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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欧洲大陆循到的文化痕迹来看，最早的文明应该属于一个更遥远的年代。尽管在新石器时代的大部分时期或者石器时代后期，就已存在着野人部落，正如今天在世界各地仍广泛分布着不同野人族群的情形一样，当时无论是在克里特、埃及还是巴比伦王国，都存在着已经进化了的、具有一定文明程度的人，他们是“所有伟大时代的后嗣”——在此期间，古欧洲经历了地球史上的几次大规模气候震荡，这也便是被人类史学家们宣称的，在交错间隔的热带、温带和极地的地层发现的动植物化石特征显示有人类生存的迹象。而其所处的时期——即人类历史上距今最为遥远的文明，是在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或者石器时代早期。直至这一文明消亡，估计至少也是在公元前两万年前后，当时在欧洲至少存在着两个族落，他们的文化在今天分别被称作奥里尼雅克期与马格德林期。而这一时期亦被称作中石器时代，即为连接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中间的过渡期，它将人类最早期的文明传承下来，这一事实现今在史学界已经得到十分广泛的认同。
如上所述，克里特文明的故事很可能是成立的，如果将整个欧洲的发展史写作一本书，那么它便应是这本欧洲史的开篇。但让人惊叹的是，它的“引言”部分竟然会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也就是在第四纪冰川期之前和之中——这在地质学家们看来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之所以这样肯定，完全是因为从法国和西班牙发现的轰动世界的旧石器时代的穴居岩洞，关于这部分内容本书将在第一、二章中详细介绍。但是，在已发现的这些有限的人类印痕中，还不能找到特别充分而确凿的证据。我们只知道这些人很像希腊或者克里特的早期居民，但很显然，他们不但创建了伟大的克里特文明——塑造了克里特时代的艺术风格，甚至奠定了此后在米诺斯岛、尼罗河流域以及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地区出现的特定的风俗习惯。
内容简介（2）
所有这些与克里特发生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从而使得人们对它更是期待良多，以至包括安吉洛·莫索（Angelo Mosso）在内的众多作家都认定在新石器时代确已存在人类文明，且奥里尼雅克期与马格德林期艺术便是克里特文明的起源。但地质学家们让人们彻底打消了对这一文明的置疑，他们指出该文明应该属于更新世时代的后期，当时在空旷的法兰西山谷中正四处游荡着原始驯鹿。
所以，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自然也就成就了旧石器时代的那些猎手们，他们都是相当出色的艺术家和雕刻家，骨骼和象牙经过他们刻刀的精雕细琢后便成了精美的艺术品。他们在居住的洞穴屋顶用刻刀、用油彩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动物图案，这种兼纯粹的写实主义与浪漫的自然主义的艺术手法即使到了希腊时代仍然没有被超越；此外，他们还用象牙雕刻出许多女性图案，这一点与埃及发现的艺术品比较起来十分相似，但又所区别。
对此，莫索发出这样的感慨，“真是不可思议，在人类历史上这些最古老的文明中，在表现女性图案的艺术手法上，法兰西人、新石器时代的克里特人与埃及人竟然惊人的相似，简直如出一辙。”在这些表现女性的岩画中，他发现“无论环佩裙裾还是发髻样式都带有典型的埃及风格”。在描述一幅旧石器时代的画作时，他这样说道：“那些女子都是长发披肩，这与米诺斯时代的女人极为相似；她们的胸部没有受到任何束缚，因而发育得更为丰满。而其头部呈三角形则表明她们戴着头巾或头冠。其中有两位女子在上臂靠近肘部的位置佩戴了手镯，所有人都是杨柳纤腰，体型宛如一个沙漏。”在评论另一幅图画中的身着裙裾的妇女时，他指出这也是克里特人的显要特征。＇1＇此外，包括阿贝步日耶（Abbé Breuil）、唐让卡布里阿吉拉（Don Juan Cabre Aguila）在内的许多大陆考古学家都将法国、西班牙等国在旧石器时代的岩洞绘画同克里特岩画进行了各种比较。
