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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霞的映射下往游人身上洒下星星点点的光芒。
在那个突然繁荣的时代，所有一切的焦点都集中到了文化人的身上，于是徐霞客、董其昌、顾炎武这些各个时代的大学者们在这栋奢侈的书房里来了又去了，带来了他们的学识和观点，带去了对整座城市的思考和了解。
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我所知道确实是极为少的一部分，更多的是中原文明对于少数民族文明的极大影响。或许是我个人所受的思想教化，但是这种文明的渗透，在万卷楼我确实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木氏父子在丽江的统治，更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文治，而不是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常用的武治。他们深深懂得社会教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整个木府灵气通透，充满了中原文化的文化张力。而在这个几近宫室之丽的藩王宅第里面，万卷楼高高的矗立在回字结构官邸的正中间，在积累中慢慢的爆发，俯瞰着古往今来的灵魂。
似乎所有的读书人都钟爱一个叫做书房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却承担着文化一个过渡，在更多的情况下书生们在这里获取到了文化的内涵，然后再将文化的内涵传播出去。关于藏书的本质，现代学者普遍认为这种藏书实际上处于一种“重藏轻用”的炫耀状态，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这种私人图书馆供应的是整个地区的知识分子。
范钦晚年做云南右布政的时候，曾经到访过这座恢宏的藏书大楼，并发出“有几家如此奢华，汗牛未能充栋”的感叹，当他回到宁波老家的时候，举全家之力，于是兴建了名垂千史的天一阁，算是满足了当年访问万卷楼时的未了的夙愿。
关于藏书的渊源在中国似乎无案可查，这个历史是一个极为遥远的历史。但是关于少数民族贵族或是知识分子藏书，万卷楼的规模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但是木氏家族却没有像范钦那样封闭，他们的藏书完全是大众化的一种广义阅读，一种中原文明的高度普及。如是公益的图书馆雏形对于整个世界文化史上都是一个极大的推动，无论是凯撒的书房还是拿破仑的阅览室，抑或是安第留斯的书山卷海，这些弹奏着人文精神的音符的客观个体，在整个历史中都扮演着一如灵魂般的角色。
当我走到有些看似破败的楼梯上时，一股文化传承的力量袭面而来，东巴文化的冲力和张力再次表现的淋漓尽致，在浩如烟海的典籍里面数种民族文字的经典之作在里面保存完好，各类教派的经卷都供奉其中。文化的平等性决定了文化的宽容性，而万卷楼正是当时书生们的最佳去处。
万卷楼下面高高的牌坊上有一个字样，天雨流芳。关于这四个字的解释，按照当时典籍的最初记载，最贴切应该是纳西语“读书吧”的音译。天雨流芳，浩然磅礴的王者之气跃然于文字之上。一座没有城墙的古城，却被中原文化的浓重与东巴文化的宽容围绕成了一个极为宽厚的城池，零碎的屋舍与濡湿的街道正在慢慢的将这个原本一系的原始文化独立的传承下来。
《大国小城》 第二部分书生们的去处（2）
很多年之前，我曾经迎合着晚来的夕阳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路上，我一直以为有幸造访到这所世界级的名校图书馆而荣耀。然而一切并非我所设想，那是因为中国所有的图书馆都千篇一律的成为了一个放书之所而绝非藏书之所，或许如今的我们在书籍的电子管理上有了祖先没有的进步，而祖先们的文化精神与人文气质我们却望尘莫及。
这种人文气质的损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损失，更是我们这一代文化的缺失，当文化形成断层的时候，我们的时代正在面临着一种极大地威慑和挑战。
在读书人的心中，书房毫无疑问是极为重要的场所。特别是对于中国的读书人而言，书房在心目中的地位几乎是无可取代。
