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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各省、市京剧院团也都在争排现代戏。我当时正在筹办京剧会演办公室工作，主要是了解督促各京剧团的排练情况和审查剧目质量。文艺部门把我留下，说是等到会演完毕以后再去外交部报到。
第一届全国京剧会演原决定在1963年秋末举行。准备工作很紧张，各地报来的剧目要审阅，已排练成熟的剧目要去看彩排，参加会演工作的人员都很忙碌。在北有两出戏是比较好的，一是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由院长张东川挂帅改编剧本，阿甲任总导演，李少春和杜近芳主演。这出戏是1958年大放卫星的时候，由哈尔滨京剧院首演的，名为《自有后来人》。中国京剧院根据这个剧目重新改编，整理重排。我们曾不止一次去看过排练，都认为很不错。另一个是北京京剧团的《芦荡火种》，由马长礼和赵燕侠改编排练，这原本是沪剧，后改名为《沙家浜》。
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都到了中国京剧院的排练场地人民剧场，看他们分段排和连排。大约10点钟，周扬带着一个穿灰色毛服，戴金丝眼镜，头上顶着没有帽徽的军帽的人昂首阔步走了进来，后边还有数名警卫员。正排着的戏立刻停止了。
很多人都站立起来，不知道来了何许人等。这时周扬向大家介绍：今晚江青同志来看望大家了，她非常关心京剧革命，也就是京剧现代戏，你们中不少人都认识的，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大家惊讶得有点不知所措，因为江青已经有许多年不在文艺界公开露面了。不知道是谁，带头鼓掌欢迎，于是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江青先把头上的帽子脱了，露出一头乌黑锃亮的短发，然后扫视一遍在场人员，脸上露出一点笑容说：“你们辛苦了，很好，很好，毛主席也很关心京剧改革。我也很关心，以后会常常来和大家一起搞改革……”她嘻嘻笑了一声，大家又稀稀拉拉地鼓了一次掌。
这是自1950年以后，我第一次见到江青。那天晚上她用眼光扫视了全场，可能没有看到我，我当然更没有必要前去和她拉什么关系。我的直觉是，江青变了，变得雄赳赳气昂昂，没有平视她面前的任何人。
第六部分第66节：旧事重提（3）
时间推移到1950年9月30日晚上，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前夕，国务院举行了一次国庆招待会。我记得是在北京饭店旧楼大厅，主要来宾是外国使节和一些外国友好人士。建国之初和我国建交的国家不多，主要是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所以中国主人比外国客人多。这次宴会毛泽东主席作主人，江青则作为毛泽东夫人正式露面。她穿了一件深蓝色丝绒长旗袍，在那个年代是很显眼的。而且她年轻漂亮，周旋于中外客人之间，颇有些悠闲风度。我那时是陪苏联驻天津总领事夫妇来出席这次晚宴的。这种场面我是第一次参加。我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觉得做个旁观者看看人群还蛮有意思的。忽听得从不远处传来一叫声，我抬起眼睛一看，原来是江青向我伸过手来。我赶忙立起，很不好意思，连声答应。她带着笑责问：“难道你没有看见我？怎么就不过来打个招呼呢？”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看见你了，但你有那么多客人要应酬，我怎能过去打扰呢？真对不起，有两三年不见了，你身体显得更好了。”她说：“打仗的苦日子刚过，好个屁。”她无拘无束地笑着。这时周恩来总理走过来，也笑着说：“原来你们还是老相识啊。”“不是你把她从延安带走的吗？那时她还是个小鬼，也是机灵鬼。”江青这么说。
那是1947年3月，国共和谈完全破裂，董必武同志率领南京和上海中共代表团办事处的所有人员，最后一批返回延安。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已处于被重重围困的极度困难的环境中，还请这批在国统区坚持到最后的同志吃了一顿饭，江青也在座，她穿着一身灰布军服，对大家都和和气气的。看见我也在座，还来慰问了几句。
