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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们在一个电台谈话节目中讨论60年代的激进主义运动者。主持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60年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什么？这个问题引出了几个不同的答案，包括“言论自由运动”、“五角大楼的三月”和“芝加哥事件”等。好在我们事先谈论过这个问题，大家一致同意，对于那个时代来说重要的是一些细节，而不是一些重大事件。我们告诉主持人，1969年夏季曾发生过这样一件小事。
在那个变化莫测的时代，革命是所有人关注的热点。汤姆·海登是当时的一位运动领袖，正在芝加哥面临着谋反的指控，他号召在美国的城市中建立“解放区”。“气象员”组织当时控制着“学生民主社会”，计划在年底开展游击战。但是，大部分激进分子的注意力集中在“黑人黑豹党”上，海登称该党为“美国的越共”。
当其他人都在空谈时，“黑豹党”却在实干。“黑豹党”的成员向警察开枪，这种行为被激进分子视为即将到来的“武装年代”行动的预演。正在该领导层土崩瓦解之际（休伊·牛顿因杀害警察落入狱中；埃尔德里奇·克利弗在逃；鲍比·希尔被起诉），“战地将军”大卫·希利亚德挺身而出，力保党的团结，并在白人中寻找支持。得知法国名作家让·吉尼特对“黑豹党”感兴趣后，希利亚德邀请他来西海岸为该党演讲。
〖1〗00〖2〗破坏性的一代〖4〗〖3〗引言〖4〗00斯坦福大学是演讲的其中一站，这场演讲是该校法语系主办的，法语系的重量级人物还说服了著名历史学家戈登·赖特出面主持演讲前的鸡尾酒会。“黑豹党”成员身着黑皮夹克、佩戴墨镜早早到场，这些人看起来像迷路的纳粹兵团，只是他们的皮肤可能在流浪中变了色。这位矮小的法国人牙长得不太好看，衣服也一团糟，他的翻译是从《堡垒》杂志雇来的一位女性。他称赞“黑豹党”具有真实性（同时他认为马奎斯·德·萨德亦具有这种品质，是最伟大的革命家，甚至比马克思都伟大）。当他说话的时候，“黑豹党”成员们面带困惑不解的愠怒神色，杂乱地挤在一起。赖特的儿子是位军人，这天同一位黑人士兵一起回家。“黑豹党”的人发现他们俩正准备离开，普拉特把赖特的儿子挡在厨房里，朝他脸上吐口水，称他为“汤姆大叔”和“人民敌人”。当普拉特重新回到厨房时，那些白人宾客们假装什么也没看见。
鸡尾酒会开始后不久，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是肯·凯西，在华莱士·斯特格纳富有创造性的写作研讨会上初露锋芒。后来，他成为一位小说家，从那时起他就不太参加斯坦福的活动了。他丝毫没有在意“黑豹党”的存在，眼里透着迷离，脸上挂着僵硬的笑容。他说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听说有一位法国名作家在此，由于他自己也是名作家，所以两人见见面是件好事。
当吉尼特和凯西握手时，客人们预感到不祥的时刻就要来临了，因为吉尼特认为同性恋非法，而凯西却正是同性恋的实践英雄。凯西笑的时候，一颗门牙露在外面，这颗牙上镶着美国国旗。吉尼特知道自己的牙不好，可被凯西的牙上的装饰逗得哈哈大笑。凯西面带快乐的神情，指着自己的脚说：“我这是绿袜子。”吉尼特脸上露出不解的神色。凯西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绿袜子，伙计，你喜欢它吗？绿袜子，这很厚的，非常厚。”为了跟他谈话，女翻译用蹩脚的法语说：“Les chausettes vertes； elles sont tres； tres lourdes。”吉尼特低头看着凯西的脚，脸上露出了同情的神色。但当吉尼特还在想他为什么要穿这么厚的绿袜子时，凯西已经转移了话题。他指着“黑豹党”成员对吉尼特说：“知道吗？我喜欢打篮球，没有什么比和黑人打篮球更好了，我现在就可以同这些黑人出去一对一地练。”
“黑豹党”成员被这种童话式的话惊呆了，一时不知道这些话意味着什么，都呆呆地看着他。过了一会儿，他们中的一个人刚想往前冲，却被大卫·希利亚德制止了：“冷静点，伙计，这个操他娘的家伙疯了。”他大声向所有的人重复了一遍：“这个操他娘的家伙疯了，把他赶出去。”
