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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桐知道不好再推辞，笑说：“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从内心说他也是想多坐坐多聊聊。
小汪喜形于色地跟随伯母下厨房。
客厅里留下泰达前后两任总会计师。
吴总大讲他的养花经，完全是专业人士的口吻，从品种讲到习性，从培育嫁接讲到灌溉施肥，讲得兴致勃勃，大有让这位继任会计师再当他的继任花匠之意味儿。吴桐出于礼貌听他讲，心里却很发急，此时此刻他满脑子官司，断无关总这般的闲情逸致，他趁关总端杯喝咖啡的空当，赶紧转换话题，讲到公司，问关总对公司目前的情况了解不了解。
“唔，这个。”关总兴味索然，“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对了，我再给你说说茶花……”
吴桐不想听他说茶花，说：“关总，今天来看望老前辈，本是早想来的，可……”
轮到关总打断他了，说：“小吴你别客气，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
吴桐笑一下，继续说：“是，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可您这里我是一定要来的，因为有许多问题要向您请教。
“什么问题？”关总问。
吴桐一时竟无从下口。因为他的问题太多。比如总会计师一职在国营公司中的职责范围（总会计师工作守则过于空洞），特别是关总在任时掌有哪些职权，是否也像自己这样有职无权？还有泰达的经营状况与财务状况，等等。他想了想，觉得还是眼前遇到的难题更需要关总“解惑”，便概括介绍了公司改制的进展情况，以及评估中发现的两笔数额甚巨的不明款，最后问：“关总，对这两笔款项你了解不了解呢？”关总说：“也了解，也不了解，在会上何提出投资问题，王提出商厦大宗定货问题，我表示不妥。”吴桐想这证实了王前进的分析：打了个时间差。关总问：“是谁提出把这两款作为不可回收款对待？”吴桐说：“焦亮。”“什么理由？”“据焦亮说投资的保健品未
能通过国家质量鉴定；定购家电的那个公司破产了。”“一开始就是这么说的？”“不是，后来他才这么说。评估单位认为这里面有问题，但又觉得没义务调查，只要公司给个意见。”“你向何、王汇报了？”“汇报了，都没表态。”“没表态就是表态，他们认可焦亮的意见。”“一千万就这么打水漂了？”“就是。”吴桐有些急，说：“这怎么可以，这太不合逻辑了。刚投资几个月，就认定投资失败，就算是决策错误，也得追究决策责任。”关总说：“在我们中国，决策错误一向是不被追究的，正因为如此，国家才不断蒙受损失。”吴桐说：“不追究决策责任，也得把事情调查清楚呵。”关总问：“公司决定不调查了吗？”“没明说，但也不作为。只追着评估赶快完成。”“你不是说王梅对改制持消极态度吗？”“是。但在这两笔款项的问题上两人并不对立。”“明白了。”“关总你明白了什么？”“也只是猜测，或者说逻辑推理，这事与他俩都有关联，或者说利益一致。”
吴桐也想到这一点，如此大额投资（购物）出款，不经他俩首肯是断不可以的。但这里有两方面问题，是真正（与预想相悖）的投资失败，还是预谋的投资失败，如是前者，只须面对，无须回避（如关总说的决策失败不被追究），回避则是欲盖弥彰。如果是后者，也太小儿科了，是一捅便破的事体，想何、王都不至于这么弱智，想不到这一点吧。他将自己的想法说与关总。
关总像在思索，用小勺慢慢搅动杯子里的咖啡，后抬眼看着吴桐，说：“我想起这么一个故事，说一个长者想检验一下他的几个孙子的智商，将一枚银元藏了，让孙子寻找，谁找到属于谁。于是孙子们行动起来，东寻西找，翻箱倒柜，然而徒劳，最终谁也没找见银元。这时长者把一只手伸开，银元就在他手心里。孙子们懊恼不已，说没想到爷爷会藏在自己的手心里。”
吴桐若有所悟，点点头。
关总又说：“就拿腐败来说，腐败最普遍的模式是用权力换取利益。”
吴桐想到王前进送给他的那本书，书中将关总说的这种交换方式称之为权力寻租。
关总继续说：“交换在最简单的形式下进行，明地里签字，暗地里给钱。相当于算术中的1＋1＝2。”