把时间再往前推移。1938年初，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不久，原来在上海、武汉各地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开始纷纷来到抗日革命根据地延安，江青这时也已经到了延安。为了纪念抗战一周年，这批人聚集在一起，由王震之等执笔写了一个多幕话剧《流寇队长》。主演的有崔嵬、孙维世、江青等。我那时是鲁艺的学生，在这次演出中我管服装兼跑龙套。就在那时候，我认识了江青。也就在那时候，我开始风闻有关她30年代在上海的历史。据江青自己介绍，她到延安之初，先是在党校学习，以后因为组织分配，才到了鲁艺，是女生学习辅导员，介乎学生与教师之间。我在鲁艺第一期学生中，年纪是最小的，江青到鲁艺后常常是和院长、老师们在一起，不常和学生们接近。在《流寇队长》中，她扮演的是农村的一个暗娼，绰号“大红鞋”，很风骚，勾引那个流寇大队长。据说是她自己特别挑演这个角色的。虽说她已到了延安，还是有点明星派头。记得首场演出时，幕间她要换一次服装。我在舞台一角管着服装，忽听江青大声叫唤：“我下一场的衣服呢？谁在管服装，快拿来。”我听她一声叫喊，立刻把她该换的一件大红棉袄送到她面前，并帮着她更换。这时她倒笑嘻嘻地说：“原来是你呀，真像个小东西。”这以后她见到我常常有说有笑，还说要帮助我念台词、教我表演什么的。
以后江青又觉得在延安演话剧没意思，因为许多老革命、老干部并不喜欢看话剧，而喜欢看京剧，她就想改行演京剧。本来她从未认真演过京戏，只会哼哼两句，这时她下了决心要演。她开玩笑说要拜阿甲为师，后来也真是阿甲他们教会她演京戏的。到了1938年春节前，阿甲他们几个会唱会演会拉琴的，预备演一场京戏《打渔杀家》，这出传统京剧剧目稍加修改还有点革命的意思。江青参加了这次演出，演桂英儿，阿甲为衬托她，扮演老肖恩。在延安这也算首次演出革命京戏。彩排那天，康生来看戏，这也是少有的事，可能他早与江青认识，看完以后便大加赞扬，并声称毛泽东主席特别喜欢看京戏，等正式演出时，他要请毛泽东来看，江青十分高兴。平常江青偶尔和我闲谈，她是很崇拜英雄人物的。她曾说过一句话，给我留下极深刻的记忆：英雄人物创造历史，她如果不能成为英雄，也要成为英雄的终生伴侣。也许她曾想过，自己不能成为伟大的英雄人物，也可以跟着英雄的丈夫伟大起来吧。
《打渔杀家》正式演出时，康生果然请了毛泽东主席一起来看戏。他们坐在前排，康生频频鼓掌叫好。演出完毕时毛泽东和康生到后台接见演员，当然特别接见了江青。
过后不久，江青就在鲁艺消失了，再也不见她到鲁艺来了。接着流传着各种新闻，最引人注意的是，江青在杨家岭和毛泽东住在一起了。在鲁艺，这种传闻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波动。因为在鲁艺，不少从上海来的同志对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事情都知道一些，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第六部分第67节：旧事重提（4）
大概是6月的一个星期天，延安的天湛蓝的，晴空万里，我觉得只有在延安才能看到这样美丽的蓝天。我洗完衣服，在窑洞前靠在两张木板凳上，一边看书一边晒太阳，这是让人最舒畅的享受了。忽然听见山下喊我的声音，接着跑上来一位小战士，要我到杨家岭去一趟，说是到了那里就知道了，我只好跟着去了。杨家岭是当时中央领导住的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来到一个窑洞门前，小战士喊了报告，就把我引进去了。原来是江青在里边，她坐在一张木桌前，让我也在一条板凳上坐下，显得满亲热地问这问那。说是几个月不到我们那儿了，大家对她有什么说法，其他几个学校又说她些什么。我告诉她，没听见什么特别的，只是老见不到她了，大家有些奇怪而已。
她突然地站起来说：今天你在这里吃午饭吧，请你吃炒土豆丝（这在当时的延安是好菜了，学生是吃不到的），还让你见见主席。说完走出窑洞，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这时我才抬头张望。窑洞里像其他人家一样，仅有一张木桌和两条板凳。土炕上铺了较大的褥子，还有一条军被和军毯。地上有个没有生火的炭盘，还有个瓦罐和水壶。我觉得已经坐了好长时间，心里总不那么安稳，又不敢出声。
