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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0-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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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枳ǔ±仕谢嶙髌芳罚煌拢允杩铩兑怼返诹沓霭妫�8月,黄礼孩、江涛主编印行了《诗歌与人》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11月,《女子诗报》、五月诗社、香港两岸三地女子诗歌研究会共同举办“中国2005年女性诗歌年度奖”评选活动,到12月底,七月的海、安琪、黄芳获得“2005女性诗歌年度奖”。2005年,多数正式出版和内部交流印行的诗刊都组织发表过“女诗人”或“女性诗歌”栏目。因此,单独将“女性诗歌”作为2005年新诗写作的一个专题讨论,很有必要。    
    一个人的身份,包括性别、阶级、种族身份对写作肯定是有影响的。那么,性别作为身份之一种,对一位女诗人的写作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女性诗歌”这个概念被用以归纳当时出现的翟永明、唐亚平等女诗人的写作以来,批评家们对它的阐释就一直有着分歧(或不如说是差异)。概括起来讲,一种看法是将某种相对确定的题材、主题和统一的风格的女诗人所写的诗视为所谓的女性诗歌;另一种看法是指由女诗人书写,对性别问题有反思,并自觉地尝试和探索多样的风格的女性写作;当然,也有第三种看法,认为只要是女诗人所写,就算女性诗歌。以《翼》为核心的女诗人同人们认同第二种观点,因为女性诗歌既建立在性别意识之上,也向着写作的可能性敞开;或从理论上讲,它既是批评角度的归纳和描述,又是一种写作构想,因而必须是开放的、兼容的。《翼》第六卷推出了女诗人中的新人温丽姿、成婴、枚绿金、沈木槿、赵元、成明、郜晓琴、金楠、安歌、旋覆、鬼鬼等,与同样保持着旺盛的写作活力的翟永明、蓝蓝、王小妮、马雁、马兰等女诗人一道,她们写出了被认为是有“较为自觉的性别意识”,同时,也“具有相当成熟的形式感”,并使得“当下生活的鲜活性和女性眼中世界的复杂性”(引自《翼》第六卷“序”)得以呈现的女性诗歌。


诗歌:“虚热”与“沉潜”“在期待中”:寻访诗歌的小世界(2)

    在性别身份之外,如果一位女诗人还拥有作用她感受世界、理解生活,也影响其语言的民族身份,那么,她的写作所面对的问题,她的诗歌面貌又将是另一种形态。《诗歌与人》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选录了来自14个民族32位女诗人的作品,包括诗歌、随笔、访谈以及有关评论等等。这些女诗人的作品承载着各自民族的历史、宗教和语言、文化记忆,细加考察,读者甚至可以从诗歌体式的选择和诗歌风格的尝试上,清晰地分辨出诗人的民族背景。尤其那些对自己出身的民族历史、宗教和文化传统有着强烈的兴趣的诗人,往往通过写作带有叙事性(史诗特征)的长诗,来寻找自己的民族之根。藏族女诗人唯色是这方面的代表。她写作的组诗和长诗不但追寻着有关藏族的记忆、宗教,而且也涉及当代西藏的现实生活。选本中的诗人虽然来自不同的民族,但她们都是用汉语写作,可以说,她们有关本民族的记忆带有深刻的被改写和被剥夺的创痛,这一点,恰恰和女性在男权社会历史中的文化记忆十分相似。从某种意义上讲,女性写作中所包含的反思、反抗和不断寻找的思想特征,在这些民族女诗人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3)新诗集几种    
    2005年值得一读的新诗集,有正式出版的《多多诗选》、《王寅诗选》、朱朱的《皮箱》、叶丽隽的《眺望》,还有非正式出版物,穆青的自印诗集《亡灵书》,“剃须刀丛书”中臧棣的《沸腾协会》、萧开愚的《这里,那里》、桑克的《海岬上的缆车》、张曙光的《雪,或者其它》等等。    
