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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躺着，你躺着。”我们赶紧在桌子边坐下。红月举起本子，我们读到一篇写得密密麻麻的草稿，大标题是“致×××的一封公开信”，第一个小标题为“论保障艺术家人权的根本意义”。过了一段足够长的心理时间，我们不得不抬起头来，迎接老符的目光。后者一直别扭地歪着脑袋冲着桌子的方向，以便和我们的目光保持对视。
“怎么样？有什么批评、补充？已经有十一个艺术家准备签名了。我的意思是不用慌，慢慢来，在理论上实践上都要尽善尽美。你们俩有什么被迫害的经历，哎，什么感想，也跟我说说，咱们探讨探讨。”
红月愣了愣，说：“季胜有。”他转过脸，用老符瞧不见的那半边嘴角朝我笑了笑，“你去年不是挨打了吗？”
“扯鸡巴淡！”我很恼火。
“太好了。”老符由于兴奋，猛烈地动了动身子，不知牵到了哪个痛处，“哎哟”了一声，立时住了嘴，瞟了一眼里屋紧闭的房门，忽然压低嗓门，神秘兮兮地对我们说：“来，你们过来。”他轻轻掀开被子，露出裹着皱巴巴的灰色秋裤的双腿，费劲地弓着身子，用完好的右臂带动右手，一点点卷起裤脚，令我们检阅两腿上数处的淤血和青肿。他的腿苍白、少肉、青筋突暴，大腿内侧的皮肤像一片风干的猪油，小腿肚异常发达粗壮，生着稀疏的体毛。之后，他逐一撩起上身的紫红毛线衣和灰色秋衣，以便我们看到左腹下的两道血痕，以及他瘦骨嶙峋的胸腔、和一个白生生的下垂的肚子。在这一过程中，他每展示出一块局部，一处淤痕，神态就越发严肃专注乃至虔诚，使人不敢开口阻挡他将他赤裸的带伤的身体暴露在两个同性的眼中。接下去的情景我永生难忘：他只微微皱了皱眉头，便顾不得左臂的不便，毅然翻转身体，拉下裤腰，在我们的目瞪口呆之中，露出了两瓣青白的尖尖的老年人的臀部，上面有一大团乌油油的淤紫。
这次老符被打的真相，到现在我们也没弄清楚过。老符对此事表现出来的激烈情绪，那种展示伤痕时的无言的控诉感，受了冤枉后立志伸张正义的兴奋感，尤其是那两瓣青白的尖尖的老年人的臀部，使我们无法向他本人打听逃票的细节和挨打的原因。然而过了几天，一位相熟的北大老师来找我和红月玩，主动讲起了这件冤案——这老师姓蒋，那会儿常来嘎村访友，对身形突出的符马桥很有一点印象。蒋老师说，他那天正要去首都图书馆查资料，在北大西门等车，瞅见一辆公车进站，几名乘客提着大包小包欢快地冲下来，在原地排成一个半圆，咧开嘴提着包等。接着下车的便是略微低着头的符马桥，接下去是位扁圆脸的年轻警察。符马桥一站定就急急地说：“别碰我！咱们讲理。”小警察个头要矮小得多，态度却从容得多，简直是笑眯眯的，逗小孩似的说：“哟，你还要讲理？那咱们就好好讲讲理。”从那圈看热闹的乘客的吵嚷中，蒋老师大致搞清了事情的原委，似乎是符马桥没买票，售票员正令他补票，在符马桥掏钱走向售票员的途中，同车的警察顺便推了他一把，呵他“快点去”。符马桥遂放下补票这件正经事，一心一意地要求警察向他“道歉”。
“然后呢？”红月问。
“然后332来了，我就上车走了。我想逃票又不是什么大事，顶多不就交点罚款。再说，逃票毕竟不怎么光彩，我跟符马桥不熟，看他自尊心那么强，我也不好出面说话。你们说后来他被拉回局子打了半夜？那小警察看上去年纪轻轻的，也不像是个狠角啊。唉，后来的事情，谁又能想到呢。”
后来也没人再深究这件事，据说村里果真有不少画家响应了老符发起的签名运动，吵吵嚷嚷了一阵却并无下文。不久，我终于和有夫之妇私奔到外地，过了一段神仙日子后，又过了一段地狱生活。两个月后，我回到嘎村，形容枯槁，身心俱疲。回来后我哪也没去，只是躲在屋里喝闷酒。从德国开完画展回来的老关，叫我去他家喝酒开村委会，也被我拒绝了。我是个天生的贱种，习惯把自己往死里整。在一次吐了个昏天黑地、醒来发现自己横在床脚，衣服上沾满隔夜的秽物后，我脱掉衣服，光着身子去院子里冲了个凉。那是一个深秋的早晨，有金色的阳光，高远的蓝天，清脆的鸟叫和寒凉的风。我并没有从此获得新生，但是我决意回到此前的日常生活，回到更久远时代的我的理想中——好好画画，与友同乐。
