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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惹的麻烦真不少，他译的《沉思录》，作者是公元2世纪的罗马皇帝，中文译名中玛克斯，国民党官方误认为“玛克斯”是19世纪的马克思，给了梁实秋不少麻烦。后来还为一件事梁实秋被告到了蒋介石那里，幸亏他提出毛泽东在延安抨击他的文艺谈话，才得过关。可见，梁实秋真是被国民党整怕了。所以李敖才指出：他们（指梁实秋等人）今日“‘稳健’比起当年那种生龙活虎意气纵横的气概，是不大相称的”！
谁该鼓掌？谁要鞭挞？梁实秋属于哪一类？
第四章 李敖似林语堂，但没有林语堂雅驯幽默理论的矮子
李敖似林语堂，他们对世界的认识都是悲剧性的，他们都追求生命的享乐；他们都“一心评宇宙文章”。在李敖和林语堂之间，有呼应，却多差异，毕竟林语堂生命的绝大部分时间，是抛弃了“快乐的战士”的“战士”，只留下了“快乐”。而李敖“战士”的岗位意识一直没有变化，即便在传媒时代，他依然“秀”舞天下。
1965年5月李敖在写给王敬义的信中说：“这一阵子费了老子九牛三虎的气力（二虎不够），把林语堂的资料一一排比，钦定，整天都要闻福建人的×气，已粗成章目，兹附上《林语堂论拟目及提要》”⋯；⋯；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林语堂的“幽灵”即使不是全部，肯定或多或少“附体”于李敖。更早的时候，李敖就在1958年10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后赴法学院听林语堂讲《红楼梦的考证》，其玩世状，笑嘻嘻的甚可法。楼上的Y，归来颇令我怀念。”四天后，李敖又写道：“‘林（语堂）状滑稽，玩世不恭之态，溢于言表，笑嘻嘻地，颇为可爱。’‘我近日颇露此态，一天嬉皮笑脸地，见人都爱开玩笑，独乐人乐不亦乐乎？吾以是很可能成一滑稽派终吾身也。’此信给宏祥，吾将摇身一变而为一幽默大师、滑稽之雄矣。”
现在半个世纪快过去了，李敖已摇身几变，他变成了幽默大师、滑稽之雄了吗？
这几十年其行状滑稽，玩世几乎成为他最经典的“pose”其文也嬉笑怒骂，李敖一刻也没有放弃把自己修炼成幽默大师、滑稽之雄。李敖在电视上谈“鲁迅是怎样炼成的”，曾经说这样的过程“像滚雪球一样，从雪山上下来的时候，本来是一个小的雪球，后来越滚越大，因为他滚的过程里面会粘到其他的雪，最后变成一个大雪球，鲁迅就是这样子变成了大雪球”。眼前的李敖似乎也是这样变成了大雪球。但现在我们好像只是徒见其“大”，而不去深思其何以为“大”。
虽然李敖朝着幽默大师的“雪球”越滚越大，但和林语堂比起来，李敖似乎是一个幽默理论的矮子。我们翻《李敖大全集》，李敖谈天谈地谈政治谈文化谈自己谈女人谈男人，就是不谈幽默，这和他的前辈作家鲁迅、林语堂（虽然也许李敖私心里不承认他们是前辈）等人不同，鲁迅、林语堂以幽默为文名世，而且很乐于说说幽默是怎么回事。李敖呢？我们好不容易在他的《李敖有话说》里找到一个和幽默搭边的题目，可他却是讲了个故事，至于读者懂与不懂，自己揣摩去吧。
可是李敖还是给我们讲了一个幽默的故事—
我曾经在节目里面一再跟大家说过，我不喜欢美国，也不喜欢美国人，可是我并不埋没美国人的长处，他们的一个长处就是：有幽默感。我对美国人的这个幽默感有一点点小的研究。我看过好多好多美国人的笑话，还把他们这些笑话书分了类。
英文有个字叫switch，是什么？大家看，它是铁路上用来扳道岔的扳子。火车过来的时候，如果不是双轨的，用这个扳子一扳，让这辆车闪在旁边，对面的开过去，然后再扳回来，让这辆车再过去。所以看起来是单轨的，火车要南来北往，都是用这个扳来扳去的，叫做switch。
