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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年前可能达不到４０％，但城镇生活水准提高要高出事先的“规划”。即使到２０２０年全流域城镇化率按４０％计算，全流域城市居住人口将近８０００万。
徐州三八河边，一位居民用生活污染水浇菜地。说“这水的肥力比化肥大多了！”
如果以１９９３年为基准年，城市人均月排放生活废水１０立方米，全流域生活废水的排放量达９６亿立方米，占流域全部可供水量的1/5。
我们还得到另一串数据：２００３年，淮河最大支流沙颍河“污染大户”河南省周口地区，日污水排放量２。７万吨，其中２。１万吨为生活污水；安徽省阜阳市污水排放量中，生活污水的排放量已经占到７７％，ＣＯＤ入河量中，生活污水更是占了８８％。
我们在淮河流域采访时，有意无意间触目所见，都有垃圾或污水。安徽、江苏等地都有说法：“沿淮人不太讲卫生”。我们这次体验到，大自然没有足够的自洁净能力，又没有足够的水量除污，“脏”就成了环境造就的社会表象。久而久之，发展成为区域性人群生活习性。淮河委员会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的资料显示，近年来，淮河主要污染指标氨氮入河排放量增势强劲，２００２年排放量比１９９８年增长了３０％。氨氮主要来源于生活污水。我们在徐州市一条主要河流的附近看到，从两旁小区排出的生活污水散发着一股恶臭，径自排入主干河道。当地的老百姓直接从污水沟里打来污水浇灌庄稼，一位种菜的中年人告诉记者：“这水的肥力比化肥大多了。”
第四部分：面对淮河——谁能让13亿人搬迁小城镇 大问题（1）
小城镇，大问题“修行三世，住到城市”。这是几乎每个农村孩子都听到过的“大人们”说的熟语。城市化、现代化是中国农民世代的梦想。城市的形成需要地缘、历史、文化和资本，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使中国压抑半个世纪之久的生产力得到释放，农民迅速致富使城市化需求大增。于是，一批城镇率先从富裕的苏南、长三角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崛起。社会学家费孝通在苏南进行调查后写出一系列影响很大的调查报告。费孝通认为，在上海工业经济带动和转移之下，苏南加工业聚集，从而形成农民办工业的小城镇。这些小城镇让农民“离土不离乡”进了“城”，弥补了城市工业的不足。费孝通调查结论是：苏南模式与苏南小城镇是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科学的经济学（不是为一时一地的政治服务的经济学）和历史经验都证明，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和经济模式的形成，都有内在规律，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影响，经济手段调节，绝不可能像工业制造产品一样，定好框架，做好模具，然后批量复制。否则，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在经济恢复中寻找到一条快速健康之路，成就了7年左右的高速稳定发展。当时，东邻日本仍在困苦中呻吟，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他们似乎看不到复苏的希望，实实在在做了我们的反衬。然而，就是这成功的一步，导致了领袖和民族的整体发热，“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无异于政治笑话的口号，激励数亿有文化的、无文化的国人，在一两年时间内实现“人民公社化”，完成了社会形态的转变和经济体制的变革，开始“大跃进”。这一盲动的结果，是以中国停滞近半个世纪为代价，以丧失工业化、商品化和信息化最佳发展时机为代价，以落伍于世界为代价！
信阳城中的一条小河，看得出，污染物堵塞了水流
