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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为目睹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我还想继续留在矿山工作。当我在那里干了十五年之后，这件事发生了。那时，我已经谋到一份好一些的差事，给一名爆破员当助手。他们不发给我们爆破执照。那些白人矿工要把这活留给自己做。我的任务是给爆破员运送炸药，并帮他安装引信。这是一件好差事，我也很喜欢那个爆破员。
有一次，爆破员把饭盒落在矿道里，里面盛着他的三明治。他让我帮忙取回这件东西。于是，我沿着矿道返回他刚才干活的地方，寻找那只饭盒。矿道的顶部装有灯泡，一路都很亮堂，所以，在这里走路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你仍然需要非常小心，因为到处都有通过爆破形成的巨大巷道。这些巷道深达二百英尺，其入口就在矿道两边，人们可以由此进入另一层采矿面。不时有人掉入其中。这总是因为他们自己犯了错误，没有仔细看路；或者，他们正在穿过一条没有照明的矿道，电池电力不足又使头盔上的灯光昏暗……有时，某个人莫名其妙地就走到了矿道的边缘——或许是因为他感到人生不幸福，无心再活下去。你永远无法说清这些远离祖国的人的内心深处有多么痛苦！
我顺着矿道转了一个弯，发现自己在一个圆形的洞穴里。洞穴的尽头有一条巷道，旁边立着一个警告牌。四个人站在巷道口，一起抓着另一个人的胳膊和腿。当我来到拐角时，恰好看到他们把那个人举起来，一下就扔进了黑漆漆的洞口之中。那个男人用科萨语尖叫着。我听到他在说关于一个孩子的事情，但没有听清楚；我对科萨语并不在行。然后，他就消失了。我呆立在那里。起初，那四个人没有看到我。然后，一个人转身看到了我，用祖鲁语大喊。他们一起向我跑来，我转身沿着原路往回跑。我知道自己如果落入这些歹徒手中，也会被扔进那条巷道里。我可不能输掉这场比赛！
虽然我从他们的追赶中逃脱，但我知道自己的长相已经被他们看到，他们还是能干掉我。我目睹了他们的谋杀，是一名证人。我知道自己不能在矿山呆下去了。
我把事情告诉了爆破员，他是一个好人。当我说自己必须离开矿山时，他认真听着。没有其他白人可以让我这样说心里话，但他能够理解我。
他仍然试图劝我报警。
“把你看到的告诉他们，”他用南非荷兰语说，“告诉他们。他们会抓住这些祖鲁人，然后绞死他们。”
“我并不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会先抓住我。我想回家，回我自己的地方。”
他看着我，点点头。然后，他同我握手——那是第一次有白人同我握手。因此，我称他为“兄弟”——那也是我第一次称白人为兄弟。
“你该回家去找你的妻子，”他说道，“如果一个男人离家太久，妻子就会开始给他找麻烦。相信我，回去找她，养更多的孩子！”
于是，在1960年，我像做贼一样偷偷离开矿山，返回博茨瓦纳。我无法向你形容，当我把南非永远甩在身后、跨越边境进入博茨瓦纳时，那份心情是多么的激动！在南非，我感到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危险和悲伤像一朵乌云笼罩着约翰内斯堡。在那里，我永远无法高兴起来。而在博茨瓦纳，我的感觉迥然不同。这里没有牵着警犬的警察；没有怀揣利刃、伺机抢劫你的盗匪；早上没有尖叫的汽笛把你惊醒，驱赶你进入炎热的地下矿井；这里也没有那些来自异乡、思念故土、一心想另觅去处的人群。我逃离了一座监狱——一座耸立在阳光之下、不断传出痛苦呻吟的巨大监狱。
那一次，当我回到家乡、在莫丘迪跳下公共汽车时，看到了小山，看到了酋长的住处和他的山羊。我站在那里就哭起来。一个陌生男人走到我面前，把一只手放在我肩上，问我是否刚刚从矿山回来。我说，是的。他点点头，仍然把手放在我的肩上，直到我停止哭泣。然后，他微笑着走开了。他看到我的妻子正在赶过来，不想去打扰一个丈夫同家人的团聚。
