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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爱玲毕竟不是平凡女子，她逃了！
我吹一口气，拂开历史的尘烟，看见一九三八年隆冬的一个晚上，她预备逃了——是有预谋的逃——先向何干套口气打听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间。那个冷风沉沉的黑夜，她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黑路上没有人，然后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将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而去。
她是这样的小心翼翼，亦步亦惊！又是那样滑稽天真，还庆幸自己没有忘记和黄包车夫还价。真是一个小女子！她终于逃出那个死气沉沉阴冷潮湿的家了，并且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坚强的爱玲，那段被拘禁的日子给她带来的创伤是何等地深重。后来被她化进了《半生缘》里，顾曼祯被拘禁、逃走的经历，隐约透视了她自己曾经的感觉和苦痛，虽然却也只是淡淡的。她不是那种习惯诉说悲伤的人，不是拿着自己的隐私哗众取宠的人。她的安然，注定了她能够安静地写作，写出经得起岁月沉淀的作品。她华丽而不浮躁。
且她是那样的果敢决绝，即使她母亲明白地说：跟了我，可是一个钱也没有。她想了想，仍决定和母亲在一起。她想像着母亲周身那种阳光丰盛的感觉，她喜欢她房间的轻柔气息。纵使后来母亲景况不佳，这个自小娇纵的大家小姐也没有一点怨言。她只是有时站在公寓的阳台上，看着那被高楼割裂成块条的天空，落寞地站着。微笑或者悲伤。有谁知？女儿心事。
第二部分逃家（2）
爱玲不是一个快乐无忧的孩子，很早以前她快乐的色彩就不单纯了。她的冷静甚至让人觉得吃惊：“后来我想，在家里，尽管满眼看到的是银钱进出，也不是我的，将来也不一定轮得到我，最吃重的最后几年的求学年龄反倒被耽搁了。这样一想，立刻决定了。这样的出走没有一点慷慨激昂。我们这时代本来不是罗曼蒂克的。”
我也不是个快乐的女孩。即使有，也不是那种天真无邪，而是沉坠的快乐。爱玲能逃而我却不能。因经年被父母供养，没有经济能力，又有身体的束缚，亦不能果敢而无顾虑地说一句：“我立刻走。永远不再回来。” 即使母亲用这样的话来刺痛我，我也只是冷冷地说：“我肯定不会走，我不会贸然地离家出走，而后再像流浪狗一样被人领回来。”
然后我走进房间，任凭哭泣。
母亲后来告诉我，她如此说，因为她知道我足够坚强。我笑了。她不知道我是如何熬过来的。那种即使她知道，也是无法体味的绝望。
我躺在床上整夜看着白色的天花板，像爱玲说的一样：“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 四壁是森然的杀机。眼泪变得虚无，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想到过死，却熬过来了，无法放弃对人世的渴望。我发现了自己的冷静，只是身体和灵魂的割裂，无从逃避。从此激越地想要离开家。
真的有能力离开了，却又安静地走回来，安静地依偎在母亲身边，没有任何勉强。或许，我想要的就是离开的能力，有了这个过程，一切都变得圆满。
也记得有几个逃家的例子，都是一逃成名，逃得光彩夺目。譬如宋庆龄将被单打成绳索，爬出窗户逃出家，嫁给孙中山。是为伟大的爱情而私奔。
女人，往往是为了爱而逃离，有时候也为了自由。但大多数时候，不过是从此地逃到彼地，意义不大。
然而，爱玲的出走，也有她自己的安排。听听她的倾诉：“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空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这样心气高远的爱玲，即使没有后母的挑唆，即使没有被父亲责打，她终有一日还是要出去的。龙归东海，凤栖山林，她与父亲，是截然不同的。
逃家，隔了十几年的月光看去，是少女时期的终结。或者在很久以前，爱玲就已经回家了。
第二部分何处是家（1）
看见很多交错晃动的身影了吗？模糊面容，隐隐耳语，在远方，等待你去追寻。灵魂是空旷原野，大而没有出路；疏离是旷野低树，江心月，安静原始地存在着。
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无法消除，即使面对的是母亲。越是亲近的人，越是不能饶恕。
多年前的她，与现在的我处境、心境一样。孤独的人，性格里有孤独的天分，敏锐的感觉在任何时代都是可以相通的。
父母离婚，她寂寞地上着中学，落落寡欢，有意无意将自己与人隔绝。一朵本应在阳光下烂漫开放的花朵，却在一种昏沉压抑的环境下渐渐萎落。稀薄的爱，让她感觉到窒息。
一九三六年爱玲的母亲回国，那时她尚未离开家。姑姑传话给她：你母亲回来是为了你的学业。之前爱玲曾对中学时惟一的朋友张如谨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家，去读大学。”