    多多据说是一位被遮蔽的朦胧诗时代的重要诗人,也是被多数读者普遍认为晦涩的诗人。《多多诗选》收录了诗人自1972~1999年间的作品,诗集附录部分收入多多的回忆文章《北京地下诗歌(1970~1978)》、黄灿然的评论《最初的契约》以及诗人凌越对多多的访问《我的大学就是田野》。这是个相当完整的选本,喜爱新诗的读者真是应该把它作为很好的手边书。黄灿然的评论是切中多多诗歌的要害的,他认为多多之所以出色,是因为他的写作直取诗歌的两大核心:一是诗歌与汉语的关系,一是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多多在处理这两种关系方面,可谓汉语诗人们的典范。《王寅诗选》也是一本比较完整的诗集,收录了诗人自1981~2004年间的主要作品,附录有刘翔和梁晓明的评论。王寅是第三代海上诗群的代表诗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始负诗名,其后一段时间很少见到他在各类刊物上发表诗作。但90年代他一直坚持写作,他这一时期的写作被刘翔概括为:“把个人的生存境遇与时代的狂暴用完美的艺术表现结合起来,成为从个人出发反抗与讽喻现实的典范”(《时代侧影下的个人悲歌:论王寅九十年代的诗歌创作》)。《皮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是朱朱的第二本诗集。其中组诗《清河县》,长诗《灯蛾》、《合葬》、《皮箱》等,是这部集子中的力作。组诗《清河县》六首诗中有五首是《金瓶梅》中五个人物的内心独白,诗人刻意地交代一笔,要点名“诗名/我(诗中之我)”分别的对应人物。这样,六首诗中的五首都以第一人称为视点,描述了一个围绕着通奸、情杀、复仇、乱伦主题的故事中几个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恰恰弥补了古典小说的白描手段造成的人物性格不够复杂和深邃的不足。或者换个角度说,是现代小说中的心理小说技法的运用。诗人仿佛练就一种分身术,将人物观察和自我的经验融合起来,写出了富有戏剧性和沉思力量的诗歌。读叶丽隽的诗集《眺望》(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带给我意外的惊喜,女诗人悉心观察大自然,善于捕捉生活细节,诗歌篇幅虽然短小,却在随意之中透露出对于精神生活的执著。    
    2005年底,穆青将自己历年写下的诗编辑印行,取名《亡灵书》,取对自己过去一段时期写作的总结和告别之意。集中收录50多首诗被分成“致敬或悼亡”、“文字戏剧”、“私人历史”、“抒情喜剧”等几个部分,显示了诗人对自己作品的理解。穆青的诗既有观察的细致、表达的清晰,同时也有想像的恣肆与激情的深挚。根据臧棣的记述,他的新诗集《沸腾协会》是近五年来所写下的“协会”系列诗的编选。集子中的每首诗题都缀有“协会”字样,这种写作方式得自诗人偶然的思考和有意识的尝试。所谓系列诗,在臧棣看来,其主题庞杂,“它要研究的是一个时代的生存状况”。阅读这本诗集,在略感晦涩之余,却也总有意外的惊喜。桑克习诗多年,也是个勤奋的诗人,但他自己编选的个人诗集《海岬上的缆车》,却只选了33首。桑克是一位坚持诗品与人格相统一的理想主义诗人,从他那些对现实的细致观察和犀利批判的诗作中,读者总能够感受到这一点。萧开愚自从2004年以一组《致传统》引起诗歌同人们的关注后,他的写作便很注重从语言实验上借取传统的元素,在他2005年的诗集《这里,那里》中,这一特点也相当鲜明,而张曙光的诗集《雪,或者其它》中的作品保持了他一贯的自我省思和怀疑精神。    
    (4)新诗的虚拟空间性    
    有了互联网以来,中国新诗的发生场和传播空间发生了较大规模的迁移和拓展。一方面,网络成为许多年轻诗人发表作品的平台,并引动了越来越多的新人对诗歌写作的兴趣;另一方面,诗歌网站、诗歌论坛、免费博客空间的出现,更是成为上网诗人展示自己的作品,与同人交流切磋诗歌技艺,以及吸引自普通读者到专业研究者参与诗歌批评的重要场所。在互联网日益普及化的时代,诗坛的格局也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此前,或围绕一个核心诗歌民刊(纸媒),或围绕一个地方性的团体,志同道合的诗人们聚集形成一些个诗歌圈子与诗歌流派。互联网空间刚被诗人们发现并加以利用的时候,首先出现了零星的专业诗歌网站、诗歌论坛。专业诗歌网站,如诗生活网,一开始就建有诗通社消息、诗人专栏、诗歌论坛等等栏目,吸引了众多诗人和网民的参与;而因为成本低,申请开设一个诗歌论坛相当简便,所以,网络诗歌论坛大量涌现,并一时成为诗歌交流和论争的最佳场所。比如,发生在20世纪末的中国当代诗歌论争,稍后便延伸至网上,虽没有形成大规模深入的对于诗歌问题的探讨,却加速并加深了诗人群体的分化和诗坛格局的重组。


