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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70年代的冯唐，此前曾有一部《万物生长》的长篇小说，为一些青年读者所默默喜爱。《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写一个十五六岁的北京男孩的苦涩童年和艰难成长，作品里，社会生活的沉闷、家庭环境的窘迫与学生的好奇、少年的好动，以及老师的刻板、家长的严厉与“老流氓”孔建国的平易和亲切，构成了极大的反差。在一个人的成长中，肃杀的环境所起的反作用，严苛的父母与师长所起的副作用，所谓的“坏人”可能起到的好作用，都由真切的故事和顽皮的语言娓娓道来，让人在意料之外的阅读中获得情理之中的感受。作品充满那个时代独具的和冯唐特有的“灰色幽默”。冯唐的小说，一般都有引人入胜的故事；而比故事更好的，是“痞”中见“真”的叙事语言；而比语言更好的，是“真”中见“妙”的艺术感觉。这几样东西凑到一起之后，就自然而然地以冯唐式的精妙与精彩，使得作品既快人心目，又耐人把玩。
属于“80后”的春树写于2005年的长篇新作《2条命》，也是典型的“成长”小说。作品所主要描写的遇断和好孩子楠楠，你可以看作是不尽相同的两个少女，也可以看作是同一个少女的AB面：一个人物的两种命运，或两个朋友的境遇反差，使得作品在表现青春人生与人性上更见深刻与凌厉，也使作品在折射社会生活现实上更显丰富与浑厚。无论是遇断还是楠楠，由于她们关于爱、关于人生的想法与追求过于理想和完美，而这一切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被折损、被阻遏，初涉人生的她们才感受到了人生的严峻与现实的严酷，并逐步走向了失望与绝望。因而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从青春女性角度叙说的有关爱恋与失恋、希望与失望的故事。从作品看，作者并没有给遇断和好孩子楠楠提供一个自我拯救的良方，而是如实地描述了她们如何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种“春树笔法”反倒给人以极大的震撼，让人们去寻思与她们的人生悲情不无关系的她们自身的问题，她们的人文环境的问题，她们的社会氛围的问题。
新锐女作家章元的《20后没有初恋》，以当下时代为背景，以现代都市为场景，也给人们描绘了一个在青春中爱恋、在爱恋中成长的故事。作品中的主人公南北是一家报社的记者，很有朝气，又颇有才气，但在情感上却总不顺遂，一个出色的男人看上了她，她看上的却是另外一个男人；而她看上的男人，又看上了别的女人。在这依次错位的爱的马拉松中，所有的人都爱有旁骛地死死坚持着，又都心有不甘地苦苦追寻着，当明白了事理与是非时，又都身心疲惫，失却激情。作品在一个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故事中，揭示了当下社会在情爱方面潜藏的问题，那就是观念的开放和现实的松动形成的性与爱的分离、情与欲的游移，反倒给置身其中的人们造成了许多迷乱与迷惘，使得人们常常因误读和误解而进入种种误区。这部被媒体称之“F世代”的发轫之作的小说，实际上从反思的视角写了新一代人的在自由旗帜下的不自由，在成熟幌子下的不成熟。他们还在“成长”之中，他们需要继续“成长”，尤其是以活跃不羁的青春心性面对着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世的时候。
长篇小说：现实人生的雄浑交响写动物：《狼图腾》之后有《藏獒》
在2004年春天创下文学图书出版奇迹的姜戎的《狼图腾》，自正式面世之后，一直没有离开公众的视野。作者在书中描写的蒙古草原狼的精彩故事，以及中华民族到底是狼的传人还是龙的传人这一争议，使在2005年不仅没有淡出读者的视野，而且一直高居各大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在2005年间，《狼图腾》被紫禁城影业以100万元高价购得影视改编权，以后又被英国企鹅出版社以10万美元订金买下全球英文版权，有关它的种种消息依然是当下文坛与书界的热门话题。
