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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法西斯的“北进”企图，苏联是十分警惕的。“七七”事变前夕，苏联为“避免两面作战的危险”，一方面“向中国政府声明，它将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中国提供必要的援助”，以支援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一方面坚决拒绝中国要求“与苏联签订中苏互助条约”的建议，“因为这明显意味着要建立对日军事同盟”，只同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35〕1940年秋，崔可夫奉派来华担任中国政府的军事总顾问。行前，斯大林对他指示说：“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们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36〕那么，靠什么来捆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当然只能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对此，苏联元帅扎哈罗夫讲得十分明白：“日本之所以未立即对苏开战，是因为它的大量兵力被牵制在中国。”中国的抗日战争大大削弱了日本的军力和财力，钳制了日本陆军的主力，迫使日本法西斯不得不取消进攻西伯利亚的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大本营遂果断地决策调兵西向，以集中力量同德国法西斯作战。据统计，从1941年春到1944年秋，苏联从远东地区先后西调陆军部队39个师另21个旅又10个团，约402万人；加上从太平洋舰队和阿穆尔区舰队抽调的海军步兵14万人，总共西调兵力542万人，调火炮和迫击炮5000多门、坦克3300多辆。显然，这对于扭转苏德战局，特别是对夺取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有的苏联军事史学家指出：这“清楚地证明远东军队对战胜法西斯德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而它们“是在对德战争最艰难最重要的时刻由统帅部调往苏德战场的”。〔37〕
第一部分：绪论粉碎了日本法西斯的北进计划 2
还应看到，苏联卫国战争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战略后方的支撑。从这里，组训了数以百万计的战略预备兵力，源源开赴前线；制造出大批飞机、坦克及火炮等武器装备，及时输送战场，从而奠定了胜利的物质基础。换言之，苏联的亚洲部分所作出的贡献，对夺取卫国战争的胜利意义重大。此处战略后方的形成及其作用的发挥，主要在于苏联自身的因素，但中国的抗日战争对实现斯大林的期望——“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也有重要意义。
总之，中国的抗日战争大大减轻了日本对苏联的压力，日军主力一直被牵制在中国战场上，这是苏联能够避免两面作战、得以集中力量打败德国法西斯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 阻遏了日本法西斯的南进行动
日本认为“南洋正当世界贸易的要冲，同时作为帝国产业及国防上必不可少的地区，并且作为我民族发展的自然地区”，〔38〕因此早就准备向该地区扩张。1936年8月7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在五相会议上制定了一项“基本国策”，规定要大力“扩充国防军备”，“外交国防相辅相成，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39〕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其主要兵力陷于中国战场，没有可能“向南方海洋发展”。1939年9月3日欧战爆发，日本朝野都认为这是南进的最好时机，但因日本在侵华战争中遭到难以克服的困难，90％以上的陆军都被钳制在中国战场上，仅关内的日军就有24个师团、19个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根本无力抽兵南进。因而新内阁首相阿部信行于9月4日发表声明：“当此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国决定不予介入，一心向解决中国事变的方向迈进。”〔40〕1940年6月间，德军横扫欧洲大陆，意大利参战，法国投降，英伦三岛吃紧，而美国尚未介入，日本当局认为“南进”的绝好时机来临。6月21日，日本参谋本部召开了讨论南方问题的会议，当天研究了《今后作战指导及缅甸作战指导》，第二天又研究了《对南方战争指导计划方案》。其主要内容是：“以突然袭击开始战争”，“首先攻占新加坡，接着尽速急袭并占领荷属东印度。为此可把航空基地推进到法属印度支那与泰国，以之作为进攻基地，在适当的时候攻占香港。”在此基础上制定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处理时局纲要》，并于7月3日通过，27日由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批准实施。规定“战争准备工作，大致以8月底为目标促进之”。在批准纲要的会议上，外相松冈呼喊：“解决南方实际上就是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陆军方面则说：“即使缩小在中国的占领地也要马上干（指对南方使用武力）。”〔41〕8月1日，日本近卫内阁又发表《基本国策纲要》，强调“帝国要在应付世界形势的变化、改善内外形势、促进迅速解决对华战争的同时抓住时机，解决南洋问题。”〔42〕德国也竭力敦促日本乘机“南进”，以打击英、法在东方的势力。但这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势头越来越猛，正面战场刚刚发动了冬季攻势，使侵华日军“深感敌尚强大”，认为“付出的牺牲是过去作战不曾有过的”；〔43〕敌后战场则展开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日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增兵华北，以挽救危局。于是，日本的“南进”计划再度推延实施。对未能按德国要求行动一事，日本访德特使寺内寿一向对方解释说：“中日战争不结束，南进是办不到的。”〔44〕这就是说，中国人民拴住了日本法西斯的手脚，使之不能为所欲为。