“黑豹党”人离开了，他们带走了吉尼特。这个矮小的法国人回过头来看着凯西，耸了耸肩，似乎在表示，他本想继续通过翻译交换一些怪异的看法。凯西目送着他离开，自言自语道：“这些黑人到底怎么了？难道他们不喜欢篮球？我想黑人爱篮球。”
如果在另一个时代，这只不过是一件简单的怪事：两个人来自不同的世界，他们试图跨过巨大的文化差异进行交流，结果却不太好。但是，这次短暂的交锋却在西海岸的运动圈子里被激烈争论着，人们认为这是一次“主显节”（1月6日纪念耶稣显灵的节日）。我们这些自称为激进派的人在60年代喜欢用这个词，因为它试图指出生活中的共性，并把一些预示性的东西注入平凡的生活。
“主显节”使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有价值了，我们像追星族一样寻觅着它们。这是那个时代流行的信念之一，即平凡的生活背后一定有神圣的地方。只要我们稍微努把力，就能得到这个冠冕堂皇的社会的最后支点，或许是资产阶级意识，或许是集体自由主义，还可能是神经性紧张，或任何可能阻止我们冲向彼岸的事物。
从最早的战斗口号——“你不能相信任何一个30岁以上的人”，到这些短语在美国渐渐消失，60年代的那一代人一直认为自己是新世界的童子军。当时流行的“文化革命”所鼓吹的就是要把人们从传统思想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是社会的园艺学家，他们要“绿化美国”，让后工业时代的人们冲出清教徒主义的束缚。这是心怀报复观点的天使，要摧毁美国这个“罪恶的帝国”，解放全世界的囚徒。
引言探索远未结束
今天，人们不再会相信“主显节”，也不可能去追求“武装年代”。当迷惘的60年代已成为过去的时候，它的精神仍徘徊在我们心中。怀旧的艺术家把它写入作品中，描绘着在那个最后的好时光里纵情欢娱的形象——欢乐的性、欢乐的毒品、欢乐的歌曲。对于那些热衷于破坏的左派来说，60年代不仅是一个拥有很多乐趣的时代，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一个好时光——理想主义风行一时，人们除了想给和平一个机会外别无所求；那也是一个崇尚义务和行动的时代，在我们这个自私的社会中，双眼迷蒙的年轻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道德热情，改造世界是他们惟一的目的。
对于怀旧主义者来说，这些都是真实的。但实际上，它们恰恰是对那个年代的虚假回忆。当我们透过万花筒的玻璃看60年代时，看到的东西已经被扭曲了。它可能是最美好的年代，也可能是最糟糕的年代。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透过种族暴动、越南战争去看那些充满激情的、无拘无束的大学生。在那个年代，天真很快就可以转化为玩世不恭，美国人的胡闹很容易就会酿成对美国社会的巨大伤害。在那个年代，像“黑豹党”这群贫民区的恶棍被当作了政治空想主义者，而那些以恶作剧为乐的家伙却可以像福音派传教士那样，令人信服地开设药店，公然“传播”化学麻醉品。
60年代还激活了人们对“新耶路撒冷”的渴望，但也正是在那个时代，指导个人和社会行为的所有道德规范都受到了攻击。当一个又一个权威被新左派打倒之后，我们这些激进派宣称，毁灭是为了重建。但是，当我们想要革命的时候，却发现没有革命的蓝图。当60年代结束的时候，整个社会好像遭到了重重一击，社会成了各种多如牛毛的小团体、利益集团组织和新近被命名的少数群体，这些群体的惟一共性就是都认为美国是可恶的、不能相信的。这也许是60年代持久不变的遗产。政治哲学家迈克尔·瓦格泽最近在《新共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表露了这种不受欢迎的感觉，“只有去华盛顿游行时，我才有回家的感觉。”
因此，当一件艺术作品表现出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反感并希望激进派复兴时，60年代就没有逝去，它仍和我们在一起。现在越来越清楚，60年代将继续影响着我们。60年代是穿在我们脚脖上的绿袜子：厚重。伙计，非常厚重。
