯金纳同意学生们应有学习欲望,但他不同意这种欲望是与生俱来的,它一定是源于学生过去的外界因素(例如,对学习的材料有过的接触),而且这种欲望可以被教会。罗杰斯认为,他和斯金纳的分歧就归因子两人不同的经历;他指出,自己有学习人类进程的机会,而斯金纳却缺少类似机会,整日与老鼠和鸽子打交道。

    罗杰斯和斯金纳继续针对内心经历作用叙述各自不同的观点。罗杰斯的论点是我们基本上是有情感的主观的人,为我们生活中更加客观的方面提供自己的想法,而斯金纳则坚持主观经验并不决定行为。

    在对话的第二天,斯金纳以指出先前内心经历的主要问题和它对人类的作用为开始。他继续考察出在教学中三个方面被错误地认为是首要的:(1)传授知识;(2)教会思考;(3)个人特色。他提出教授知识实际上包括教授口头行为,如某一主题教得过深,学生可以做出许多有关该主题的口头反应(斯金纳暗示着把口头行为仅当成是先前非口头认知活动的象征是错误的)。在教会思考方面,他批评了一些做法,如学生的潜能一定要挖掘出来,学生一定要发现一些事来提示思考能力(他相信良好的教学应包括以

    适当强化、复杂反应来使学生行为定型)。涉及到教授个人的特色,斯金纳表示伦理道道可以也应该被教授,并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进行。同时,我们不应认为个性特征如勇敢存在于个体内部,我们应塑造这些可取的行为,使更多的人表现出勇敢。

    对于斯金纳的长篇大论,罗杰斯回答说这使他感到自己也想做一次讲演。他继续说明自己关于文化的设计——一个重视主观经验的设计,“文化将使人类素质达到极限,一个为人类而非鸽子的文化”。在这一文化中,父母老师和其他人将正确估价个体自身经历的深层理解。(罗杰斯指出他发现这些条件对于心理治疗可以起促进作用。)这些条件提高了个人选择的能力,自我引导、自信、独立适应性、自觉性和创造力。谈到教学,罗杰斯说,这些条件将提供一个自我学习的环境,在其中,学生可以运用现代化资源达到自我选择的目的。重视个体选择和自我决定,“将会产生一个开放的、变化的社会”。

    对话逐渐转移到针对有计划控制行为的强化效果的讨论上。罗杰斯认为如果人们意识到强化的作用,强化就会失去效果。斯金纳的回答是否定的,指出即使他知道自己的行为受金钱的强化,他也会继续工作谋生。

    罗杰斯又举出一个有关计划控制人类行为的论题(他提到斯金纳的《沃尔登第二》一书,书中描绘了一个据行为科学概念虚构的群体):人们被某个景物后的人制定的计划秘密地控制,难道真有那种虚幻缥缈的东西吗?斯金纳的长篇回答包括,当规划一个社区时必须以设计开头。(他似乎暗示罗杰斯对虚幻物质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变化必须由某人制定。)同时他指出全部环境控制对儿童的重要性,自我约束和控制大有发展趋势。当这些行为发展了,就可减少对外界控制的需要。(术语自我约束和控制并不是指来自人本身的约束和控制,而是被限制的行为和其他行为修饰的结果。)另外,斯金纳强调计划应以实验为基础,这样设计也可以检验和改变。

    在这一点上,罗杰斯暗示自己和斯金纳在人类潜力尚未被触及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如何实现它才是分歧所在。他回到自己的中心议题,指出“我不能相信任何对人类的研究排除了主观因素后仍是科学”。斯金纳重申他承认内心活动的存在和生活中感情的重要性,但他仍然质问它们是否有决定作用。

    随着斯金纳的评价,罗杰斯提出暂停,其后两人回答观众提问。他们的回答扩大了各自先前的评论,也带来了论点的不同方面。最后,两人都作了总结陈述。(所有资料都值得一读。)罗杰斯和斯金纳在继他们1961年的对话后,又坚持工作了20年。他们关于内心经验的基本设想仍然存在分歧。罗杰斯继续强调主观对决定行为的作用,相信我们必须联系基本情感以求充分起作用。斯金纳继续强调环境对决定行为的作用,相信主观经验没有决定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同时代的心理学家似乎并不关心罗杰斯和斯金纳关于主观的争辩。目前,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说法,即认知状态(设计、思维、期望、信念等)影响行为。许多理论家、研究者及开拓者都对这一论点作出贡献。这对“认知心理学”的强大趋势极有影响力(见本章后记)。这一倾向相比较于罗杰斯的研究有不同的侧重点,然而,它符合罗杰斯理论即内心主观状态影响行为,而不符合斯金纳的内心状态是结果而非原因的说法。斯金纳相信认知心理代表了错误的倾向,因为它强调行为根源是人而非环境。