而在书房里面，最为重要的就是藏书。
藏书的历史应该和图书馆历史相吻合，最早的图书馆应该是托勒密？索特一世在亚历山大城建立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和雅典的亚里士多德图书馆几乎同年代并且同样雄浑壮观。托勒密二世对于图书馆的成就最大，他完成了一部如何管理图书馆的著作——《书论》，他当之无愧的是图书馆学的创始人，他在文化史上的辉煌业绩在千年之后受到了英国诗人雪莱的高度赞扬，称其为“众王之王”。
据史书记载，这个辉煌的图书馆藏书有七十万卷之多，并且在一开始创馆时就带有国际性。不仅囊括了希腊语，而且将许多中东、印度甚至地中海的语言。关于托勒密二世对于书的狂热，希腊历史学家莱拉伦在《远古的声音》一书中提到了“禁书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极为荒唐的文化专制制度，所有进出希腊港口的船舶都要经过海关人员的搜查，只要是有书的，特别是外国书，统统没收，上交到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里面去收藏。
我猜想，那些一开始哭哭啼啼的商客肯定没有想到，他们这些被迫上交出去的书到了最后，都成为了承载历史重量的珍贵典籍。
欧洲的图书馆学极为兴盛，著名的都柏林文学奖就是由都柏林国家图书馆设定的，这种文化传承本身就带有一种文化经典的延续。到了近现代，罗斯福图书馆和戴高乐图书馆等总统图书馆相继诞生，而在中国的藏书，却完全处于一种私人的状态。
我本人喜欢买书，也喜欢藏书，买书藏书似乎成了人生中的一大乐趣。这个藏书似乎在外界也小有名气，无论是写作朋友，还是记者来访，只要一到我家，第一句话就是要参观我的书房，我也乐此不疲的带朋友们参观我的藏书。买书藏书大概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历史，五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柜被我塞的满满。藏书多以社会科学、文学理论、电影戏剧理论、历史理论以及小说散文等书籍居多。常常一个人在家里自娱自乐，欣赏满柜子的书香，偶然翻出一本，仔细揣摩里面的笔记和文字，细细咀嚼，慢慢品味，其乐无穷。
所有的藏书家都会面临一个尴尬境地，那就是自己的藏书被人提出要借走，这是任何一个藏书家都不能避免的。我有相当一部分图书沦落到这种境界，经常被人借走，然后就是一去无还，七催八促终于等到还的那天，书的样子已经惨不忍睹，不知在别人家里受到怎样的迫害！封面多出五六种不知从何而来的颜色，整本书像是被迫做了汉奸，连脊梁骨都没有，拿在手上极为软绵，等放到书架中却已经是掉页缺张，到了扔之可惜，藏之无趣的地步。于是只有仿效前辈藏书家，在书柜上贴上字条：书柜中藏书概不外借。
曾经去一位朋友家，那位朋友家中藏书也是极为可观之数，放眼望去丝毫不逊色于任何一家中等档次的图书馆，文化和知识的冲击力在整个并不宽敞的屋子里回荡。唯一感到奇怪的是在他的书柜上都会看到一个挂在柜子上的笔记本，翻开一看，里面尽是密密麻麻的借书还书登记，他怕我怀疑他在做出租图书的生意，连忙解释说是朋友借书的太多，时间一场根本想不起来谁借了谁没有借，只有出此下策。本子里面一条条的名字和时间，我感到一种无奈和抑郁，朋友的君子关系都到了用这个来约束了，也难得他如此苦心。
我自己的书房则没有这般豪华，枕边床头只放置平时需要或是正在阅读的书。在我自己的书房里面却远远没有万卷楼那么奢侈，读书看书写书都在同一间斗室里面进行。读书破万卷，心中自然开阔，何须奢华的书房案几和昂贵的文房四宝？
《大国小城》 第二部分书生们的去处（3）
曾经看过一篇报道，是一位记者描写陈应松老师书房的新闻稿件。斗室里面藏书极为繁多，书桌上摆着平时需要的文具和工具书，唯一吸引人注意力的就是墙上那杆在神农架使用过的猎枪。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他所生活的环境就是一本极为珍贵的藏书。
费尔巴哈说过，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拥有最虔诚的信仰。这种信仰，我认为是书和图书馆，这两者是所有读书人必须要嗜好的。
中国关于纸质藏书的历史已经有了两千年的历史，至于其他形式的藏书年代更加久远，而西方历史上关于藏书最早的记载则可以追述到伊力亚特的远古时代。但是所有的藏书者都面临一个取舍性，并不是所有的书都能放在自己家的书柜里的，至少内容不雅观的书籍大概都在藏书家排斥之中。