吴桐不及关总那么宏观，思维仍拘泥于自己身边的事。他承认关总说得有道理，但又觉得与泰达的情况不可类比。一枚银元握在老者的手里，别人看不见，而那两笔走款清清楚楚写在账上，想瞒都瞒不了。他说了自己的看法。关总说：“不错，是写在泰达的账上，但是款打出去之后就不在泰达的账上了。就是说泰达投资是明的，而投资运行则是暗的了。”吴桐说：“像潜水艇潜到水底下了？”关总说：“是。”“但问题是可以查清楚的呵。”“不见得。”“怎么说？”“一是不见得去查，二是查也不见得查出结果。”“为什么？”“因为处理这件事情的决定权在他们手里。不查呢，拖到改制结束事情便不了了之。查呢，也完全可以得到他们预期的结果。比方认定那项投资确实失败，认定那家供货公司确已破产。当然，在被事实证实之前，我说的仅是推理。”吴桐想想，说：“关总分析得合乎逻辑，但有一点我不明白，何总与王梅一直顶着，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完全一致？”关总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如果继续推理，也可以这么认为，两人在这件事情上已达成协议，起码是达成默契。”吴桐问：“什么默契？”关总说：“从泰达这枚蛋糕上先切下两块，各自收藏，无论将来哪人出局，都可由此作为补偿，不至于两手空空。”吴桐分析，“两人在争占泰达的同时，又在为自己的败北做准备？”关总点点头。
没能再继续“畅谈”，皆因伯母也是高手，饭菜都快上桌，宾主人席。
吴桐声明不喝酒，小汪开车无须声明，关总便不勉强，就吃起饭来。也许因为饭是泰国香米，话题又回到关总老两口的东南亚之行。也是志趣不同，伯母谈的多是风光风情、商品、物价，关总谈的多是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特别谈到他抽空去参观了几家企业公司。吴桐听着不由心生感动，想关总硬做出一副潇洒出世的姿态，实际上心里仍有放不下来的事。他想起小汪对他说的话，遂问：“关总，听说你制定了一份公司改制方案被否决了，能不能给我看一看？”关总说：“不看也罢。”吴桐问：“怎么？”关总说：“以前我自以为我那个方案比较科学合理，现在又觉得存在不少缺陷。”“什么缺陷？”“经济制度不对。”关总索性放下筷子，“原先那个方案仍然没有跳出资本经济的窠臼。”“资本经济有什么不对？”吴桐问。“资本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利润被少数人占有，无法提高全体职工的积极性。”“你那个方案不就是让每个职工都在企业中占有股份的么？这样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凸现另外一个问题：股份过于分散，经营者所占股份比例过低，个人利润空间被占，那又会影响其积极性，这又会回到国营企业的那种弊端。”吴桐可以听明白关总的话，也基本能理解，遂问：“关总，你说不落资本经济巢臼，那又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呢？”
见探讨问题影响了吃饭，伯母予以干涉，说先吃饭，不然菜一凉就不好吃了：然而响应的惟有小汪。
关总接着回答吴桐的问题：“知识经济的模式。”
吴桐感到陌生，问：“这个概念……”
关总说：“类似的概念首先是从《杰克·威尔逊传》一书中看到的，叫作劳动股份制，后来国内有一个股份制企业的老板也提出知识经济这个概念。并且在他的企业里加以实施。”
吴桐很感兴趣，问：“这里面有什么诀窍？”
关总说：“诀窍在于实行知识经济的分配方式：资本占小头，知识占大头。比方那个老板提出，将他股权利润的百分之八十分配给职工，同时也要求所有董事会的成员拿出各自利润的百分之七十进行再分配。”
吴桐有些不解，问：“这不是又回到大锅饭？”
关总说：“起初我也有这种怀疑，但仔细一想，非但不是大锅饭，而是一种既科学，又合理的分配方式，可以调动两方面的积极性。一方占有股份，一方不占股份却享有一定的股份利润，属没有股份的持股人。这样既解决了股份分散带来的问题，又解决了少数人持股的弊端，可以说各得其所。”
