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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以前工作过的船，布朗先生相信那里都是他的熟人。舢板船近岸，布朗先生就开始大声叫门。守卫仓库之人一听，问来者是谁，坎贝尔不知是有意隐瞒，还是无意随口回答说：我们是“弗雷德里克国王”号的。这下可惹出了麻烦，守卫们高叫起来，准备马上开枪了。因为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广州海域，根本不存在“弗雷德里克国王”号这样的一条外洋船。
布朗先生见到事态危急，连忙从舢板上，跃到了岸边。这可是非常冒险的行动：因为稍有不慎，对方就会用手中的火枪说话。幸运的是，守卫仓库的这几个英国人很快认出了布朗先生。这下轮到他们吃惊万分：这么晚的时候，这些人居然胆大包天，划着一条小舢板船，前来黄埔，路上还迷了方向，而且个个被淋成了落汤鸡。
在这个英国公司的仓库里待了一会，坎贝尔一行了解了不少的信息，尤其是英国船的情况，包括谁作为英国公司的大班前来贸易，这多少也算是有价值的经济情报。但是另一个消息却让坎贝尔感到非常难过和不安：本季来广州的四条英国外洋船的首席大班阿布诺特（George Arbuthnott），向来是坎贝尔的老朋友，在离澳门不远的地方，死在了“林讷”号船上。他的尸体，也在离澳门不远的一个小岛上被焚化了。这位阿布诺特，后面还要提到。
听了这样的坏消息，自己又狼狈不堪，坎贝尔决定无论如何，也不想麻烦英国人，在英国船上过夜。于是坎贝尔一行起身告辞，离开了英国船的岸上仓库。雨还在下着，到处都是漆黑的一片。坎贝尔这些人终于找到了设在黄埔的海关衙门。衙门里的值班胥役，对这些洋人落汤鸡们，倒是十分热情，给他们泡了热茶，让他们暖暖身子。当然，也许是和体制不合，洋人不宜住入海关衙门；也许是这里的海关衙门的确没有可以过夜的地方，最终还是帮他们另外找了一个地方过夜。
这些洋人们被带到一条停在江中的中国大帆船上，让他们在船板和大木箱上睡了一个晚上。这条大船是做什么的，自然是不得而知。但是船上的中国人显然是十分淳朴憨厚：虽然不能表达什么，却总是好奇地看着这些老外，似乎是从来没有见过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一夜无话。第二天天一亮，坎贝尔他们对船上的中国人千恩万谢，道别以后，再一次坐上自己的舢板船，向广州进发了。
蓝旗国的外洋船蓝旗国外洋船在黄埔下锚
坎贝尔们走了以后，那条蓝旗国的外洋大船，也姗姗地来到了黄埔。雍正年间的古黄埔港，位于现在广州市海珠区黄埔村一带，在珠江的南岸。那个地方，根据番禺的地方志——《番禺县志》记载，明代的时候，便称为黄圃；雍正十年，是否已经称为黄埔，不得而知；好在黄埔和黄圃发音相同，外国的贸易者，把这个重要的地方，或者称为Vampo，或者Wampo，甚至是Whampoa，不一而足。
雍正年间，古黄埔港水域条件良好，一是平均水深达十七英尺，超过五米多深；二是河床下面的泥沙，特别适合于抛锚。如此良好的水域条件，离广州城又有一段相当的安全距离，因此外洋船向来准许停泊于黄埔。粤海关衙门，也在黄埔建造了一个关口，专司征税。湿淋淋的蓝旗国大班们，找到海关衙门，并且在那里喝了热茶，自然便是设在黄埔的海关关口，这也是粤海关监督衙门直属的正税口之一，称为黄埔口。
古代的黄埔港，周围的风景很好，岸边经常能望见金黄的稻田。往前不远，古黄埔港有个游离于陆地的小岛，因为形如琵琶，所以称为琵琶岛。琵琶岛上面，建了一座高塔，称为琶洲塔，据说是建于明朝万历年间。迷信的说法，琶洲塔一带的珠江水面，常常有金鳌出没，光芒四射，所以琶洲塔也称金鳌塔，既镇妖孽，也是为行船导航的明显标志。对于欧洲人来说，首次到中国，看见这样的高塔，自然觉得十分稀罕和有趣，所以欧洲人但凡记录广州风物，必定提到这座美丽的高塔。有绘画才能的军官水手，也必定将这座琶洲塔，描绘下来。风景虽然很好，但是官府曾经有过明文规定，外洋船到黄埔，只能留在船上，不能自由下岸行走。想来黄埔这个地方，最早的时候，也是比较荒凉的。外洋船一来，海关衙门一造，渐渐地便有许多靠外洋船谋生的人，特别是买办和通译等人，迁住于此。荒凉的时候，洋人下船走走，大概也不成问题。但是一热闹起来，便有事情滋生出来，中外之大防，多少有点不牢靠。
