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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第7章 蒋介石决心整肃四川（4）
1937年7月6日，川军整军会议在重庆行营礼堂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何应钦、顾祝同、刘湘、贺国光、邓锡侯、刘文辉、杨森等整军委员，各军、师独立团以上将官，共300余人。
何应钦以下皆身着戎装，以示隆重。刘湘后至，偏偏脑袋上戴顶博士帽，身穿件长衫子……举座惊讶，暗自交头接耳：“开军事会议穿长衫子，刘甫澄对整军不满，安心来个小学生‘闹考’嗦？”
会议由何应钦主持并代表蒋介石说明“整军”的意义，他说：“1935年6月后川康军队第一次整军，曾经呈报中央有案的，川康军队共为8个军，辖26个师，9个独立旅，总计步兵团171个。若以团为单位来比较，竟然有日本全国军队数量的二倍半之多！”
当时，日本正规军队约25万人，编为17个师，共步兵70个团。
1933年日本驻汉口的武官给本国政府报告川军兵力为：刘湘有211500人；刘文辉有165000人；邓锡侯有88000人；田颂尧有59000人；杨森有45000人……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小军阀、民团，至少六七十万人以上！
何应钦提高嗓门说：“以四川一省来养这支六七十万人庞大的军队，自无怪乎质量之差。故四川军队必须整理！”
刘湘接着致词：“甫澄作为革命军人一分子，拥护国民政府的军政统一，拥护军队国家化！”
他话音刚落，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站起来说：“我在前线同红军作战，刘总司令（指刘湘）就在后边收编我的军队，我想不通这是什么道理？”
何应钦立即制止说：“我们这个会议有一定的范围，李军长的话出乎范围以外了。”
李家钰便没有再往下说了。但李抱冰又起来发言攻击刘文辉，他愤愤然说：“我的部队在追击红军过西康时，刘文辉部多次拖拉我的军队！”
何应钦仍以不属于整军会议范围而制止了。
第二天，何应钦一开会就以沉痛的语气宣布：“7月7日，也就是昨天，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战争开始了！”
形势直转急下！正在参加整军会议的将领们本来是“各怀鬼胎”，这时却都同仇敌忾，在会上纷纷高吼：“我们愿率所部，参加对日作战！”“川军愿在刘湘主席统率下，同心协力，共御外侮！”
川康整军会议7月9日匆匆忙忙闭幕，何应钦昂首挺胸宣布会议“决议”：
一、川军各部缩减十分之二，刘湘直辖的部队共缩编为60个团（共3个军、2个独立师、7个独立旅），剩余的纳入省府保安部队中，改成14个保安团。杨森、刘文辉各编9个团；孙震编13个团；邓锡侯16个团；李家钰编7个团。以上川军各派系总共仅54个团，还不如刘湘一家多。
二、川军团以上军官由国民政府有关部委直接委派。
三、川军的军饷，每月由国民政府军政部派员点名发放。
这次“整军”，基本上实现了“军队国家化”，对“抗战”中统一指挥全国军队无疑是非常有利和必要的。
这次“川康整军会议”为什么既“草草结束”、又“圆满成功”呢？
这是因为“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救亡抗日成为火烧眉毛的紧急大事——当国家利益上升到最重要位置时，各方纵有天大私心，也没有任何借口去讨价还价了！
当然，会议结束后，许多川军将领也心怀不满。刘湘说：“这样一‘整军’，我们川军的用人权、财经权等都进一步被老蒋控制了！”
邓汉祥摇头，笑着说：“抗战爆发，这次整军虽有决议，可能也只是无疾而终……”
刘湘慨然说：“只要蒋介石不起吞掉我军队的黑心，我刘甫澄就马上率部出征，去打日本人！”
抗战爆发了，展现在许多川军将领和几十万士兵面前的，将是一条崭新的道路！
第三部分 川军请缨抗战第8章 川军请缨抗战（1）
川军将士的觉醒
“号外！号外！买号外！7月 7 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借口演习中一军曹失踪，侵入宛平县城，我卢沟桥守军吉星文团当即奋起抗战，抗战爆发了！”