1941年10月18日东条英机上台，日本大大加快了侵略战争的步伐。为了贯彻“南进”既定方针，并打破中日战争僵局，12月8日，日本法西斯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发起了对东南亚的进攻，日军“南进”的战车终于启动。不过较之原定计划，时间大大推迟，而且规模有限。当时日本派往东南亚地区作战的陆军部队仅10个师团又3个混成旅团，占其陆军总兵力的1/5，而在中国战场则保持有35个师团。日本陆军当局计划在3至4个月内即结束在东南亚的战事。当东南亚作战接近尾声时，日本海军认为应进而占领澳大利亚、锡兰或夏威夷。但陆军因兵力不足表示反对。最后在缩小进攻范围的条件下达成了一项折中方案，即仅进攻斐济等岛屿，以切断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联系。
日本受中国战场的牵制，被迫推迟“南进”并缩小作战规模，无力冲出亚洲与德国法西斯会合；法西斯集团无法将欧、亚战场联成一片，两个法西斯重要力量始终分割孤立。这有力地保障了反法西斯盟军“先欧后亚”战略方针的贯彻，也无疑为盟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盟军得以集中力量各个击破，首先打败德国，然后再打败日本。
如前所述，二战前期美国采取“不介入”政策，力图避免同德、日法西斯直接冲突，因而战争准备十分不足。到1940年底，美国正规军仅26万人，加上国民警备队也不足50万人，且武器弹药严重短缺。当时美国陆军参谋部估计：战斗部队，到1941年10月1日需要100万人，到1942年1月1日需要200万人，到同年4月1日需要400万人。〔45〕如此巨大的差额，没有一定的时间是无法弥补的。而中国的抗日战争为美国争取到了一年多时间。
第一部分：绪论粉碎了日本法西斯的北进计划 3
1940年9月，美、英已感到日本南进的危险迫在眉睫。28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召开有国务卿和三军首脑参加的最高决策会议，确定了“大西洋第一”、“欧洲第一”的战略方针。为此，美国政府进一步采取了援华抗日的政策。目的是利用中国抗日战争遏制日本的南进，使其无力向太平洋地区扩张；即使日本发动对美作战，也无法倾其全力进攻。美国决策集团强调“维持中国的抗日，具有美国国防第一线的作用”，“中国理所当然处于太平洋防务的中心位置”。〔46〕美国驻中国的武官巴雷特说：“我们不能忘记日本和德国及意大利有军事义务联系。如果日本人在中国感到吃紧，他们就会节制自己向南方和北方扩张的野心。”〔47〕1941年1月至4月，美、英两国参谋人员召开联席会议，一致商定：一旦美国参加对轴心国的战争，美、英将以欧洲战场为重点，以德国为首要敌人，在远东将采取防御战略。此即“先欧后亚”战略方针。实践证明该方针是可行的。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顽强抗战，为盟军实行这一战略方针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42年春，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48〕这番话，明确地说明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亚洲太平洋战场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说：“日本政策的极端复杂变化……完全取决于中国战场的情势”。这完全符合实际。至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更是同远东盟军的直接配合。所以西方国家一些有识之士评论说：中国在东方战场的作用，相当于苏联在欧洲战场的作用。
综上所述，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显赫的地位，发挥了彪炳千古的伟大作用。此地位，此作用，是以中国人民的巨大牺牲换来的。单是从1937年7月开始的八年抗战中，中国军民即伤亡3500多万人，其中牺牲2000余万人；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达5600多亿美元。当然，不可否认，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得到了世界其他反法西斯战场的支援与配合。1995年9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丰碑上，熔铸着中国人民的卓著功勋；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红旗上，凝结着各国友人的血迹。”〔49〕这是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高度概括；同时表明：许多国际友人直接或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甚至在中国的土地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对此我们将永远铭记。
第一部分：绪论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在 1
抗日战争中的相互关系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在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两党军队分别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对日作战。这两个战场既是统一的，又是相对独立和相互配合的，两者缺一不可。由于抗日战争是全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伟大爱国行动，因而在论及两个战场的时候，虽然国共两党政治目标不同，战略上也有分歧，但不宜强调和夸大国共两党间的矛盾，因为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事务。“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抗击日本侵略，是国共两党共同的主要任务，两个战场“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１〕的关系一直贯穿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未破裂。如果在抗日战争问题上过多地论及“阋墙”之事，则“御侮”之事也就难以说清。
对于两个战场的问题，我们仅从军事战略和军事意义上进行探讨，尽量少涉及其他领域的问题。因为战争双方的一切谋略、一切努力，说到底表现为军事行动上的征服与反抗，其结果取决于双方在战场上的较量。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的第一要务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所以军事战略有着直接中心的第一位意义。两个战场的问题，从整体军事战略上去观察，更能看清它们的形成、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
