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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欧洲的成长。同时，在东方，如果再出现一个亚洲联盟，美国就将寝食难安了——在大战略上，美国没有多少选择，它只能想方设法地遏制每一个潜在的对手，无论它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也无论它曾经是敌人还是盟友。
●老谋深算的欧洲
无论是对新大陆而言还是对东方来说，欧洲都算得上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家伙。现代国家关系首先就诞生在欧洲，欧洲的殖民历史使欧洲更清楚这个世界，更了解怎样与世界其他地区打交道。在国际关系史中，俾斯麦、沙皇亚历山大、赫胥黎、丘吉尔等都曾造就过登峰造极的、左右世界的策略，有些是宏伟的大政治外交，有些则是充满了卑鄙肮脏的阴谋，但无论怎样，对他们的祖国而言，他们都是国家利益伟大的捍卫者。对整个欧洲而言，则意味着欧洲深谋远虑的功底更加深厚、掣肘世界的手段更加老辣。
欧洲是现代思想意识的渊源之地，尤其在国际政治方面，欧洲的思想一直是世界的主流，并一手构造了1492年以后的国际关系体系。欧洲从最初的殖民思想到后来的启蒙思想，再到现代成熟流畅的民主、自由思想，以及在社会、国家、经济和民众信仰等各个方面都建立了完善的体制。对世界大多数国家来说，现代欧洲几乎就是欧洲人渴求的理想国。
1950年，美籍犹太裔国际政治学家约翰？赫兹否定了以人性本恶为国际关系理论出发点的论调，这表现出欧美在认识国家间竞争上已经超越了启蒙思想中简单、粗糙的人性非善即恶的基本观念。约翰？赫兹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倡导者之一，他的论述认为只要社会个体间共处但未结成更高的统一，那么就总是处在一种“安全两难”的状态中，即这是一种矛盾，其中的任何一个成员总是对自己的安全、利益和权利是否被侵犯感到担忧，而这种担忧导致的结论就是：必须不断地寻求更高的手段和权力来保证自己的一切。结果就是无止境地追求，占有更多的资源，强化权势和寻求遏制政策。最终导致彼此间永无休止地竞争。赫兹最终的结论似乎是在验证霍布斯所言的无政府状态，他认为，国际关系中的这种竞争是出于国际无政府状态，而不是人性——这倒很有趣，难道这种无政府状态就不是出于人性了吗？
约翰？赫兹对现实主义进行这种修补尽管并没有真正脱离人性溯源，但这种以面对现实国际关系状态的思考方式已经形成所谓的新现实主义，也就是结构现实主义，即以研究国际关系中的结构状态来重新论述现代国际关系。
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代替人性论开始主宰西方国际关系思想，也许这种思想变迁更能说明欧洲的老谋深算——现代欧美已经达到鼎盛时代，到了该是改变无政府状态为西方建立全球唯一权力中心的时代了。
欧洲对现代国际关系的研究最为深厚，它的行为也直接铸造了现代国际社会，欧洲既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导演也是其中的主角。
欧洲对世界的老谋深算在殖民时代表现得最为经典。
当欧洲以无可比拟的工业和航海优势，从亚欧大陆一隅向世界各地展开攻击的时候，表现得是那样贪婪。美洲的黄金、矿藏、种植园、土地；非洲的钻石、象牙、黑奴；亚洲的香料、茶叶；中国的瓷器、丝绸、廉价劳工、白银；中东的石油等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要掠夺的。殖民者在美洲、澳洲、南非等土著文明很弱、抵抗力很低的地方就直接将广阔的土地纳入欧洲国家版图，同时为保持白人的种族相对优势，防止土著人利用人口优势反扑，在南北美洲和澳洲进行了世界上最大的、最为旷日持久的屠杀，以致这些土著居民到现在为止已经成为类似保护动物一样，被送进所谓的保护地；而在印度、中国等文明发达的地区则采取资源、财富掠夺的手段——这是一种针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手段的方法。而当欧洲由于内战，欧洲各国普遍衰落的时候，欧洲发现它们在全世界的殖民浪潮已经过了巅峰，现在到了不得不退潮的时候，欧洲人不是一走了之，而是颇有远见地在世界各地种下矛盾之火，这样即使在欧洲暂时力量无法顾及的时候，亚洲、非洲也不至于迅速强大起来，这些矛盾之火会让他们互相厮杀，把仅有的力量消耗在彼此永无休止的争端中。