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芫帧薄ⅰ肮啦慷薄�1955年3月1日，将“保密局”改为“情报局”，将“国防部大陆工作处”和“内调局”以及“保安司令部”的部分特务单位并入该局；又将“内政部调查局”改为“司法部调查局”，统归“国安局”督导。1953年3月，国民党“中委会六组”和“西方企业公司”联合组成“心理作战总部”，进行“敌后建党”，策动大陆残余反革命势力呼应活动。1954年至1956年，美蒋勾结，对我进行暗害、爆炸等恐怖活动。
面对当时敌情；我们始终把隐蔽斗争这根“弦”绷得紧紧的，丝毫不敢懈怠。遵照党中央、公安部和省委的指示精神，浙江省公安厅在反间谍情报工作中，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打进去拉出来，争取使用来自敌人阵营或与敌特有某种瓜葛利害关系的成员，施展谋略，支持情工人员，深入敌内，获取情报，有针对性地实施攻防措施，粉碎了敌特的阴谋。
1957年，国民党召开“八全大会”（即“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大陆工作决议案》，大会收场，即出台一个“黄龙计划”，由蒋经国督促实施，责成“中二组”执行，“中二组”主任叶翔之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其中就有涉及对浙江省实施行动破坏的内容。
叶翔之是国民党老牌特工，毛人凤的心腹，曾任军统局（后改称“保密局”）行动处处长，人称“冷血杀手”，曾经暗杀许多蒋介石的政敌，蒋介石亲自授予“忠勤勋章”。到台湾后，叶翔之先后任“保密局”办公室副主任兼行动处处长、“保密局”局长。
浙江省公安厅紧张有序地开展工作，先后发出了《关于严防和打击敌人的行动破坏活动的通知》等几个文件，动员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必须切实注意敌我斗争形势的变化，提高警惕，在党委的领导下，切实依靠群众，迅速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做到不漏一个行动特务，不响一颗炸弹”，要求“鼓足干劲，力争把积案破光，对在侦察的专案，切实加强侦控、监跟”，对全省适合于敌特空投的54处场所由辖区领导分头踏勘绘图，布置了隐蔽力量，可能空投的重点地区又作了专门部署。
同时从浙江省公安厅和全省公安机关抽调一批精干力量，一面指挥情工关系，严密控制敌特动向，诱骗执行行动破坏的先遣特务2名，通过情工关系，反面控制，按我意图和敌特保持联系，进一步揣摸敌特意图。
1957年上半年，敌机6批32架次，窜入浙江上空，刺探我空军拦截火力圈能力，为空投特务测定安全系数。我们根据中央和公安部指示，与有关部门紧密配合，制造气氛，迫使敌特认定“浙江的社会环境不利于空投”。同年11月5日夜，敌空军B…26型飞机，窜入我省黄岩县上空投放心理战传单，机上起火，坠落金清农场，领航员、报务员当场毙命，驾驶员2名和1名特务被捕，这更加证实在浙江搞空投是“危险”的。迫使“中二组”放弃了对浙江省空投武装特务的计划，及时粉碎了妄图在浙东地区实施行动破坏的阴谋。
1960年5月，叶翔之又根据国民党“八届二中全会”对“策进大陆革命运动案”决议的要求，再次发动各系统特务“奋力推进”。要求全体特工“不怕死，不怕牺牲，创造革命历史”，还将全国划分为11个地区，其中浙江杭州排行第二，作为重点破坏的目标。这些虽是敌人的纸上谈兵、如意算盘，但都被我们及时获得。当然，我们都认真地做了应对。
1961年底到1962年春；我们多次获悉，蒋介石已取得美国默契，准备乘我国内暂时困难的机会，动用10万兵力进犯东南沿海大陆。他们准备了10万双布草鞋，计划在温州、台州或浙闽接合部登陆，然后从平阳县（今苍南县）下关至炎亭一带撤退，以制造国民党军“光复”大陆得逞的舆论。这一情报得到各方面印证属实。