费孝通的“苏南调查”，只是社会学者在特定时期的研究成果，一家之言。然而，这个满足了进入新一轮发展时期人们急于求成心理饥渴症的倡导，致使数年间投资无数，造出约６万个城不城、乡不乡的“小城镇”：一两条水泥路充当街道，几家作坊式的小企业，两排小商小贩藏身的铺面，加上一群刚刚穿上鞋子的农民。没有市政配套设施，没有文化聚集，没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城市生活模式和经济循环。终于，小城镇爆发了大问题：无法就业的居民成为懒散的寄生者，没有事业取向的人群聚集后引发了社会畸形，小城镇成了“多余的人”制造工场。
“小城镇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待研究课题，包含诸多方面。在淮河流域，环境问题尤为突出。它是水体污染物的发生器，是无法关闭也无法改善的污染源。
河南省某城镇“千年污水”沉淀在居民区的池塘里
广大农村的生活污染，农民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同样存在。但分散居住，可以充分利用大自然的自洁净能力，使生活污染对水体的影响缩小到最小。因此，在淮河水体污染治理之初，并没有把农村的生活污染列入治理范围。目前，环保部门已注意到农村的“面源污染”，河南、安徽等沿淮省、市的地质调查部门发现，农村村庄已成为“点状污染源”，但估计在相当长时间内农村生活污染还不会成为淮河流域水体污染的主凶。而且根据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速度，即使全国实现“全面小康”，这里的农民还不可能享受到“洁净的准城市生活”。
小城镇则不然。我们先给“小城镇”下一个定义：就是县城以下的、有街道和一定商业功能的农村居民聚居地。主要是过去乡、镇政府所在地。后乡镇合并，有一些乡政府搬走，但小城镇形态和功能仍然保留。淮河流域５０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仅有７座，３５００万非农业户口居民，只有约５００万居住在大中城市，余下３０００万人居住在小城市或小城镇。流域有１６０多座县城，最近几年发展迅速，政治、商业功能逐渐完备，人口数量大增。有许多仍沿用“城关镇”说法，实际上是小的市。为数不少的城关镇在行政级别上也以副县（市）级对待。如安徽省沿淮淮北的蒙城县、太和县等，县城均有相当规模，实际居住人口在５万人左右。与北方广大地区一样，淮河流域的平原地区村庄有的规模也较大，大的可能有５０００居民左右。而南方农村很多以村民组为单位聚集居住。我去过淮河平原数以千计的村庄，尽管有许多村经济发展很好，有上规模的企业，但村民仍是面南而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典型的农耕生活。小于县城、大于村庄的小城镇，现在全流域估计２５００个左右，平均居住人口约在３０００—１００００人。未来的淮河流域“城市化”是不是要把这些小城镇作为根据地？在５年以前，各地政府还是大力倡导，全力扶持与推动，认为“镇”就是未来农村人的“城”与“市”。似乎都能像苏南那样，通过承担大城市低级工业转移、做层次相对较低的工业加工，即可让农民进厂房里变成工人，让公路进村庄，让住房变楼房。即使如此，这种从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进化而
来的小城镇，不可能形成大工业。随我国工业化进程加速，小城镇的手工业被廉价的大工业产品荡涤殆尽。城镇建设过高的平均成本，使中国的小城镇只是实质上的“村镇”而非现代意义的“城镇”。进镇的农民只是在自建或自购的住房中生活，而享受不到城镇所应带来的生存与发展机会，享受不到城市文明与文化。各级政府领导与专家们都已看到这一点，近两年对小城镇都保持低调。
第四部分：面对淮河——谁能让13亿人搬迁小城镇 大问题（2）
费老就苏南之言，余音未了，投资、扶持发展小城镇已显露出根本性失误：形不成配套，上不了档次，大大增加了各项成本，等等。我因报道２００１年世界女篮锦标赛，在明星小城镇集中的张家港市住了很长时间。加上一位过去的老同事代表中国科学院挂职该市副市长，对该市的小城镇做了一些了解，看到其发展，也发现其弊端。张家港电信局局长就说：全市有七八个大镇，企业、人口都有分量，但信息化操作难度远大于城市本身。要顾及小城镇，光纤、交换设备都得到位，就如同把张家港市城乡都建设成大市一样。成本之高，企业化的电信部门根本无法承受；文化部门表示，小城镇文化建设与管理效益低，投资大，目前根本没条件去做这项工作；教育、社会治安等公众事业投资成本，都要远远大于城市。小城镇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研究。
