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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他说了些什么？”
“他表示冷淡，但并不严厉。我断定是因为我重病在身他才没有苛责我。他反复说事关绝密，又说除非我恢复了健康，有机会补救我的过失，我的前程——当然他是指我被革职——是无法挽回的。”
“啊，这是合情合理而又考虑周到的，”福尔摩斯说道，“走啊，华生，我们在城里还有一整天的工作要做呢。”
约瑟夫·哈里森先生用马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我们很快搭上了去朴次茅斯的火车。福尔摩斯沉浸于深思之中，一直缄默无言，直到我们过了克拉彭枢纽站，才张口说话：“无论走哪条铁路线进伦敦，都能居高临下地看到这样一些房子，这真是一件令人非常高兴的事。”
我以为他是在说笑话，因为这景色实在不堪入目，可是他立即解释道：“你看那一片孤立的大房子，它们矗立于青石之上，就象铅灰色海洋中的砖瓦之岛一般。”
“那是一些寄宿学校。”
“那是灯塔，我的伙计！未来的灯塔！每一座灯塔里都装满千百颗光辉灿烂的小种子，将来英国在他们这一代将更加明智富强，我想，费尔普斯这个人不会饮酒吧？”
“我想他不会饮酒。”
“我也这样想，可是我们应该把一切可能都预料到。这可怜的人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救他上岸。你认为哈里森小姐怎么样？”
“她是一个性格刚强的姑娘。”
“对，可她是一个好人，不然就是我看错了。她和她的哥哥是诺森伯兰附近一个铁器制造商的仅有的两个孩子。去冬旅行时，费尔普斯与她订了婚，她哥哥陪同她前来和费尔普斯家里人见面。正好出了这件不幸的事，她便留下来照顾未婚夫，她的哥哥约瑟夫·哈里森发觉这里相当舒适，便也留下来。你看，我已经做了一些单独的调查。不过今天一天，我必须进行调查工作。”
“我的医务……”我开始说道。
“啊，若是你觉得你的那些业务比我这案件更重要……”
福尔摩斯有些尖刻地说道。
“我是想说我的医务不妨耽搁一两天，因为这是一年里最清淡的时候。”
“太好了，”福尔摩斯说道，他又恢复了高兴的心情，“那我们就一起来研究这件案子吧。我想应该从访问福布斯入手。
他大概能讲出我们所要的一切细节，然后我们就知道，从哪一方面来破案。”
“你是说，你已经有线索了？”
“对，我们已经有几个线索了，不过只有经过进一步调查，才能检验它的价值。没有犯罪动机的案件是最难查办的。但这件案子并非没有犯罪动机。什么人能从中得到好处呢？法国大使、俄国大使、那位可以把该协定出卖给其中一个大使的人、还有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对，可以想象一个政治家出于需要，可以毫不后悔地借机销毁这样一份文件。”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不是一个有光荣履历的内阁大臣吗？”
“这是可能的，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点。我们今天就去拜访这位高贵的勋爵，看看他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些情况，同时，我已经在进行调查了。”
“已经进行了？”
“对，我从沃金车站给伦敦各家晚报都发了一份电报。每家晚报都将刊登这样一份广告。”
福尔摩斯交给我一张纸，这纸是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上面用铅笔写着：
五月二十三日晚九点三刻，在查尔斯街外交部门口或附近，从一辆马车上下来一位乘客，知者请将马车号码告知贝克街２２１号乙，赏金十镑。
“你确信那个盗贼是乘马车来的吗？”
“即使不是也无妨。假使费尔普斯说得不错，无论办公室或走廊都没有藏身之地，那么，那个人一定是从外面进来的。
而如果他在这样阴雨的夜晚从外面进来，走后几分钟就进行检查，也没有发现漆布上留有湿漉漉的脚印，那么，他非常可能是乘车来的。对，我想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推断，他是乘马车来的。”