再次见到老符，他已当选为嘎艺术村第二届村长，整日忙着组织聚会，商议大计——这便是那次村委会开会的结果。我没去参加，倒是避免了一次尴尬场面。我后来得知，这都是张破和老关结了怨，被老关趁着酒意揍了一顿，畏于老关的体形不得不和好后，想出的一条报复毒计。说起嘎村村长，原是大伙新来乍到，闲得无聊，聚在一起喝酒，不知谁提议成立村委会，接着就喊老关“村长”。要论老关的资历和亲和力，确实也十分合适。老关起先要生一下气，骂人“乱讲、贫嘴”，但是渐渐大家也就习惯这么叫。只因这村长一职，谁也没把它当真，除了村长老关本人，偏偏这一点被张破看了出来。张破心底恨上老关之后，便四处放出风说，一年啦一年啦，村委会该开个会了。开会干吗？选村长呀。不是选了老关吗？是啊是啊，老关是咱的好村长，可咱们是艺术家不是，艺术家最讲究民主不是，总不能搞终身制吧。大伙一听觉得在理，主要是没事干闲的，老关从德国回来后还没摆过局，就起哄去老关家开会。据红月说，老关倒是心怀坦荡，胸有成竹，一边讲述德国风土人情，一边叫大伙儿各自提名。张破立马把提名老符的理由说出来，“年纪最大，人又厚道，流浪了半辈子，符合嘎村的自由艺术精神——”他还没说完，便有一个没心眼的画家表示赞同：“哎，还真是啊，老符年纪最大，又最认真，我同意。”红月说，整个过程中，老符一直没有发言，只是脸都羞红了。老关也点头附和，只是对老符的身体状况表示担心。张破则笑嘻嘻地说，咳，反正一年一选，老符要是干高兴了，对他身体只会有好处。是吧老符？
老符当上村长后，我和他的见面渐渐少了。他在“呼吸间”的聚会依然举办得如火如荼，起初，我在他的盛情邀请下去过两回。第二回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呼吸间”仍然具备着某种魔力，红烛的表面虽然蒙了一层油腻和灰，也矮小了许多，却仍在频频发抖，发光发热。老符端坐于桌前，似乎比从前还要瘦、还要高，当然也更老。老关已经不怎么来了，老符身边坐着其他随时准备着激动的人。但是，不管老符怎样抒情，周围的人怎样发作，我却再也激动不起来了。因为不再激动，我才注意到一些平常心情才会注意到的细节，比如他家的伙食，比起从前简直是天上地下了，油水急剧减少不说，连味道也变得古怪，不咸不淡的。酒桌上，符小云越来越少露面，点红烛的任务落到老符自己头上。而席间的客人，大多是些新鲜陌生的面孔，要么是新来的，对“流浪”、“自由”之类的字眼满怀热情，要么是嘎村几个最极端也最落魄的搞事分子。第二回的饭局上，一名姓霍的诗人喝红了眼，扯开嗓子大谈革命，乃至端着啤酒瓶站起来，苦大仇深地嚷嚷“我们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时，我也站了起来，把自己手里的啤酒瓶砸向他的脑袋——这是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嘎村喝醉了打架。
此后我再没去过老符家吃饭。关于“呼吸间”的传言时断时续，不时传出一些惊人的计划，有关嘎村的前景，人民的前途，然而从村西传到村东，便只剩下一些虚无飘渺，像是潮水轰鸣后留下的回声，但是潮水早已退却，大海也不知去向。符马桥偶尔会来找我或红月絮叨几句，次数也不多。出了“呼吸间”，他完全像一位有些疯疯癫癫的老人了。他的头发全都灰白，早已蓄得长长的披在肩上，个头又高，乍一看像武侠片里的高手。他最常见的穿着仍是那件藏蓝色卡其布中山装，不过已十分破旧了，袖口磨得发白，四个口袋的边角都裂开。他抽烟抽得极凶，往往一根烟快吸完，便掏出一根新的，对着火点上。他仍旧告诉我们一些报上看来的新闻，从他选择的新闻听上去，似乎一切永不更改，时光从未流逝。然而时光已逝，世事无常。一年半后，市政府下令清理市容，嘎村就草草结束了它的艺术生涯，所有的艺术家全部在两个月内仓皇搬走。