这本书是关于60年代及其特有的那种现象的，确实没有一个好的书名可以概括，或许应叫“80年代中的60年代”，可以加深我们对基克加德这句哲理的理解：生活要向前看，但对生活的理解却只能向后看（Life may be lived forward but can only by understood backward）。到70年代中期，激进派内部出现了分歧，一些新左派要继续战斗，坚持信仰，另一些人要放弃。对于我和戴维·霍洛维茨来说，从激进派中撤出是个人和政治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将在该书的自传部分列出细节。然而，如果说有一件事促使我们进行反思，那么，这件事就是越南的命运。不像激进派预言的那样，这里没有“新的早晨”，也没有农民的乌托邦。相反，只有比我们所反对的更大的大屠杀，只有比我们所要取代的更糟糕的政府。
从东南亚传来的只言片语的消息（左派自己想阻碍信息流通），让激进派的政治运动放慢了脚步，尽管没有突然转向反面。这个转向过程发生在几年之后，当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改革后的左派不谴责这种种族屠杀，反而指责美国对苏联进行制裁，指责美国帮助伊斯兰圣战者的努力是“新冷战”的开始。
到了80年代初期，我们感到应该对那一个时代的影响进行一次实实在在的盘点：一些是无可争辩的积极影响，如自我意识、社会空间和包容性的扩张，以及自我实现的空间扩大；另一些则是很黑暗的一面。在对权威的攻击中，我们损害了文化免疫系统，给了机会主义者可乘之机。犯罪、毒品及艾滋病流行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60年代。
当我们断断续续地写一些我们认识的人和我们经历过的事的时候，遭到了我们当年一些同志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对他们来说只有两种归类的办法：如果认为他们的运动是进步的，就应该写；如果认为他们的运动是破坏性的，就不要写。我看到他们再次拿起小旗，喊出昔日的口号，煽动“反美主义”。这些中年人都已两鬓斑白，肚子下陷，而且我们曾经所说的国际格局的“客观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开始认识到，60年代对我们这代人的最大影响是它所给予人的希望：人可以永远年轻，甚至不需要对自己从前的行为列一张借贷平衡表，更谈不上赢利亏损声明了。正如莱昂内尔·特里林在他的经典小说《旅途之中》所写的那样：“生活在希望之中能使你永远是个孩子。”
本书的内容反映出我们试图理解那场我们自己曾参与过的运动，理解那群从未长大的60年代的迷途男女青年，同时也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办法包括回忆、档案重建、评论和暗示。但是全书的精神是在质疑我们自己、我们的历史以及那些选择继续革命的同志。“片段”是记者对散文的特殊称谓，用于称呼本书的某些章节非常恰当。写作此书是我们的一种探索行为，这种探索远未结束。
一个激进主义者的安魂曲破坏性的一代
如果说这些辉煌的事情在费伊的葬礼上无人提及，那么费伊最后一年的个人生活更是无人触及，当时她从以前的承诺中后撤，试图探索家庭和女权主义的新模式。这样的新生被突然而至的暴力打断了，一个出狱人员声称代表被误解了的乔治·杰克逊向她开了五枪。然后是数个月的瘫痪和痛苦，接着是孤独的自杀，让自己离开了这个世界。人们多么希望她能像为别人斗争一样，为自己斗争。
也许，费伊的生死太复杂。或许，由于命运的反复无常，她的悲剧几乎不被人理解。60年代后的十年是保守主义盛行的十年，一些人原有的信念受到冲击，对于这些人来说，她的悲剧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信息。然而，这个遗漏让葬礼有种不完整的感觉，似乎这是一个没有道德感的故事，一个有意义的教训故意被遗忘了。
