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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刘备、诸葛亮此时对荆州的战况已基本清楚，只是关羽生死如何，尚不得而知。《三国志·陆逊传》明确记载宜都失守的时间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距离关羽被擒还有一个多月。
我认为，如果这时刘、葛即刻发兵，日夜兼程去营救关羽，或许还有机会，即使未能达到目的，救兵未及赶到，而关羽已遭不幸，刘、葛在此事上的处理总算还在情理之中。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如果连“人谋”也不尽，那又能作何解释呢？问题是，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及裴注中均无只言片语涉及刘、葛商议发兵营救关羽的记载，这当然引起了后人的困惑。章太炎作为近代的国学大师，以学术功底深厚、治学严谨而著称，他在《訄书》中提出的“葛氏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的见解虽然仅是猜测，但确实很有道理，绝非无稽之谈。
已故著名史学家方诗铭先生袭用了章太炎的观点，但他却认为不是诸葛亮要除去关羽，而是刘备要剪除关羽。其理由是关羽骄横跋扈，“不但易代（即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于控制，即刘备健在之时也感到没有把握”。方诗铭：《三国人物散论》，236～2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由此可见，章氏观点已为治三国史专家所接受，只不过是检讨刘、葛二人中是谁要借刀杀关羽。我认为，撇开世人皆知的“桃园结义”不论，《三国志·关羽传》明确记载，刘、关、张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关、张“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他们对刘备忠心不贰，义贯神明。同样，刘备对关、张的手足之情亦是感天地、泣鬼神的。关羽死后，刘备深恨养子刘封，竟不顾昔日父子之情而将其处死。备称帝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倾国之师伐吴报仇。群臣分析利害，极力劝谏，备盛怒不从。最后在伐吴失利，不能为关羽复仇的痛苦中含恨而死。大量事实表明，方先生的见解是经不起推敲的，所以，章氏的观点虽然大胆，但却能言之成理。
我在《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一文中曾经剖析了关羽与诸葛亮的矛盾，这里再略作补充。其实，羽、葛之间不仅有争夺权力的暗斗，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蜀汉争夺天下的政治与外交主张截然不同。联吴抗魏是诸葛亮外交战略的核心，“不交吴，则内掣于吴而北伐不振”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诸葛亮为“交吴”而呕心沥血，成为其一以贯之、至死不渝的外交政策。但关羽却丝毫不能理解诸葛亮的良苦用心，他在联吴抗魏的大政方针上处处与诸葛亮作对。他辱骂孙权为“狢子”（意谓禽兽），还露骨地表示：“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言下之意，他一旦攻克樊城，立即就要移师灭吴。由此足见，关羽的所作所为完全破坏了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方针。所以，章太炎指出诸葛亮如不除去关羽，则必“将掣挠吾大政”。王夫之不愧为大史学家，他说：“欲合孙氏于昭烈以共图中原者，鲁肃也，欲合昭烈于孙氏以共拒曹操者，诸葛孔明也，二子者守之终身而不易。盖吴则周瑜、吕蒙乱子敬之谋，蜀则关羽、张飞破诸葛之策。”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又说，赤壁之战，羽未有寸箭之功，“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鲁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同①。船山先生的分析何其精辟，不由人不喟然叹服！既然关羽已成为诸葛亮联吴抗魏战略方针上的绊脚石，诸葛亮对关羽“临沮之败”作壁上观也就不是毫无道理的事，我们又何必为之惊讶呢！