1937年 7 月 8 日午后，成都大街小巷响起极为罕见的急促吼叫声……原来只在两小时前，成都《新民报》主编李有伦匆匆从省政府跑回春熙路报社，一上阶沿便气喘吁吁叫道：“卢沟桥昨天打燃了，赶快出号外！”李有伦摊开手中的中央通讯社所发电稿，心急火燎地组版、校样、开印……总计不到 40 分钟，《抗战爆发了》的号外就出来了。报馆人员全部出动上街叫卖……
成都其他报纸也都是这样。
半小时之后，各家报纸的号外便撒遍了市区的主要街道。一批报童还甩开光脚板长跑二十里，把“号外”卖到华阳县、中和场等乡下。“号外”只比巴掌大一点，但它及时传播的石破天惊的新闻，把成都震动了！一群群的人拿着“号外”奔走相告，群情激愤。
抗战爆发的消息以成都、重庆为两大中心，迅速传遍四川各州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立刻响遍城乡……
成都，四川大学师生在“七七”事变的当天正式成立“天明歌咏团”，全体团员手执标语，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枪口对外》、《五月的鲜花》、《毕业歌》等救亡歌曲走上街头，抗议日寇侵略暴行。歌咏团所到之处，广大市民群众鼓掌欢呼，涕泪交流同声高唱，气氛悲壮激昂……
重庆和各州县，无数歌咏、演说团体活跃在校园、街头、乡村。他们唤醒了民众的民族意识，激励了民众的抗日情绪！
卢沟桥的炮声，使川军中从将军到小兵的爱国激情霎时都火山般爆发了！
7月10日，成都督院街省政府刘湘的官邸内。
从重庆匆匆赶回的刘湘，紧急召开川军将领会议。刘湘的主要幕僚川康绥靖公署参谋长傅常、总参议钟体干、顾问张斯可、高级参谋乔毅夫、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及一些重要将领参会，人们的神色都格外严肃。
刘湘一改往日沉闷抑郁状，精神亢奋地说：“今天，我们郑重其事，商量整军及出兵抗战的问题！”
绥署参谋长傅常发言：“1931年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渐猖狂，在中共‘统一战线’的影响和川内父老的呼吁下，其实我们川军上下多数官兵，对中央‘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是不满的！军人中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日趋强烈！”
刘湘的老部下、川军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站起来，慷慨陈词：“1934年我奉命堵截红军，即开始感受到民族危亡之秋，中国人自相残杀，实在要不得啊！古训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就是说兄弟即使在家里经常争吵，但当有外来侵犯时，仍应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我当时就对朋友们沉痛表示：‘国难如此，实不愿再见自相残杀的内战，损失国力，利于敌人！’只要开始抗日，我饶国华就要站在战争的最前线，效死疆场！”
饶国华（1894~1937），字弼臣，资阳县人。1911年赴成都即投入川军第二师刘湘部，历任排长、连长、营长、旅长、一四五师师长……谁能料到，仅几个月后的1937年12月1日，他就悲壮殉国，实践了自己的英勇誓言！（后文将详述）
刘湘带头鼓掌，有些激动：“饶师长的话，实在也说出了我的心底藏的话。像我刘湘，还有邓锡侯、我幺爸刘文辉等川中实力派的主要人物，打了多年内战，苛捐杂税、糜烂地方，被川中父老骂为‘滥军阀’。其实有时下面乱搞，我毫不知情。有一次，我从成都到重庆，路过简阳县，许多民众围着我恳求：‘刘主席啊，半月前我们才交了20万元，求求你，不要再向我们征税了！’我听了很诧异，向老百姓赌咒发誓说：‘我绝对没有征这笔税啊，我刘甫澄要是见了你们一元钱，就去吃药’！”
下面有些军长、师长、旅长面红耳赤，低下了脑袋。
第三部分 川军请缨抗战第8章 川军请缨抗战（2）
刘湘声音有些发抖了：“我刘湘不愿当被川中父老指着背脊骨臭骂的‘滥军阀’！要说我不爱国，我刘湘至死不服！我记得邓锡侯曾在峨眉山军官训练团讲话中说：‘我们过去拿着枪杆，枪口只是对内，打了多年内战。现在应一致对外，才对得起民族，对得起自己良心！’这些话，又何尝不是我刘湘的话啊！拿了四川老百姓那么多钱粮，要对得起川中父老！”