在亚洲，既然日本已经强大起来了，那就要刻意维持它和中国这个传统亚洲领袖之间本来就已经深化的矛盾；同时利用日本和俄国的矛盾，既削弱俄国在远东的过分扩张也压制日本过快地强大；在冷战中，法国出让在越南的利益，以引导美国填补欧洲在越南的真空；当印度独立运动无法遏制的时候，英国就用《蒙巴顿协议》分裂了大印度，使其一分为三，即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至今印度和巴基斯坦仍然矛盾重重；从大亚洲战略的角度考虑，刻意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制造一条麦克马洪线，将传统的印度和中国分界线向中国一侧大幅移动，以求制造亚洲两大国之间的边界矛盾；伊斯兰文明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传统宿敌，在英国不得不从伊拉克、巴勒斯坦、伊朗等地撤退的时候，英国人发表了《贝尔福宣言》，即支持流散于全世界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家园，这就是以色列的诞生，由此制造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永无休止的争斗。阿拉伯人在以色列成立之初发动突然战争几乎将以色列铲平，但美国和欧洲迅速行动，逼迫阿拉伯人停战，以色列利用这个间隙迅速调整军事部署，并从美国得到大批援助，之后一举扭转战局，阿拉伯人最终以失败告终；在非洲，尽管欧洲各国此时已经不再建立殖民地，但在殖民浪潮退潮期间，欧洲为非洲的部族矛盾撒下了足够的火种，这个火种遍及非洲大陆，几乎没有国家幸免——边界争端、部族仇恨、种族歧视、矿产争夺、石油利益、疾病蔓延、贫穷问题等等，不一而足，以至于非洲各种武装力量此起彼伏，政变、革命司空见惯。欧洲大国间的角逐更是充满尔虞我诈，由于欧洲强国林立，其利益遍及世界，所以欧洲大国间的角逐往往将全世界都卷入其中，如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于欧洲大国之间矛盾爆发——在那个时代，欧洲几乎就是世界所有主要矛盾和战争的策源地。
亚洲命运决定亚洲的外因（2）
老欧洲现在有了新欧盟——欧洲利用美国和前苏联的对峙，保持低调近半个世纪，并不过多参与美国和前苏联的冷战，不把有限的资源和财富投在扩军备战上，而是借助北约，即主要依靠美国的力量来保护欧洲。同时借助美国的战后经济援助重新崛起，欧洲的政治家们也在美苏两大板块压力下迅速达成了一个共识，解决了欧洲一千年来没有解决的争论——要统一的欧洲还是要分裂的欧洲？现在，欧盟已经在健康地成长，也许其中会有些波折，如欧盟宪法被法国民众否决而面临危机等，但以欧洲的睿智，这显然不是太大的问题，欧洲重新角逐世界的时代肯定又将到来。
显然对于亚洲来说，亚洲未来的命运就将决定于这样一场选拔赛，这场选拔赛由两个级别构成：一个是亚洲级别的，即在亚洲本土的四支强队之间进行比赛，以决出一个优胜者；然后这个优胜者再联合亚洲其他强队共同组成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将代表亚洲参加世界级的权力竞赛，即参加美国、欧洲和亚洲的最后角逐赛。
现在就将赌注押在亚洲任何一支强队上都可能还为时尚早，因为仅这场亚洲区的竞赛至少要进行30年或者更长时间才能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结果，然后还要看这个优胜者能否在亚洲成功组队以参加世界级的竞赛。
龙的命运龙的命运
据说：在一场中外记者云集的招待会上，一个外国记者以国外记者常用的刁难方式向周恩来总理发问：“我走过中国许多地方，发现中国人走路的时候往往是低着头的，这是为什么？”周恩来总理淡淡一笑，一语双关地说：“因为中国人在走上坡路！”
今天中国仍在走上坡路，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西安、香港街头上的人们早已不再习惯低着头走路，而是充满骄傲和自信。
龙的命运改革（1）
●结绳记事