雍正二年，上谕命两广总督孔毓珣，调查耶稣会士在内地传教，以及外洋船上的外国人和中国居民混杂的情况。孔毓珣彻查之下，发现洋人们在黄埔和当地民众打成了一片，显然是关系良好。为了让雍正皇帝大大地放心，孔毓珣发布命令，规定外洋船上的一应人等，在黄埔期间，一律留在船上，不得下船。另派军队守卫于船边，以防本地人上船。
禁令发表后，奏折递到雍正皇帝手中，雍正皇帝又有点担心起来了：如此一来，似乎对外洋来人，过于苛刻，毫无天朝大国的大度可言。何况皇帝本人，向来对洋人没有任何敌意。孔毓珣这个马屁，并没有拍得龙心大悦。他是否按照雍正的意思，略加放宽控制，也不得而知。反正从雍正二年起，理论上讲，外洋船上的洋人，是不许下船的。
第二年，这位总督大人再次给雍正皇帝写了奏折，说明当年共有三条英国船、一条法国船和四条港脚船港脚船称为Country Ships，虽然也是欧洲船，但是在印度注册，不拥有欧洲船那样的垄断贸易特许状，因此也没有明显的国别。到黄埔停泊；奏请派一支专门的军队，看守锚地，以严防普通的中国人上船。黄埔对于洋人的规矩，自此确立，有清一代，基本沿用。当然，从当时洋人的记录来看，规矩是理论上的，具体操作，则要宽松得多。
外洋大船在黄埔，不能靠岸停靠，而是在江中抛锚。一条大船购买的货物，至少有几百吨之多，货物如何入舱，对于当年这些靠风帆作为动力的木船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为了行驶的稳便，必定要将重的货物，比如生锌和瓷器放置于底舱，而将轻的货物，比如丝绸放在最上面。所以外洋船不能买了什么货物便立即进舱，必须于岸边建立一个仓库，待货物买得基本齐整，才能分门别类地入舱。
这一情况，总督大人孔毓珣是否清楚，不得而知。如果他清楚这一情况，却给皇上写奏折说，外洋船上的一干人等一律不许下船，多少有点欺君之罪。当然这种欺君，无非是让皇上放心，并且开心。当官当到广东总督这个份上，哄皇上开心，自然是拿手好戏。所以孔毓珣不管实际情况如何，给皇上写报告，却是写得斩钉截铁：一干人等，一律不得下船。
严防中国民众上船，肯定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来，不让洋人们下船，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除了皇上以外，大家都知道，洋人必定要下船，在岸上建造一个仓库，用于存放进舱之前的货物。既然是仓库，所以船上总是要派一些军官或者水手，看守仓库。生病之人，不适宜住在船上的，一般也都允许住到陆地上的这个仓库里来。
有趣的是，也许正因为总督大人向皇上撒了个谎，所以使得这些岸上仓库，一律不得建造永久性的建筑。每年夏秋，外洋船来，便开始建造，至秋冬之际，外洋船满载货物归国，又必须拆除。“1790年，英国公司的一位大班向海关监督申请建立永久性的岸上仓库，结果海关监督衙门予以拒绝。”如此年复一年地拆了建，建了拆，不亦乐乎。其实这种仓库，因为存放的货物很多，要求的面积也很大，如果建成永久性建筑，每个贸易季度出租给外洋船，自然要经济得多。但是也许正是因为总督大人的小谎言，因此变成了一个必须瞒过皇上的游戏。
蓝旗国的外洋船黄埔买办帮外洋船建造了岸上仓库
蓝旗国的外洋船在黄埔抛锚以后，也和其他的外洋船一样，第一要紧的事情，便是要找一个供应商，一是负责造这样的一个仓库，二是要采买大量的食品，既供应船上的船员，又要为返航作准备。这种供应商，也不是随随便便任何人都可以充