    今天心理学界认知观点的存在并不证明罗杰斯和斯金纳讨论的主观论题不合适。首先不是所有的心理学家都是认知心理学家,部分定位在人文主义或激进行为主义,他们维护着罗杰斯和斯金纳论点的存在。人文主义倾向相信认知心理,忽视基本人类感情和经历对自我构想和现实化的影响,而激进行为主义倾向则挑剔认知心理的设想,即影响人类行为的重要变化可存在于人本身。第二,不管认知心理学家是否考虑斯金纳针对行为内心决定源设想的挑战,挑战仍然存在。换句话说,主观或精神状态引起行为的论题并未充分解决。第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更多地考虑生活中主观的作用,因为罗杰斯和斯金纳都阐明了立场并作了相反的构想和生动的说明。

第五章 比较、对比、批评和结束评语 批评

    评论将以我们已讨论过的三类观点为标准。每个观点的追随者当然会倾向于对其余两个作出某种否定的估价。而且,没有特殊既定注意力的局外人也评论了不同论点。虽然偶尔一些人会为全盘否定而争论,但这种争论似乎有些草率。目前,每一理论都有借鉴之处,无论如何都是复杂的人类行为概念不断发展的结果。接下来是对每个学者的评论。我力求避免过于专业而只是作一般类型的评论。

    对弗洛伊德的批评

    弗洛伊德并不担心他专业术语和概念中的经验主义特性。因此,他的理论很难得到证实。举例说,怎么能把死亡本能的企图放到合理精确的实验中。它只能从口头说明或行为中推论出来,但这些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例如自杀或破坏性侵犯行为可以被不同方法解释为与死亡本能无关。模糊概念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很普遍,俄狄普斯情结、固结、焦虑等。这些概念很刺激,但它们极难进行研究(就是说它们缺少必要的具体特性为客观科学研究提供方法)。

    弗洛伊德将他自己行为中的信息、来自病人的以及周围世界中的信息联络在一起,建立起他的许多观点。他的观察准确吗?他是否具有足够的客观以避免自己的偏见?他的解释正确吗?可以而且应该对这些问题提出疑问。在缺少更可靠、更客观的证据的如,性行为频繁的人是在发泄本能冲动,并没表现出过多性行为的人就受到压抑,表现出有节制性欲的人是想出了一种在性冲动和道德压抑之间的折衷办法。不论究竟是什么,弗洛伊德理论是为说明而准备的。一个问题出现了,要决定哪种行为最像一系列情况下的结果,光有解释是不够的。强有力的理论应可以说明什么时候和为什么一种特例会出现。精神分析学家使用一般方法来做解释,而这往往是一种令人迷惑的方法。

    弗洛伊德把人性作为一个完全受本能驱使的能量系统也是可探究的。把所有的人类行为归结于性欲和攻击性的驱使似乎令人怀疑。这种降压行为理论(指所有行为都是来自于减轻内心压力的需要),与有关人类和低等动物寻求刺激的研究相矛盾。即使是对玩耍中的儿童的随意观察,也能产生有关好奇心是普遍的,追求新鲜感是自然的观点。这些研究和观察的数据并不能从弗洛伊德的论点得到解释,他的观点强调人类要努力获得一种无压力的状态。

    最后,那些接纳弗洛伊德论点的人倾向于忽略环境因素作为不同障碍的贡献者的作用。这一现象被行为学家或其他人频繁地记录。对强化,对维持行为的作用的忽视,或是社会状况的作用,例如歧视、搅乱家庭关系、工作压力等都会导致对患者非适当治疗的结果。

    对斯金纳的批评

    斯金纳经常强调搜集客观科学数据的重要性以及设想要基于这样的证据的重要性。而有数次斯金纳自己也超越试验研究而作了更大空间的设想。在《超越自由与尊严》一书中,他被指出这样做了,他就行为的社会标准做出假想和建议。这些努力应该吗?在动物和人类研究的基础之上,强调独立有机体的行为(主要是在高度管制的情况下),他能否正确地解决巨大领域内的问题,例如整个社会的运转?斯金纳的推理是否太胆大妄为了?他确实揭示了某种行为的基本概念,并有许多数据的支持,这些已证明被广泛应用于心理治疗机构、教育方针、商业及工业等。但它们是否真能有效地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当时此类问题并未得到充分回答。也许斯金纳的行为概念确实适用于整个人类活动范围,但不是许多人愿意接受他的设想。

    虽然斯金纳坚决主张社会应该采取科学手段进行运作,利用行为化的技术解决问题,但他并不能确定这个广泛的社会变化怎样出现。谁将运用能量建立某种强化节制,谁会决定哪种行为应被强化。他关心这些问题,但运用这样的方法,答案有时显得哲学性比实践性强。他不能使那些对基于正确强化的社会变化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的人满意。也许他给予的最好的回答是:那些居于施加影响位置的人,老师、父母、监督员、政府官员等,是运用行为技术的人。可这些又怎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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