但在小说创作上，有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杨志军的《藏獒》的作品，无论从形式、内容还是文化意义上，都似乎是在向《狼图腾》一书发起挑战，并开始引起读者和评论家的兴趣。《狼图腾》几乎引领了2004年文学图书的风潮，成为“狼文化”的文学代表。而《藏獒》的出现，有关评论家认为从作品的艺术层面看，尽管各有千秋，但“《藏獒》比《狼图腾》更像小说”。在《当代》杂志举办的2005年度最佳长篇小说评选之中，杨志军的长篇小说《藏獒》（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得到了文学网友广泛好评，最终获得了年度网友读者喜欢的最佳长篇小说奖项。
事实上，无论是作为杨志军的长篇新作，还是作为一部《狼图腾》之后的动物题材小说，《藏獒》都是相当惹人眼目的。它给人的新异而突出的感受，主要有这样两点。
首先是在《藏獒》一作中，作者杨志军通过一只名叫冈日森格的藏獒，进入仇家领地之后面临的种种凶险与挑战，写出了天性英武又善于学习的冈日森格，是如何在战斗中成长、在成长中进取、在进取中称雄的。藏獒冈日森格所面临的对手和敌人，数量实在太多、力量又过于强大。作为上阿妈草原的一只藏獒，当它跟随七位小主人走入到世代仇敌西结古草原的地域，那整个西结古草原从俗人、僧人，到领地藏獒，就都是它潜在的敌人，何况还不时会遇到天敌——荒原狼和藏马熊的袭击。冈日森格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险恶环境中登场亮相，并在那看来少有胜算的一次次恶战之中，拼命救主，带伤鏖战，斗智斗勇，后来居上。它既以自己的英勇无比战胜着强敌，又以自己的高风亮节感召着对方。西结古草原从狗到人，对它无不由不以为然转为刮目相看，并在对它的肃然起敬之中不断更新着已有的认识。当冈日森格在人与狗的协力追捕之中，不断历练自己，证明自己，在生死关头战胜了西结古草原上傲视群雄的獒王虎头雪獒，它已是整个藏域草原无可争议的狮王；当它又进而打败了神话般的饮血王党项罗刹之后，就使它更加确立了自己不可动摇的地位。这样一只藏獒，是生活中的强者，更是精神上的王者。它有理由使藏獒们为之臣服，也有理由为人们所敬仰。
其次，是作者运用一种近乎拟人的手法，来书写笔下的藏獒，尤其是它们中的佼佼者——冈日森格。在作者的笔下，藏獒不仅有狗性，而且有灵性，通人性；它们与同类有它们的交流方式，与人也有它们的沟通方法；它们有记忆、有思考，有情感、有义愤，有原则、有胸怀，有操守、有风度。有关那些藏獒对同类的讲信义、对人的讲忠勇的细切描写，还有那些日常中的情感描述、战斗中的心理描画，都让人觉着藏獒尤其是其中的冈日森格的非比寻常。看到这些文字，你既会在栩栩如生中暗暗称奇，又会在过于神奇中产生某种疑惑：这些藏獒还是狗吗？有这样的狗吗？带着这样的悬疑读下去，你会发现，杨志军写狗，一如他写人。因为他注重的是藏獒特有的狗性，而这种狗性，又是那样的人性化。因为具有了这样的人性化的狗性，那一只只藏獒好像是一个个“披着狗皮”的人。从这里我们可以进而探悉杨志军关于藏獒的观念，那就是他把它们当成是与人平等的另一个群体与主体，而不只是把它们当成是附属于人的主体的一种客体。这样的一种特异观念，使他在操行与精神的层面上赋予了它们与人同等的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通过作品中的父亲的口吻告诉人们：“到底狗性伟大，还是人性伟大，我看一样伟大。”
也许还可以说，杨志军觉得在藏獒身上保有的“英勇善战，视死如归，忠诚可靠，义重如山”的“义士”品格和“君子”气节，正是在现代人身上日益缺少的和正在失落的。发掘、借鉴和吸取藏獒身上的这些特异品质，可以对人的诸多缺失与缺陷加以弥补，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样的一个看法，当然有着可以商榷的余地，但这样的一个看法却造就了杨志军笔下不同凡响的《藏獒》及其藏獒中的冈日森格。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出自杨志军之手的《藏獒》与2004年的《狼图腾》一样，都值得关注，也必会招致争议。而无论是关注，抑或是争议，无疑都是一部作品有一定价值的具体体现。
