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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能把您黑暗的一面示于我，示于我这样一个不幸的人。我知道，您是要鼓励我
，让我直面现实。能这样做的人是了不起的。卢梭这样做过，拯救了欧洲。而我呢？一切能拯救的灵魂是要有自救能力的，我有自救的能力吗？
不错，我在小说里自杀过。过去我也认为我在精神上自救了，可是现在，我才发现，小说毕竟是小说，假设永远是假设。我并没有真正的自救。
余老师，我问您个问题：托尔斯泰为什么在晚年突然出走？
他在信的最后说他已经把那封信烧了。从他现在开始提的这个问题开始，他们纯粹地进入一种哲学的对话之中。然而，也就在这时候，余伟突然感到了自己的匮乏。关于托尔斯泰为什么在晚年突然出走的问题，他在很多地方都读过，西方人一般都认为这是信仰问题。他在回信中谈了很多，谈到雨果的《悲惨世界》，谈到冉·阿让在最后面对沙威时的对话。在很多教科书上，对这部书的评价是：真实地描绘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七月王朝初期法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司法制度、法律和道德观念给予了无情而深刻的批判。可是，他认为雨果要谈的还是信仰问题。
这一问题一经展开，他们才发现，一切都需要阐释，一切都是空白。他们大篇幅地开始谈起这些从未谈起但时时在想的问题。但问题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后来林风问的很多问题余伟根本就没有思考过，林风谈的很多知识和书也是余伟没有接触到的。这些年来，余伟对哲学和科学著作读得很少，特别是中国古典哲学尤其少。他们仿佛在写哲学论文，完全抛开了小说和案件本身。他们进入了人的内在状态。
这使余伟非常惭愧和尴尬，他的思想和知识已经被挖空了，已经难以接林风的招了。而林风呢，仿佛才刚刚开始要和余伟探讨他这几年来读书和生活中的困惑。他从来就没有谈话的对象，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的这些内心生活展现过，现在有机会了，他便完全地展现着。而且使余伟惊异的是，他的记忆力是那么好。在看守所里，他只有记忆，而余伟，还可以找到参考的书籍。
最让余伟惊异的是，这些对话刺激了他的思想和生活，以及灵魂。有一天，林风问他：你相信鬼吗？你相信人世间有灵魂吗？你相信有来世吗？在林风的小说里，他也曾看到过这些问题，但他并没有多想，现在林风直接问他，使他无限的惊惧。他无法回答。
九天就这样过去了。这天下午，他不能不告诉林风与案件有关的一些事情了。他告诉林风，学校和很多人包括笑茵的父亲都对他很关心。他还告诉林风，学校本来要通知林风父亲，被他阻止了。林风的回信只有一句话：千万别让我家人知道。
第九天的时候，还是找不到人证。没有人能证明林风那天晚上在宿舍里，可是就有人能证明他在医学院逗留过，他自己也承认。余伟认为，现在，只有一种可能能救林风，他对笑茵的爸爸和学校领导都说过：
“现在惟一能证明他清白的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他，也可以从文学的角度来印证。”
第五部分第九章（5）
但武保处的人认为：
“法律不承认这种假设，只认证据。”
余伟生气地大骂：“去他妈的法律。明明是林风在宿舍里睡觉，可是为什么法律就非得要证人不行呢？如果法律要证明林风是罪犯，又有谁来证明呢？谁看见了林风那时在医学院？”
第十天，是开庭的时间。前来观看的人不是太多，因为学校把这件事压得很低调。那位受害人的父母也来了。他们明显地认为林风就是凶手，一直狠狠地瞪着他。林风一直低着头，当法庭出示他收藏在箱子里的“赃物”时，他痛苦极了，他一直不敢看观众。羞耻一直毒害着他，但现在明朗的是，这些“赃物”不足以定他的罪。当法官把受害者——那个吓疯的女学生带上法庭时，人们立时怔住了。那是个多么漂亮的女孩子啊！可是她紧紧地抓住医生的白大褂，嘴里怯怯地还在喊“救命啊”。医生告诉法庭，她现在已经好多了，只要有陌生人出现，她就这样。在医院里，只要有人接近她，她就喊“救命啊”。医生说她不能呆得太久，必须赶紧回医院。她回去了。她的父母早已泣不成声。