三年前，我同妻子结婚。婚后，我们聚少离多。一年之中，我只能从约翰内斯堡回来一次，在家住上一个月。这就是我们共同度过的时光。我在上次离开时，她已经怀有身孕。我尚在异乡时，女儿出生了。现在，我就要看到自己的女儿了！妻子带着她来见我。她就站在那里，怀里抱着孩子。对我而言，孩子要比所有从约翰内斯堡开采的金子都珍贵。她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惟一的孩子！我的女儿，我的普莱舍斯·拉莫茨维！
普莱舍斯长得像她妈妈，是个体态丰满的好姑娘。她在房前的院子里玩耍。当我来接她时，她会高兴地笑起来。我有一头能挤出好奶的奶牛，就养在身边，让普莱舍斯有牛奶喝。每天，我们还给她喝很多果汁，吃几个鸡蛋。妻子在她的皮肤上涂抹凡士林，使她看上去亮闪闪的。人们都赞美她是整个贝专纳最漂亮的孩子。有许多妇女从好几英里外的地方赶来瞧一瞧她，抱一抱她。
后来，我的妻子，普莱舍斯的母亲，去世了。那时，我们住在莫丘迪城外。她经常从家里去探望她的姨妈。姨妈住在铁路线的另一边，靠近弗朗西斯镇的公路旁。妻子常常带着食物去那里。姨妈因为年老无法照顾自己，而她的独子染病在身，行动不便。
我不知道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有些人说，暴风雨即将来临，天空中闪电大作。她只顾跑，却没有看清楚在往哪里跑。当她正在铁路线上时，从布拉瓦约驶来的列车撞上了她。火车司机感到非常抱歉，说自己确实没有看到她；情况可能真的是这样。
于是，我的表妹来家里照看普莱舍斯。她给普莱舍斯做衣服，送她去学校，给我们做饭。我一直很悲伤。我想，除了普莱舍斯和牛群，现在的生活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事情。在悲伤之中，我会去畜栏看一看自己的牛群，顺便给牧童们付工资。现在，牛的数量更多了，我甚至想用牛群买下一家商店。但是，我决定再等一等，将来让普莱舍斯在我死后自己去买一家商店。在矿井里吸进的灰尘已经毁掉了我的肺，我不能快步走路，也不能搬东西。
有一天，我离开畜栏往家走，来到了从弗朗西斯镇到哈博罗内的大路上。那天的气温很高。我坐在路边的树阴里，等待一会儿将从这里经过的公共汽车。我在暑热中进入了梦乡，却被一辆汽车驶近的动静吵醒了。
这辆车很大。我想，它一定是一辆美国车。有一个人坐在车后座上。司机走到我面前，用塞茨瓦那语同我说话，但那辆车挂着南非的牌照。司机说汽车的散热器漏水了，问我是否知道哪里有水。在通往畜栏的小路上正好有一个给牛饮水的水箱。于是，我领着司机去那里打回一罐水。
当我们回来给散热器加水时，那个一直坐在后座上的男人走出车门，站在那里看着我。他用微笑以示感谢，我也报以微笑。然后，我发现自己认识这个人。这个人管理着约翰内斯堡的所有矿山，他是奥本海默先生的手下。
我走到他面前介绍自己。我说自己叫拉莫茨维，曾在他的矿山工作。很遗憾，我那么早就离开那里，因为当时的情形超出了自己的控制。
他笑着对我说，你能在矿山工作这么多年非常好。他说，我可以坐他的车去莫丘迪。
于是，我坐着那辆车回到莫丘迪。这位大人物还来到我家。他见到普莱舍斯后，向我夸奖她是一个漂亮的孩子。喝了几口茶，他看看手表。
“现在，我必须得走了，”他说道，“我必须赶回约翰内斯堡。”
我猜测说，如果他不能及时赶回家吃晚餐，他的妻子一定很生气。他说也许吧。
我们一起走到屋外。这位奥本哈默先生的手下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了钱包。当他打开钱包时，我表示谢绝。我不想从他那里得到钱，但他坚持这么做。他说我曾经是奥本海默先生的属下，而奥本海默先生喜欢照顾自己的属下。于是，他留下200兰特。我说，我会用这笔钱买一头公牛，因为我刚刚丢了一头。
他很高兴听到我的回答。我祝愿他一路顺风，他也祝愿我万事如意。于是，我们就此分别。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位朋友，但他一直留在我的心中。