葬礼结束后，人们来到室外，站在阳光灿烂的小路上。谈论的主题多是关于他们自己的，而不是费伊。在激进运动风光不再的这些年头里，他们去何处旅行了；在继续坚守信仰的同时，他们做出何种让步与妥协了。在墓地里，有一个简短的仪式，出席者应邀去给灵柩上撒一把土，向死者做最后的告别。“在这一时刻，”费伊生前的一位密友说，“你几乎能听见她低沉的声音，那是昔日的费伊，我们想记在心里的费伊。‘等一等，’她似乎在说，‘等一下，该死！’这里面应该有更多的含义。”
像60年代突然转化为激进派的其他人一样，费伊有一种适合媒体报道的性格，冷静且不易屈服。她的脸挤成一个恒久不变的中心，这是她性格的反映，既冷静又爱好嘲讽，完全是一台受逻辑驱动的机器。与她相识的人对其印象各不相同。
她是一个与自己不断争吵的女人，遭受着矛盾情感的折磨。她担心自己的模样，担心对服装如此感兴趣是否正确。她认为自己长相平平，但又担心美容可能属于伪善。事实上，她的脸远比她自己想像的有吸引力。她是一个中等身材的女人，担心自己给人的印象有点胖，这是正确的。她对囚犯作为“被锁住的高等人”的认同，来源于或至少部分来源于这样一种感觉，即她自己被局限在这样一个身体里，不能完全表达自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她感到自己弱小无能时，她的好友，特别是女友却认为她是她们见过的最强有力的人。在她的一生中，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她都在实践一种成功地自我表现的战略，把才华体现在身体上，让自己迷人的风度能够吸引过路人，当然是那些她认为正直的人。
费伊独断专行、自我膨胀，为了自己的事情而冷酷无情。她常让别人感到忍无可忍而发怒，但看到这种结果，她自己还感到很惊奇，很受伤害。然而，她又能非常大度，许多人认为理所当然属于她的东西，她却能不为所动。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费伊多年的一位密友向她透露，自己有过一段无力了断，但对自身极具破坏性的爱情。而费伊认为任何人都有能力拒绝他不喜欢的事情，所以她称这位密友为“失败者”，不敢去追求美好的东西。费伊对别人的事情如此不敏感，有时几乎接近于无情无义，自然得罪了不少人，但费伊却认为人们都对自己不好，这种思维甚至发展成为一种病态的担忧，以至于她在办公室同陌生人常发生冲突。一个停车场管理员的指责能对她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费伊身上的激进主义是那样的自然，以致人们可能认为她生来就穿着红色尿布，或至少是一个纽约人，把左派政治活动当作一种常规训练。事实上，她的家庭是保守的普通中产阶级，是犹太人，三代世居加利福尼亚州，他们有虔诚的信仰，但从不张扬。 因为家庭地位及其犹太文化的原因，她只通过间接方式表达不满，进行反抗，最后通过政治途径表达自己。
费伊的父亲，山姆·亚伯拉罕是一个沉默的人，对人生的机遇和灾难有固执的理解，他对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不是男孩显然极为失望。费伊总是认为她的小妹妹丽赛更靓丽，更成功，因而取得非凡的成就似乎成了她惟一的出路。她的母亲也想迫使她更成功，这在后来增强了费伊的反叛性。费伊3岁的时候，母亲就开始让她学钢琴，常常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为了防止费伊晚上睡觉时吃手指头——这会毁掉她的音乐职业，于是在她睡觉时，母亲用绳子捆住其双手。费伊要按母亲的要求穿难以忍受的矫形袜子，并不是她的脚有问题，只是母亲想让她在以后的生活中有一双漂亮的脚。费伊还要戴上令人厌恶的牙齿矫正器，是因为母亲想让她日后能有一个迷人的笑脸。甚至当费伊受枪击后，在医院接受重伤治疗时，她仍抱怨母亲对其前额的抚摸太粗暴，不是要安慰她，而是要驯服她的头发。
费伊9岁时，她家从旧金山搬到了伯克利。她成了一名伯克利人，这个称谓主要来源于思想观点，而不是地理范围。伯克利大学的政治、文化自由主义从学校向校外社区扩散，她被深深地感染了，这种情感最终导致她新左派思想的产生。朋友们记得，她抱怨自己“被钢琴奴役”，尽管她已经弹得很不错了，可以同旧金山的名人同台演出，在14岁时就可以演奏《国王》了。她孤独、烦躁、轻浮、没耐心，急于越过模糊不清的青少年时期，直抵成年人的权利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