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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克：“我知道那是假的。”
江青：“那完全是假的，完全是王明捏造的。当时有人反对的，项英就反对，他甚至打了个电报。他是个叛徒，那时还不知道。他给毛主席拍了一个电报，毛主席回电说，‘我学孙中山’。”
维特克：“恐怕那时孙中山已经去世15年了。”
江青：“孙中山和宋庆龄年龄相差就更大了，约30岁。实际上贺子珍同志只比我大一两岁，是她要求离婚的，我不愿和你讲这个。毛主席不知道她去莫斯科，她到莫斯科后毛主席给她写了一封信劝她回来。其实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她非常固执，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
维特克：“她哪方面不关心毛主席？”
江青：“比如我们打下一个城市，她马上就要进去，毛主席不愿意。她自己的家是地主，同时还是个商业资本家，当时毛主席不知道。她家开了一家茶叶店，我不太清楚，也不问毛主席。你书里不要写这些。”
维特克说：“不写。这和革命没有关系。”
江青：“她什么工作也不做，毛主席让她给他剪报都不干。这是很大的矛盾。另外生了孩子后她不要，给老百姓，现在我们有她生的一个女儿，是我把她从农民家里拣回来的。她要求去苏联，让她去了，那正是卫国战争时期，非常艰苦。她打孩子，苏联人看到打孩子都以为她疯了，把她关起来了。她本来有个男孩，毛主席很喜欢，她也丢了。毛主席说，她连一个孩子都不给我留。”
维特克：“什么？她有个男孩？”
江青：“她把那个男孩放在一个农民家里，自己到莫斯科去了。她在莫斯科精神失常，被送到精神病院。苏联的精神病院是很残酷的。”
维特克：“我知道。”
江青：“毛主席和我经常劝这个女儿去看她，因为她就剩下这个女儿了。她还活着。她的脑子在莫斯科时坏了，连健康人被送到那个医院也得变疯。他们还用‘电疗’治疗。过去她没命地打孩子，生活很艰苦，她感到很烦。她在莫斯科说，我是休养来的。但苏联人说，不劳而获是不行的。这是我们大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来后说的。我们那个女儿叫李敏，李讷是我生的，他们都随我的姓。”
维特克：“杨开慧被杀害时，毛主席还有一个妹妹也同时被杀害了，是不是？”
江青：“我不清楚。总之，他有一妹妹也牺牲了，不是亲妹妹，是堂妹，叫毛泽健。有个展览，看了就知道她是怎么牺牲的，你也可参观农民运动讲习所。”
维特克：“我愿去。贺子珍的女儿叫李敏吗？”
江青：“是的，她随我的姓。”
维特克：“谁把她带大的？”
第七部分第83节：饭前饭后（3）
江青：“她母亲在苏联，后来我们把她送到苏联，我们的同志把她的妈妈从疯人院里领出来，然后找到这个孩子，她不愿意跟她妈妈，愿意跟我们。她早就结婚了，现在有两个孩子，她学自然科学。李讷是你的同行，学历史。另外毛主席还有个侄子叫毛远新，是我当儿子养大的。现在是辽宁省委副书记，可能也是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我不大清楚。他是造反派，参加过武斗，他还没有结婚。李讷比他大半岁。”江青离开房间，过了一会儿又回到桌边。
江青：“你不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生活吗？哈哈，你别看我现在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是富于感情的，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中国的女人都背着封建主义的包袱，我可不背，我自己要怎样做就怎样做。明天和后天我会详细地对你讲，今晚我讲点小故事吧。我最喜欢上海，你们外国人说那是冒险家的乐园，有点道理。上海的小调我都喜欢，那真是非常有味道，我还唱哩，唱给你听听……”于是江青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上海小调：“我呀我的小妹妹哩，舍不舍不得离……咿呵呀嗬唉……哈哈，哈哈，哈哈哈。”