刘湘一字一句说得很缓慢，话音刚落，竟潸然泪下……他在下属面前，素来严肃寡言，喜怒难形于色。今天这情景是极罕见的！在座幕僚、将领们很感动，先是默然，忽然一齐鼓掌，纷纷说：“甫公所言心迹，也正是我们的心里话！”
长期为刘湘掌握机要、对外联络的高级参谋乔毅夫，是刘湘“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他站起来朗朗汇报说：“‘七七事变’的发生，进—步激发了我广大川军的爱国热忱。据悉，各部川军纷纷致电上书、请缨杀敌！如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致当局电称：日本对平津的侵略，‘绝非一时局部之冲突，‘实令群情忧惧’……他呼吁当局在国家存亡最后关头，‘立即下令全国一致动员，挥军应战！’李军长并表示该军‘正事整编，士气激昂。倘蒙移调前方，誓当执殳赴难！’”
刘湘听罢，拍着桌子大声说：“李其相（李家钰字其相）这两年虽然和我有些误会，有些事情我对他也不满，但他这些话，爱国之心溢于言表！我要为他的话鼓掌欢呼！”
会议厅内掌声如雷、气氛热烈……
刘湘忽地站起身子，声如洪钟：“我们今天商量‘整军’及出兵抗战的问题。我和在座各位都认为：‘整军’应以团结抗战、减少摩擦为原则！各军原有番号不变，内部自行调整。我命令：川康绥靖公署直辖各军长、师长，在三日内返回原防，下令‘整军’。 什么时候出兵，请示中央后再定！
“今天是7月10日，我以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名义，向中央和全国民众通电请缨抗战。电文中应这样写：‘和平果已绝望，除全民抗战外，别无自存之道。要求当局早决大计，甫澄愿率川军供驱遣抗敌！’”
“拥护中央抗战！我们川军愿在刘主席统率下，同仇敌忾请缨杀敌！”
众高级将领振臂齐呼……会议在少有的真挚而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7月14日，刘湘再次通电全国：“强寇压境，其危险性之严重……远超于有史以来之外患”。值此“危机一发”之际，“战犹有生机，不战亡可立待”。
他疾呼：“全国上下，同德一心，共赴国难！”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史上著名的抗战总动员令： “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
在庐山，蒋介石同周恩来等中共代表谈判。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
第三部分 川军请缨抗战第8章 川军请缨抗战（3）
国防会议上刘湘请缨
8月7日，刘湘应召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
凤凰山飞机场上，刘湘一身戎装、精神抖擞。成都川军将领邓锡侯、潘文华、王缵绪，以及民主人士张澜等各界代表一万多人，顶着炎炎烈日到机场欢送。“各界抗敌后援会”代表递交请愿书：“恳请刘主席转递中央，力促中央抗战！”
刘湘言词慷慨地说：“中华民族今日已到最后关头，唯一出路只有抗战，别无他途。四川为国家后防要地，今后长期抗战，四川即应负长期支撑之巨责。本人此次晋京，定首先将此意见陈述当道，不负川中父老，以慰国人之望！”
在一片挥手欢呼声中，飞机轰轰隆隆腾空而起。邓汉祥感慨地说：“近年来甫公主张抗战，川中军民对甫公是拥戴有加了！”刘湘肃然，若有所思。
当天下午二时，刘湘抵达南京，记者蜂拥上前。刘湘发表简短谈话：“甫澄决心以川康人力、财力，贡献国家，以利抗战！”
蒋介石立即约刘湘见面，握手后说：“我晓得你今天来，故决定今晚就开国防会议，请甫澄兄务必参加。一切事情，我们另外约时间再谈！”
当晚，南京国民政府隆重召开“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气氛严肃。来自全国各省的党政军首脑正色端坐。第一个发言的是蒋介石，其次是阎锡山，再其次就是刘湘。