法官问林风见过这个女学生没有，林风也怔住了。他怎么没有见过呢？他在冬天下着小雪花儿时问她要袜子，她就当场脱下来了。他说：
“见过。”
他一回答，法庭上就开始乱了起来。
法庭又问他：
“你是什么时候见她的？”
“大概在三年前的冬天。”
“你对她有过不良的行为吗？”
“有。我问她要袜子，骗她说我乡下的妹妹来了，没袜子穿。她就高兴地给我了。”
法庭让他从那些“赃物”里找出她的那一双袜子。他马上就找出来了。法庭上一阵惊呼。
“你以后再见过她吗？”
“见过，远远地见过几次。”
“有过不良行为和动机吗？”
“没有。”
这是余伟他们没有预料到的，其余所有的问题几乎都预料到了。法官对余伟的心理分析和笑茵父亲的分析都进行了肯定，但他说，这些不能当作证据。法庭还是要他们拿出证人，可他们没有办法拿出来。但他们也对法庭提出了严正的抗议，仅仅靠小说里的一些描写和他有心理方面的变态行为就断定医学院案件是林风所为实在有些不公。林风的律师也抗议：
“我们认为，这种案件既然是从心理学和文学的角度来入手的，就应该从心理学和文学的角度给予正确的判断。同时，我们认为，取证应该是法庭的事。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林风确实在案发时就在案发地点，就不能够给他定罪。”
法庭考虑到学校的声望，还有笑茵父亲的声望，同时还有余伟在心理学方面的反驳理由，暂时休庭，以便继续取证。
他们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余伟要求法庭暂时释放林风，因为林风的心理还不十分健康，面临着难以预料的危险，但法庭驳回了他的请求。他又给林风拿去些杂志和书籍，生怕林风无事生非。
这一次林风先冲余伟说话了：
“余老师，我有罪！”
余伟一怔，赶紧问他：
“医学院事件真的是你所为吗？”
“不是。可是现在，是与不是有什么分别？”
“林风，你要振作点，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我们只要找一个证人就可以推翻此案，为你鸣冤了。”
“林老师，没有人证明我那天晚上在宿舍里，难道就真的证明我不在宿舍里吗？在与不在，不是法律能界定的，是由我自己确定的。你们不要再白费心了。我是有罪的，就在今天，当我看到那么多的人用那样愤怒的目光看着我，当我看到那个医学院的女学生时，我觉得自己早就是个罪人了。”
“不，林风，你听我说，你不是个罪人，你是个病人。今天，正好就是今天，你终于有了面对世人的时候了。你要坚强点，从今天起，你就要正视你过去的一切。你要记住，你不是有罪，而是有病。”
审判林风的消息还是传了出去，第二天，就有记者给余伟打电话，询问有关情况，他拒绝了。但审理的经过还是由其它渠道被报道出来，社会和整个学校都被震惊：一个研究生，竟然犯下这样的罪行。余伟要求看守所暂时不要让林风知道。
余伟还是想和林风以书信的方式谈话，他想做最后的努力。他想，只要林风在精神上站了起来，就有能力为自己辩护了，就有信心面对一切了。在信的开始，他还是避免谈案件本身，他谈了他们在此以前通信的重大意义，并希望林风继续和他谈下去。
第五部分第九章（6）
林风很快就回信了。他写道：
余老师：
我们如果能这样一直谈下去该有多好。我真的希望自己一直呆在这里，或者在监狱里，我们一直谈着有关真理的一切。在我的一生中，这是我最幸福的时期。现在想起来，我和任何人都没有这么亲近过，包括我在小说里提到的“表姐”。真的，我和我的家人从来都不谈心，有时候我觉得和他们是陌路人。我和“表姐”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谈的，我们无法深层交谈。您给了我新的生命，我要谢谢您。