面对近千部长篇小说这样一个巨大的文学存在，以上的在几个倾向性话题下选择的作品及其所做的简括描述，无疑是挂一漏万、很难全面的。即如在2005年间，特色明显又影响甚大的冉平的《蒙古往事》，因很难归入以上的几种倾向之中，就未能予以提及；而在直面当下现实写官场方面，陆天明的新作《高纬度战栗》、范小青的新作《女同志》，较之以往都以新的开掘而表现出新的力度，也因超出了以上几种倾向而未做论说。因而，至少把这样一些力作连同本文中论及的作品汇集起来，才谈得上对2005年长篇小说“以点带面”的巡礼。这是要特别指出来并提请读者在阅读中加以注意的。
但毋庸讳言，即使是这样一个描述，也大致上可以看出，2005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求新与务实已成为基本的趋向与整体的风尚，这种文学努力使得长篇小说与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保持了一种应有的联结，也与普通民众和广大读者的生活经验和阅读期待有了更多的契合。这样一种不断“走来”和明显“走近”的趋势，无论是对于文学和作者来说，还是对于社会和读者来说，都是必要的和重要的。
中短篇小说：高原状态下的平庸和躁动中短篇小说：高原状态下的平庸和躁动
在我看来，中国当代小说这些年来始终处在一种高原的状态之中。所谓高原状态，是指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相当高，却缺乏凌空突起的山峰。当我们回望2005年的中短篇小说时，这种高原的印象似乎更为强烈。我们见到了很多熟悉的作家，他们仍然出手不凡，你可以说他们又有了新的进步，但他们并没有立起一座让我们仰止的高山。我们也见到了不少新的作家，他们的文字显得那么的成熟，他们的感觉又是那么的新鲜，尽管你能挑剔地说在他们的叙述里能发现一些大师名家的影子，你却不能不承认稚嫩与他们远不搭界；但即使如此，他们也没有成为横空出世的天才傲立苍穹。高原状态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学素质处在较高的水准，但文学高原的海拔高度只是通过历史的对比才显现出来的，而处在高原中的当代读者并不会在历史对比中进行阅读，因此他们更在意高原景象带来的单调和平庸。“平庸”就成了我们批评当代文学的一个常用词。但我们的文学也不必为平庸而感到汗颜，因为应该看到，眼下的平庸是一种高水平的平庸。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在这种平庸后面的躁动不安，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学高原仍充满了活力，它也许正酝酿着一场伟大的造山运动。
以这样的眼光来梳理2005年的中短篇小说，一方面就可以认为这一年的中短篇小说是一个正常年景的收成；也许没有惊世骇俗的经典出现，但仍有一批可圈可点的佳作。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这一年较好地延续了小说创作的发展态势，这一点尤其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为在这种发展态势中，也许那些未来的文学高峰正在积蓄着能量，正在往上突起。
中短篇小说：高原状态下的平庸和躁动批判现实的力度（1）
当代小说基本上仍是以现实主义为创作的主流，说到底，现实主义与小说文体的内在逻辑更为吻合，也与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更为吻合。现实主义的首要特征就是强烈的现实感。现实源源不断地为文学提供新的素材，作家们也始终与现实保持着一种亲密的关系。但现实感并不是来自作家对现实素材的直接索取，而应该是来自作家对现实的主观认知能力。中短篇小说的批判力度和深度有了显著的提升，2005年小说就做了很充分的证明。小说不再是满足于“反映”了现实，而是让我们鲜明地感受到作者对待现实的态度。因此小说的现实感首先体现在社会批判性上。