两个战场的形成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而力量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客观物质条件是基础，主观力量则是在客观条件基础上的能动性的发挥。中国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出现，就是客观条件和主观指导相结合的产物，是中日双方力量对比和中国国情所决定的，而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又是其中重要的主观因素之一。抗战初起之时，国共两党的战争指导者们根据敌强我弱、敌小我大等特点，就已确定了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1937年8月，国民政府召开国防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邀与会，并向会议提交《确定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最后全体一致决议应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
毛泽东还进一步预见到中国抗战必须采取正规战与游击战两种作战样式；而游击战的实施，又必须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并以广大乡村为游击战的战场。在国防会议召开前的8月4日，毛泽东电告中共代表向会议提出“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以游击战攻敌侧方或“威胁敌后方”的意见；同时指出：“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２〕但这一正确的建议在当时尚未引起国民党主要决策者的重视。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提出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意见，如9月25日提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要“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等；11月上旬，上海、太原相继失守，毛泽东明确指出：“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应“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以坚持长期游击战争，配合正面作战，“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３〕这时，国民党主要决策者虽然对游击战的内涵尚未取得与共产党一致的看法，〔４〕但从近半年的战争实践中，也开始认识到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对持久抗战的重要意义。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的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武昌制订《第三期作战计划》。其作战方针是：“国军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同时从新构成强韧阵地……配置新锐兵力，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其作战指导要领是：“现在我军战法，应于硬性之外，参以柔性，务在交通要线上纵深配置有力部队，使任正面阻击战斗；同时组织训练民众，使连合军队共同施行游击，以牵制、扰乱、破坏敌之后方，前后呼应。敌攻我正面，则游击队由各方进击；如攻我游击队，则不与决战，使其前进迟滞。”〔５〕这种战法，已包含了在敌人无法占领的广大农村发动游击战、以与正面作战相配合的意图。1938年1月12日，蒋介石在开封召开的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高级将领军事会议上第二次讲话中也说：“今后我们在战术上最要注重的一点，就是别动战（游击战）与其他正规战一定要配合起来。如果只有别动战而没有主力战、阵地战等正规战，或只有正规战而不注重别动战，都不能尽量抓住一切机会来击破敌人、消灭敌人，使长期抗战得到有利的进展。所以我们一方面要遂行主力战、阵地战等正规战，一方面要扩大别动战。”〔６〕
第一部分：绪论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在 2
当然，对这个问题讲得最明白的还是毛泽东。他认为：全部问题就在于中国这个大而弱的进步中的国家，被小而强的日本帝国主义所进攻，于是抗战的长期性问题，初期失地甚广的问题，日军兵力不足在其占领区内必然留有空虚的问题，大规模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坚持和发展问题，等等，便都由此发生了。他除了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名著中对这些问题作了十分深刻详尽的论述外，在1938年3月3日对陕北公学学员还有精辟的讲话。他说：“即使日军占领了我国大部分土地，我们还有两个致敌人于死命的区域——内线和外线两个作战区域。内线是云、贵、川、湘，外线是日本占领的大片土地。日军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决战，同时得到了乡村、小路的持久战，城市速决战它胜利，乡村持久战是我们胜利。”〔７〕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内线”就是指正面战场，“外线”就是指敌后战场。虽然这时还未使用“正面战场”、“敌后战场”这两个术语，但在概念上对中国抗战存在着两个战场，即两个作战区域的问题已说得非常清楚了。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中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中共中央于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研究新形势下的方针与任务。10月12日，毛泽东在总结了抗战15个月的经验后指出：“保卫武汉斗争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耗敌人，又一方面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