我曾经和一个写作的朋友谈到了藏书取舍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一直在困扰着正在面临困境的书生们。我们不约而同都认为这个在于两方面，一方面，现实的经济因素不容许他们购买更多的图书，另一方面，他们所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局限性“离经之书，叛道之文，非圣人门徒所能读”。包括现在很多大学教授临终捐献给图书馆的书籍都是极为专业的文献资料，而这种资料在图书馆一般都是束之高阁的，于是老教授们的最后的一片心意竟然到了最后都成了一个遗憾，至死未能瞑目。
我有一位多年的同学，现在外地读书，其父亲原来是当时的“大右派”，家中藏书无数，文革期间经过多次藏匿才幸免于难。文革结束后老人家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再加上儿子出生较晚，晚景极为凄凉，数年前竟然在一个晚上不幸离世。同学的母亲又是一位家庭妇女，面对一屋子的手稿和藏书，我很难想象这个母亲会做出如何的选择。
所有的藏书家都厌倦藏书的高度专业性和排斥性，而万卷楼的藏书却绝对是一个例外，它的管理者木氏家族对于汉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全盘接受的态度，他不属于任何的思想流派，任何观念和思想在他们的脑海里本身没有本质的区别，无论是汉族文化还是其他什么民族的文化，在他们眼里都是平等的，一种让人惊讶的平等。于是这种思想和这一楼书籍也就自然而然的教化了所有丽江的读书人，天雨流芳的声音在整座湿润的城市里回响着。
更多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来访，整个万卷楼于是就成了文化的纽带，它已经超越了所有图书馆的概念，更多的读书人成了先知道万卷楼，然后再知晓木府，最后才是丽江这座城市。城以楼名，楼以书名，而书的主人正是城的主人。如此的循环，如此的关系，确实是文化的一个奇迹。
我惟一知道的国学大师钱穆曾经在抗战烽火之时来到了万卷楼，他在此写下了《中国史学名著》这部惊世之作，然而他对这座楼的藏书也发出了如下的感叹，“书藏万卷，毫无特色，几若未藏”。或许这就是万卷楼的特色，这个特色的是如此的令人钦佩。任何一个读者在这里都能取到自己喜好的书，而这却是任何一个图书馆都无法做到的。
当沉醉的夕阳倾洒在这千年光景的大宅院里面的时候，钟鸣鼎食的声音都已然退去，传承千年的文化思想浸淫着这里的每一片历史风景，当我漫步在这很多年以前恍然如梦的场景之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述的感觉，原来这里应该是书生们的去处。
《大国小城》 第二部分水木清华（1）
当我站在彩虹桥的另一边的时候，天气暑热且烦闷，手中的Panasonic的DV不断在黄色的日光下变换着各种各样的角度。室外的气温如同昨晚球赛一般焦灼难耐，我于是缓缓的抬起头，整理了一下沾满汗水的运动眼镜。古老的长桥在清澈的水面上完美的划出一道暗红色的痕迹，整齐但又清澈的日光在明亮的湖水里发出碎金铂一般的璀璨光芒，远处的水车在水流的带动下发出吱吱的声音。由于强光的刺激，镜头以下的一切都变得不甚清晰。而我却在一幅对联下茫然出神。
在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利用一些被人忘却的国粹。而这些正好可以满足某些人附庸风雅的心理，甚至可以毫不夸大的说，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心理状态正是装神弄鬼的另一个版本。
那副对联年代并不久远，或许说是极为崭新的一幅对联。由于并不是名士手笔，也非传世文物，所以对联的确切内容已经记不清楚，唯一所能记得的就是在上联的结尾那位并不是很高明的作者只留下了四个字：水木清华。
这四个字所能带给我的感觉就是抢走了周围所有的华丽风景。它给我的震撼完全不亚于任何一个著名人士陵园所能给我的历史冲力。水木清华这四个字在各种环境下被人当作商标或是什么其他公司名字，而在这里却是一段风景的适宜描述。小桥流水，鱼翔浅底，一切风物都在历史的沉淀中变得陌生。