当我还是一个靠父母供养在家的孩子时，最大的愿望也是离开家。我也曾激越地相信，要生活在别处。我与她都是寂寞得需要倾诉，需要靠逃离去证明自己无助的人。
后来张如谨结婚了，爱玲在学校里惟一的朋友消失了。她在国中调查表的一栏里写道：“最恨，一个有才华的女子突然结了婚。”我们有理由相信，她说这样的话，大抵是因为孤独。
孤独是无人理会亦能自我繁衍的藤蔓，不挑剔任何生长的土壤。我们被紧紧缠绕，不得解脱。
她逃离了。以为离开了父亲的家就会有崭新甜蜜的生活，对于母亲则有太多美好的梦想。“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有些我所不大明白的可爱的人来来去去。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都在这里了。”
亲昵，温暖，恩慈。温暖的粉红色的爱，如她自己所说，她始终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母亲的。小时候聚少离多，偶尔有两趟领她出去，穿过马路时，拉住她的手，有一种生疏的刺激感。
母亲满足了她心中对女人所有的幻想，这种幻想甚至偏离了一个孩子对母亲应有的期待。，母亲在她眼中成了“辽远而神秘”的贵妇人。
这真是不幸的事情。生活崭新却不温暖，像《倾城之恋》里流苏一样，爱玲不得不从自己对母亲的幻想中走出来。辛苦而尴尬。是的，她是贵夫人，不过依然在红尘中挣扎，一样的窘迫，一样有乖巧的脾气。窘境中，她为女儿的前途苦恼，更为爱玲屡次找她要零用钱而生气。生气时话语难免刻薄。
有些事爱玲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但她懊恼屈辱的心境，多半可以想像得到。她说：“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
因为身同感受，我对爱玲总是同情的。没有经济能力时，钱就是七寸，一击即中。一文钱逼死英雄汉。人生大部分时间充满这样的尴尬。
“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仰脸向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因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第二部分何处是家（2）
这样的感触是年少时共有的。辛酸且凄楚。其中一些人被击倒了，有些人勉力站起来，让自己相信有一个别处存在着。而到了别处时，却发现它是一样辛苦贫瘠的，不过是大小方位不同。一样荒芜的土地，一样需要去耕种。当人站在那里，依然只能眺望，依然渴望着别处。
她的母亲又不是好的有耐心的农夫，撒下了本钱就要求有收获。她期望的爱玲是精明不外露，外表看上去温雅有礼的大家闺秀。高雅的举止，无懈可击的谈吐，以及足够的内涵修养，如同今天为人所称许的白领丽人。而这些恰恰都是那些以文字为天赋的女孩，原始生命所欠缺的。
写字的女人常常疏懒，生活马虎，房间紊乱，表情淡漠，若有所思。对生活的细节常常能够轻易捕捉到，却无法很好地去维护。简单来说，她们是发现者而不是缔造者。上天往往只肯给予人一种能力。
于是，彼此开始失望，她和母亲的裂痕加深了。这种分裂悄无声息，如同枝上开出的花朵，就要脱落了。爱玲大了，开始懂得自己的需要。她再也不是十几年前那个甜美无邪的小公主了，任凭她在上面涂上五颜六色。她不再温驯，身体里叛逆的种子开始发酵。她抗拒母亲要求她做的淑女，抗拒按照那些刻板教条的规则去生活。
于是，“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这样的冲突使她惘然，不由得留恋起缩在昔日繁华影子里的父亲的家。“怅惘自己黄金时代的遗失”，在她不少文章里有着情不自禁的流露。“因为现在的家于它的本身是细密完全的，而我只是在里面撞来撞去打碎东西，而真的家应当是合身的，随着我生长的，我想起我从前的家了。”
我相信，灵魂里有一种莫名的力量指引着她。她注定成为一个孤独的，有着坚硬外壳，温暖内核的女人，而不是一个小鸟依人的大小姐。这是命运为她个人的安排，也是为世界的安排。
母亲和姑姑都是新式人物，思想开明自然是好，但身上沾染了太多西式作风，对人有礼却冷淡。爱玲这棵树，从开始的时候，她们给她浇的水就叫疏离，培的土就叫孤独。
她后来写道：“我母亲动身到法国去，我在学校里住读，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
心真狠呀！冷漠和寂寞一样是可以传染的，何况是一个天性淡漠的人。最亲近的人如此，连带着自己也要硬朗起来。你哭，没有人疼惜你的眼泪。不狠又如何？贾宝玉那样一个婉转缠绵的人，听戏也兀自悟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胡兰成说：“爱玲从不牵仇惹恨。”其实不是，她只是在荒野里站着，站得久了，自己不晓得难过，仿佛混沌初开就是一个人在那里，本该如此。自然而决绝的姿态。
而在内心深处，她与杜拉斯一样，对于亲情的渴慕和失落，只能通过自己的小说一一描摹出来了。这种情绪跟随了她一生。
《倾城之恋》、《金锁记》、《花凋》、《第一炉香》、《心经》……我们看不到温情的虚妄，四壁是触目的凄凉。人与人之间的心机，你来我往的算计，到处都是绝望的不堪一击亲情和爱。
