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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们陪同主席去绍兴游东湖，主席一路兴致勃勃地同我们谈《红楼梦》，结果湖未游成，评书倒谈了两个小时。
据我所见，主席读书非常认真，常常在书页中圈圈点点，旁注眉批，写评论。毛主席读书很多，涉及范围很广，包括哲学、文学、史学、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真是博览群书。他还向我们讲了唐代杰出文学家韩愈、柳宗元勤奋治学的精神。他说，韩愈的《进学解》是篇好文章，“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是很有道理的。要获得精深的学识，就得靠一个“勤”字。
毛主席还讲到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说屈原如果再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如《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中国状元写不出好东西，好的文章是那些不得志的人、穷秀才写出来的。
毛主席还以杭州西湖的六和塔作比喻，说明做学问先要打好基础，然后“再一层一层地叠起来”。
毛主席的这些谈话和比喻，对我们教育是很深的。他在繁忙的岁月里，还那么勤奋读书、刻苦学习，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
毛主席读书，很重视开动脑筋，思考问题。他常常用孟子的话来启发我们，“心之官则思”，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大脑是加工厂，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养成分析问题的习惯。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酷爱读书的毛主席（2）
他还对我说，住在北京出不了好东西，要经常到下面去，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一看，调查实际情况，呼吸新鲜空气，为“加工厂”收集原料。所以毛主席十分重视把读书与调查研究结合起来。他经常向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基层干部作调查。毛主席在我们浙江，视察过许多地方。在杭州小营巷，他走进普通居民的家，详细询问街道卫生和群众生活情况。在省农科所，他扶犁耕地，很有兴趣地听取对农机科研工作的汇报。在省军区后勤部的油库里和金华驻军的连队里，他和解放军战士亲切交谈，关心他们的成长。在富阳新登、萧山西兴，他下田察看水稻、蚕桑、络麻、油菜等农作物的生长情况，设想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在金华双龙洞水电站，他仔细察看水电机组设备，热情赞扬工人们的自力更生精神。在列车车厢里，他接见金华、兰溪、永康、诸暨、萧山等县委书记，向他们调查有关农村工作的重大政策问题。在杭州住处，他亲自提名请上海的几位著名专家和教授，来杭州共议大政方针。毛主席这种不耻下问、虚心向群众学习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毛主席勤奋读书，但不迷信书本。他一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1958年，我国开始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严重错误。
不久，党中央和毛主席觉察到这方面的错误，并且着手予以纠正。在这重要历史关头，1958年11月9日，毛主席在郑州写下《关于读书的建议》这一重要信件，指出：“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同志们。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①
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身体力行，带头读书。毛主席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过去看，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这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在杭州住处，毛主席和一些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一起研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书。他们联系当时我国经济的实际，读一段，议一段，有分析，有批判，吸取有益的，扬弃错误的。
在一次学习会上，他说，共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哪里？我们领导人民群众闹革命、搞建设，根本的目的就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后来，我陪主席散步时他又对我说，中国革命就是：制造舆论，夺取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改变所有制，发展生产力，做到民富国强。在这期间，毛主席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坚持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原则。