第二部分第三章 给男孩的教训和山羊图画（1）
奥拜德·拉莫茨维把表妹安置在自己房后的一幢小房子里。从矿山回到家乡后，他在村边修建了这幢房子。起初，他想把它用作库房，存放自己的几个马口铁箱子、多余的毯子和用来烹饪的石蜡。但是，那里还有富余的地方。只要添上一张床和一个小柜子，再把墙刷白，它就很适合居住了。在表妹看来，这间屋子简直超乎想像的奢华。自从丈夫在六年前出走之后，她就搬回娘家，同母亲和祖母一起生活。她栖身的那间小屋只是三面有墙，剩下的那面墙没有够着屋顶。亲人的言行之中暗含着一种轻视。他们仍然抱着那种旧思想，认为被丈夫抛弃的女人只能逆来顺受。他们不得不收留她，但这只是出于责任感，而非亲情。
丈夫出走的原因是她的不孕，像她这样的妇女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抛弃。她把手头仅有的一点钱拿来向那些术士求助。有一个人允诺，她会在他所治疗的几个月内怀孕。他让她服用各种草药和磨成粉末的树皮。见这些东西无济于事，他又施用魔咒。有几服药曾使她病倒，还有一服药几乎要了她的性命。只要看一看那些药的成分，人们就不会对这种情况的出现感到惊讶。但是，她依然没有怀孕。她也知道，丈夫正在失去耐心。在出走之后不久，他就从洛巴策寄信给她，并在信中不无夸耀地说，他的新妻子已经怀上孩子。一年半以后，他又寄来一封短信，附带着一幅孩子的照片。此后，她就再也没有丈夫的音信。他从未寄钱给她。现在，她怀抱着普莱舍斯，站在自己的房间里，周围是四道结实、粉刷一新的墙壁。她的内心甭提有多么高兴！她让四岁的普莱舍斯同自己睡在一张床上。深夜，她会久久地躺在床上，倾听孩子的呼吸，抚摩她的肌肤。她用手指捏住孩子的小拳头，为她的身体的完美而惊叹。当普莱舍斯在下午的暑热中睡觉时，她就坐在旁边，一边编织、缝纫大红和天蓝的小衣服和小袜子，一边为她驱赶飞蝇。
奥拜德也很称心如意。每个星期，他都把钱交给表妹，让她为全家采购食品。此外，他还按月再给她一点零用钱。她精打细算过日子，把省下的钱用来给普莱舍斯添置一些东西。他对表妹感到非常满意，没有发现她对女儿的抚养有任何不妥之处。一切都极其完美！
表妹想让普莱舍斯变得更聪明一点。她自己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却努力坚持阅读。现在，她意识到改变命运的可能性。有一个政党允许妇女加入其中（一些男人对此满腹牢骚，认为这是在自找麻烦），妇女们开始在彼此之间谈论自身的命运。还没人敢于公开挑战男性的地位，但是，当她们在一起进行谈论时，会有窃窃私语声和眼神的交流。她想到了自己的生活，想到自己早早就嫁给一个几乎没有见过的男人，想到不能生育所带来的耻辱。她仍然记着在那间只有三面围墙的屋子里栖身的日子，还有那被人强加的、毫无报酬的辛苦劳作。也许有一天，妇女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指出事情的是非对错。但是，只有接受文化教育，她们才能做到这一点。
她对普莱舍斯的教育从计数开始她们一起数羊只和牛群的数量，数那些在尘土中嬉戏的男孩人数。她们还一边数树木，一边给它们起名字：弯弯绕、光杆、虫子窝、鸟不落。然后，她说道：“如果我们砍掉那棵看起来像老头一样的树，还剩下几棵树？”她让普莱舍斯记住好多类东西，如家庭成员的名字、祖父的每一头牛的名字、部落酋长们的名字。有时，她们坐在附近的“小小诚信”杂货店外，等着一辆轿车或卡车沿着坑坑洼洼的公路颠簸而来。表妹会大声念出牌照上的数字，然后在第二天或稍后几天提问普莱舍斯。她们还一起玩各种游戏。表妹在一只编织的托盘里装上熟悉的东西，往上盖上一条毛毯，然后，她从里面取出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被拿走了？”
“一颗果仁，长着小瘤子，可以吃。”
“还有什么？”
“没有了！”