江青娇笑着说：“有意思吧，是不是？”饭桌上的人，尤其是几个女同志，你看我我看你，大感惊愕，老陈不敢抬头看，偶尔用眼睛扫了一下江青：她可是得意非凡，脸不改色。
江青：“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了。喏，就是追逐我的人，我都可以数出名字来，他们还使用各种手段哩。以后都成了知名人士，现在又被打倒了。哈哈，还是不说他们吧。有趣的一次，是你们美国人，是一个水兵，也许是喝醉酒了，摇摇摆摆在上海外滩走着，向我迎面走来，他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路，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两脚一并，咔嚓一声。我回头想走开，那家伙嬉皮笑脸向我走近来，双手也伸过来了，哼，想占便宜！我抬手就给他一巴掌。他还是笑嘻，又是咔嚓一声，敬了个军礼，还说对不起呢。你们美国人，还是懂礼貌的……”
坐在桌旁的人，都瞪大了眼，真不知道她还要说出什么来。江青毫不介意，继续谈笑自若。
我心里感到十分烦躁，走到室外，仰望天空，天空是黑沉沉的，没有星光，四周没有虫鸣，心中有点茫然。室内不断传来嘻笑喧嚣之声，我只好再往远处走，使自己能呼吸一点清新的空气。
饭后维特克从洗漱间走出来，一手拉住我说：“Miss张，我对战争的事听不懂，很难懂，尤其是中国这么复杂，我感到很困难。”
“你可以提出来，请江青夫人不再谈战争了，我想她也许愿意对你谈别的，而且你的时间有限，后天就要离开中国，是不是？”
维特克：“是啊，学校要开学了，我还要讲课。”
江青吃完饭，带着维特克走进饭厅旁边的娱乐室。好大一间娱乐室！有台球桌、乒乓球桌、电视机、电影放映机等等，十分齐全。江青很有兴趣，要打乒乓球，高声叫唤：“小陆，陆秘书快来。”原来她要和年轻的陆秘书对打。她以胜利者的姿势在表演。打过一会又喊道：“小张，小张你会打乒乓球吗？来来来。”
我只好拿起拍子，连忙说打得不好。江青飞快把球开过来，我无意地把球削过去，不知怎么地，江青却失了手。我很抱歉地说：“江青同志，我第一次和你打球，我不会送球，不知道怎么……”江青：“什么？什么？你以为你能赢球吗？做梦吧，你哪是我的对手？”我开过球去，江青连续凶猛扣杀，如临大敌，把我吓出一身大汗，气喘嘘嘘。江青把球拍一扬，大声笑道：“你真不知道吗？和我练球的是第一号种子。”
第七部分第84节：“我和毛主席指挥西北战场”（1）
饭后，大家又回到客厅。我悄悄走到江青身旁说：“刚才维特克女士向我表示，她听不懂战争，希望你能讲点别的，有关你自己的事。”
江青坐下，慢吞吞地对着维特克：
“我讲的战争故事，不是非常有趣吗？你不愿意听？这就是我的事呀。西北战场的战争，就是我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呀。”
维特克：“江青夫人，我非常有兴趣，只要是关于你的一切，我非常愿意听，听不懂，我可以学，是不是？这是你刚才对我讲过的……”