与此同时，毛主席还提倡读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要大家多学点科学知识。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倡导下，我们各级干部掀起了读这几本书的热潮，使大家越来越深刻认识到违背客观规律就会碰钉子、受挫折；只有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记得1959年冬和1960年春，在党内有意义重大的读书活动。毛主席主持的读书小组成员有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华东地区省、市委书记也参加，读书地点在杭州丁家山。对上述的几本书边读边议，主席发表了很多重要讲话。田家英负责记录整理。由于长期工作关系，我和田家英很熟悉，他经常把整理好的主席讲话拿给我看。我看了有时把主席讲话要点摘录下来，觉得这是我学习的绝好机会。想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我盗窃党和国家机密的重大罪状。
在理论联系实际中，毛主席不仅重视正面经验，而且十分注意反面的经验。1957年，毛主席在杭州接见外宾，在外宾未到之前，他问我，你犯过什么错误没有？因为问得突然，我有点惘然，回答说：政治上的错误没有犯过，工作上的错误恐怕不少。主席说，你没有犯政治上的错误，这就是你的缺点。我说，党内一些领导干部犯错误，中央发了文件，我们都认真学习了。主席说，那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毛主席接着说，只有正面的经验还不行，还要接受反面教育。人不要怕犯错误，比如小孩子学走路，摔跤就是犯错误，可是不摔跤就学不会走路。人要有正面的经验，也要有反面的经验。只有接受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才是全面的。毛主席的这段话，至今还铭记在我心中。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毛主席爱听京戏
毛主席爱听京戏
主席工作之余的活动时间很少，内容也很单调，除了爬山，还有游泳，通常是在南屏游泳池，晚饭后游上个把钟点。夏天还游钱塘江。
星期六的晚上，通常情况下，主席也参加在住地举办的舞会。江青也来，她各种舞都跳得很好，在舞场上她是当然的舞星。主席跳舞很随意，只是跟着舞伴随着曲子走步。他总是到得最迟，离开最早。主席的办公时间在晚上，每天有很多重大事情等他处理。
主席没有什么闲暇和个人爱好，听京戏是他最大的乐趣和精神享受了。当时所有京剧名家的唱片，他这里都有。主席爱听京戏，吃饭时，我们就放上两段，还可以让他的脑子放松一下。主席极少观看京剧名家演出，生怕打扰别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搞了一些唱片，平时没有工夫听，也就是吃饭时听上几段。主席有一个特点，干什么都很投入，听戏也一样，高兴时还跟着唱片哼上一段，有板有眼的，唱得真不错。主席最爱听老生戏。尤其是言、马、谭、高老生四大派的戏，他是常听不厌。如言菊朋的《卧龙吊孝》，马连良的《借东风》，谭富英的《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高庆奎的《逍遥津》，他都能一字不落地背出来。
主席在北京几乎不看戏，来杭州期间在杭州饭店小礼堂看过几次戏。看过小七龄童的《追韩信》。在看宋宝罗的《朱耷卖画》时，宋宝罗一边唱，一边画大公鸡，一段唱毕，一只大公鸡也画好了，当场送给主席。主席还看过越剧和婺剧的《双下山》、《吕洞宾戏牡丹》。主席还说，这两个剧种都不错，应当好好提高和发扬。婺剧本来是金华地区的小剧种，没有什么影响。1962年进京参加了全国地方戏会演，还得了奖，从此名声大振。
主席知道我也喜欢京戏。一次在从杭州去江西的火车上，我陪主席吃饭，放京戏唱片，是筱爱茹的《辕门斩子》和《二进宫》，主席很爱听她的老生戏。主席问我，你熟悉筱爱茹吗？我说在济南读书时，星期天经常跑去看她的戏。她是济南戏曲学校的老师，很有名气，也很爱国，日本鬼子侵占济南后，她就是坚持不上台唱戏。她有抽鸦片的坏习惯，后来听说病死在滕县。主席听后感到十分惋惜。
还有一次我陪主席去上海，他想听京剧言派的戏。当时言菊朋已去世，言少朋又不在上海，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没有别的办法，找来一位言派的票友唱《卧龙吊孝》，这个票友长得很胖，扮相不像诸葛亮，唱得也一般，但主席一直看完了才走。
主席不仅爱听京戏，还懂戏，对京戏有不少研究。特别是对京戏人物上场下场，锣鼓点子时间太长很有意见。他说上场就那么几个动作，按按帽子，捋捋胡子，摆摆水袖，用那么长时间。下场呢，连抬轿子的轿夫都下场了，他才一步一摆地慢慢走下去。而且骑马也是那个台步，走路也是那个台步。
《苏三起解》中唱道：“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好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哪一位去到南京转，与我那三郎把信传：就说苏三把命断，来生变犬马我当报还。”其中前两句台词，“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主席说，意思不通。苏三既然离开了洪洞县，怎么还在大街前？应当是“苏三离了洪洞监，将身来在大街前”，或者是“苏三要离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才通。主席说得完全对，可是至今这两句台词仍然还是那样唱的。
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在城头上唱：“城外的街道打扫净，准备这司马好屯兵。诸葛亮无有别的敬，早买定羊羔美酒，犒赏你的三军。到此就该把城进，为什么犹疑不定进退两难为的是何情？左右琴童人两个，我是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这“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主席说，“兵”和“埋伏”是一个意思，埋伏就是兵，兵就是埋伏。应该是“内无埋伏外无救兵”或者是“既无埋伏又无救兵”，不能说“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这句话不通。