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辨析（4）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即蜀汉是否讨论过发兵营救关羽。我感到这里或许还有某些隐情。上文曾提及《三国志》及裴注无只字提及此事。这对后人而言，自然成了千古之谜。其实，恐怕《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本人也无从了解历史的真相。因为陈寿出生（公元233年）时距关羽遇害（公元219年）已有十余年。当然这还是其次，问题的关键是有蜀一代不设史官。故陈寿修《蜀书》所搜集的资料远不如魏、吴（按：魏、吴皆设史官，有自己的国史）。在蜀国没有保存官方档案，民间传闻亦不可靠的情况下，陈寿修《蜀书》的难度可想而知。所以《蜀书》在《三国志》中卷数最少，也最为简略。此事的关键，即《关羽传》的篇幅极短，使后人无从窥探其中的细节。蜀汉为何不修国史，其因不详。我认为，作为开国之君刘备的责任不大，因为他当皇帝时间极短，不足三年就驾崩白帝城了。刘禅继位，“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所以蜀汉不设史官，与诸葛亮大有关系。至于葛氏为何要违背汉家故事，就难以探究了。余大胆揣测，或许蜀汉统治阶级上层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不便披露，公之于众吧！按：有关关羽失荆州的详实分析请参阅第四章第二节“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
补记
随着山东电视台对我的采访，以及同某些学者的商榷，使我对关羽“临沮之败”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我并不同意某些媒体擅作主张、刻意炒作，将我所撰的《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一文中有关诸葛亮与关羽关系的部分单独抽出来，改头换面成《诸葛亮借刀杀关羽》，并以此来哗众取宠，说是“专家抖猛料”、“惊人的大发现”云云。其实，诸葛亮不救关羽并非我一人之发现，而是由章太炎先生首先提出的，我仅在章氏的观点上作了更为详实的考证。
其次，“借刀杀关羽”一词殊为不妥，因为如果是“借刀”，诸葛亮就是整个事件的蓄意制造者，是一个阴谋家。然而，之战的爆发以及战役的嬗变过程有许多偶然因素，关羽“水淹七军”、“围攻襄樊”，曹操增派大批援军，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关羽“走麦城”，都是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谁也无法事先预料。诸葛亮是人而不是神，他也不可能预测、把握战局的演变。襄樊之战的失利不是诸葛亮所导演的，他仅仅对整个战役采取了“壁上观”的态度，致使关羽兵败临沮，蜀中却无一卒往援。这就好比关羽落水，危难之际，诸葛亮却不肯施以援手，坐视其自生自灭。而“借刀杀关羽”的含义则成了诸葛亮是元凶，是杀害关羽的刽子手，这与“不救”大异其趣，余以为两者断不能混淆。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再辨析（1）
兼与盛巽昌研究员商榷拜读了盛巽昌研究员的近作《质疑诸葛亮“借刀”杀关羽》（见《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6期）后，感到盛文有很多地方不符合事实，现就下列问题与盛先生商榷，并求教于学界。
1。是谁使用《三国演义》作史料盛文在“莫把小说充历史”段中指出，“朱文有两处似涉及混淆史事的文字：一是诸葛亮是刘备的军师，为何不尽做军师的职责，力加劝阻关羽北征；二是关羽北征，没有刘备的命令，关羽是不敢擅自进兵的。”盛先生认为我的这两个观点都是来自小说《三国演义》，“有极大的形象思维文化成分”。我认为盛先生的指责完全是主观臆断，强加“罪名”。虽然《三国志》中对关羽北攻襄樊的军事行动是何人决策并无提及，但事关蜀汉北伐曹魏的军国大计，在其时都由蜀汉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汉中王刘备亲自决策当是毫无疑义的。关羽虽和刘备“恩若兄弟”，但毕竟是刘备麾下的一员战将，汉魏之际，天下大乱，各个军事集团的主帅与部下皆已结成了君臣关系。关羽戎马一生，典军数十年，他难道会不懂得听令行事？没有成都蜀军统帅部的授意，亦即刘备发出的最高指令，作为方面军指挥员的关羽怎么可能擅作主张，攻打曹魏的军事重镇——襄阳、樊城。