作为奥里尼雅克与马格德林时代的一个族群，或者是该文明衍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克罗马尼翁人（Cro…Magnon）是这一时期的主角。对此，高理雍（Collignon）博士指出，我们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地方都可以循到他们昔日的踪迹，特别是法国的多敦河（Dordogne）流域及北非的柏柏尔人地区。＇2＇考古学家们在对捷克和斯洛伐克中部地区摩拉维亚等地的传统殡葬习俗研究时发现，克罗马尼翁人的一支很可能在更新世时代后期从比利时迁徙于此。而在奥里尼雅克文明消亡几千年之后，它又是如何以及通过怎样的途径对克里特产生影响的，我们现在已无从知晓。但是，有一种假设听来颇有见地，那就是这一文明在人类中其实并未绝迹，而是随着移民的迁徙已经远播到世界的另外某个地方。也就是说，希腊人就是克里特文明的继承者，这一事实最近以来已经得到越来越充分的佐证。
克里特文明中不仅缔造了欧洲的艺术古迹，而且从考古学上收集的旧石器时代证据来看，克里特人也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早期的某种宗教信仰。而且很有可能，某些在民间广泛流传的神话故事像那些从法国和西班牙出土的岩画及象牙雕刻品一样年代久远。当然，这些只是考古学家们的推测而已，毕竟，谁又敢称自己就能说出那个源远流长的美丽传说的起源呢？这个传说讲的是：一双恋人从巨人的洞穴中逃出后，情急之下向身后抛出一把石子，这些石子落地后化作山脉，发出枝条，结成森林，以此来阻止那个暴怒的追逐者。最近，史学家安德鲁·朗先生宣称，他已经在祖鲁人、盖尔人、挪威人、马尔加什人、俄罗斯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的民间文学中均发现了类似的传说。他在其作品中写道，这些故事的作者“将永远无法被世人所知”，尽管，在所有的讲述者当中，他的声名最为显赫，甚至“四海之内，莫不侧目”。＇3＇
目前，被学界十分推崇的一种理论是由休米勒首先提出的，即米勒假想，这一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它首先将流散于世界各地的各种传说整理到一起，然后找出它们之间的种种联系，最后再以一种结论性的假想来阐释其中不可思议的关联。米勒先生大约在八十年前曾这样写道，“我仔细察看了一整套保存完好的石制战斧，它们中有一些甚至形成在比弥赛亚时代更早的时候。在诸如美洲一些原始部落、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都曾挖掘出一些类似于我们自己国家古代的石冢、墓穴，很显然，它们就是记录发生在两千多年以前那些不为世人所知或已被人们忘记的古战场的证据。我被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的许多相似之处所深深吸引，这种相似有时甚至可以说就是完全一模一样，即使是那些非常有经验的专家，也很难辨别出古苏格兰与古新西兰武器之间的差异……当人类还处在蛮荒年代的野人阶段时，可以说，遍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都是同样的一种野兽，它们具有同样的创造力，不管它们是不是那些战斧的主人，看起来，我们今天几乎能够从这个世界的所有地方，都寻到同样的人类历史发明的残迹……因此，我们之所以认定它（克里特）就是最早阶段的人类文明，完全是有据可循的，比如这些遍布于全世界的在古代战争中广泛使用的冷兵器。”＇4＇
自从米勒时代以后，考古学家们每当再面对远古人类使用的石器工具及武器时，便不会感觉由于年代久远而使得研究起来困难重重，这不仅用于鉴别不同地域出土的代表性器物方面，而且也适用于在鉴别某个特定地域内的不同历史年代，不同文明阶段的文物古迹方面。尽管如此，但我们发现在实际中，人们对待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神话传说时，还是很少与这一理论进行联系。因此，虽然米勒假想已经受到一定程度地认可，但它仍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被人们所接受。毫无疑问，这一理论为人们揭示了历史中那些的惊人的相似之谜，尽管它没有为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做出同样合理的解释。但是，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每次都千篇一律地套用甚至无限夸大它的作用，那么考古研究的工作将会变得多么简单机械、索然无味。正如贺加斯先生提醒人们的那句名言，“今天的社会正蔓延这样一种趋势，人们试图找到一个公式来解决所有问题，然后再用另外一个同样毫无生趣的公式取代上一个。”＇5＇
