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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家当都被抬下三楼，搬上了卡车。两个年轻人很有经验，将家具排得很是紧密。重的、大件的放在下面，轻的、零碎的家具放上面。衣橱是重点的重点，不仅因为体积庞大，它的前面还镶嵌着一面大镜子。苏群抓紧时间，在包裹好的衣橱上又加了两床棉花胎，然后用绳子扎牢。这个庞然大物用了四个人才搬上车去。两个年轻人抬前面，老陶和苏群抬后面，陶文江也从中搭了一下手。上去后，衣橱高高地耸立，俯瞰着车下站着的老陶一家以及看热闹的邻居。草垫、蒲包之间依稀露出星点镜面，目光一样闪了一下。之后，卡车就驶出了院门。”
很明显，韩东在诗歌语言和小说语言之间的切换已经相当自如和自觉。当然，《扎根》毕竟是韩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从局部看，韩东有时候也会被诗歌所牵累。譬如在写到下放途中车上的人停下来分批去一个草垛后面解手的一节就显得有些矫情：
“女人自然优先，她们纷纷跨过土沟，向金黄色的草垛而去。老年妇女则有年轻的女人搀扶着，一路跨沟过坎。一位老太太实在太老了，大概有九十岁吧？由她的孙女背着，也向草垛奔去。〃写到这里还很平实，可是接下来的一句就比较别扭了：〃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就这样白发飘飘地移近金色的草垛。”
总体来讲，韩东的文字不仅冷静、克制、致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准确。有人认为，语言越模糊、越不清晰就越有诗意。看了《扎根》后很自然地明白这句话的谬误。我想，在文字的准确上，韩东从卡夫卡和陀斯妥耶夫斯基那里获益颇多——重塑世界的砖瓦应该是坚实而可靠的，这样构成的世界自然会具有诗意。
韩东是这样评价自己的：“我从不挖掘什么，只是呈现。但我的呈现对小说的质地本身有要求，也就是刚才反复说的细、细腻。这细、细腻绝不是繁复累赘——相反它要求简洁。这细腻就是颗粒尽量的小，就是细致到分子水平。就像磨制镜片一样，使其坚硬、空洞、吸收光线，照见某些东西。〃
他做到了。
关于《扎根》的结构，我觉得有必要放开视野，从小说之外，从作者本人的观念来审视。据我所知，韩东对昆德拉的评价不高。他曾经这样解释：“昆德拉太想留名青史了，以一种思辩风格的小说留名文学史。”可是同时，他也对昆德拉的结构能力表示了钦佩：“一部长篇且不论其品质的高下，但就其结构而言很难做到均衡或完美的，但昆德拉在这本书里做到了，的确让人吃惊。”接下来他话锋一转：“但小说的具体质地或品质我以为却是二流的。当年我为昆德拉的结构能力而激动，而今天我更看重那些有着明显的漏洞或败笔但品质不凡的作品，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当然，若能做到既品质出众又结构完美那就更好了，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二者之间的不兼容性对我而言至今仍是一个迷。”
在这里我不想评论韩东对昆德拉的批评，在这段文字中传递了韩东的观点。即好的小说应该既品质出众又结构完美。虽然他又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我认为，《扎根》不但品质出众，在结构上也相当令人满意，可以称得上“均衡匀称”。
中国的长篇小说向来在结构上下的工夫不够多，效果也出奇的差。昆德拉的过人之处即在于他经常运用音乐技巧来建构自己的小说，甚至直接以钢琴奏鸣曲和弦乐四重奏的结构形式谋篇构局，例如他的小说《玩笑》。这一点从小说的目录就可以看出来。它们分别是：
“第一部路德维克/第二部埃莱娜/第三部路德维克/第四部雅洛斯拉夫/第五部路德维克/第六部考茨卡/第七部路德维克，埃莱娜，雅洛斯拉夫”
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小说结构，同时也是十分严谨的复调音乐，有第一旋律，第二旋律，有变奏，最后有重奏。