“这听起来似乎有道理。”
“这是我说的一个线索。它可以使我们得出某种结论。当然，还有那铃声，这是本案最特殊的一点。为什么要按铃呢？是不是那个盗贼出于虚张声势？要不就是有人和盗贼一起进来，故意按铃以防止盗贼行窃。或者是出于无意的？或者是……”他重新陷入方才那种紧张的思索之中，我对他的心情是颇为了解的，他一定是突然又想到了一些新的可能性。
我们到达终点站时，已经三点二十分了，在小饭馆匆忙吃过午餐，立即赶往苏格兰场。因为福尔摩斯已经给福布斯打过电报，所以他正迎候我们。这人五短身材，獐头鼠目，态度尖酸刻薄，毫不友好。特别是他听说了我们的来意以后，对我们更加冷淡。
“在这以前，我已经听说过你的方法，福尔摩斯先生，”他尖酸刻薄地说道，“你很乐意利用警方供给你的一切情报，然后你自己设法去结案，让警方丢脸。”
“恰恰相反，”福尔摩斯说道，“在我过去破获的五十三件案子里，只有四件案子署过我的名，而警方在四十九件案子里获得了全部荣誉。我不责怪你，因为你不了解这个情况，因为你年轻，没有经验。可是如果你想在你的新职业中求得上进，那你最好和我合作而不要反对我。”
“我非常愿意听你指点一二，”这位侦探改变了态度说道，“到目前为止我从办案中的确还没有获得过荣誉呢。”
“你采取过什么措施呢？”
“一直在盯看门人坦盖的梢，但他离开警卫队时名声很好，我们也找不到什么嫌疑。不过他妻子是一个坏家伙，我想，她对这件事知道很多，并不象她表面上装的那样。”
“你跟踪过她吗？”
“我们派了一个女侦探跟踪她。坦盖太太好饮酒，女侦探就趁她高兴陪她饮酒，可是从她身上一无所获。”
“我听说有一些旧货商到过她家？”
“是的，可是她已偿清了欠他们的债务。”
“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一切都正常。看门人刚领到年金，但他们却不象手头宽裕的样子。”
“那天晚上费尔普斯先生按铃要咖啡，她上去应承，对这一点她怎么解释呢？”
“她说，她丈夫非常疲惫，她愿替他代劳。”
“对，过了一会就发现他睡在椅子上，这当然符合情况了。
那么说，除了这女人的品行不好以外，再没有任何别的罪证了。你没有问她，那天晚上她为什么那么匆忙离去吗？连警察都注意到她那慌张的神情了。”
“她那天已经比平常晚了，所以急于赶回家去。”
“你有没有给她指出来，你和费尔普斯先生至少比她晚动身二十分钟，却比她早到？”
“她解释说，这是因为双轮双座马车比公共马车快。”
“她有没有说清楚，为什么到家以后，她跑进后厨房去？”
“她说，因为她的钱放在后厨房里，要取出来付给旧货商。”
“她对每件事都作了答复。你有没有问她，在她离开现场时，可曾遇到或是看见什么人在查尔斯街上徘徊？”
“除了警察她谁也没有看见。”
“好，看来你对她盘问得很彻底。你还采取了一些什么措施呢？”
“这九个星期一直在监视职员戈罗特，但毫无结果。我们也找不出他有什么嫌疑。”
“还有什么？”
“啊，我们已无事可做，因为一点证据也没有。”
“你考虑没有电铃为什么会响呢？”
“啊，我必须承认，这可把我难住了。不管他是谁，也算是够大胆的了，不仅来了，而且还敢发出警报。”
“是的，这确实是件怪事。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情况。如果我要你去抓这个人，我会通知你的。华生，走吧。”
“我们现在到哪里去呢？”我们离开警厅时，我问他。
“去走访霍尔德赫斯特勋爵，这位内阁大臣和未来的英国总理。”
很幸运，我们赶到唐宁街时，霍尔德赫斯特勋爵还在办公室。福尔摩斯递进名片，我们立即被召见了。这位内阁大臣按旧式礼节接待了我们，把我们让到放在壁炉两旁豪华的安乐椅上，他站在我们中间的地毯上。此人身材修长、削瘦，轮廓分明，面容亲切，卷曲的头发过早地变成灰白色，显得异常气宇不凡，果然是一位显贵的贵族。
“久闻你的大名，福尔摩斯先生，”他满面笑容地说道，“当然，我不能对你们的来意装做不知。因为本部仅有一件事能引起你的关注。可否问问你是受谁委托前来办理这件案子的？”
“受珀西·费尔普斯先生之托，”福尔摩斯答道。
“啊，我那不幸的外甥！你当然明白，由于我们有亲属关系，我不能对他有丝毫包庇。我担心这件意外事故对他的前途非常不利。”