铁路局招扳这个switch的工人时，考试的内容就是将很多的情况描述给他，叫他说出来怎么样应变。我们来看看这个笑话。考官就问一个前去求职做扳switch的工人，问题是：如果你看到两辆火车在同一条铁轨上对开过来了，你怎么办？这个应考的人说：我就扳这个手杆，让它南来北往都可以。然后又问他：假如这个扳手卡住，扳不动，怎么办？这个应考的人说：那么我就用手使红灯能够亮起来，警告对方。然后又问：如果这个红灯也不亮怎么办呢？他说：那我就拿面红旗，跑到外面去摇，警告火车不要开过来。接着问题又来了：如果两边的火车司机都没看到你摇红旗，怎么办呢？他说：我就找我妹妹来。考官就问他：找你妹妹能干什么？他说：她虽然不能干什么，可是我妹妹喜欢看热闹，她爱看火车相撞。
李敖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这很值得我们推敲。从文学、思想史的角度上看，中国现代幽默并没有与时俱进发展着它的批判性和攻击性，反而钝化了它的锋芒。这样的理路从“语丝”到“论语”看得很清晰。按理说，20世纪30年代现实世界的恶劣程度远甚于20年代，但30年代的幽默却逐渐抽空了批判的风骨而蜕变成对现实世界逃避的幌子。批判的意义是对世界真实性的确认和坚守，所以，荒谬在一定的时空下才会成为真实。因此，幽默的底线应该是对世界真实性的卫护。就像这个故事所揭示的，人固然可以以一种幽默的境界宽宥人生的灾难，但这不意味对真实的无知和蔑视。因此，我们可以从一定的角度说20世纪30年代是现代中国幽默成熟的年代，当然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考察到这样成熟的虚幻。幽默难道就是为了发育出对真实的逃离吗？
第四章 李敖似林语堂，但没有林语堂雅驯玩世的喜感（1）
玩世的喜感：接近林语堂，还是远离
李敖自己说：“我有《新版三十三不亦快哉》，可以略见我雅人深致、怡然自得的奇趣。”这“新版三十三”或诅咒领袖；或错置时空；或妄测前贤；或亵渎神圣；或调侃明星；或揭破画皮；或自赏风流；或顽童；或恶少；或看客。嬉笑怒骂，顾盼生姿，李敖所针对的是台湾，从官场，到士林，到娱乐场荒谬和丑恶的怪现状；是人生的不完美；是世界的不公平。在“意淫”中完美，如“看陆小芬穿帮秀照片，脱奶而出，不亦快哉！”在胡思乱想中解恨，如“没考过一天试的孔德成主持考试院，在他道貌岸然时也给他一个嘴巴子，不亦快哉！”甚至来点“精神胜利法”，如“分别对慈湖、大溪父子‘陵寝’正门小便一泡，口口念念‘卵叫你呷’一句，心想你死我活，不亦快哉！”更重要的是达观从容，宽宥人生的残缺，并享受自己的一份生活的乐趣，如“太太小屯，儿子戡戡，别人下海，我们上山；太太小屯，女儿湛湛，上山以后，旁若无人。不亦快哉！”如果我们把“新版三十三”和李敖少年时代的“不讨老婆之‘不亦快哉’（三十三则）”对比着去读就能够发现李敖已经由生命青涩的春夏进入了成熟的秋天。
其一：关云长被砍头后，“身”埋在当阳、“首”埋在洛阳，身首异处，美中不足。他有“还吾头来”之哀呼，我携其头就其首，以全其躯，功德在焉！关老爷有恩必报，必向我还人情，我说：“到台湾显显灵吧！你看台湾人把你这忠肝义胆之人当成财神，恩主公，来供了，多可恶呀！”由关老爷教训教训愚民，不亦快哉！
其一：胡适一辈子受他可恶老婆江冬秀的气，死后还埋在一起。把他们给分开埋，胡适将感拜我于地下，不亦快哉！
其一：雷震生前自设南港墓园，旁有生圹，宋英说她死后将与之偕葬。——把宋英掉包，换成小老婆，雷震亦将感拜我于地下，不亦快哉！
其一：看和尚发怒，不亦快哉！
其一：看神父还俗，不亦快哉！
其一：听日本人说英语，把National说成“那新那鲁”，不亦快哉！
其一：使小气鬼破财，不亦快哉！
其一：在假日玉市看土蛋玩假玉，不亦快哉！
其一：鬼月买房，连鬼都怕你，不亦快哉！
其一：太太小屯，儿子戡戡，别人下海，我们上山；太太小屯，女儿湛湛，上山以后，旁若无人。不亦快哉！（这一条，是一九九八年新换的。）
同样的幽默，一个是为幽默而幽默的“油腔滑调”，一个是洞悉人生和世界真相的悖谬的喜剧感；一个期望着“油腔滑调”能够瓦解现实、反叛现实，一个则是现实是现实，我还是我。