万万没料到的是，老符的嘎村生涯比我们更提早结束，而我曾经认为他将是最后一个搬离嘎村的人——按他的话讲，是“暂时撤离”。清理市容的决定由某天清晨，嘎村片警小黄将我和几位画家请到局子里，亲口传达之后，所有人便断了继续混迹嘎村的念头，开始考虑今后的何去何从，关键是哪里的房租最便宜。老符听说此事，下午急急忙忙赶了来，说是看望我，怕我心里想不开。我心情自然不太好，一边收拾东西，一边不耐地回应他的关怀，最后几乎冲他嚷起来。“没人打我！打我干吗！你老关心这有鸟用！”一看我发火，老符便不作声，耷拉着脑袋，灰白的打绺的长发垂得满脸都是。他小声问我，那么，打算什么时候暂时撤离嘎村？“马上！马上就走，人先搬，去东郊朋友家避避风头，过两天再回来取东西。”“哦，也好、也好，是该有点策略，不能硬碰硬。”一阵风刮起来，他面颊上的发丝被吹到脑后，呈出一张皱纹密布、沧桑而怪异的老脸，凸起的眼珠里闪动着一层泪水般的光芒。我叹了口气，放下手中的活计，走到他面前真心实意地说：“要散了，老符，不是暂时撤离，是搬走了，不回来了——反正我是不会再回来了。你也赶紧找地方搬吧，千万别搞出什么事来。”“知道知道，哎。没事的，这都是暂时的。”他自顾自地说着，随后便告辞而去。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符马桥。我并没有立刻搬走。我们有一个月的期限。我去东郊的朋友家住了几天，在那附近问好了一处房，然后回到嘎村，准备把一张画了一大半的画画完，再作打算。村里人心惶惶，各自收拾残局，准备后路。这天中午，我在村东口的公厕前遇到老关，一起撒完尿出来，站在路边闲扯，老关慨叹着告诉我说，老符被抓起来了，罪名是偷窃自行车，就在他女儿学英语的那所大学校园里，被人当场抓获。
时至今日，我已记不清老关向我转述的事件过程。那些细节在当时便矛盾重重，破绽百出。即便到了今天，我已年近不惑，自以为想通了许多事情，对生活里的夸张和戏剧化早已不屑一顾，却仍然无法判断这一事件里包含的真伪，甚至不能找出恰当的词汇描述我对此的感情。出事之后，符小云来找过我，我不知除了我，她还找过多少人。在嘎村生活了三年半，符小云第一次自己找上门，如一个木偶般坐在我对面，手心朝下，双手平放在膝盖上，还没张嘴，就要哭的样子，先埋下了头。好一会儿，她仰起脸，并没有哭，然而是木然的。她低声说，她昨天见过父亲，他叫她转告我们，这是一次蓄谋的迫害，整个过程都被摄影机拍了下来。
“拍下来了？！谁拍的，你爸怎么知道？”
“爸爸说，他们给他看了录像带。”
“怎么可能，拍的人怎么会知道老符……要做什么。”
符小云咬了咬嘴唇，这回像是要哭出来。“我家那辆车，一直是我在骑。爸爸经常去学校找我，在校园里逛，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会……借别人的车骑……学校里好多男生都这么干……但我没见过，我没见过我爸偷车！”
“这没什么，我这么干过，好多人都这么干过。”我尽量随意地说。“……可是，拍的人怎么知道他那天要借车呢？怎么知道他那天会去校园找你？”
符小云呆呆地看着我的眼睛。
“有人跟踪他？”我替她说下去。
她没有回答。她的目光滑下来，盯着我抽烟的手，机械地重复说，“爸爸说，这是他们故意害他，他要上诉。要是可能的话，请你们帮他……说明真相。”临走前，符小云的情绪似乎平静了一些，她直呼我的名字问：“季胜，你能不能去看看他？”