“可是如果找到这份文件呢？”
“啊，那当然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有一两个问题想问问你，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我很高兴尽我所知奉告。”
“你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吩咐抄写文件的吗？”
“是这样。”
“就是说你们的谈话很难被偷听吧？”
“毫无偷听的可能。”
“你是否对任何人提到过，你打算叫人抄写这份协定？”
“从来没有。”
“你肯定这点吗？”
“绝对肯定。”
“好，既然你从来没说过，费尔普斯也从来没说过，并且再没有别人知道这件事，那么，盗贼来到办公室就纯属偶然的了。他看到这是个机会，便顺手偷走了文件。”
这位内阁大臣笑了。
“你说的已经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以内了。”霍尔德赫斯特勋爵说道。
福尔摩斯沉思片刻。“还有另外极为重要的一点，我想和你商讨一下，”他说道，“据我所知，你担心这一协定的详情一经传出，就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这位内阁大臣富有表情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说道：“当然会有极其严重的后果。”
“已经产生严重后果了吗？”
“还没有。”
“如果这份协定已经落到，比如说法国或俄国外交部手中，你认为你能听到音信吗？”
“我一定能听到，”霍尔德赫斯特面色不快地说道。
“这么说，既然将近十个星期已经过去，一直没有听到消息，这就有根据设想，由于某种原因，协定还没有落到法、俄外交部手中。”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耸耸双肩。
“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很难设想，盗贼偷走这份协定只是为了装进柜子，或是把它挂起来。”
“或许他是在等待高价出售。”
“如果他要再稍等一些日子，那文件就根本一文不值了。因为再过几个月，这份协定就不成其为秘密了。”
“这一点非常重要，”福尔摩斯说道，“当然，还可以设想，盗贼突然病倒了……”
“比如说，得了神经失常，是吗？”内阁大臣迅速扫了福尔摩斯一眼，问道。
“我并没有这样说，”福尔摩斯冷静地说道，“现在，霍尔德赫斯特勋爵，我们已经耽搁了你很多宝贵的时间，我们要向你告辞了。”
“祝你成功地查出罪犯，不管他是谁。”这位贵族把我们送出门外，向我们点头说道。
“他是一个杰出的人，”我们走到白厅街时，福尔摩斯说道，“不过他要保住他的官职，还要作一场斗争才行。他远不富有，可是开销颇大。你当然注意到了他的长统靴子已经换过鞋底了。现在，华生，我不再多耽误你的正经工作。除非我那份寻找马车的广告有了回音，今天我就无事可作了。不过，如果你明天能和我一起乘昨天坐过的那一班车到沃金去，我还是感激不尽的。”
第二天早晨我如约见到了他，一同乘火车到沃金去。他说，他的广告毫无回音，而这件案子也毫无头绪。他说话时，尽力把面孔绷得象印第安人一样呆板，因此我不能从他面容上判断出他对这件案子的现状究竟是否满意。我记得，他谈到贝蒂荣测量法［贝蒂荣（１８５３—１９１４）：法国资产阶级刑事侦察学家，曾提出所谓“人身测定法”，即根据年龄、比较骨骼、结合摄影和指纹等方法鉴别罪犯，被称为“贝蒂荣测量法”。——译者注］，他对这位法国学者非常赞赏。
我们的委托人依然由他那位忠心的护理人精心照料，但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我们一进门，他就毫不费力地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欢迎我们。
“有消息吗？”他迫不及待地问道。
“正象我所预料的，我未能带来好消息。”福尔摩斯说道，“我见到了福布斯，也见到了你的舅父，然而调查了一两个可能发现一些问题的线索。”
“那么说，你还没有失去信心？”