事实上，对于像克里特或者埃及这样有着独特文明背景的神话来说，要对其中任何一个都有着通透深入的研究，而又能将错综复杂的地理环境方面的差异了若指掌，又谈何容易呢？因此，每当我们发现某个传说中的一星半点的踪迹，或者某种古老宗教习俗的一丝线索，比如像克里特这样的文化中心，在对这一文明进行大量搜寻、挖掘、考证以期恢复其原貌的工作将是异常艰苦而繁杂的，我们可能今天从澳洲搜集一点材料，明天又从中国补充一点思想，后天再到俄罗斯、格陵兰岛或者墨西哥，如此反复，庞征博采，耗时巨大，期间历经数次挫折磨难，才能彻底完成一项看似简单的论证工作，其中的风险性自是不言而喻。在考古工作中，很多时候，我们会在不同的地方发现相似的象征符号，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最初都代表相同的意义；同样地，很多看起来相似的字母符号，其发音却经常相去甚远。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的思想并不是一块简单的模板，只能机械地复制出与其母体完全一样的形状，我们不可能总是用同一种思维去解释看似同样的问题。
内容简介（3）
神话源自信仰，而信仰则源于经历。它们也是人类对许多自然现象的图像记录。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类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经历，因为各个地区的地理和气候环境千差万别。举例说，某个民族在农业生活模式基础上创建了很高程度的文明，那么他们的信仰很自然也是受到其农业经历影响的结果，因此，在这一民族内流传的神话就要被赋予农业意义。在日历被发明以前，农民就是靠从祖先那里继承农耕经验，然后再把这些知识薪火相传，施与后代，他们从不会说“春种秋收”这样的话，也不会去解释为何不能在冬季播种、春季收割的理由。他们通常会编制出一个非常完美的神话体系，再用它去指引族裔亲属世世代代的农耕操作。在印度，时常会在一个季节出现大旱的天气，于是农民们便设想出有个专门控制干旱的魔鬼，一直被天神困在一个山洞的水潭中。仅仅当世界濒临枯竭之时，浑身披挂雷霆霹雳的鬼神因陀罗才会出来拯救世人。霎时间，闪电交加，瓦釜雷鸣，他与魔鬼展开一场大战，最后将其毙命。之后，他面对苍生，放声而云：吾乃雷霆之神，妖孽已除，天下无忧，苍生可尽享雨泽矣！
在这场雷电大战之后，便是雨水丰盈，枯萎的草儿重新放绿，稻米丰收在望。
在古巴比伦帝国，也有一水魔，名唤恶龙之神提亚玛特，它潜入幼发拉底河兴风作浪，使得洪水肆虐。后被巴比伦王米罗达将其毙殁，农民方能耕作如初。在埃及传说中，太阳神曾经为了摧毁人类的叛逆者，遂开尼罗河以放水，后因动了恻隐之心将洪水退去，大地才得以重新孕育生命，种子发芽，苗儿吐绿，春华秋实，生生不息。对于那些掌握着自然之力的神，虔诚的信徒们希望用某种仪式表达他们的感恩之心，并宰杀牲口，摆放果品，以示供奉那些帮助他们或能给他们以慰藉的神灵。因此，各个地区的宗教形式都要受其独特的自然环境的影响，而神话传说正是其生动的反映。
而生活在崇山峻岭和林间田园中的人们则有着完全不同的经历，因为他们的粮食供给要依赖于河谷山涧。在风调雨顺、雨水充沛的地区生活的人们根本不会知道印度的干旱之苦或者埃及的洪水之殃。但是，他们却可能要经受另一种严寒的气候，寒气逼人的霜冻，阴风怒号的暴雪，尤其在暴风雪过后，他们可能要不得不迁徙到气候适宜的地方过冬，他们豢养的鸡鸭鹅狗、大小牲畜也才能得以度过严冬。因此，他们的神话也肯定是建立在这样的自然现象背景下，并与在尼罗河畔、两河流域生活的人们所信奉的神话相去甚远。显而易见，在这些千差万别的自然条件下发展而成的宗教信仰也一定是各不相同。