当的：他们是一些特殊的商人，当地人称之为买办，洋人则一律称为prador，这个词汇在葡萄牙语或者西班牙语当中，就是采买的意思。当买办，大概算不上是非常上台面的事情，因此要当买办，倒是不需要向海关监督衙门申请许可。但是想要当买办，必须要有一个通译，也就是领有海关监督衙门执照的专业翻译，“具结”担保。具结担保的意思，就是让一个已经在衙门登记在案的通译，写张愿意为之担保的保证书，这样出了事情，一体承担责任。
找了愿意具结担保的通译，到海关监督衙门的书办那里办过担保手续，买办的业务才能开张。在黄埔的买办，主要业务有两种，一是帮外洋船上的洋人造岸上仓库，二是给大船上的洋人，供应日常的食品，至外洋船离港之前，还得准备大量的返航食物。他们通常被称为“黄埔买办”。“黄埔买办”和在广州给夷馆供应食物，并且负责把货物从夷馆驳运到黄埔的夷馆买办，是不同的。瑞典学者歇尔博格在其著作中，明确地把“黄埔买办”和“夷馆买办”给区分开了。但是买办真正要接到业务，却多少要给衙门里的老爷们一些好处，尤其是海关监督的家人、书办和胥役；同时为了接到业务，也要和行商与通译们打成一片。后者和洋人接触最多，故此能够给买办介绍业务。手下则要有一帮人，通称苦力（Coolies），能够迅速地建造仓库，并且帮助洋人把货物进舱。
为瑞典公司的这条外洋船充当买办的，是坎贝尔到了广州以后，通过广州的行商找到的。坎贝尔和他谈妥的主要生意，就是让这位黄埔买办，在瑞典船停泊的岸边，先建造一座岸上仓库。双方谈妥的价格是九十两银子，大概是包工包料，一揽子的工程。照坎贝尔的话说，这比其他外洋船建造同样的一座岸上仓库，要便宜得多。
前来广州贸易的洋人，通常把这种仓库称为Bankshall，意思是“岸上的大厅”。岸上的大厅也好，仓库也好，总之是个简易的大棚子：大致的尺寸，长是三十五米半到四十一米半，宽是十米半至十二米半，面积有四五百平方。偌大的一个仓库，建造的材料，则全部是毛竹和草席。一般说来，这么大的面积当中，也隔出两个小的空间：一间用于守卫的住房，另一间，则是守卫队长的办公室兼卧室。
想来如此简易的大棚子，建造并不复杂，时间也不需要很长，何况外洋船急等着要用。那外洋船，万里迢迢，从欧洲远道而来，一路上也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险和风浪。到了目的地以后，自然要进行全面的整修。整修伊始，先要把船上的来货、压舱铁、船帆，甚至枪炮，都要卸下来，放在这岸上仓库里。如果船上有患病的船员，这个时候也会让他们住到岸上，一是岸上生活毕竟对健康有利，二是可以把他们隔离起来，免得传染给其他的船员。
雍正十年，外洋船上的枪炮是不用卸除的。有趣的是，和洋人不许下船的事情一样，船上是否需要卸下枪炮，也变成了一种哄皇上的游戏。是年两广总督鄂弥达在奏折上称，他如何命外洋之船，到港后即卸下大炮；如何禁止外洋之人，把火器带入广州，云云。在皇上面前大大地表功。
事情过了四年，到乾隆元年，刚继位的乾隆皇帝问起这件事情来，说是外洋船到港，一向是把枪炮卸下，这个办法好，应该继续实施下去。
皇上一开始较真，当大官的只好实话实说。乾隆元年还在两广总督任上的鄂弥达，这时候想方设法要自圆其说，承认卸下大炮的事情从来没有实施过。理由有两点：一是彼时珠江水面颇多海贼，外洋船需要枪炮，以震慑海贼；二是很多船上，大炮根本是固定在船上的，不能卸下。这第二点理由，多少又有点糊弄皇上。那个时候的大炮，基本都是可以卸下的，比如瑞典船上的大炮，就可以轻易卸下。
这次蓝旗国的外洋船，带来的货物，只是一些呢绒布，而且数量不大。这且不说，长时间的航行，船身多少有点损坏，船帆也需要修补。这些事情，都要在到黄埔以后，抓紧时间完成，因为购买的货物，很快就会源源不断地从广州运到。黄埔村那个地方，曾经有专门帮助“修整鬼船”的木匠铺和漆匠铺。见《世界目光两度驻停琶洲岛》，刊于《羊城晚报》2004年4月29日。但是雍正十年的时候是否已经有了这种服务，不得而知。想来早期的修船补帆的活，还是船上的瑞典海员自己干的。