最能彰显李敖玩世功力的大概要算“吻”周联华了，他自己就三番五次的提出来，看来这绝对是他的经典之作了。
玩世讽世的法子很多，我常用的一个，就是盯住一个人，在他身上，胡思乱想一阵。这一胡思乱想。这个人完全不知道，但他已被我千里外取其首级或摄其魂魄或其他了。这种隐秘的趣味，不是“意淫”，意淫是对美女用的，可是这种胡思乱想，却是专门用来对付男人的，其中尤以丑男宿敌为多。下面稍举数例，以泄天机。
我盯住了周联华——周联华是教棍。我讨厌教棍。我讨厌周联华。不过周联华比台中思恩堂那教棍沈保罗要好一点，因为他至少不会给洋人理头发，人也规矩，不叫什么周保罗。多年前，周联华应殷海光教迷太太之邀，为殷海光做追思礼拜，被我当面骂过他。可是，自从他为蒋介石也做追思礼拜后，我开始喜欢他了；后来他又为蒋经国做追思礼拜了，我更喜欢他了；今年他又为蒋孝文做追思礼拜了，我不但更更喜欢他了，简直要KISS他了。这个蒋家三代的白虎星，真他上帝的够朋友！（《我要吻周联华》）
周联华是台湾知名的牧师，早年在大学读的是企管和会计，曾在国民政府时期的粮食部担任会计，27岁时他下决心奉献给耶稣，曾赴美进修，成为当时中国少数取得神学博士的传道士。国民党政权迁台后，进入林官邸凯歌堂讲道。这样一个人撞到了李敖的枪口下。
第四章 李敖似林语堂，但没有林语堂雅驯玩世的喜感（2）
林语堂教导我们：“⋯；⋯；而幽默却是同情的，所以幽默与谩骂不同。因为谩骂自身就欠理智的妙悟，对自身就没有反省的能力。幽默的情境是深远超脱，所以不会怒，不会笑。而且幽默是基于明理，基于道理之参透。⋯；⋯；谩骂者，其情急，其辞烈，惟恐旁观者之不与同情。幽默家知道世上明理的人自然会与之同感，所以用不着热烈的谩骂讽刺，多伤气力，所以也不急急打倒对方，因为你所笑的是对方的愚鲁，只消指出其愚鲁便罢。明理的人，总会站在你的一面。所以是不知幽默的人，才需要谩骂。”（《论幽默》）
号称“法”林语堂“玩世”的李敖从能自己开涮的“怡然自得”的“玩”，到极尽人身攻击之能事的谩骂的“玩”，李敖离林语堂越来越远了。好在鲁迅曾经说过：“谩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但含含糊糊的扑灭‘漫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花边文学•；漫骂》）而且在李敖尖锐、苛刻的解剖刀下台湾有多少好人呢？就像他的《台居四首》所写的——
小岛真小气，竖子皆成名。
清流沟中水，学者草下虫。
党外千条蛆，党内万只蝇。
空留英雄榜，－－填狗熊。
所以他要：
大隐台北市，不见自忘形。
人言多低调，我写最高层。
朋友收私信，敌人上公庭。
一生唯好战，既战我要赢。
好战成性，一骂到底的李敖，我们能指望他谦谦君子、文质彬彬起来吗？何况他所置身的时与势让他也只能有一个选择，就是做一个“真小人”。如他所愿，“我最讨厌装模作样，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得‘一马当先’—当先去做‘坏人’。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我二十岁时父亲的去世。我父亲死后，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可是我不肯这样为‘吊者大悦’去做‘伪君子’，我的丧礼改革在二千人的送葬场面前挨了臭骂，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
如果我们宽容了李敖的存在，感觉到他对于他所处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存在的价值，现在我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要用最洪亮的声音加入李敖的队伍，放声歌唱：