“当然没有。”
“上帝保佑你！听到你这样说真叫人高兴，”哈里森小姐高声说道，“只要我们不失去勇气和耐性，就一定能查个水落石出。”
“你对我们没有讲多少，可是我们却可以告诉你更多的情况。”费尔普斯重新坐到沙发上说道。
“我希望你弄到了重要情况。”
“是的，昨晚我又遇到一件险事，的确是一件严重的事。”
他说时表情非常严肃，双眼露出近乎恐怖的神色。“你可知道，”他说道，“我开始相信，我已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罪恶阴谋的中心，而他们的目标不仅是我的荣誉，而且还有我的生命。”
“啊！”福尔摩斯叫道。
“这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因为就我所知，我在世上并没有一个仇敌。可是从昨晚的经历看来，我只能得出有人要谋杀我的结论。”
“请讲给我们听一听。”
“你知道，昨晚是我头一夜没叫人在房内护理我，自己一人独睡。我感觉非常好，觉得自己可以不需护理了。不过我夜晚还是点着灯。啊，大约凌晨两点钟，我正睡意矇眬，突然被一阵轻微的声响惊醒。那声音就象老鼠啮咬木板的声音一样。于是我躺着静听了一阵，以为就是老鼠。后来声音越来越大，突然从窗上传来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我惊异地坐起来，确切无疑地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头一阵声音是有人从两扇窗户缝隙间插进工具撬窗户的声音，第二阵是拉开窗闩的声音。
“接着声音平息了十分钟左右，好象那人在等着瞧，这些声响是不是把我惊醒了。接着我又听到轻轻的吱吱声，窗户被慢慢打开了。因为我的神经已经不象往常一样，我再也忍不住了，便从床上跳起来，猛然拉开百叶窗。一个人正蹲伏在窗旁。转眼之间他就逃跑了，我没能看清他是谁，因为他头上戴着蒙面布，把面孔的下半部都蒙住了。我只能肯定一件事，那就是他手中拿着凶器。我看是一把长刀。在他转身逃跑时，我清楚地看到刀光闪闪。”
“这非常重要，”福尔摩斯说道，“请问你后来怎么办了？”
“我要是身体硬朗一点儿，那一定要翻窗去追他。可是那时我只能按铃把全家人叫醒。这就耽误了一点时间，因为这铃装在厨房里，而仆人们又都睡在楼上。不过，我大声喊叫，叫来了约瑟夫，他又把其他人叫醒。约瑟夫和马夫在窗外花圃上发现了脚印，可是近来天气异常干燥，他们跟踪追查到草地，就再也找不到脚印了。然而，位于路边的木栅栏上，有一个地方有一些痕迹，他们告诉我说，好象有人从那儿翻过去，在翻越时把栏杆尖都碰断了。因为我想我最好先听取你的意见，所以还没有告诉本地警察。”
我们的委托人讲述的这段经历，显然在歇洛克·福尔摩斯身上产生了特别的作用。他从椅上站起来，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在室内踱来踱去。
“真是祸不单行，”费尔普斯笑着说道，虽然这件险事显然使他有些受惊了。
“你确实担着一份儿风险呢，”福尔摩斯说道，“你看能不能和我一起到宅院四周去散散步？”
“啊，可以，我愿意晒晒太阳。约瑟夫也一起去吧。”
“我也去，”哈里森小姐说道。
“恐怕你还是不去为好，”福尔摩斯摇头说道，“我想我必须请你就留在这里。”
姑娘怏怏不乐地坐回原来的位置，而她哥哥则加入我们的行列中，于是我们四人一同出了门。我们走过草坪来到这位年轻外交家的窗外。正如他所讲的那样，花圃上的确有一些痕迹，可是已非常模糊不清无法辨认了。福尔摩斯俯身看了一会儿，接着就耸耸肩站起身来。
“我看谁也不能从这些痕迹上发现多少情况，”他说道，“我们到宅子四周走走看看盗贼为什么偏偏选中了这所房屋。
照我看来，这间客厅和餐室的大窗户应该对他更有诱惑力。”
“可是那些窗户从大路上可以看得很清楚，”约瑟夫·哈里森先生提醒说。
“啊，对，当然了。可是这里有一道门，他完全可以从这里试一试。这道门是干什么用的？”
“这是供商人进出的侧门。夜晚当然是锁上的。”
“以前你受过象这样的惊吓吗？”
“从来没有，”我们的委托人说道。
“你房子里有金银餐具或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