盛文一方面指出关羽是“忠于刘备”的，一方面又说：“关羽因此乘势北上，并非刘备所命”，岂非自相矛盾，难圆其说。其实，古今中外，凡是重大战役都由军事统帅作出决策，这是人所共知的军事常识，笔者虽然“不敏”，但总不至于连这一点常理都不懂，何至于要借助于《三国演义》来作为“史据”呢，盛先生的“逻辑推理”似乎太离谱了吧！
关于诸葛亮是否是刘备的“军师”，是盛文对我质疑的主要内容，盛文中说：“诸葛亮从未任军师”，又云诸葛亮曾任“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我对秦汉三国有关职官的史料掌握不全，这里想请盛先生赐教有关“军师”名称及职掌的史料出自何处？盛文云：“三国时期确有‘军师’官职，且还有前后左右中军师的名称，为丞相府、将军府属官，均为第五品，多非军中官。”（案：不知其史料来源）但我却从《三国志》中觅出过硬史料，以确证盛先生此说之谬。其一，《三国志》卷六十《全琮传》曰：“赤乌九年，迁琮右大司马，左军师。”其二，《三国志》卷五十六《朱然传》云：“（孙权）遣使拜然为左大司马，右军师。”汉制，大司马位居三公，为军中级别最高的武官，两汉时常以大司马冠于大将军、骠骑将军之上，以示尊崇。众所周知，孙吴政权的官职仍然承袭汉制，难道朱然、全琮以左、右大司马身份兼任的右、左军师仅是丞相、将军府的属官，位居第五品？事实上，朱然、全琮两人因战功显赫，已被孙权擢为吴军的主帅，其“军师”身份已相当于吴主孙权的“总参谋长”了。
三国时，军师一职干系重大，皆为朝廷重臣所担任，如《三国志·孙皓传》注引干宝《晋记》云：“吴丞相军师张悌帅众三万济江。”《三国志·魏延传》载：“（魏）延大破（郭）淮等，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足见，三国时期，军师之职极其崇高，其常与丞相、大将军等最高军政职务相连。另外，所谓军师之职“为第五品”，亦是盛先生所犯的常识性错误。众所周知，汉代官员是以禄秩来定等级的。如三公为万石，九卿为中二千石，郡国守相为二千石等。而用做官僚等级的“品”，则始于魏晋以来的九品官制。诸葛亮任军师将军的时间是在刘备称汉中王时，其时三国政权尚未正式建立，怎么会有九品官制呢？
盛先生既然知道诸葛亮担任过“军师将军”，又说“诸葛亮从未任军师”，硬要把“军师将军”和“军师”划清界限，不知其史据何在？凡治汉史者皆知，汉代将军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重号将军，即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以及前后左右将军。皆位比三公，地位尊贵。其二为杂号将军，地位略次于重号将军，位比九卿。杂号将军之名往往依事、因地、因性质或依所率兵种等而定，多有一定的意义。如汉武帝时，公孙敖率领骑兵进击匈奴，故被封为“骑将军”，杨仆率领以楼船为主力的水军征讨南越，故被封为“楼船将军”。东汉末年，孙坚因起兵讨伐国贼董卓而被封为“破虏将军”；孙策起初依附于袁术，后因袁术僭号称帝，“孙策与书责而绝之，曹公表策为讨逆将军”。《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策传》。这样，孙策就成了征讨“逆贼”袁术的将军。可见，“杂号将军”之杂号并非随心所欲而定，而是蕴涵其意义的。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再辨析（2）
诸葛亮初出茅庐时并无官职，赤壁之战后，任“军师中郎将”，备取益州后，又加封亮为“军师将军”。毫无疑问，“军师将军”亦是杂号将军。其因乃刘备此时尚未即位称帝，他自己也只是个“左将军”（且是个轻量级的重号将军），所以不可能授予诸葛亮更高的“军衔”。众所周知，诸葛亮是文官，而非武将，但东汉末年乃军阀争战厮杀之时，故谋臣文官大都有将军名号。诸葛亮一生“事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其出草庐至刘备白帝托孤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诸葛亮并未执政，其主要职责就是为刘备出谋划策，创立基业。诸葛亮以“军师将军”身份“署左将军（刘备）府事”，不就充分证明了他的“军师”之职吗？而且从“署左将军府事”这个职务来看，诸葛亮其时的权力相当大，他全面掌管处理刘备左将军府军政之事的重任，相当于刘备的总参谋长。奇怪的是，盛先生不知依何为据，竟然得出了“军师将军”不是“军师”的结论。
抑或我的考证尚不能令盛先生心悦诚服，这里我不妨再举两例，以资佐证。其一，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魏晋南北朝史分册第268页“军师将军”条云：“官名，军师，掌监军务，三国蜀汉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其二，《辞海》第372页“军师”条曰：“古代官名，常监察军务，东汉、三国、晋都设置，如三国时魏以荀攸为军师，吴以朱然为右军师，蜀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