爱玲所以苍凉是因为她站在亲情的废墟上，而她骨子里难以排解的忧伤又不时让她惘然。当所有一切皆为过往，你所能拥有的只是自己和回忆。所以，我能理解她中年以后的离群索居，她的安然正是看透了人生，最后恰如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想要的，永远在手心之外。
第二部分入世 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1）
惘惘的威胁
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又到香港去了，船到的时候是深夜，而且下大雨。我狼狈的拎着箱子上山，管理宿舍的天主教尼僧，我又不敢惊醒她们，只得在黑漆漆的门洞子里过夜。（也不知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刻划得这么可怜，她们何至于这样地苛待我。）风向一变，冷雨大点大点扫进来，我把一双脚直缩直缩，还是没处躲。忽然听见汽车喇叭响，来了阔客，一个施主太太带了女儿，才考进大学，以后要住读的。汽车夫砰砰拍门，宿舍里顿时灯火辉煌。我趁乱向里一钻，看见舍监，我像见晚娘似的，陪笑上前称了一声‘Sister’。她淡淡地点了点头，说：‘你也来了？’我也没有多寒暄，径自上楼，找到自己的房间，梦到这里为止。第二天我告诉姑姑，一面说，渐渐涨红了脸，满眼含泪；后来在电话上告诉一个朋友，又哭了；在一封信里提到这个梦，写到这里又哭了。简直可笑——我自从长大自立之后实在难得掉眼泪的。”
这是爱玲对于香港的记忆。清晰而隐晦。
一九三九年开始的港大读书时期，是她自由岁月的开始。
她有自己的计划，一心读书，发奋用功。她是个聪明的女孩，有自己的心计，“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甚至有一位先生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没给过他给我的分数”。她的聪明和努力也得到了回报，一连得了两个奖学金。于是她梦想着毕业能被送到英国去。
然后战争来了，将所有的计划都打破了，将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了灰烬。“学校的文件记录统统烧掉，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吧？”她有一种沉重的幻灭感。
爱玲将自己隐藏起来，窥视着，冷眼看着动荡岁月里上演的种种毁灭。
与今天年轻人印象中的战争不同，香港之战之初给予她的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像一个人坐在硬凳子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完没了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
她既没有彻底沉沦，也没有彻底觉悟，而以旁观者的姿态冷眼看着。这样的冷静在那个时代似乎是不恰当的。
但是，当真正的枪声、炮声响起的时候，她也感到切身剧烈的影响。战争的恐怖渗入她的骨子里，腾升起一种幻灭、虚无和绝望来。一切都变得模糊瑟缩，靠不住了。有一种“无牵无挂的空虚和绝望”。
“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的要求。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她呼号：“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还枉谈什么未来？”
在那个短暂的岁月里，她目睹了人的自私与空虚，“去掉了一切浮华，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劈开生死路那样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
人生在仓皇中露出本来面目，爱也在灾乱时流露出真情来。乱世让人对生活多了一些珍惜。爱玲也多一些明了和爱意。
“这是乱世。”这个年轻的女子，人生虽然未有大的波折，却仿佛已经历经沧桑，有种种忧患涌在心头，一种惘然的失落感。
惘惘的威胁，我也常常能够感受到。虽不是乱世，亦无战争，何来威胁？却常常在梦中惊坐，看着窗外沉沉的夜空，心中陡然升起一种恐惧，仿佛头顶是无底的深渊。梦在脑际回旋着，有一种悠远的低唤从遥远处传来。暗夜会腾起对未来的忧虑。
生活仿佛是在这黑暗的甬道中行走，怀着一种爱琢磨而又胆怯的心。这是所有敏感人的心。这颗心在爱玲幼年时代就种下了。
两岁时，在天津古宅里，热热闹闹的新年。大年初一，爱玲预先嘱咐阿妈天明就叫自己起来看迎新年，谁知他们怕她熬夜辛苦了，想让她多睡一会。
第二天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一切繁华都过去了。
至少还有你
“我妈妈是从家里逃走，才嫁给我爸爸。”
“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