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此极为重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根据中央指示，拟在浙南地区拉开一个“口袋”，先把蒋军放进来，让他钻入我“口袋”，然后收紧“袋口”；围而歼之。浙南地区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省军区全力贯彻中央《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军进犯浙南沿海地区的指示》，省委成立支援前线委员会，吴宪副省长任主任。省军区在平阳设立前线指挥部，军地协力行动。人民解放军某部一个军南下温州，在平阳—山门一线摆开。浙江省公安厅也紧急动员，加强了以温州、台州地区为重点的公安战备工作，还派出由副厅长率领的20多人的工作组，指导温州、台州地区的公安战备。温州、平阳地县公安机关组成若干侦察小分队，深入平阳沿海一带分批建立秘密力量。
当时计划，如国民党军登陆，即把大批群众后撤30公里，留下少量群众，夹杂我侦察人员和（全部）秘密力量，以各种面目应付敌人，掌握动态。时值毛主席在杭州，中共浙江省委领导一面加紧战备，一面向党中央、毛主席建言。省委认为，敌人很可能是来沿海突袭骚扰一下，造点声势，很快撤退，不入我口袋。再则，如果有意放他进来让他向纵深推进，然后围歼，恐负面影响太大。省委意见，如蒋介石真的要派兵冒犯，就要迎头痛击，消灭在滩头和前沿阵地，使之有来无回。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在秘密战线上（2）
后来，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先发制人，于1962年6月23日，用“新华社电讯”宣称我已做好充分准备，定能全歼妄图进犯大陆之敌。
为了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意图，在粉碎台湾蒋军冒犯的过程中，公安部要求我们，运用各种渠道、方式，迷惑敌人。于是，浙江省公安厅搞了一些真真假假、是是非非的“情报”，我都亲自审阅，并报经省军区和南京军区首长同意，先后分几次几个渠道通给台湾。大意是：沪杭、浙赣线军队南调紧张，转业军人重返部队，基干民兵配发枪支弹药，进入战备状态，温州有大批操北方口音的军队到达，舟山海军部分南移，温福公路军车昼夜疾驰等等。并与省军区协调行动，军队也做了夜间调防的阵势，以“佐证”上述信息的可靠性。后即获悉，蒋介石已知我做了充分准备，“光复大陆”高调放低，军事袭扰也就鸣锣收兵了。
由于我们工作不断深化，掌握敌人规律动向愈益准确。1962年至1966年间，获得重大派遣特务线索476起，情报资料包括各种派遣、行动计划625份，其中有“中美联合中心”制订的了解我东北地区、广西地区（包括空降基地）等各项情报的《十字军计划》，阴谋在宁波、温州、金华、福州、厦门、南昌建立永久性情报据点的《预警计划》；以及进行行动破坏的《飞鹏计划》等等五花八门的各种计划。掌握了“中二组”在香港密藏行动器材仓库的六个地方，为公安部提出的确保反敌特行动破坏彻底胜利作出贡献。
1963年4月20日，国民党“情报局”副局长兼“中二组”副主任沈之岳潜至澳门，部署对大陆的行动破坏。
这个沈之岳，浙江省仙居县人，是戴笠手下一员干将，双手沾满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抗战初期在上海、杭州诱杀过七八位中国共产党党员。
然而，在1938年4月，沈之岳居然冒险进入延安！当时他化名沈辉，随着一个教授访问团来到延安。他自称是访问团中萧致平教授的私人助手。沈之岳自学过俄语，精通英语，枪法也很准。为了能够进入延安，他特地研读了几本马列著作，能够讲一通“革命理论”，装扮成“进步青年”模样。
进入延安之后，沈辉要求留下来“参加革命”。
沈辉在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甚至一度进入中共中央机要部门担任收发工作。不久引起毛泽东的怀疑，于是把他外调到浙江白区工作，他便借机得以重返戴笠军统系统。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沈之岳曾随胡宗南在大陈岛担任情报站站长。当时，他派人潜回蒋介石故乡奉化，将蒋母墓、丰镐房、报本堂、雪窦寺的诸多景物，拍成照片，献给蒋介石。蒋介石甚为称赞。不久，沈之岳升任少将政治部主任。
后来，沈之岳在蒋经国的极力推荐下，于1964年6月调任“调查局”局长。