与《玩笑》和昆德拉的其它作品相比，《扎根》的结构要平面一些。整部小说十三章，没有明显的结构依据。没有完全按照时间的顺序，也没有完全按照人物的次序，当然也没有什么复调和重奏，而是将时间和人物拧成一条弯曲的绳子作为小说的脊骨（有时候我觉得用中医的经络来形容更合适一些）。既然是脊骨，必然隐蔽于血肉之中而不显露。小说的每一章就像是一个独立的中篇，自成体系，同时又以隐秘的神经和组织与脊骨相连。我不知道，如此的构局是天然的合乎呼吸节律的结果，还是另有深意。不管怎样，这样的结构倒是挺符合小说想要表达的内容的。这正像《扎根》的第二章里讲到的苏北农民盖房子的情形：〃大模样完工后开始内外装修，用的仍然是绊了麦眼稻壳经反复踩踏的熟泥。熟泥这时候当石灰用，在房子内外反复涂抹，抹的遍数越多越好。……抹的次数越多墙上的裂缝就越小。如果你能不厌其烦地抹上四五遍，那墙上的裂缝就会像老太婆脸上的皱纹一样，细密而丰富。“这倒是和韩东的〃磨镜片”一说相当契合。
正因为《扎根》的小说内容和结构结合得如此紧密，让我有一些担心。担心韩东在下一部长篇小说的结构上遇到难题。当然，这是题外话。
《扎根》这部小说的内容本不在我的讨论之列。因为韩东自己曾经表示，《扎根》是一次尝试，一种练习。他说：〃对这本书，我自己的估计既不很高亦不很低。不很高，是因为它与真理无关，与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无关，属于可读可不读之列。亦不很低是指这是一次尽量靠近自己的努力。虽然无法做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那样的毫无虚荣，但也努力地使之朴素，并尽可能地包含了某种幽默的理解力。这是一次不合时宜的尝试，与其说是“冰点写作书写冰封时代”（某评论家语），不如说是运用简朴的方式描绘了某种特殊而日常的生活。
而且正如韩东认为的那样，小说是感性阅读的对象物，它的丰富性、歧义、直观是不可或缺的。我在这里复述的《扎根》定然不是一本出版物，而因为我的个人经验的加入成为另外的东西。但是，有一种文学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使我不得不就《扎根》的内容说几句。近一年来，我在不同的场合，听见不同的人郑重其事地讲：“我要写一本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书。”不幸的是，已经有人把《扎根》列入了这一行列。更为不幸的是，《扎根》的广告里有了一个中气不足的所谓宣言：
《扎根》是一本有关历史的书，一本有关中国的书，更重要的，它是一本有关真实的书。这本书的完成将作为结束和开始，作为其标志。
它结束了“文革”和“下放运动”在汉语文学中呈现的实际空白。
结束了老一代作家对“文革”和“下放”题材的垄断以及粉饰和概念化的处理。
结束了新一代作家于80年代学艺时期开始的形式主义操练。
结束了“断裂”作家拿不出作品的传言和愿望。
结束了所谓个人写作和历史之维的无聊纷争。
结束了在世界文学的格局里几代人面对西方文学的自卑和面对身处现实的无力感。从此将开始现代汉语成熟时期小说写作的新纪元。
《扎根》需要这样一个自跌身份的宣言吗？
有人评价说，《扎根》是在挖掘人性中深处的善恶。我不大同意“挖掘人性”的说法。相反，在《扎根》中韩东更多地是以理解宽容的态度来描述那个时代中的人物的。他重塑的世界中并不缺乏宽容与爱。实际上，要了解韩东写作《扎根》的深意，除了直接去阅读小说本身外，也可以读读西蒙娜·薇依的《在期待中》，这是韩东最喜欢的著作之一。同时也可以读读她的另外一本书。书名很妙，也叫《扎根》。
冷眼看《扎根》
王志涛
韩东的小说不大好看，我以前就略有所知，《扎根》出来瞥了几眼，觉得不过而而。可是《扎根》获大奖了，先是让我大吃一惊，继而是深责自己没有眼光，没有发展的眼光，没有看到韩东的进步。《南方都市报》第二届年度文学传媒大奖给韩东小说《扎根》的授奖词中写道：“在这部绵密而沉静的作品中，历史和记忆，现实和虚构，小事和大时代，轻与重，经由韩东不动声色的叙述，呈现出了另一种异端的面貌，细心的读者自能从中读出一种内在的震撼，但没有足够耐心的人却未必能真正理解。韩东的不同凡响之处也许正在于此：于细微处见真情，于轻松中见沉实，于冷静中尽显温暖和坚韧。”这极大地诱惑了我去找来小说认真读一读，同时这授奖词也极大地干扰了我的阅读，让我在这次阅读中备受折磨，我想也许只有真实地谈出我的阅读感受才能缓解我受到的折磨。