蓝旗国的外洋船洋人在黄埔的饮食和生活
下船干活和看守仓库的船员，毕竟是少数；大量的船员，还是要生活在船上。虽然都是职业水手，长期待在船上，想来是一件很憋闷的事情，好在不许洋人下船的理论，主要用于糊弄皇上。当地的官府，对这一条根本做不到的禁令，基本上是眼开眼闭。所以船员无聊的时候，大可以下船，在黄埔村一带，四下溜达。黄埔村也算个古老的村庄，早在元朝便有大户人家迁徙而来；当地有胡冯梁罗四大家族，也建有不少祠堂，这种有趣的中国建筑，想来也是十分吸引洋人的。
但是对于水手来说，最为美妙的事情，莫过于黄埔码头附近，有一个专门出售中国米酒的小店铺。欧洲人好酒，是不争的事实，而对于瑞典水手来说，酒这种美妙的东西，乃是一天也不可或缺的。从瑞典带来的酒，毕竟数量有限，所以每天喝多少，也有限制。眼下在黄埔锚地，居然有一个卖酒的店铺，怎能不感到欣喜呢。于是乎，瑞典的船员和同在黄埔的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一样，大买其酒。
这家中国小店铺卖的酒，洋人一律称之为Samsue。这种中国酒，多半是一种米酒，但是酒性也比较烈，因为这些洋人喝了之后，变得醉醺醺的，整天吵架。吵架还不算，喝醉以后，还不分日夜，放枪取乐。两广总督鄂弥达在奏折中提到，洋人日夜放枪，深为扰民。如此一来，这雍正十年的黄埔古村，又热闹，又有点乌烟瘴气。这年年底的时候，新任的海关监督大人一怒之下，下令禁止在黄埔开设卖酒的店铺。此乃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蓝旗国的船员，在雍正十年的秋天，在黄埔基本上享受了一种相当宽松的环境。可以下船溜达，可以买酒喝，可以吵架，还可以放枪取乐。黄埔口海关的官员，基本上是和善友好的，除了不遗余力地捞好处之外，对这些洋人，并不十分管束。甚至对于瑞典公司的大班们，淋成落汤鸡的模样，深夜找上门来，也予以热情接待和帮助。话反过来，要管束这些在黄埔的洋人，必定要由他们的大班出面；而这些外洋船的大班们，正忙着在广州做生意，购买货物，未必有精力来管束这些桀骜不驯的水手。
黄埔买办，多少有点像现在的建筑包工头：手下自有一班人，承揽一应事务。岸上仓库建造以后，或者在建造的过程中，最大的事情，就是给外洋船提供食品。长途航行之后，船员们自然渴望吃到新鲜的蔬菜和鱼肉：不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在船上很容易生病，这种观点，在雍正十年的时候，瑞典人已经十分明白。因此船到以后，黄埔买办就会向外洋船提供各种食物，形形色色，种类繁多。
从当时的购物清单上看，黄埔买办可以为外洋船提供的食品和其他货物，非常丰富，多达一百五十多种，当然是食品为主，主要是鸡鸭牛羊猪肉、蔬菜和水果。在美国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州）的詹姆士•；贝尔基金会图书馆找到的档案中， 1736年到1738年期间的一份价格单，显示黄埔买办为外洋船提供的食品等货物，多达154种。 詹姆士•；贝尔基金会图书馆，明尼阿波利斯（JFBL），查尔斯•；爱尔温档案，除了通常有的鸡鸭牛羊猪肉，还有野鸡、鹅、鸽子、鹌鹑和兔肉，甚至是燕窝。海鲜有各种鱼虾、螃蟹和鳗鱼；蔬菜水果的种类也很多，黄瓜、胡萝卜、白菜，菠萝、香蕉、西瓜，应有尽有。看上去外洋船上的船员，比当代的瑞典人，吃的东西还要丰富。
有趣的是，这份清单上居然列着一些传统的西洋食品，牛奶、黄油和长面包。莫非雍正年间，黄埔村一带，已经由买办组织生产这些西洋食品了？由此可见，广州贸易的繁荣，也带动了其他的许多产业。更有趣的是，黄埔村除了酒铺之外，外洋船停泊的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