改革是一个亘古的话题，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现行的一切总要有新的变革。这种变革轻则修改法令、条例、制度等，重则国家总体政策都需要变动。在中国的传统中，中国现行的政策如果过于僵硬而又不思改过，则往往面临巨大的政治危机，这种危机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演化为政变式革命，即改朝换代。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改革传统上总是有一个上限和底线，上限就是不能过分使国家的重大利益丧失，底线就是不能发生军事政变和政治动乱。这也是世界上一般大帝国的底线和上限，这种变革往往来自帝国内部，并且常常是自下而上的。而欧洲文明中的国家大部分处于分散的状态，彼此的竞争促使邻国发生经常性的变革，以适应这种环境，所以欧洲国家的变革往往掺杂更多的外部势力，也更经常地受欧洲当时的中心国家影响，如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的变革影响往往影响深远，范围也广。其实任何国家的改革都是利益和资源的一种重新配置，也是思维方式的改弦更张，如重新修订一套大家都能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
大帝国的变革不像小国那样容易，小国往往是受邻近大国的影响而被动地改革，是一种模仿—接受模式的改革，有很好的经验和借鉴模式在那里，如日本的大化革新和明治维新。大化革新是由于日本在与当时的唐帝国争夺朝鲜半岛的战争中失败，而导致日本认识到日本与强盛的唐帝国的巨大差距；明治维新是由于日本看到了鸦片战争对清帝国产生的严重后果。对日本而言，它必须要做出明智的选择，否则以日本这样的小国和附属文明地位，是根本无法单独对抗强大的欧洲文明的。鸦片战争对中日两国来说，对中国的影响更深远，对日本则很直接。对清王朝这样的大帝国需要一系列的冲击才能产生巨大的变革，但对日本就直接得多了——日本1868年即开始了明治维新，而仅仅20多年后，日本就以中日甲午海战证明了这场变革是成功的；到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时，日本就已经更进一步，证明其已经能与欧洲强国平起平坐了。这就是变革的威力。
即使是现在，仍有很多中国人以日本为例大骂当时的中国政府无能，不能痛快地进行改革，其实这是一种妇人之见，庞大帝国的变革远比小国的革新复杂、沉重得多。
即使像日本这样的小国，它的现代化改革也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1868年的明治维新仅仅是日本现代化改革的第一步，而1945年后，麦克阿瑟领导的第二次现代化改革，才是日本建立现代制度的第二步。这次主要是为日本建立民主制度、削弱易于形成集权的帝国政府，防止日本重新军国化，美国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日本永远不再成为一个能与其抗衡的大国。日本在二战中的投降其实也不是完全的无条件投降，美国十分清楚日本投降的条件就是保留天皇的地位，所以，今天的日本不是一个美国式的总统制国家，而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天皇是日本稳定的核心，美国也不希望治理一个完全陷入混乱的国家，这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许，天皇的地位在将来还会面临一次威胁，那就可能是日本最后一次、彻底的改革，当然，这需要历史机遇。
而像中国这样的庞然大物般的国家，其改革简直就是人类的一个巨大系统工程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改革决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它必然和整个世界直接联系起来。假如中国人饿了，那他会吃光世界的粮食，西方人就是这样吓唬世界的，但却不无道理。
在这里我简单地画了一个中国改革的结绳记事图（见下页），用来分析中国的这次改革所处的历史位置和其中矛盾与利益的背景。如果你迷路了，那你首先要知道自己的位置，然后确定目标，然后了解障碍和路径，最后选择走出去的路线。