刘湘起立，声音洪亮：“甫澄认为，要抗战才能救亡图存，才能深得民心，要‘攘外’才能‘安内’！日本人的军事力量虽然比较我国为优，但其必须利用铁路等交通线，始能展其所长……我们只要采取正规、游击两种战术，即可作持久战！就国际形势来看，日、德、意三国企图独霸世界，美、英、法、苏必不会坐视。由中日战争发展到国际战争，是有可能的。抗战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国！”
刘湘对中日交战及国际形势的这个判断，甚有先见之明，完全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显示了他卓越军事家的才能。
蒋介石听了刘湘“要‘攘外才能安内’”这句话，眉头皱了一下。
刘湘发言长达一小时以上，最后慷慨激昂地说：“四川竭力支持抗战，所有人力、物力，无一不可贡献国家……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
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言辞激烈、坚决主战。
这次会议，各方主战主和意见不一。刘湘发言，深得主战派赞许，掌声热烈，蒋介石听到最后也频频点头……这对国民党中央抗战的决策起到相当的推动作用。
会议一致通过以“持久消耗战略”作为中国抗战的战略指导方针，即：“利用我优势之人力与广大国土，采取持久消耗战，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国力，伺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争取最后胜利”。
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也出席了南京国防会议。会议上，朱德发言说：“我们坚决主张抗战！我们自身的特长是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可以以此来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蒋介石点头：“中共军队负责进行敌后游击战，以此来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这样分工很好！”
国防会议开会的第二天，云南的龙云、广西的白崇禧同来看望刘湘。刘湘说：“要抗战，我们应要求蒋介石把川、滇、桂三省军队，派在一个方面作战，因为三省的军队语言相近、习惯相同，在一起更容易发挥作战能力！”
白崇禧摇头叹了一声气：“我们三个人当然巴不得如此。只是这恰中蒋介石之忌！”
果然，当他们第二天提出这个要求时，蒋介石只轻描淡写说：“哦哦，考虑，考虑。”
蒋委员长肚皮里也确实打着借抗战来消灭各省地方力量的“如意算盘”。后来，不但三省军队没能调集在一个方面，就是出川抗战的川军，也被七零八落地分布在三个战区……
一天早上9点钟，时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的顾祝同，约邓汉祥到他家面商要事。
到了顾家，何应钦把一封信递给邓汉祥：“鸣阶，这是蒋委员长写给我和顾司令二人的亲笔信。信中说，他今天早8时去庐山，准备在明天9点以前回南京，叫我们同刘甫澄详商，如何贯彻执行‘整军会议’决议案，以及四川出兵抗战共分几路等等……交代我们明早9时就要报告他！”
邓汉祥看毕信，摇摇头叹了声：“现在既决定要抗战，又何必还搞啥子“整军’嘛？即使刘甫澄个人没得问题，但川军官兵必然误会，认为中央不相信他们，会减少他们抗战的兴趣和勇气啊。你们两位地位不同，和蒋先生关系也密切，应当向蒋先生陈明利害，打消此意！”
正说到这里，忽然刘湘来回拜顾祝同，看了蒋的原信，刘湘脸色顿变，摔手而去……
第三部分 川军请缨抗战第8章 川军请缨抗战（4）
8月5日，邓汉祥到何应钦家听回信。何说：“蒋先生说：‘整军会议案必须贯彻执行’，他意甚坚决！”
邓汉祥忙回住处将何的话转告刘湘。刘湘气呼呼地说：“一边说抗战，一边又打老子的主意。我们想法子溜回四川再说！”
邓汉祥沉吟说：“要溜也不要露马脚，不然就恐怕走不了！”
这天下午5时，蒋介石在孔祥熙家里打电话约邓去谈话。一见面蒋就问：“你们这几天商量得怎么样？”
邓汉祥说：“出兵的事已商量好，分为两路，邓锡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