吴桐听得如坠五里雾中，但他极力拨开迷雾，力求看清事物的肌理。他似乎有所领悟所谓知识经济的“科学合理”（关总语），但又觉得推行起来会遇到问题。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关总道出。关总沉吟片刻，说：“会有阻力。”小汪问：“两全其美的事，为什么会有阻力？”关总说：“阻力来自人的短视，急功近利。”吴桐有些不解。关总转向小汪说：“小汪我问你，你现在要是中彩五百万，是存银行还是进行投资？”小汪真像中了大奖似地思考一番，后郑重说：“我存银行。”“为什么选择存银行？”关总问。小汪说：“存银行保险。”关总说：“如果投资没准几年后能增值到一千万呵。”小汪说：“我宁可守住这五百万，也不想冒风险得到那一千万。”关总说：“这便是我说的短视，不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我再打个比方，养一头猪，立马杀了，能卖一百块钱，全归你。雇个人再饲养一年，能卖四百块钱，扣除工本费二百块，能净得二百块。账怎么合算是很清楚的，但人们宁肯早杀早得一百块，也不愿迟杀迟得二百块。为什么？想早早把钱装进腰包里。现在的许多经营者就是这种心理，以一夜暴富为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便像阎王对待小鬼那般对待他的职工，压低工资，克扣工资，不改善劳动环境，甚至不顾职工死活。这样的事体如今比比皆是，已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完全丧失了人性！”关总说着说着不由愤慨起来，脸涨得通红，像喝多了酒似的。
“好了，好了，你又不是救世主，用得着操这么多心，伤肝动火？”伯母劝解说。
“听伯母的，吃饭。”吴桐说。他本来还想就泰达目前的状况与关总做进一步探讨，见关总这样，就打消了这念头。
离开关总家，吴桐想：看来人有心“出世”也是不易的。
一家三口服毒自杀事件，先是传闻，尔后与泰达挂起钩。
传闻总能把事情说得有鼻子有眼：两口子一块下岗，失去生活来源。这一天儿子说馋水饺，当爹的手攥着仅有的两块钱去市场割肉，一刀割下来超过了两块，他要求从上面切下来一点，卖肉的不干，且出言不逊，说他是故意捣蛋，他如实说只有两块钱，不料卖肉的听了生出恻隐之心，没动刀便把肉丢给他，嘴里却说了句不三不四的话：像你这么活还有个什么劲呢。他回到家越想越窝囊，心一横把一包鼠药掺在饺子馅里。学校老师发现班里的一名学生接连旷课，便去家访，敲门敲不开，产生怀疑报了派出所，民警去打开门发现一家三口都死了。
与泰达挂钩因为死的一家之主是地产公司的职工。
这一事件是何总在紧急碰头会上宣布的。何总所讲比传闻简洁，却具有权威性：死者包某，男，四十七岁，地产公司机械队铲车工。家属曲某，女，四十二岁，华夏纺织厂下岗女工。小孩，男，十四岁，中学生。经法医鉴定死因是毒鼠强中毒，排除他杀的可能。
介绍完情况，何总开始布置善后，鉴于是自杀，遂不存在法律问题，又鉴于是全家人遇难，要做的事相对简单，一并火化而已，何总着重谈了对这一事件将在公司产生不良影响的应对，谈到这上面何总神情严峻，语气沉重。
他说：“人死不能复生，而我们公司还要生存发展下去，因此必须认真做好应对，把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不能由此引发出危机。具体事项，一是宣传处时刻与媒体保持联系，要不惜代价杜绝消息披露。二是地产公司开始人心不稳，机械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正在鼓动工人到市政府上访。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做好工作，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何总提出由公司派出得力干部，到地产公司做化解工作。
让吴桐没有想到的是这事竟然落到他的头上，自己是一会计师，这不在自己的职责内啊。是宫汉臣的提议，说他的叔弟在机械队，可做内应。吴桐嘴里不说，心里却反感“内应”一说，机械队不是敌营，叔弟也不是奸细。当然他心里也清楚宫推荐他去是鉴于他俩刚刚结成了“联盟”，他去他放心。