在此，我只是探讨一下小城镇的环境问题。落后的淮河流域小城镇，环境之凄惨让人不入其境，很难想象。我没有做定量调查，只是以采访中见闻的一两例加以说明：１９９４年仲夏，我随一位老同事去阜阳出差。当时沿淮淮北在我印象中除蚌埠外，无“城”可言，仅有“集”。去时是晚上，地区党、政领导请喝酒、请吃饭，糊里糊涂。第二天一早，我们要离开，宣传部副部长王学敏，也是新华社的老朋友，要给我们送行。我们住宿的行署招待所没有早餐，就到王部长认为不错的一家摊点先吃点。这个早餐点在一工棚式的临街平房内，我们进去时店老板夫妇俩正在生炉子，临时床铺的竹席上躺着一个光着身子的七八岁小男孩，还在呼呼大睡。来客人后，老板连忙搬出尺把高的小桌子、小凳子，让我们坐在外面。然后他从睡着的小男孩的床下拖出一个面盆，上面栖息着一层绿头苍蝇，老板连拍带赶，才让苍蝇飞起。抄起一团发酵过的面，开始做早点。我注意到，小男孩身子下面的竹席湿了一大片，可能是半夜遗尿。如果判断属实，一层稀薄的竹席下面就是盛面盆。我还沉浸在想象中，几碗名叫“撤汤”的早餐加上几块摊饼端了过来。我实在无法下咽，推说不饿。王部长一再劝说，老板娘见状还强调说：“里面还加了鸡汤，尝尝味好着哩！”大热天，要有隔夜鸡汤，也是馊的。出于礼貌，我嘬了一小口，直想吐。王部长也不说什么了，自己吃了一大碗“撤汤”和几块饼，高高兴兴和我们道别。这是淮河流域，特别是淮河平原地区卫生状况和卫生习惯的真实写照。这次我在周口市繁华地段一个装修档次不低的面馆里，还重温了这一幕：菜盘子里留下不知道有多长时间的油腻和菜渣子，服务员黑指甲直接伸入碗中的食品里。工作人员穿着鞋，一双脚像是从煤坑里出来的。这还是地级市周口，如果到了这种人群聚集下的小城镇，环境卫生可想而知。
利辛县还有个远近闻名的小城镇，名叫阚疃镇。距县城约１０多公里。约有上万人口，好几条长街。在淮河流域，这样的“小城镇”算比较大的。我上世纪９０年代经常路过这里。镇上有不少小作坊式企业，在当地比较红火。有一家食品加工作坊，做一种叫“口孜鸡”的肉制品。整鸡烹制，口味较好，一些市、县干部经常吃饭前去镇上购买。我到镇上一些人家去过，临街人家的后面还有人家，有些地方三进、四进住房。食品加工的污水、生活的污染物，都在离自己住房不远的公共地带上，有时就扔在大街上。夏天，臭气四起。偶有人家，将腐肉扔到街中，十天半月，半个镇子人家都要在恶臭中度日。污染较轻的时候，蚊虫苍蝇盖了一层，根本不把行人当回事。污染重时黏稠状物体色彩鲜艳，在阳光下泛着毫光，不见任何生命。这些小镇上的厕所最不能去，屎尿横溢，无法下脚。农民早已不用粪便作肥料了。这里既无化粪池自然沉淀，也没有设施处理。即使让人清理，也是从厕所里掏出，运到镇子边上无人处倒下。有一段时间不得不光顾这样的“卫生间”，结果10多年来做的噩梦，相当部分梦境是感觉内急，要去这样的卫生间。这里所产生的固体、液体污染物，搅合在一起，发酵后流到河沟里。远离河沟的村镇，就一层层叠加，一天天忍受。在田营，在丁集，这些曾是全国闻名的“明星镇”，基本也都如此。在本次采访中，我们曾计划将淮河流域小城镇问题作为采访内容之一，后时间紧迫，暂时放弃。但沿途目睹了很多这样的小城镇，有非常深刻的感性认识。这些“小城镇”，甚至增加了我们对淮河流域的绝望情绪。
小城镇近乎成为淮河流域的恶性肿瘤，但人口还在继续增加。进入城市除经济能力外，还有人为设置的众多“门槛”，大部分农民无力逾越。于是他们家庭中主要成员可能会到城市里找工作，挣现金，然后把住房、家庭移到居住成本相对小得多的小城镇，既体面，又热闹，相对于农村，购物、医疗、子女上中小学，还是方便得多。如有一技之长，也可以在城里做点小生意，多少有些收入。小城镇要达到城市的设施标准，其人均投入可能要高出很多倍。虽然没有请专家做精细测算，但常理可知，失去规模效应，成本成倍增加。淮河水资源局执法监督处一位处长算过：１－２万人口的小城镇，如果要建设污染处理设施，加上配套管网等，除土地价格可能低一点外，总共大概需要５０００万元，即人均５０００元。而１００－２００万人口城市，生活污染处理设施及配套，２０亿可以做得比较好，不到小城镇的平均成本一半。