诗歌:“虚热”与“沉潜”“在期待中”:寻访诗歌的小世界(3)

    近两三年来,由于维护、经费或人气等原因,诗歌网站有的自生自灭,有的逐步稳定,形成了自己的写作和访客群体。这样,从网络(网刊)到纸媒(纸刊),新诗的发生空间、传播方式和场域格局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第一,以网络论坛为平台,聚合人气,形成新的诗歌圈子,编发网刊、电子诗集等,然后,以群体面貌出现在正式纸媒诗刊上;有代表性的论坛如黑蓝网,有诗歌论坛,并不定期出版电子诗集。第二,原来以纸媒形式印行的民刊建立网上诗歌论坛、网站,以吸纳新作者,并同时继续出版纸媒诗刊,这样的网站和论坛往往带有原来以民刊为核心汇聚作者群的特征,而由于互联网带来的交流便利,这些诗刊和诗人群体也能够更快地得到传播,为更多同行和读者所知。比如湖南的“滑动门诗歌网站”,其对应的纸刊为《6+0》同人刊物,2005年出版了第三卷,收录了生活在湖南的远人、韦白、唐兴玲、梦天岚、鸥飞廉、易安六位诗人的作品。2005年出版了创刊10周年(1995~2005)特刊的《东北亚》诗刊,也于当年在网上建立了“东北亚诗歌论坛”。第三,近几年,网络博客的兴起又为上网诗人们开辟了免费的平民化、个人化的私人空间。在公开的博客上,诗人们不仅可以贴新写的诗,可以在这个个人空间中写日记、随笔,上载图片和音乐,还可以将朋友的博客收藏到友情链接中,只要轻轻点击,就可以很快了解到朋友们的近况。总之,博客能够充分地展示一个人的丰富生活。据观察,诗人建立博客网页的人数越来越多,也许我可以不无夸张地推测,诗人将成为文化人中最大的博客族之一。    
    互联网刚为诗人们利用的时候,有人鼓吹过“网络诗歌”,除了认为网络能够提供一个开放平台,使多数不能在正式出版的诗刊上发表作品的诗人从此获得发表和交流的机会之外,还设想互联网能够给新诗写作提供某些技术和语言上的新元素。然而,几年过去了,以网络诗歌为名目的批评话语并没有显出其有效性。在笼统的网络文学说法下,有所谓“在线写作”,然而很难设想并实践诗歌写作的在线特征,因为一方面一首诗的写作有可能也就是几分钟时间,线上线下都一样;另一方面稍长些并需要结构的组诗、长诗,恐怕难以做到在线写成。诗歌写作也许更需要诗人的状态(或灵感),挂在线上等待灵感来并不适合诗歌的写作。但是,的确有很多新诗人开始写作和受到关注,首先是在网络上,他们往往称自己的写作生涯始于“触网”。从这一意义上说,互联网和新诗的关系的确值得研究。网上诗歌的兴盛直接反馈到纸媒上,2005年6月,《新京报》文化副刊每周二推出诗歌专版——“京报诗刊”,开始介绍和发表当代诗人的作品。根据上文的考察,新诗在网络空间中的格局重组,结果造成了新诗的地域性特征。2005年,像《诗歌月刊》辟有“诗版图”栏目,就是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将不同地区,比如具体到广东揭阳、浙江海宁这样的地区的诗人推介给读者。地域性还体现在一些民刊的办刊宗旨上,比如《剃须刀》同人杂志并没有建立相应的网络平台,而几位生活在哈尔滨的诗人们的办刊宗旨是:“坚持地域性、同人性和开放性”。总的来说,传播渠道多种多样,诗歌仍然在生长着。


诗歌:“虚热”与“沉潜”“白猫黑猫”:新诗批评摸着石头过河

    小标题中引用的“白猫黑猫”,既是对一部同名电影留给我的印象的挪用,也是对那句著名谚语的涵义的引申,用它来说明我感受中的2004年新诗批评状况:有序中也有混乱,活力中也有低迷。    