这一回，沈之岳化名孙子超，在澳门新新酒店、同盟酒店各开一个房间，而实际住在“中二组”澳门特一组的驻地。沈特离台前夕，我们就搞到沈到澳门住的饭店房间、证件、照片和进澳门的轮船班次、时间等详细资料，以及入澳后活动任务、接见人员、与台湾联络的信件和电报等情报，经我华南办事处直送北京。当时，中央决策层曾考虑将沈之岳从澳门捉拿来大陆归案，给蒋介石父子以颜色看看。后采取较缓和的措施，即由公安部通过外交途径，将沈在澳门和一批特务的活动情况，通知澳葡当局，澳葡当局逮捕了一批特务，将沈之岳驱逐回台湾，沈之岳受到蒋政权撤职查办的处分。这些都不出我们之所料，有力地粉碎了敌特机关又一次掀起的阴谋破坏行动。尽管敌特机关怀疑他们内部有问题，但却始终发现不了他们的“盲区”。
沈之岳1990年因患肾病曾到北京治疗，并来过杭州，1995年在台病死。
秘密战线的斗争，实质上是两个敌对阵营的智慧之战。那个时期，我们在与美蒋特务机关的反复较量中，已摸索出一套应对的办法，能根据敌情的变化，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使我们的对敌斗争出现了“敌人一进来我们就能发现，敌人一活动我们就能控制”的局面，斗争显得较为主动。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上海特派员”张毅自首
“上海特派员”张毅自首
1956年2月7日，国民党“中二组”委任的“上海特派员”张毅，潜入杭州、嘉兴等地活动，慑于群众警惕性高，受我政策感召，向杭州市公安局投案自首。我们报告中共浙江省委和公安部后，决定从宽发落，并于4月23日召开大会，由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宣布对张毅不予起诉，市公安局还给予物质奖励。《浙江日报》、《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走张毅所走的路》和《自动投案是反革命分子唯一出路》的社论。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以及塔斯社、路透社、法新社、安莎社、读卖新闻等也先后转发消息。我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放映了《两条道路》专题纪录片，在全国掀起了对特务、反革命分子强大的政治攻势。
在我们浙江：
当时就有国民党“中二组”杭州工作站独立台台长、派遣特务曹湘海，在张毅投案自首得到从宽处理的当月，在杭州投案自首；
5月11日，又有“国防部二厅”经外勤人员训练后派至浦江县，企图长期潜伏、搜集浙赣铁路军运情报的特务吴文鸿，向浦江县公安局投案自首；
7月17日，“国民党情报局”派遣的“括苍山行动队”周庆宝武装特务6人，携带电台２部、密码5本、手枪9支和子弹500多发，偷渡潜入温州，阴谋在括苍山依靠亲属关系立足，但每到一处都遭到亲友劝说，动员他们主动向人民政府自首投诚。他们被迫化整为零，分散活动。19日，队员林邦清潜至青田温溪贵岙他姐姐家，林的姐姐和外甥都劝说他向政府自首，并牵制林的活动。林在无法脱身下，向乡政府投案，交出枪支，并交代了周庆宝等5人的去向，我迅速捕获这5名特务，全案告破。
至1957年11月，国民党“情报局”派遣的少将特务郑其祥，潜至衢州的第二天即向我公安机关投案，说是受我政策感召，要走张毅的路。
对张毅、郑其祥，我们都安排了合适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张毅、郑其祥虽有冲击，但“文化大革命”后又落实政策，给予保护。
张毅的投案自首，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张毅，又名元谋、源茂，化名郭永寿、谷瑞生、郑有庆、李东发，浙江镇海人。1920年出生，1937年参加伪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后被选送松江接受军统特务训练。1938年到成都参加国民党航空通讯训练，担任特种电台通讯士。1945年参加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自称中统局上海“特派员”。1949年上海解放后，经舟山逃到台湾，立即投靠国民党空总二署（情报署）。1954年即转入国民党“中二组”，接受潜入内地的特务派遣任务。他曾三次偷渡均告失败。这次是在国民党驻香港特务组织的策划下，持广东梅县“李东发”的春节回乡通行证潜来杭州的。