我是在半个月后彻底搬离嘎村的。搬走前一个星期，我和老关、红月结伴去找符小云，准备一同去拘留所看望老符，但是符小云说，今天不是探视时间，她爸爸已经被转到清河地区的一处拘留所，去一趟极为不便。她面无表情地谢谢我们，叫我们不必担心，她爸爸的情绪还算可以。老关说，那么你下次什么时候去去就叫上我们。符小云点头答应了。当时的嘎村正一片狼藉，乱糟糟鸡飞狗跳。符家所在的院子里还住了两个青年画家，正不停地进进出出，收拾行装，把一幅幅画布从画框上卸下来，打成卷。站在院子门口，老关问符小云自己有什么打算。符小云说，她也马上就搬走，先去学校女生宿舍借宿。我们问用不用帮忙，她说不用，真的不用，没什么东西。我无意中看了眼符家的小屋，发现门梁上“呼吸间”三个字已经不见，像是被人很仔细地揭下去的，一点碎纸片的粘痕也没有。两个忙着搬家的画家中的一个走过来，顺手递给符小云一包东西，嘱咐了一句。我们也顺势告辞离去。路上，老关说了几句什么，让我们的心情都轻松不少。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符小云。我搬走以后，过了很久，才在一个极其无聊的某人过生日的场合，听人说起符马桥最终被判了三年。
2003．5月
2004．2月改
尹丽川，1973年生于重庆，199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自1999年冬开始诗歌写作。为“下半身”诗歌民刊同人。有诗作发表于《天涯》《芙蓉》等杂志；出版有小说、诗歌合集《再舒服一些》及长篇小说《贱人》。
关于爱情的成功叙事
弗拉基米尔．马卡宁
狭窄的地方！狭窄的地方！……他简直是疯了！……他其实到底想说什么呀？
——摘自读者关于中篇小说《出入孔》的对话
在人生的末途……历经沧桑，头发斑白……作为一个女人，一辈子只爱过唯一的一个男人，会有什么感觉呢？……哦，什么都没有。绝对是什么都没有。在任何情况下，她，拉丽莎·伊戈列夫娜，什么特别的感觉都没有。（抱怨命运？不，一点都不。）毕竟有过多年的婚姻生活。嫁过别的男人。眼下，单身一人生活（已经离婚）。这种单身生活已经过了很久。
婚姻让她生了一个女儿。这一点很幸运。一个优秀、出色的女儿！她当然已经成人了，并且离开了。做了一名医生，在梁赞生活和工作。
塔尔塔索夫，拉丽莎·伊戈列夫娜曾经对他有所暗示（交谈过）——据说，她爱了他一辈子……含笑作出反应，活跃而粗俗：
“关于重大爱情的成功叙事，——非常罕见！……但也可能会发生。完全可能！”
也就是说，在他这个写作者身上是可能发生的。塔尔塔索夫还在补充，寻找托词来辩护（像往常一样）：“据说，是可能的。但文学正在死亡……唉！”
拉丽莎·伊戈列夫娜享受着孤独，品尝着它，从柏油路走到了泥地上。多么惬意啊！从小路往左拐，现在往前走，（经过菩提树）听着树叶的簌簌声。
噢？什么意思？……拉丽莎·伊戈列夫娜发现地上有一道裂缝。正对着她的眼睛。裂缝仅仅是一道裂缝，不太深，在黑色土壤上不易察觉。黑土。但一个突如其来的比较让她感到了不安，她想：这是什么……这是她母亲的怀抱。我的上帝呀！什么念头呀！……拉丽莎·伊戈列夫娜不由自主地缩紧了身子。迷信正在寻找惊恐？……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突然在今天？
形而上学的深度，我们大家都从那里来，似乎是塔尔塔索夫微笑着说过……当然，深度。谁还能有异议！她，拉丽莎，为这位写作同行操够了心。他们（他也同样如此）花了太多时间用隐喻来训练她的灵魂。运用形象思维！一切都很平常，哪怕母亲的怀抱。畜生！……
她也责骂自己。为了过去的事情……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但是，她的眼睛还继续在扫描草丛、土地。现在，眼睛在自行搜索这些标志性的可怕裂缝。拉丽莎·伊戈列夫娜努力把眼神从土地上移开，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看着附近建筑的窗子。五层楼的窗子没有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