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次改革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第四次改革。第一次改革是鸦片战争后的百日维新，鸦片战争使中国猛然发现这个古老帝国已经完全处在欧洲扩张文明的包围之中了，即中国已经被迫进入到欧美国家主导的现代全球化环境中，不但世界已经被瓜分殆尽，而且，这个帝国本身也将面临被肢解的威胁。那这一次变革则完全失去了主动权。这一次改革与以往中国历次改革有了根本不同的环境，即以往外来的压力微乎其微，而这一次则就是直接因外部压力而引起的，并且最重要的是，这一次是一个几乎与中华文明完全迥异的文明入侵，而不仅仅是一次战争，这就意味着中国不仅要面对瞬间而至、来自四面八方的战争，还要应付文明对社会、国家正统思想的冲击，这触动了中华文明的根本。所以，这次的改革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艰难、深刻、复杂，其实是一场文明对抗中的改革，这也就是为什么从鸦片战争至今已经一个半世纪了，历经了三次改革，仍然还在继续的原因。
第一次改革是一次准备不充分、短命的改革，光绪皇帝的改革派力量显然还不是传统祖制守护者的对手；第二次改革是在世界纷争、中国混乱的环境下进行的，国民政府企图简单模仿当时世界霸主的模式，即美式政治制度，结果既没有获得成功也没有保住政治权利；第三次改革是在世界相对和平、中国初步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次，它选择了欧洲文明的另类，即前苏联模式。自然，中国的改革总是免不了要一边在国际战略大对抗的环境中进行，一边在中国的惯性历史中前进，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和自我历史的框架。事实证明，简单的搬用前苏联模式也是不行的，因为这个模式本身也是不成熟的，同时也没有解决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根本矛盾。
龙的命运改革（2）
自1978年开始改革至今，已经历时近30年了，这期间中国政府奉行了聪明的谦和忍让策略，在国际上则充分施展这个大国擅长的合纵连横手段，因而成功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其实，无论是美国还是前苏联，或者欧洲强国都有种种目的，那就是企图维持一个大而弱的中国。这种和平使得中国有了宝贵的时间，去探索各种道路。
观察这近30年的改革，可以看到中国所面临的四个重要问题：民主与法制、政治文明（如何执政）与经济要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如何建立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
民主与法制，究其根本，其实只是对社会管理系统模式的争论而已。我们完全可以直接回应西方的指责，西方只是别有用心，是一种标准的攻击手段，这与英国人对中国150年前使用的鸦片攻击，套取中国白银在本质上毫无区别。所谓的民主与法制是一个矛盾焦点，文明、国际战略角逐、国内社会矛盾、经济发展等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和这个矛盾密切相关。其实在职业的政治家眼中，所谓民主或是法制，这两者都是一个国家——无论是现代国家还是古代国家——所必须同时具备的，不同只在于如何应用和应用在什么地方。如任何国家的军队都不是实行民主的地方，因为这里讲究的是效率和胜利。即使在美国，美国军人也清楚，美国军队的格言就是：“没有任何借口”。这其实是一种极端的专政，这种美国军队的专政就是为了保护美国的民主。同样，前苏联的失败也说明在市场上不能实行军队那样的专政，必须让那些社会俗人为利益而自由奔波。民主与法制其实如同人体的两套调节系统，我们知道人体是由两套调节系统共同构成的，一套是神经调节，一套是体液调节（即各种激素调节）。神经调节快速而准确，体液调节缓慢而稳定，一个人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种调节系统才是健康的，整个人体系统才能运行顺畅。我们所谓的法制其实是社会的神经调节系统，它需要人为地、有意识地管理；而所谓的民主则是体液调节，它是自发的、无意识地管理着整个系统。任何单纯依靠一套系统维持的管理都不可靠。所以，单纯依靠神经调节的前苏联越来越僵化，最后訇然崩溃；单纯依靠体液调节的西方世界多年来则像一个癫痫病人，一直无法克服自发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其实西方经济学建立的两大基础就是：人在市场中是绝对理性的，即每一分钱花的都是绝对理性的；人也都是绝对自私的，绝对不会出于善心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