小说家首先是社会的监督者，他们往往是嗅觉灵敏的“警犬”，对社会的不公和邪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这些年来中篇小说有力地承担起小说的这一现实批判的责任。如韩少功的《报告政府》，葛水平的《浮生》、《黑口》，胡学文的《路上行走的鱼》，杨少衡的《林老板的枪》，叶广芩的《响马传》、《对你大爷有意见》，刘庆邦的《卧底》、《鸽子》，罗伟章的《大嫂谣》、《我们的路》，荆永鸣的《白水羊头葫芦丝》、《大声呼吸》等。在这些小说里，诸如小煤窑、农民工、黑社会、权钱勾结等敏感的社会问题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也普遍表现出一种关怀弱势者、呼唤民主和平等的人文精神。从社会批判性来看，今天的作家大大深化了一步。比如基层政府往往是切入现实的焦点，而这类小说不再是过去的“分享艰难”了，而具有了知识分子的鲜明的批判意识。举两个短篇小说为例。邓宏顺的《退税》反映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社会问题，国家决定免去农业税，高书记要带着全体乡干部到最贫穷的千丘田村去给村民退税。但高书记一行却没有受到他们想像中的热烈欢迎，相反还遭到村民的抵抗，村民们以为这些乡干部们是变着法子来搜刮钱财了。故事的批判性一目了然，它既揭示了基层干部的尴尬和艰难处境，也嘲弄了国家干部在群众中的诚信度。由于批判的一目了然，作者也就不在深刻性上做文章，而是通过戏谑的叙述保持着小说的艺术张力。比如小说一开始，高书记带着干部们行走在去退税的路上，几个人各唱一首流行歌的描写就充满了戏谑的色彩。高书记唱《千年等一回》似乎踌躇满志，老余唱《为了谁》倾诉了复杂的心曲，而老张唱《该出手时就出手》则表明了干部说到底并不代表百姓的现实。小说的人物也许带有脸谱化的特点，但这恰是借用传统戏曲的表现手法，它使读者更能体会到戏谑的韵味。这也说明作家不仅追求现实感，也追求文学性，作者的文学追求让我们从一个现实性很强的故事里欣赏到思想和情感的韵味。向本贵的《赌局》也是以乡长为主角的小说。小说写的是芭茅乡的领导们想方设法通过抓赌博弄一笔去打点县委张书记的钱，这让我们看到了乡村闻所未闻的一面：普遍化的民间赌博、禁赌成为乡镇增加收入的方式以及基层官场的种种潜规则。这是一个很容易被漫画化的故事，但作者即使在遇到荒诞、嘲弄的细节时也处理得十分凝重，因而我们在阅读时哪怕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有趣好玩，也不会以亵渎的心情一笑带过。我们会认同作者在叙述中表现出的理性的沉重。这种理性的沉重深化了作品的现实批判性，作者洞见到现实社会是由一环套一环的赌局构成，也许可怕的不是乡村明着“带彩”的赌局，而是藏在背后的隐性的政治化的制度化的大赌局。
在这里我想重点讨论杨少衡。中篇小说的2005年也许可以说是“杨少衡年”，这一年他接连发表了《林老板的枪》、《金粉》、《该你的时候》、《蓝筹股》、《县长内参》五个中篇小说，但说是“杨少衡年”并不在于他的小说数量，而是在于他这一年的小说都朝着一个方向用力，就像打井一样，选定了一个井眼，不断地往深里钻，终于打出了最甘甜的水。他用力的方向就是县长的视角。《林老板的枪》在2005年初发表时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不仅揭开了杨少衡在2005年的“县长系列”，而且因为发表在《人民文学》第1期上似乎给我们一种暗示。曾有人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人民文学》如何才能真正体现为“人民”的文学。我以为杨小衡的“县长系列”就包含着他对人民性的理解。毫无疑问，这样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