江青：“这就对了。（指图）这个图是毛主席的行动路线图，当时中央和野战军不在一起。那是1947年，斗争很尖锐，斗争从1946年开始，到《双十协定》撕毁后斗争更激烈了。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我们主动撤离一些城市，留给敌人，这样敌人背上包袱，而我们的主力就有了主动权。我们集中主力，敌人不得不分散力量。我们尽可能在内线作战，也就是说在我根据地作战，诱敌深入，然后指挥敌人到一个地方，搞个口袋叫它钻进去。现在谈起来很容易，但当时转这个弯很不容易。那时撤离张家口不容易，撤出延安也不容易。很多人不愿意，这些人都是好人不是坏人，当然也有坏人的捣乱。中央那时决定要撤到后方去，那个决定是在王家坪作的。有些好心同志动员我去向主席讲讲，留在这里多危险呀，我也很傻瓜，就去说了。毛主席说，你是胆小鬼，你就走。我很冤枉，这不是我的意思，我是坚持留下来的惟一的女同志。我认为在艰苦的战争年月，应该有人照顾他，应该与他同甘苦共患难。开始毛主席和我带着李讷行军，李讷与你同岁，带孩子行军以示坦然。李讷当时六岁，白天还好，夜里行军孩子睡了，就不好办了。软了，甚至几个人都没办法对付她，更甭说一个人了。后来我就求毛主席，带着孩子不行，后来就让她与邓颖超同志一起过黄河，所以李讷一直叫她邓妈妈。我事先做好工作，她答应过河，但过去后，睡醒一觉，哭起来要回来。我就跟你讲这么多。
“撤退以前，敌人对我们进行所谓战略轰炸，动员约50架飞机，都是美国的B24、P52，都是轰炸机。我们一个人都没死，我的孩子还在防空洞里唱歌。直到炮火已能看见了，所有人才都走了。当时敌人两个拳头进攻，一个兵团叫刘戡，有七八师，另一个兵团叫董钊。两个拳头都向着延安。在宝塔山上，天已经黑了，我们能看到炮火，敌人距延安只有15华里。我们从飞机场穿过，还唱着军歌，你感到枯燥吗？刘戡是二十九兵团的，董钊是一兵团的，后来这两个人都被我们打死了。毛主席那时有一辆吉普，第一天宿营，汽车伪装不好，车被子弹打穿，从此丢了汽车。在那个地方搞伪装很困难，敌人的飞机俯冲，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没搞防御工事，他们往下看到有东西就轰炸，连续丢了3个这么大的炸弹（用手作比）。一个是穿甲弹，一个是爆破弹，一个是燃烧弹，都是美国人送的。我才不怕飞机呢，躺下就行了。扫射没有掩体，危险。敌机轰炸很厉害，一次孩子找不到了，不知道哪儿去了。轰炸过去后，发现李讷好好地在老百姓家里玩呢。李讷与李敏的名字是对着的，‘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
维特克：“好名字，个性是否符合？”
江青：“不完全，李讷像你一样是学历史的。在学校是全五分的优等生，越学越蠢，所以我把她赶到乡下去，后来到军队造反去了，叫她做了军报负责人。她说不愿当阿朱别依，又造反，到乡下去。林彪集团迫害她，差点没把她绑架走，绑走了另一个像李讷一样戴眼镜的。李敏也是造反派。对李敏我尽量避嫌，她是‘一六’的头头，国防科委的。去年到青岛我见了她，又是罪名，罪上加罪了，我只好都不见。”
维特克：“为什么叫犯罪，什么罪？”
江青：“他们说她告了王秉璋的状。王秉璋是林彪的干将。其实她没告谁的状，她讲了聂荣臻的事，我说聂荣臻同志是保护对象，是爸爸保护的人，我们都要保护。但她回去后，大家都说她告了王秉璋的状。李讷去军报时，说李讷夺了他的权，因为军报是他们的一个重要阵地。”
维特克：“他们是谁？”
江青：“他们是指林彪一伙。总之这两个孩子跟随父母干革命。我说男孩子更好。我的女孩子吃醋，说我偏心，重男轻女。家里事谈多了没意思，还是谈西北战场吧。”
第七部分第85节：“我和毛主席指挥西北战场”（2）
“敌人在西北战场是23万人，我们的军队是2。5万人，包括两个纵队，八个野战军