盛先生一再强调“莫把小说充历史”，言下之意，本人连《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之间的区别都不知道，这似乎把玩笑开大了。在我看来，盛先生自己倒是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可能是疏忽，在盛文中似乎也出现了《三国演义》的内容。盛文云：“刘备当时虽已据有两川，但还须巩固，刘备自建安十六年入川，为据西川就用兵三年。”所谓“两川”就是东川和西川，也就是巴蜀之地。但东、西两川都是《三国演义》的地理概念。如《三国演义》第八十七回云：“却说诸葛丞相在于成都，事无大小，皆亲自从公决断，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汉武帝时，将天下分为十三州，巴蜀之地称之为益州，《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只有巴蜀及益州的地理名称，而绝无“两川”及“东川”、“西川”之词。
作为正式行政区划的两川是在唐代才出现的。《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曰：“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十月，改蜀郡为成都府，又分为剑南东川、西川，置节度使。”可见，“两川”的地理概念是唐代肃宗朝才有的。盛文又言道：“关羽北征始于汉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当时的背景是刘备已取得汉中（东川）。”据《后汉书·志第二十三》载：东汉益州共有十二郡国，而汉中仅是益州的一个郡。以汉中为东川亦是唐代之事，且东川的地域远不止汉中之地。唐代剑南东川辖有梓、遂、绵、普、陵、泸、荣、剑、龙、昌、渝、合十二州，约当今四川盆地中部涪江流域以西，沱江下游流域以东，和剑阁、青川等县地。参阅《辞海》“剑南东川”条，18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总之，以“两川”来代替益州，罗贯中写小说可以无所顾忌，但学者在撰写三国史的学术论文似不便使用。在下揣测，盛文中的笔误，恐怕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吧！
2。陈寿的春秋笔法及关羽兵力辨析盛文说：“关羽北征，乃因中州地区内乱而曹仁等在平定后，驻扎襄樊，拟讨伐关羽，关羽因此乘势北上。”认为这场战争是曹魏发动的，而关羽是被迫应战，故根本谈不上关羽是“孤军北伐”，破坏《隆中对》。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建议盛先生应仔细审阅《三国志》中的《武帝纪》、《曹仁传》、《先主传》、《关羽传》。《武帝纪》云：“初，曹仁讨关羽，屯樊城”；《曹仁传》云：（建安十四年）“以仁行征南将军，假节，屯樊，镇荆州。”《关羽传》说：“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先主传》云：“时关羽攻曹公将曹仁，禽于禁于樊。”从这些史料中可知，曹仁驻扎襄樊已有十年之久，对关羽始终处于守势，从未出一兵一卒进攻江陵。那么，陈寿为何写“曹仁讨关羽，屯樊城”呢？其实，熟悉《三国志》产生历史背景的人皆知，这是陈寿所用的“回护”春秋笔法。陈寿本蜀人，蜀亡后，入仕于晋，晋承魏统，故陈寿必须以魏为正统，否则就有杀身之祸。关羽攻襄樊，如陈寿写曹魏“拒”之，就有贬意，故必须用“讨”字，众所周知，“讨”乃“伐”也，必须是攻到敌国的地盘上，才用词恰当，那里有在自己的辖区内抵御敌方的进攻，用“讨”字的呢？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到作为亡国之臣的陈寿情非得已的苦衷。盛先生之所以因“讨”字而得出这场战争是曹魏方面主动挑起的结论，或是对“春秋笔法”不太熟悉的缘故。在下斗胆，不妨请盛先生读一下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六“《三国志》多回护”条。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再辨析（3）
盛文又说“关羽有雄厚的兵力，且一度占上风”，故无须益州出兵援助，而且认为关羽的总兵力远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