我轻轻走到窑洞外，这一片平坦坦的泥土地里也看不见个人影。心里好生奇怪，怎么连个警卫战士都没见到呢，江青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当时我心想：我听过毛主席作报告，但和他从不相识也从没有说过一句话，那么大的领导我还真有点怕。江青不回来可能有别的事去了。这么一想，我就按照原路下了山，过了河，回到我自己的天地里去了。
打那以后，还见过一次江青。当时她有点生气，说我没出息，上不得台面。那不辞而别的事也就过去了。从此，我们好些年都没有见过面。直至1939年我离开延安，分派到重庆工作。
1950年以后的13年中，我没有见过江青，只是在某时候听说她当了中宣部电影处处长了，某时候又听说她写了有关电影《武训传》的调查报告了，某时候又听说她去苏联养病了……直到1963年底1964年初，全国第一届京剧现代戏会演，她才突然出现。我还不清楚她是以什么身份出现的。自从周扬领她看过《红灯记》排演后，关于她的传闻就越来越多了。
另一件令我难忘的事，也是在京剧现代戏会演前后发生的。被称为“八个样板戏”之一的《奇袭白虎团》是山东省京剧院准备来京参加会演的剧目。剧本刚送上来时，曾有些争论：有人认为公式化，脸谱化，没有戏；有人则认为虽然有这些点，但可以改好，这是反映当代军事题材的剧目，应该尽量帮助改好。于是大家建议把这个戏从山东调到北京来演出。看演出当然要比看剧本形象多了，看过之后再定是否修改。山东京剧团到北京试演《奇袭白虎团》时，江青又突然出现在剧场，但看完演出后她没有在台上露面就走了。
过了没几天，我忽然接到通知，江青要在她的住处（中南海内）讨论《奇袭白虎团》。我是稀里糊涂跟着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齐燕铭去的。同去的有周扬、林默涵、周巍峙等人，其他人我记不清楚了。我们被带进一处三明大客厅，客厅的隔扇都是红木雕刻的，十分讲究，但陈设的却是舒适的现代沙发。我从来没有到过这样的地方，有一种威严、压抑、透不出气来的感觉。大家等了好一会儿，江青才飘然而至。她高昂着头，好像谁也没瞧见，俨然是女皇驾到的派头。我感觉大家也都是屏息着呼吸的。她走到一张特别为她准备的高背沙发上落座，随即扫视众人，开腔讲话：“这是很好的戏嘛，我看很有基础，完全可以改好，没有什么好争论的。我已经为山东京剧团准备好材料，给他们本钱。抗美援朝的事情，你们不知道，我可都知道。告诉你们那都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奇袭白虎团》不过是其中小小的一段插曲。你们告诉山东京剧团，戏很好，一定可以改好。呵，对了，那个带队的什么宣传部长，不就是谭启龙的老婆吗？告诉她，我支持，但得按我的指示改好。唔，那个小武生叫什么？好得很！唱、念、做、打都不错，是个可造之才。……”散会后我们默默退出来，我心想她说的不全是废话吗？谁改？如何能改得更好？她说完之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有一点肯定了，山东京剧团可以来京参加会演。往后《奇袭白虎团》没作多少改动，就那么一直演下来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江青又说什么山东省不接受她的意见，妨碍她修改样板戏，那个女宣传部长也被打成反革命，《奇袭白虎团》就成了江青指导创作的样板戏。
京剧会演结束了，文艺界大多数同志都感到欣慰，也受了教育。大家都认为京剧这个古老传统的剧种是能够反映现实生活的，许多著名的京剧演员都有决心要亲自参与这场京剧革命，并为此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六部分第68节：旧事重提（5）