我并不想赘述这座桥诞生的那个开元盛世，在杨玉环随风而起的绿袖之中，姹紫嫣红的桃花正在扮演着粉饰太平的角色，本该繁华的一切都变得落寞而又呆滞，所有兴盛的风景都幻化成带有历史印记的个体，并在另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里继续上演。天空中的浮云显露出若隐若现的轮廓，风掠树影发出沙沙声，水声在四周的环境里次第弹出颤抖的音符，原本一切神秘的东西都变得如此了然。
而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对于所有的来访者都会产生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这里必定会有一种文化的传承或是文化的底蕴。在一个充满博大风景和厚重底蕴的村庄里，或许有着并不是很壮观的历史，但是却有着十分扎实的人文气质，这个气质必定将会伴随着所有风景的始终。
很多年以前，人类的审美观念不断受到后现代这个东西的循环颠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的思维曾经陷入了一种极为原始的慌乱，很多时候人们并不能完全的进行自我评判——包括对待风景，都沉迷到了一种零乱。所有来自巴黎和维也纳的艺术家们都会在选择中不自觉的爱上了纽约，而新加坡和吕宋岛的东南亚文学沙龙的组织者们则会在夏日的午后懒洋洋的讨论着香港或是胡志明市的话题。而周庄、丽江或是婺源这些原本很清秀的景色，却从整个历史的视野里分离出来。
亨利希？谢里曼在通读完《荷马史诗》之后曾经在莱茵河畔将遥远的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诉之于史，这两个曾经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撼的文明正在以一种无与伦比的资历俯视着而今的芸芸众生。
关于阿伽门农王宫在《荷马史诗》中的记述令人神醉，而所有关于那些古老而又悠远的历史建筑中似乎能够像在尼罗河淘金一般寻找到文化的沉淀。正如门德尔松所说，所有的建筑都代表着最初最原始的文化底蕴，而所有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却在所有建筑中开花结果并且加以融合。
我们现在必须要讨论一个话题，那就是一个城市文化的表象。关于城市和童话这个故事我们必须还原到一个最原始的基础上来讨论，那就是一切的建筑和风景都是基于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力量，而这个力量最基本的一个表现形式乃是一种文化最初的印象。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陷入了这种莫名的印象，那就是文化气质的排他性。恍然若干年之间我一直顽固的认为水木清华乃是清华大学的专利名号，就像苏老泉和王摩诘一样神圣而不可侵犯。换言之，任何一个有着文化层次和文化理解能力的人都不可能接受一个艺名叫做柏辽兹的歌手在某一个三流的地下舞厅里唱着一首叫做《女巫安息日夜会之梦》的曲子，如果果真有此事发生，势必会引起所有古典爱好者和伪小资们的公愤。
《大国小城》 第二部分水木清华（2）
当我站在被赋予“水木清华”神韵的这座卧波之桥时，猛然觉得历史的声音在耳边回响不去。它的历史自然要比清华大学早出很多，但是它的文化气质丝毫却不逊色于清华大学这个听起来似乎十分华丽的名号。在这座桥头的村子也被人称为清华村，或许此清华非彼清华，然而所有的来访者都对这个名号报以认可。换言之，水木清华这个甚是响亮的名号已经绝非这所百年名校所独有。
我在前段时间一直在拜读黄延复教授的新著《水木清华》。对于水木清华这四个字相当多的人还是比较了解，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四个字基本上成为了清华大学的一种文化代名词。关于这四个字的提法最早应该是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先生治学多年，在清华乃至全国高等教育学术界造诣极高。由于当时清华大学最具盛名的两个专业一个是水利一个是土木建筑，于是就有了流传近一个世纪的水木清华。
当清华文化成为一个体系的时候，这四个字就成了清华大学文化的一个缩影。从华丽的表象到深邃的本质，从飘逸的气质到卓然的性格，这一切皆因这四个字造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