其实，早在一年前，我方已获得国民党“中二组”谋划派将官级特务张毅来内地的情报。我们对他在大陆的旧关系，可能落脚的地方，都做了严密细致的工作。所以，张毅一踏入杭州，即落入我方的视线之内。
省公安厅副厅长丛鹭丹向我汇报说，张毅曾去杭州、嘉兴找某某，某某劝他向政府投案自首，但他有些犹豫不定，丛问我怎么处置好。我当即告诉丛鹭丹，要争取张毅为我所用，如他不主动来自首，要想个办法，逼他来自首。丛即布置杭州市公安局侦察人员在张毅即将登上火车离开杭州站的一刹那，把他“请”到了派出所。
侦察人员问他：你在杭州住了两三天，为什么不到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张毅立即承认错误，并作了检讨。
又问：你的名字叫张毅，为什么在入境通行证上写“李东发”？
这时，张毅紧张起来，说不出话。
再问：你是浙江镇海人，为什么写的是广东梅县人？
一连串的问话，使这个老牌特务支支吾吾，答不上话，显得很不自在，惶惶不安。
张毅后来在交代自己的问题时说，在派出所从你们这三句简单的问话中，预感到自己的身份已暴露，原先设计的防线已守不住了，于是下决心投案自首……
张毅投案自首后，对他的处理，有两种选择，一是把他建为情工关系，继续与国民党“中二组”周旋；二是公开处理，以分化瓦解敌人，狠狠地打击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嚣张气焰。
权衡利弊，我们选择了后者。这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现在看来也是正确的。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二尤案件”的教训
“二尤案件”的教训
1962年，蒋介石军事冒犯东南沿海的阴谋失败后，加紧了特务活动。台湾等待潜入的武装特务，多次进行以攻击我沿海机场、码头为目标的水底爆破、海上拦截和滩头侦察等训练和演习。“国防部情报局”、“特情室”和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的“美国海军辅助通讯中心（NAGG）”合作，从1962年至1964年间，开办各种特工训练班，共训练了600余人，其中被“东引反共救国军指挥部”选调的有200人，内有浙江籍52人。
1963年5月，蒋经国和“特情室”主任徐人隽，负责空投、偷渡的特种作战部队副司令曾小民，以及海军两栖部队情报处长、水上爆破分队队长等人，先后到马祖、东引检查和布置向我沿海地区偷渡、渗透活动。已发现有14座电台、8艘船艇用于特务运输、联络活动。蒋军船艇在浙闽外海捕捉我省籍渔船62艘，从渔船民身上搜取情报和猎取衣服杂物，供特务潜入时伪装掩护或仿制使用。5月20日至6月15日，台湾蒋军侦察机12架次先后在浙江沿海和浙闽接合部山区侦察飞行。6月，台湾成立了“联合空降特遣队”，美国帮助台湾空军改装的P…2V飞机，频繁地进行夜间低空多方向飞行训练。情报证实，台湾蒋帮组织小股武装特务偷渡或空投入区骚扰，已是蠢蠢欲动。
浙江全省，特别是沿海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落实全线布防，即“海面观察监视，海岸警戒守卫，地面控制侦察”三道防线。加强同驻军部队和有关部门联防，在一定范围内向群众进行反敌特武装偷渡和空投的敌情教育，使军警民筑起东海长城，厉兵秣马，万众同心，严阵以待。“三道防线”是在解放后沿海斗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沿海群众，包括渔船民，经过民主改革，发展生产；进行阶级教育，划清敌我界限，不做危害祖国、人民的事；加强边防部队建设和港口的行政管理，加强侦察和秘密力量的建设。这“三道防线”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强大威力，使我们牢牢地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取得一个个辉煌的胜利，被公安部充分肯定。
但是，在重要时刻，发现某些环节上仍然存在疏漏的情况，引起了我们的警觉。
1963年1月29日，象山县莲花公社蚶岙大队治保干部严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