我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来通读这部20万字的小说，照我平时的速度，这无疑是较慢的。倒不是因为字斟句酌的缘故（读小说的人也很少会字斟句酌），而是，坦白地说，这部作品的可读性太差。可能我真的是“没有足够耐心的人”，所以“未必能真正理解”这部小说；我曾试图硬着头皮再去读第二遍，但一想到这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便只好选择放弃。但是我更怀疑，“于细微处见真情，于轻松中见沉实，于冷静中尽显温暖和坚韧”不是批评的断语，而是广告的措辞。很难想象，一部要让你硬着头皮读下去的小说，你还能说出它的好处来。
在我看来，这部作品一个明显的不足是，结构拖沓，节奏缓慢。小说用了十三个章节来讲述老陶一家的“下放”经历，章节的多少当然并无多大意义，但我们在阅读中却明显的感受到了其叙述线索的凌乱，我们找不到一条十分明晰的线索来贯通全文（如果有的话，便是老陶一家的经历，但这似乎不应称作线索），多的是对各种生活场景的不厌其烦的介绍。也许是其写作时间跨度的缘故吧，小说中前文提及的多处内容后文又予以反复交代，这也使我们在阅读中很难找到一种畅快的感觉。
小说以故事情节的演绎取胜，即使不是跌宕起伏，也总得有让人看到故事情节的大致走势。可在《扎根》中，作者没有表现出一点点结撰情节的意图和努力，似乎是存心不想让你读下去，或者让你没有丝毫的阅读的愉悦。我想说，作者过于沉溺于细节的介绍和前后的铺陈了。譬如，小说在三余建房和自留地问题上，大段大段、甚至整节整节的介绍，如果要说有什么值得称道的，那就是它们写得像极其规范的说明文，非常适合初中生学习，但那是毫无乐趣的学习，谁都知道中学语文课本中，除了一些担当思想政治教育的议论文，最没意思的就是说明文了。也许我们可以为《扎根》辩护说，作者是试图展开一幅幅画面，让读者去细细品味。但是，由于这一画面上线条的流动性较差，在其铺展的进程中，读者便很容易失去了兴致，像面对一汪波澜不兴的死水。
如果说，上面这一点还有可能是作者有意识控制的产物——他存心与读者过不去，也算是1980年代的先锋小说的遗风余韵吧，那么，到了小说后面，作者的叙述几乎完全失控了。在小说的倒数第二章，也即“作家”一章中，作者不是紧承上文讲述故事的进展，而是笔锋一转，一五一十地介绍了老陶的写作历程与小陶在文学上的天赋与崭露头角，当然也包括老陶对于小陶在写作上的指导，其间不乏诸多议论性的话语。对于小说的整体叙述而言，这一章明显地违背了基本的叙事规则，属于典型的“叙述干预”，也可以说是对于整部作品的“强行介入”或曰“横加干涉”。毫不客气地说，如果我把这一章节拿掉再来读这部作品，就其总体表达来说，只会变得更加流畅与和谐，而绝无任何结构与行文上的欠缺。当然，我这样说并无绝然否定其整章内容的意思，事实上，站在作者的角度上，他在文中强行加进如此长篇幅的内容（有11小节之多），总归应该有其原因的。具体情况我们无从知晓，但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其中有着作者作为一名作家对于自身生存状态的心理投射与情绪性宣泄。这一章第三小节最后一段写道：
“难道写作不是一件高尚的事情吗？此时此地，老陶的思虑未免低俗。但我却以为，这是他关于写作的思考最为真实的一次。在老陶的时代里，只有降至生存和吃饭的水平，文学才是切实可行的。在此之外，并无任何自由的余地。剩下的，只是在‘行规’之内技艺的磨练及其比较，也就是乡间俚语、俗语、歇后语和民间谚语的相互较量。我觉得，实在不用为小陶的未来担忧或感到悲哀。真正悲哀的是老陶自己。”