她从不犯错。这个孩子用她那双大而严肃的眼睛观察着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慢慢地，不用任何人有意去教，她就养成了保持好奇心和注意力的性格。
六岁的普莱舍斯该去上学了。此时，她已经记住了字母表，可以数到二百，能够通篇背诵塞茨瓦那文版的《创世纪》第一章。她还学会了一些英文单词，高声朗读一首描述船与海洋的英文诗歌的所有四小节。普莱舍斯的老师对此留下深刻印象，并赞扬了表妹的做法。实际上，这是她第一次因为自己的作为而受到他人的称赞。奥拜德经常慷慨地向她表示感谢，却未曾赞扬她。在他看来，表妹不过是在完成女性的天职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
“当神创造天地，我们首先开始耕种，”一首古老的塞茨瓦那歌谣唱道，“我们生产食物；我们抚育后代，教导青年，照顾不久于人世的老人。我们总是在这里。但我们只是女人，没人把我们看在眼里。”
给男孩的教训
拉莫茨维认为，是上帝使我们生活在人世。鸿蒙初开时，我们都是非洲人，因为利基博士和他的父亲已经证明：人类起源于肯尼亚。如果认真考虑这一点，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姐妹。然而，环顾四周，你会看到什么？战争，战争，还是战争！不是富人杀死穷人，就是穷人杀死富人。到处都是如此，只有博茨瓦纳例外。这得感谢卡马爵士。他是一个好人，不但缔造了博茨瓦纳，还使之成为一个和平安宁的好地方。想起生命垂危时的他，想起那些伦敦的名医对博茨瓦纳政府所说的话“很抱歉，我们无法治好你们的总统”，她有时还伤心落泪。
当然，问题在于：人们似乎不能明辨是非对错之间的区别。他们需要得到提醒。如果让人们自己分辩这种区别，没人乐意劳神这么做。他们只会找出对自身最有利的东西，再将其冠名为“正确”。大多数人就是这么想的。
普莱舍斯·拉莫茨维已经开始在主日学校学习有关善恶的知识。还在六岁时，她就被爸爸的表妹带去那里。每个星期天，她都去学校学习，从不间断，并一直坚持到十一岁。这段时间足够使她明白何为正确、何为错误。但是，宗教的某些方面有时也使她感到迷惑，这种迷惑延续至今。她无法相信上帝可以在水面行走——没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她也不相信向五千人提供食物的故事——这也不可能。她认定那些说法都是谎言。而最大的谎言就是：上帝在人间没有父亲。它之所以是谎言，就是因为小孩子都知道：没有父亲，就没有孩子。这一原则放之四海皆准，什么牛啊、鸡啊、人啊都一样。但是，分清对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撒谎、偷窃和杀人是错误的——理解这一点还不曾使她感到困难。
如果有人需要明确的指导方针，莫丝比女士是最佳的求教对象。她在莫丘迪开办主日学校已经有十二年多。她的个头矮小，体型肥胖，有一副非常独特的低沉嗓音。她教学生用塞茨瓦纳语和英语唱赞美诗。由于孩子们都是向她学习唱歌，所以，这个儿童合唱团的歌声比其他合唱团低一个八度音。因此，他们的歌声听起来有如青蛙的鸣叫。
做完礼拜之后，孩子们身着自己最好的一身衣服，一排排坐在教堂的后面，接受莫丝比女士的教诲。她为他们朗读《圣经》，并要求他们反复背诵《十诫》。然后，她给他们讲述一本小蓝书里面的宗教故事。她说这本书来自伦敦，在博茨瓦纳买不到。
“世间有行善的准则，”她抑扬顿挫地说着，“一个男孩子必须早早起床，做祷告。然后，他必须把自己的鞋子收拾干净，帮妈妈给全家准备早餐——如果他们吃早餐。一些人很穷，所以，他们不吃早餐。然后，他必须去上学，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只有这样，他才能知道如何成为一名聪明的小基督徒。当上帝召唤时，他就可以进天堂。对于女孩子，准则是一样的。但是，她们必须小心那些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