主席讲《辕门斩子》中的杨延昭穿白袍，不穿紫袍，不符合当时历史情况。像杨延昭这样的官在家时也穿紫罗兰衣服。而且他穿白袍同戏里唱的内容也对不起来。八千岁向杨延昭讲情时唱：“那时节不是我将你来保，焉有你今日里玉带袍。”杨延昭唱：“那一阵我杨家得到关照，论功劳才挣下这玉带紫袍。”这个事我后来还专门作过考证。“文化大革命”中岳飞庙拆了，岳飞像砸了，“文化大革命”后群众强烈要求重建岳飞庙，重塑岳飞像。我请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查一查当时历史，岳飞应当穿什么衣服。他们说，应当穿紫罗兰。岳飞和杨延昭都是宋朝的一二品官，应当都穿紫袍。可是不知为什么，如今上演的《辕门斩子》中的杨延昭还是穿白袍。看来成了习惯了的东西，即使错了改也难。
记得1959年三四月份，毛主席来往于沪杭之间，并于4月6日至10日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刘庄、汪庄还未改建好，主席办公、休息都住在南屏游泳池。一次，我陪主席游泳后吃饭时，他因为知道我喜欢京戏，在山东根据地时还演过京戏，在《黄鹤楼》中扮演周瑜。就问我周瑜是怎么死的？我说是被诸葛亮气死的。他说，不对。周瑜不是被诸葛亮气死的，而是被孙权气死的。孙策死后，他的老婆大乔年纪很轻，住在后宫很寂寞，因此大乔经常请小乔去陪她，有时周瑜也陪小乔去后宫看大乔。他去的次数多了，在后宫留的时间又长，孙权因此对周瑜很有意见。但又不能当面讲，就处处刁难他，给他脸色看。再加上军事上不断失利，一再败给诸葛亮。孙权对他的看法更大，脸色更难看。周瑜是个十分高傲，器量又小的人，哪里受得起这种屈辱，忧郁成疾，不久就病死了。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毛主席视察小营巷
毛主席视察小营巷
1958年1月5日，毛主席在杭州饭店接见外宾后，将离杭赴广州。中共浙江省委的同志去杭州饭店等候，看主席有什么事要吩咐。当时全国正在推行消灭“四害”的卫生运动。毛主席突然提出看看杭州市的卫生。这时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吴宪说，小营巷的卫生搞得最好。毛主席接着说去看看。此时，毛主席的一些警卫和工作人员已提前出发去笕桥机场。在他身边只有我、叶子龙等几个人。我立即告诉杭州市公安局局长易成铸去部署，并通知杭州市委书记王平夷同志到场。在路上，我要司机有意识地把车开得慢一些。
小营巷居民区住着200多户居民，房屋比较陈旧，大多是太平天国时期建造的，一个不大宽阔的墙门里往往住着十几户人家。解放前这里卫生条件极差，人们都说那时的日子是“荒年缺柴米，丰年少棺材”。解放后，小营巷居民摆脱了贫困和传染病的缠绕，“讲卫生、爱清洁”蔚然成风，成了杭州市卫生先进单位。
车子一到小营巷，毛主席下车，便走进一户人家。主人不在，有一个小孩在，主席说：“我来随便看看。”小孩开始未反应过来，主席顺便拿起小孩的课本来翻。这时小孩认了出来，说：“您是毛主席！”主席笑了，反问道：“你看我像吗？”小孩说：“您是毛主席！”并转身到门外喊“毛主席来了！”这一下，人群就拥过来了。主席连续走进了三个墙门，每个墙门都有数十户住户和无数居民群众。还走进了十户居民共用的灶头间和几家居民的住房，向居民了解日常生活和察看卫生工作情况。主席还在一个军属家小坐，翻看了一下当日的《杭州日报》，拉了家常。又看了居民俱乐部的墙报和一个菜园子。
此时，小营巷的男女老少都知道毛主席来了，大家都奔到巷子里来了，把门墙外围得水泄不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心里不免有点着急，催主席赶紧走。主席说：“还早嘛，别急。”主席在人群簇拥下走出大门，大门口的人群响起一片吹呼声。好几位胆大的年轻人伸过手来和主席握手，主席立即把手伸过去。有一位白发老人想挤过来和主席握手，主席赶紧走上前去握住白发老人颤抖的手，那老人感动得流下眼泪。
主席上了车，挥手向群众告别。人们主动地让出道来，高呼“毛主席万岁！”大家欢呼着，直到远去。
主席到小营巷视察，由于很突然，无论是卫生工作，还是警卫工作，事先都来不及准备和布置，看到的都是和平时一样的真实情况。警卫工作看似仓促上阵，但由于预案周密，基础扎实。我陪主席一边上路，一边调动警力迅速到位，点和线上的重点已不动声色地控制起来，确保主席的安全。在群众没有事先组织的情况下，整个场面热烈而有秩序，人群拥挤而不混乱，居委会主任和卫生组长，事先没有得到通知就主动给主席带路介绍情况。这些都让主席感到非常满意。
离开小营巷，主席又到浙江农科所观看双轮双铧犁的操作表演，并亲自试用了这台农具。主席向该所所长询问了农科所的工作情况，并指示要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进行农具的研究工作。随后，主席乘飞机去广州。
后来主席从广州乘飞机回北京时，空中遇到雷阵雨天气，飞机中途迫降，非常危险。此后，中央作出决定，为了保证主席绝对安全，他外出时不再坐飞机，而改乘专列。
毛主席视察钱塘江堤
钱塘江，虽在全国算不上大江大河，但在浙江是最大的河流，可以说是浙江的母亲河，它的支流，布满半个浙江。钱塘江，发源于浙江开化县的莲花尖与交界的安徽省休宁县西南怀玉山脉主峰六股尖（高1629？郾8米），东坡干流向东经屯溪、歙县等流入浙江。钱塘江入海口，因其独特的喇叭形和巨大的拦门沙坎，形成了天下奇观“钱塘潮”。
1954年1月下旬，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期间。一天，他对叶子龙和我说，要去看钱塘江。我当时以为毛主席要去观潮，就说了句，现在不是看潮的时候，毛主席即说，不是看潮，是去看江堤。我立即要杭州市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