记得在闭幕式的前一天下午，周恩来总理召集京剧及文艺界知名人士开了会，总结了这次会演的经验，给大家很大鼓舞。到会的有数百人，大家非常兴奋。按大会的安排，周恩来总理将会见大家并讲话。时间刚过两点周恩来总理就迈着轻快矫健的步子走了进来，大家自然使劲鼓掌，而随后跟着进来的却是江青，周扬等人隔一段距离走在后边。多数人并未见过江青，认识她的也难免吃惊：她怎么来？周恩来总理先讲话，大意是，这次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对戏曲界的大检阅，说明戏剧工作者决心改革，使戏曲能更好地更具体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赞扬、肯定了老艺术家们的热情，给文艺工作者鼓气，希望大家都能以饱满的精神，开阔的思路进行创作，不要因为受到一点批评，就无所适从，失掉信心和勇气。周恩来总理的讲话给了每个与会的同志以鼓舞和力量。
接着，江青讲了话，人们都报以掌声。她一站上台，脸无表情，开头就来了一句：“今天我是来给你们泼冷水的。去年冬天毛主席对文化部和各协会的批评，你们一定都没有忘记吧。文艺界已经改了吗？……”我听到这里，心里咯噔一下。江青为何如此讲话？其他同志也都像挨了一闷棍似的呆住了，谁也不理解她怎么一出场就如此杀气腾腾。
江青接着发表了长篇讲话。她到底讲了什么，我也记不清了，也许就没听明白，反正她在破口大骂。使我记忆最深的一句是：“解放这么些年，你们都在干什么？人民养活着你们，你们是在白白浪费人民给的粮食……”看起来文艺界又要祸从天降了。
1964年底，也就是全国京剧会演之后，我调到了外交部。
1965年，全国农村开始了“四清”运动。中央各个部门也分批派干部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夏末，我首批到了苏北盐城地区的南通市。那时外交部在这里有一个“四清”工作队。我们这些队员，根据上级规定要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倒是和解放前夕我们搞土地改革的时候差不多。我住在如皋一户姓林的贫苦农民家里。那时的南通市在当地算是较富裕的，有两条像样的街道，好像还有一两家卖百货的大店铺。我们一两个月轮流回到县城买些吃的用的。那时的苏北还是个很贫穷的地区，但这个小城真像天堂一般了。
我住的那个村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但我还清晰地记得林姓人家：他们家是贫农，一家四口人，住两间破小草房，房屋非常低矮，没有窗户，潮湿异常。家里的母亲有五十来岁，但已老态龙钟，佝偻着身子，在家里负担一切家务，还照顾四岁的孙儿。我和这位老大娘住在一室，白天随着年轻夫妇去下田。她家种着几分稻田，那时自留地只有门前屋后一点点。她家养不起猪，只养了几只鸡，下的蛋可给孙儿增点食。平日他们都是两稀一干，糠菜各半，吃饭的时候端上来的是几块烂咸鱼或一碟咸菜。
那时，我们同农民三同的目的是扎根串连调查情况，要抓出在农村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住在这户农民家中两月有余，他们一日三餐都无法解决，对于搞什么“四清”确实毫无所知，也毫无兴趣。说实在的，在下乡之前我们也都学习了有关文件，实际上是不甚了了。农村里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走资派？以后我又调到一户村干部家里扎根，他家的生活比那户贫农稍好一点，但仍然是每日两稀一干，离资本主义还有十万八千里呢。这使我们回想起1947年在晋西北搞土地改革斗地主的情景。说实在的，那时的所谓地主，其实也是穷人一个，只不过有床铺盖，有半缸粮食而已。比起那些赤贫算好点，把他当地主斗了，可以分他的地，分他的粮。后来总结经验的时候，都认为是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数十年来各种运动各种斗争的经验教训实在是太多了。
在那段时间，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倒是来自北京的各种新闻，我们大致隔三五天能看到北京来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等。当我们离开北京的时候，形势表面还是比较风平浪静的，而稍有敏感嗅觉的人，也会在“前十条”、“后十条”、“桃园经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等的下面感觉到一点什么，所以大家一有机会就会跑到南通市，看看报纸，听听消息。
终于慢慢流露出了不同寻常的气氛。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