余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在信中交谈似乎更合适。在信中，我们是平等的，是可以畅所欲言的，可是一旦见到您，我就觉得您那样高大，让我必须抬起头来仰视。那时候，我们之间的鸿沟是那么大。
余老师，我之所以不谈案件本身的原因，并不是我不能面对现实，也不是怕自己坐牢。我现在还宁愿坐牢呢。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通信了。当然，这只是很表面的原因，实质的原因是，无论坐牢与不坐牢，我现在主要想弄清楚人活着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这是我现在最大的苦恼。实际上，这也是我整个大学最大的苦恼。
我不相信迷信，不相信人世间有鬼神，可是我常常又否定这个想法。我曾经一度相信科学，相信历史，但我又常常怀疑。不知您有没有这种体验，就是在您做一件事正在兴头上时，您突然觉得这一切毫无意义，毫无价值。我常常有这种感受。我之所以一直没有找到小说的结尾，也是这个原因。有时候，我看着自己写的东西，就觉得可笑。我这是要干什么呢？我要成名吗？成名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如您所说的，有认识的价值，也就是说要给当代人看，那有什么意义吗？他们看与不看，跟我有什么关系？有了这样的想法，还能写下去吗？我之所以给小说安上那么一个结尾，我是要激励自己，要拯救自己。可是，这几天来，我越来越发现，它拯救不了我。
生活的无意义状态已经是我的常态。尤其在我上研究生以后，我看见有的教授装模作样地在做学问，我就感到恶心，感到一切都在丧失它原本的意义。那是什么学问啊？不解决任何人生的问题，只为他们的职称和待遇而忙碌着。他们还是知识分子吗？导师要求我们读的那些书，我大部分都读过，实际上，我还是无事可作。我只好读书，一本本地往下看。
我为什么要读书？后来，我发现，我读书的意义只有一点：就是力图从书本中找出一点人生的光明来。有时候，我觉得找到了一些，可是，它又被我怀疑的阴影遮住了。更多的时候，我坐在图书馆里，死死地盯着一本书，在那里要发两个小时的呆。我一无所获地从那里出来，只觉得一阵轻松。同学们都骂我是书呆子，我也真的成了书呆子。原以为研究生生活会不同于大学生活，现在回忆起来，比大学生活更枯燥。我觉得很多研究生，都是有着和我一样的心理疾病的人。我们常常在一起感叹，感叹生活的无聊、乏味。有时候，我们正说到高兴处，突然，大家都停了下来，都沉思默想起来，最后都以一声感叹而散伙：“唉，真没意思！”
最近我才发现，我为什么在后来还不能停止那种变态行为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做与不做没什么两样。这世上哪里还有道德？即使有道德，道德的意义又在哪里？什么都没有了，只留下一颗空空的心和让人烦恼的情欲。
昨天您说，要让我振作点，要为我鸣冤。谢谢您！余老师。鸣不鸣冤，对我已经不重要了。我的法度与世俗的法度是不一样的，我活着的意义与世界赋予我的意义也不一样。都失去了标准，失去了判断的能力。更何况，这也是无意义的事。
昨晚上，一想起人们看我的那种神情，我就绝望。我一直躺在床上，呆呆地躺着，一时间好像脑袋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了。夜深了，我还呆呆地看着窗外的黑暗。黑暗是多么好啊！它就是它，它无需为自己辩护。无论它做了什么，人们都觉得它本来就是黑暗，都不以为然。光明就不一样。人们对光明有着不一样的感受，有着成见，有着期望。光明常常得为自己而辩护。
这时，火车的汽笛声又响了。我忽然想起钟声，想起教堂的钟声，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经历过我这样的时刻，但是，在他最绝望的时候，他终于看到了教堂的尖顶上闪现出灵光，他获救了，他找到了自己的上帝。就像歌德一样，他获得了新生。而我呢？我靠什么来获得新生？