同样道理，那些居住在海岛或者沿海依靠捕鱼为生的人们，那些栖息在深林依靠水果和狩猎为生的人们，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各自独特的、与其环境相辅相成的生活及思维模式，并繁衍出不同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等精神产品。所以，很显然，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类的思想决不会沿着“同一种发明的轨迹”向前发展。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人类其实是在沿着各自独立的、完全不同的轨迹发展，而宗教信仰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其结果便是，每一种宗教文化都会打下深刻的民族烙印，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接下来，我们应该考虑的便是在各民族文化交流过程中相互产生的影响。随着最近一次冰川期的到来，全球气候发生剧烈震荡，这引发了地球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移民活动。不同的人种、民族不断交汇融合，繁衍出新的族裔，今天已很难再识辨其根源。这种情况到石器时代末期或新时期时代初期达到鼎盛，各个种族无论在智力程度＇6＇还是体貌特征方面，差异都在迅速消失。他们广泛地分散于世界各地，寻找到适宜他们过去生活习惯的地方定居。在此期间，由于漫长的冰川期造成的巨大的天然冰雪屏障，使得同生活在地球上的这些人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内天各一方，无法相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温暖的阳光重新照耀大地后，随着各民族逐渐发展繁荣，重又开始彼此之间的交流。让我们在脑海中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个生活在西伯利亚大草原的游牧部落来到了被农耕民族开垦的一片山谷间的洼地，除了与当地村庄里的庄稼人语言不通外，他们还带来了其祖先传下的信仰和习俗。年轻的庄稼汉们会把他们当作入侵的魔鬼，同他们进行战斗，要么被其征服，要么将其驱逐。如果这些“入侵者”获胜的话，他们便得以在该地区定居，那么迟早他们会与当地的土著居民融合到一起。然后，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也随之逐步融合，其结果便是在原本两种特色鲜明的信仰中求得一种折衷和妥协。最后，更早扎根于此的本土信仰将会占据上风和主体，因为那些外来的迁入者并没有传统的农业信仰，在他们的语言中甚至根本找不到诸如“谷物”、“垄沟”、“耕犁”这样的词汇。但是，作为植入民族的附属物，他们原有的一部分传统习俗——例如游牧和狩猎，也将在他们村落周边的草场和丛林中得以延续，因为他们在那里又找到了另一座被其信奉的神明居住的“奥林匹斯山”。因此，一座全新的万神殿也将顺利成长地拔地而起——其中供奉的既有征服者的神，也有被征服者的神。
商品交换在不同民族群落间架起来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循着贸易通道我们便可轻易找到各种文化交错影响遗留下的痕迹。当然，各种农业耕种的知识也便在各个部族间传播开来。而那些原本出没于与世隔绝的北方山林中的猎手们在转变为农夫后，引入的不仅是农具和中子；伴随着农耕知识传授给他们的还有许多农业社会的传统风俗，例如祈求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的祭神仪式。
因此，埃及或者巴比伦在农业方面的传统习俗得以传遍整个欧洲和亚洲，而这些古老的文化所到各地，当地人又会将其与他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独特的地方特色相融合。
在丹麦，北部的猎户和渔民在与南方的部分农业民族或部落交往的过程中，逐渐融入其中，形成统一的丹麦民族文化。他们学会了各种传统的农业习俗，诸如要在忧伤的气氛中进行播种，而在收获庄稼的时候则要一边敲打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