在中国大力发展“小城镇”的当时，台湾一位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后唱出反调：中国应发展３００万人口左右的大中型城市，抑制农村小城镇发展。这位学者研究了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历程与教训、中国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等等，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文章看起来比费孝通影响全国的大作更像是研究“论文”。但在习惯于“统一思想”的行政体制下，这位学者的声音仅在一些杂志上出现几回，实际上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现在看来，“城市化”与“城镇化”之争，就像马寅初上世纪５０年代提出“人口论”一样，尽管事后证明马氏理论正确，但３０年、５０年后被人们所认识，挽回其结果的成本，是国家和民族都无法承受的。也许不要２０年，小城镇这个淮河流域发展的痼疾就会恶性暴发。
第四部分：面对淮河——谁能让13亿人搬迁污染根本：人口之灾
污染根本：人口之灾淮河流域严重污染的结果，实际上是环境与人口的冲突。污染根本，是人口之灾！淮河流域一般说法是“沿淮四省”，实际流域涵盖５省４０个地级市，１６３个县市和７５个地级市所属的县级区。这里的“第５省”是湖北省，涉及随州、孝感、黄冈3个地级市、4个县。根据淮河水利委员会的数据，到２０００年，全流域人口统计是１。６５亿。全国５６个民族，这里有５４个。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６１５人，是全国平均数的４。６倍。我们此行，采访了环保、行政和研究人员，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淮河流域现在实际人口数应在１。７亿左右历史上，淮河流域是多灾多难的地区。旱灾、火灾、蝗灾，动辄使数十万人失去生命。黄河夺淮，７００年游弋不定，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社会延续、人口发展必受大的影响。建国后中国最大的减少人口灾害是上世纪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没有政府公布的死亡人口数字，一般认为中国减少人口３０００万，主要集中在河南、安徽、江苏和沿淮地区，其中安徽、河南更甚。为什么在如此“打压”之下，人口还如此密集？我没有研究淮河流域人口发展历史，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但可以推测出，这是群体性的多生多育倾向与历史积累的双重作用的结果。我在阜阳任新华社记者站负责人多年，对淮河流域人群“多子多福”意识之浓厚，有深切感受。计划生育一直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控制生育无所不用其极。用一位当基层干部的朋友的话说：“‘扌’旁的字除‘打’字不能用外，其余全都可以用”。对干部来说，管理尤其严格。一有违犯，职位、饭碗尽皆失去。但做市、县领导的朋友，很多人都有二三个小孩。乡镇干部，多的有６个小孩。分社一位同事就曾报道过临泉县一位村支书，生了６胎，仍不愿“罢手”。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阜阳市一位副秘书长，我们交往不错。某日，这位秘书长喜得贵子吃满月酒，邀几位亲朋好友。我一人在阜阳，他就把我也叫了过去。他的大女儿约１０多岁，逗人喜爱。我不解地问秘书长：“有了一个孩子，怎么还可以生第二胎？不怕丢了帽子、没了饭碗？”秘书长带笑不笑地答道：“我生二胎，符合政策。大女儿高度弱视，是残疾。”我望着不谙世事、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心里不是滋味，暗暗责怪自己多话。当这么多人的面，让家长揭小女孩的痛处。自此，很少说话。用餐的桌子很大，菜一盘盘上，大家只能转到面前时才夹到菜。坐在一侧的小女孩突然指着对面一盘虾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