余老师，我郑重地问一声：您生命中的灵光是什么？
他终于向余伟发难了！他终于抛出了最后的雷声！这是个多么大的问题，这又是个多么私人而大众的问题！余伟已经没有能力和他对话了。
他再也没有能力给林风回信了。林风不但带着他进入林风内心的黑暗中，也将他带入自己内心的黑暗中。他在那黑暗中寻找着一丝的光明，寻找着明天的路。可是，就连他自己也变成了黑暗的中心，又哪里能够找到光明呢？
他仿佛丧失了一切能力。
生命无意义的一丝黑暗掠过心头，紧接着，它就像暮色一样将余伟渐渐地包围了。八十年代末上大学的余伟，这种感受最强烈。他也曾看过海子的诗，也曾询问过人生的意义，也曾一个人泪流满面地发呆，也曾有过自杀的念头。人们把它称为世纪末的情绪。
林风的信勾起了他无限而痛苦的回忆。他在海外求学的时候，也曾时时掠过这样的阴影，然而，也只是那么一刹那就过去了。可是，现在，他重重地被击倒了。他突然觉得一切都很荒唐。“是啊，我们肯定找不到证人，找不到证人难道就能证明林风有罪？这是多么荒唐啊！我们还在为这种荒唐的法则寻找着推翻它的证据，可是，这证据除了老天拥有，谁还能拥有呢？人们被这种荒唐的法则戏弄着，摆布着，却仿佛无能为力，真可笑！林风、我、笑茵的父亲、公安局、法官，所有被搅进来的人都失去了原有的判断，而进入另一种判断之中。而这些，除了我和林风现在明白之外，其他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也不会意识到。一切都在顷刻间丧失了意义，一切都处于荒唐之中。还有什么意义呢？”
然而，他们还得按照既定的法则进行。
第五部分第九章（7）
在这期间，他突然收到独生子女的好几个邮件，最近的一个是同意见面的。前面有一个是讲她的感情历程的，说有好多男生喜欢她，可是她喜欢的那个男生不在这里面，她为他做了好多事，也没有换回那个男生的心。她形容她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心已经死了，生活对她已经没有意义了。
余伟看了看这个邮件的日期。是前几天的。余伟忙得根本就没有时间打开电脑。大概独生子女第一次没有看见余伟的回音，反而主动了。接连几天她又写了她最近一段时间的感受，觉得还是有人理解她的，而这个人就是余伟。大概她还是没有收到余伟的回信，更显主动了。她希望能和余伟做一个真正的朋友，那种无话不谈但可以永远不见面的知己。再后来，在她仍然没有收到余伟的回信时，她有些失望了。接下来的一封信是骂余伟的。在骂过以后，她可能又后悔了，马上发来一个邮件，说她不应该那样对待他。她问他为什么一直不给她回信。直到最后，她似乎自己撑不住了，同意和余伟见面。
余伟看过后笑了。没想到时间是最好的医师和良药。独生子女终于处于被动地位了。他马上给独生子女发了一个邮件，告诉她，这几天他一直很忙，没有时间和她通信，而且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他也没有时间和她见面，希望这一段非常时期过后，他们再约见面。
余伟的确是没有时间。
几天又过去了，证人还是没有找到。一种明确的几乎可以触摸到的无意义状态似乎要降临余伟了。他努力地克制着。他这才体会到，林风在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看他，在用一种什么样的力量顽强地和自己搏斗。林风试图想在他身上找到一些光明，可是，他无力帮他。他不但帮不了林风，也帮不了他自己。他开始同情林风，也开始同情他自己。“过去我多么骄傲啊！自以为掌握了人生的意义，自以为能救死扶伤，还自以为是青年们的精神代言人，可是，这一切在几天之内就改变了。我再也不敢以老师而自居了。那么，现在我能为他做些什么呢？”
余伟一直怀疑一件事，就是那个女学生可能患有轻度的先天性的神经病，否则，那样的惊吓怎么会导致她疯了呢？这是说不过去的。他在国外有过这样的临床经验。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