    2005年4月,由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主办的《新诗评论》创刊,至年底已出版两辑。4月北京大学推出“新诗研究丛书”,首辑出版了三种著作:《中国当代新诗史》(洪子诚、刘登翰合著)、《“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姜涛著)和《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张桃洲著)。2005年,《江汉大学学报》继续“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连续推出“新诗的出版”、“女性诗歌”、“新诗的阅读和阐释”、“新诗的先锋性”、“中生代诗人”、“新诗的翻译”等专题;《扬子江诗刊》的“新诗第二课堂”、“话题”等专栏,一直保持着对新诗写作、阅读和新诗教育问题的关注;《特区文学》的“批评家联席阅读”依然由10位评论家围绕着一首诗进行点评和解析,共同探讨着新诗的解读方法问题。    
    与新诗集出版的不力,诗歌活动的虚热,以及写作和传播渠道的丰富多样性相比,2005年的新诗批评总体来说发展比较平稳,但也鲜见对当前诗歌写作有针对性的好的批评文字。所以,我打算在这里梳理一下2005年新诗批评中的一些具体话题。    
    首先,关于新诗解读。2005年,深圳《特区文学》的“读诗”栏目“批评家联席阅读”继续进行,10位批评家各自对雷平阳、张枣、翟永明、郑单衣、君儿、陈东东等不同风格的诗人们的作品进行了解读。稍加比较,读者不难发现,面对同一首诗,10位批评家常常发表不同的意见,甚至好坏的评价也不相一致。除了表明“诗无达诂”这样一个古训外,大概,诗人们读诗的眼光和方法也是有差异的。这其实并不奇怪,重要的,是批评者有自己的方法、立场和趣味,并通过批评实践将它们展示出来。“批评家联席阅读”也引发了读者的反馈,不过,从学理上看,这些反馈意见缺乏对批评本身切实而有说服力的剖析。也许,批评家们在批评实践的同时,尚需要不断地反思自己的批评立场和诗歌观念,并使之获得更充分也更系统的呈现。《扬子江诗刊》中的“新诗第二课堂”解读的大多为栏目策划者选出的新诗经典名篇,所以,这个栏目不仅是关于诗歌解析的,而且也是关于诗歌教育的。而《扬子江诗刊》2005年7月号的“话题”栏目就是以“新诗与语文教学”。    
    其次,关于女性诗歌。随着越来越多的女诗人活跃在诗歌写作场域,人们也将性别作为诗歌研究的视角之一。不仅各类诗刊常常辟有女诗人栏目,而且,近年关于女性诗歌的研究文章也逐步增多。上文提及的《江汉大学学报》曾在2005年第2期刊发了周瓒、王艳芳、张晓红等人关于当代女性诗歌的论文,其他如《扬子江诗刊》、《山花》等杂志也于2005年发表过有关女性诗歌的研究论文。虽然“女性诗歌”概念出现在1980年代中期,“伊蕾、翟永明、唐亚平、陆忆敏、林雪等女性诗人的写作,不仅构成了当时张扬生命意识、个体意识的诗歌浪潮的一部分,而且以鲜明的女性意识,独特的女性书写方式,向人们提出了一些值得探究的诗学命题”,但也正如臧棣、张桃洲所言:“从更开阔的视野来看,在新文学的终声喧哗里,从来就不缺乏女性的声音,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诗歌写作,理应纳入研究者的观照范围。而1990年代以降,随着中国诗歌出现的重大调整和变化,女性诗歌从写作的群体、层次、心态、策略等也都发生了变化,势必引起讨论。尽管女性诗歌自被提出以后,曾数度得到深浅不一的讨论,但我们以为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关于女性诗歌·主持人语》,载《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从诗歌现象和理论思考两方面观照1990年代以来的女性诗歌,王艳芳认为,“真正的女性诗歌不仅仅是以性别为标志的”,“性别并不是界定和衡量女性诗歌的唯一标准”,“女性诗歌在充分表达自我的性别意识之外,还有更为广阔和深刻的生命意识”。这不免令人困惑,生命意识是和性别意识分离的吗?霍俊明撰文表示对新世纪以来部分女诗人写作的失望(《语言纵溺的喧哗与时光沙漏的细响》,载《山花》2005年第4期)。总的来说,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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