读过韩东的随笔和采访录的人大都清楚，这何尝不是作者真实生存现状的写照呢！？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内容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但是，读者要读的不是创作谈，不是理论原则。我想，有些批评家似乎真的喜欢这部小说，大概就是喜欢这类似是而非混杂在小说中的观念游戏之类的玩意儿。看来，向以不落流俗、不买批评家账而标举的韩东，事实上也不过是轻读者而亲批评家的媚俗者，区别在于韩东一直做得比较低调，但由于坚持这样的媚俗，终于赢得了世俗的成功——获奖，但是代价却是，他的小说失去了更广大的读者。今天人们已经很难有曾经有过的对小说的热情和对小说家的信任感，这种局面与韩东这类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形式上如此别扭和蹩脚、骨子里如此瞄准文学成功的“先锋”小说，其所谓“个性化”表达已经丧失了文学感染读者、娱乐读者、启迪读者的最基本的所在——读得下去，这时候还怎能指望它开掘丰富的“文革”、“下放”题材，提供含有簇新人文价值的主题？它可能只是对我们颇不陌生的“知青”故事的一次现代解构和推衍。虽然我们承认，一段历史中具体的个人境遇及其留下的记忆很可能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的，但是，历史的整个面目必当在个人的命运中折射出来，可是《扎根》那细致入微的、极其精致的描写，不是将我们引向历史的存在，而恰恰是粉碎了历史再现的可能。如果说这还有一些后现代艺术的精神影子的话，那么，在此过程中，韩东的叙事则彻底取消了历史，谋杀了一段民族的灾难史，这段灾难史几乎被《扎根》的讲述赋予了“偶入桃花源”的幸运。这与其说是小说策略的问题，不如说是作家主体的精神结构问题，它无可讳避的表明，韩东小说的精神世界格局狭隘而偏执，缺乏从中国社会结构的大变动和时代发展的高度来进行艺术概括，过分局囿于他自己熟悉的世界和人物，琐屑得像个絮絮叨叨的老妈妈，在与世界的对话中既显得没有底气和眼光，又暴露了笔力不足。
回头再来看授奖词中那些个熠熠生辉的词语：历史、大时代、震撼、真情、沉实、温暖和坚韧，……这些如果不是如我前面所说的广告语的话，那恐怕是一群评委和批评家们在很是真诚的意淫中得到的幻觉。我终于知道，《扎根》是为这帮人准备的，不是为我和广大读者准备的，我真后悔浪费了一整天时间来读它。
无须再提余秋雨
离
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搞清楚余秋雨到底是干什么的。他似乎一辈子都在写散文，而且写着写着就封笔。前不久，他又因为“可怕的传媒”而再度宣布封笔，让大家都不免有些听觉疲劳。媒体一直以来都客气的称呼他为“文化名人”，这倒是一个贴切的说法。如果不是善于取悦大众和主流文化的人，又怎么能叫“文化名人”呢？至少那个“名”是没有了。
只可惜这已经不是一个大众文化一统天下的年代，不同的声音能够站出来，这是我们的幸运，反过来说，就是一部分人的不幸。任何一个写字的人，他的企图心在文字中都无可藏匿，无论怎么辩解，都只能显得更加苍白和可疑。取悦大众，将不像过去一样名利双收，也许说成是“文化商人”更接近本质。或者说，所有的“文化名人”都首先是一个“文化商人”，这是利之所至，而至于名，是好名还是恶名，有什么关系呢。
我看了余秋雨发表在《收获》上的《借我一生》，看得很累。我最不喜欢板着面孔说话的人，如果这个人不仅板着面孔还老泪纵横的话，我只会产生一个念头，那就是撒腿就跑，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其次我十分怀疑“记忆文学”这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它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叫做“传记”？如果非要像余秋雨坚持的，这里面有什么“文学性”的话，那就说成是“有技巧的加以修饰的传记”吧。
就一些历史问题和一个写字的人过不去，那是另外一些人的事。我不出生在那个年代，我对那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