路上，小汪告诉他两年前机械队也闹过一回，何总和王梅一块赶去做工作，可工人不仅不买账，反倒把他们搞得十分狼狈。从此他们再也不肯去那里。别的领导也一样。
机械队不在地产公司本部，车行半个多小时才到，在门外只听车间里人声鼎沸。吴桐让小汪先进去把叔弟喊出来，很久没见着叔弟，也顾不上说家常，直接问工人有什么动向。叔弟说正在议论是先去火葬场开追悼会，还是先去上访后开追悼会。吴桐感到事态严重，忙掏出手机打到何总办公室，何总显得很激动，说要想一切办法阻止工人上访，告诉他们只要不上街别的都好商量。挂了电话吴桐怔了怔，像对小汪和叔弟，又像自言自语：咋商量，咋商量？小汪说让他们选出代表，和代表谈。吴桐转向叔弟问：谁是带头的？叔弟说是铲车班常班长。小汪问这人野蛮不野蛮，叔弟说没见过他耍野蛮。小汪说要是有人对吴总动手，咱俩得上。叔弟说这还用说，他是俺哥。吴桐并不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想的还是解决问题，他问叔弟工人赶在这当口闹事，除了同情死了的工友，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叔弟说要求补发工资，已经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吴桐问你也没发？叔弟说没。吴桐说你咋不早和我说？叔弟说对你说有啥用，也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公司要解散机械队，把人一鞭子赶回家，大伙不同意。吴桐不知道扣发工人工资，却知道解散机械队的事，宫讲过。他觉得都关乎工人的切身利益，工人有权利争取，而公司也理应负起责任。“商量”的基础在此。
坐而论道终不能解决问题，吴桐下了车，在小汪
和叔弟的“护卫”下进到车间里。
许是工人情绪过于激动的缘故，没人注意到从外面进来了人。吴桐趁机观察形势，发现车间很是空荡，有限几台建筑机械孤岛似的矗立着。叔弟悄声说，大部分机械都被宫卖掉了，为解散机械队做准备。吴桐发现工人围在一辆铲车旁，听一个五十几岁的男人讲演，铲车上挂满了挽联和白纸花。叔弟说这台铲车是包师傅生前开的，大伙准备开着它去市政府。吴桐哦了声，问讲话的那个人是谁？叔弟说他就是铲车班常班长。群情激昂，声音嘈杂，一开始吴桐听不清常班长讲的什么，可他清楚情势紧迫，到一定程度常班长振臂一呼，队伍便会浩浩荡荡向市府进发，那时想阻止也阻止不了。可他一时又不知该怎样介入，惶惑中不由看看小汪，小汪朝他点下头，穿过人群走到常班长身前，先用手势打断他的讲话，然后贴着他的耳朵说着什么。这一切都发生在众人眼皮子底下，顿时鸦雀无声。常班长顺着小汪指的方向看，大声说公司派人来解决问题了，我们倒要听听是咋个说法。小汪说是吴总会计师。有人吆会计师来给我们发工资，那我们欢迎。吴桐身上投过越来越多目光，他知道应该出面了，便穿过人缝走到常班长站着的地方，这瞬间他觉得眼前是电影里的场面，自己是电影里的角色。刚刚站稳，便有一个女工擎着一朵白花走到跟前，说和我们一起去给包师傅一家开追悼会吧。他没应声，从女工手里接过纸花。又听有人喊：为什么何绍光（何总）不来？王梅不来？宫汉臣不来？你来能解决问题吗？他转向常班长，向他伸出手，常班长不接“招”，用不信任的眼光看着他。他说常班长我们小范围谈谈好吗？常班长朝大伙发问：他说要我们派代表谈，行不？下面七嘴八舌地吆：我们没代表！我们都是代表！收起这套伎俩！他说可这样什么也不好谈呵。常班长想想问：你能代表公司吗？吴桐说我是公司派来的。常班长问你说话能算数？吴桐说只要我答应了的。常班长说那好，你敢这么说，我也敢毛遂自荐当大伙的代表，但得当着大伙的面谈。吴桐觉得未尝不可，点点头。这时一个瘦高个男工从人群中间出来，站在常班长身旁，说不能让老常单枪匹马，代表我也算一个，这样以后坐班房也有个伴。吴桐吃惊地看看他，下意识地伸出手，那人也伸出手，说我姓安，吊车班的。有人喊安班长。吴桐也朝他叫了声安班长。
“谈判”在众目睽睽下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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