大铁锤，
有气派，
一砸砸掉一大块，
谁变阻碍就砸谁，
砸得乡愿喊无奈。
乡愿不知大道理，
只知持盈又保泰，
但求一切换苟安，
苟安以后变阻碍。
……
要想迎新先除旧，
要想建设先破坏。
只知左右两逢源，
何能同仇又敌忾？
先知浩然无反顾，
自己前进大步迈。
嘴里高唱凯旋歌：
“去他妈的‘新生代’！”（《要建设，先破坏》）
第四章 李敖似林语堂，但没有林语堂雅驯混进幽默家行列的“坏小子”（1）
混进幽默家行列的“坏小子”
林语堂在《论幽默》一文中说：“因为正统文学不容幽默，所以中国人对于幽默之本质及其作用没有了解。常人对于幽默滑稽，总是取鄙夷态度，道学先生甚至取嫉忌或恐惧态度，以为幽默之风一行，生活必失去严肃而道统必为诡辩所倾覆了。”道学先生的担忧不是多余的，林语堂只看见幽默的调节力量却不说幽默的破坏和颠覆。
我暂且放下幽默如何对李敖心灵进行调节不表，看看李敖如何用幽默包裹着投枪和匕首，横行台岛的。先是《老年人和棒子》吹起战斗的号角，这篇发表在1961年底的文章成为《文星》一连串笔战的导火线。李敖说：“站在一个青年人的立场，我所关心的是：第一、从感觉上面说，老年人肯不肯交出这一棒？第二、从技巧上面说，老年人会不会交出这一棒？第三、从棒本身来说，老年人交出来的是一枝什么棒？我担心的是，老年人不但不肯把棒交出来，反倒可能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表明了立场就是为时代诊病，世界上的老人，不是李敖所置身的世界，老年人拿的是一根“莫须有的棒子”，是一根“落了伍的棒子”，是一根“不放手的棒子”。“病情是指出来了，可是没有药方，答案不是没有，而是不需要一个越俎代庖的青年人来提供，至少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觉得我有资格去做评议员。对那些老不成器老不晓事的老爷们，我不愿再说什么，对那些老着脸皮老调重弹的老奸巨猾们，我也不愿再说什么，只是对那些以老当益壮自许、以老骥伏枥自命的老先生们，我忍不住要告诉你们说：我们不会抢你们的棒子，我们不要鸣鼓而攻我们的圣人的棒子，我们不稀罕里面已经腐朽外面涂层新漆的棒子。我们早已伸出了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根真正崭新的棒子！”
按照林语堂对幽默感的理解，“幽默感营养着这种思维的简朴性，是很自然的事。一般地说来，幽默家比较接近事实，幽默家沉溺于一阵阵突发的常识或机智，这种常识或机智以闪电般地速度显出了我们观念与现实的矛盾，这样使许多问题变得甚为简单。和现实不断地接触，给幽默家以活力、轻快和机巧。”（《论幽默感》）而在李敖这里，包括接着发表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病》算得上本分的了。但李敖还是触怒了文化界、学术界、官场的老人们，他们终于觉悟到长此以往，“生活必失去严肃而道统必为诡辩所倾覆了”，于是，李敖自然被以“文化太保”加身，“大逆不道”附体，所以幽默从它产生开始，就是革命性、破坏性、颠覆性。只提幽默之趣味，实在是看轻了“卿家”了。
对于李敖的这样的幽默，林语堂这个自认为拥有幽默的中国命名权的幽默大师肯定是不爽的，因为20世纪30年代已经脱了“匪气”的他，开始挥舞起权威的剪刀，修剪起幽默的棱角，他说：“幽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西文用法，常包括一切使人发笑的文字，连鄙俗的笑话在内。（西文所谓幽默刊物，大都是偏于粗鄙笑话的，若笨拙，生活，格调并不怎么高。若法文Sourire英文Ballyhoo之类，简直有许多‘不堪入目’的文字。）在狭义上，幽默是与郁剔，讥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