旅。纵队司令一个叫王震，一个叫张宗逊，都是一野的，一野的司令员是彭德怀。我们撤离是主动的，有计划的。每天夜行军，很冷，冰有一尺多厚。我们是在1947年3月18日下午6点开始行军的，每天有记录。19日我们住在刘家庄，吉普车中弹。3月21日到高家涧，每天夜行军，毛主席在这里组织青化砭战役。这时毛主席决定把中央分为前委、工委、后委。前委为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同志和陆定一（陆定一不是好人）；工委负责人是刘少奇，他是个坏人，你已知道了；后委负责人是叶剑英同志。那时周恩来同志也过了黄河去安排这些机关。毛主席向西跟敌人周旋。每天夜行军，我们与敌人隔一山，叫隔山行军。中央机关代号‘三支队’，我是中央直属大队的政治协理员。中央机关有4个大队。每天夜行军，十几岁的青年特别想睡觉，甚至站着都能睡着。我有匹马，小通讯员拉着马尾巴走走就睡着了。每到晚上3点就想睡，条件反射，一到3点就支持不住了。把所有革命歌曲都唱了，不让自己睡着，以免跌下马来。因为我要下了马就成了别的同志的包袱了，所以一直坚持在马上。我有高酸胃炎，行军中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山，变成了低酸胃炎。这里要提一个人，应该纪念她，就是斯特朗。斯特朗要求与我们一起行军，由于她年纪太大，就劝阻她。全国解放后她又回来了，这说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没有间断过的。
“3月31日到邱家坪。每小时行军有10分钟休息。休息时我看见警卫战士不仅戴国民党的帽子，还戴国民党帽徽，我非常生气，说‘摘下来’。我从来没有戴过国民党的军帽，毛主席也没有戴过，我只是戴八角帽。为戴这八角帽子还大吵了一次。有一次我戴了好几天了，别人强迫我摘下，我非常生气。在延安党校别人要取下了，我大哭了一场，后来只好组织上服从。我不明白为什么国共一合作就不能戴八角帽。”
维特克：“为什么他们要你摘下这种帽子？”
江青：“因为党内有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说既然国共合作了，就应该戴国民党的帽徽。他们没想到我们是共产党员，八路军、新四军不同。当时党校校长不是生同志，而可能是罗迈，就是李维汉，他不是好人。咱们接着谈帽徽的事。我让摘下国民党帽徽战士们说他们不敢。我说国共都打起来了，内战已经爆发了，你们还不敢？我负责。大家把国民党的帽徽摘了，生气地扔了。但行军中找不到红星来代替。那时警卫部队属于正规军，中央警卫部队不到两个排。
“这以后都是和敌人隔山行军。严寒，非常冷，我们向三边走，中间休息10分钟，战士们都得踏步。我穿皮衣、皮裤、皮大衣都冷得发抖。做饭的同志拿小瓶酒给大家每人喝一口，我一喝浑身都热起来了，但不久又冷了。每天傍晚行军，拂晓宿营。
“4月5日到达青羊岔，接近三边了，这是古战场。三边有三宝：咸盐、皮子、甜甘草。
“4月9日开会，毛主席向全党发出通知，即《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指出蒋介石占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业已异常深刻化。
“《通知》号召全党全军坚决以战斗精神保卫和扩大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
这时毛主席改名李得胜，周恩来总理改名胡必成，就是一定要胜利，一定要成功。中央机关改为‘九支队’，还是4个大队，中央后大队是其中之一，我是这个大队的政治协理员。
“4月12日到王家湾，距敌人只有20华里。在这里我们住了将近两个月，直到6月7日。几个人挤着住两个窑洞，我和毛主席住里面，总理、任弼时同志和陆定一住外间。他们一开会，我就到驴棚里。有好多虱子，别人都知道怎么抓，但我不知道。我更多时间是在做群众工作和找别的工人做，所以长虱子。那张照片说明毛席怎么接近群众，我们住在老百姓家里。在王家湾时，我又瘦又黄，肩上老肿，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做群众工作回来，毛主席说，啊呀，不得了。警卫员把炕沿揭开，发现好多臭虫，臭虫把我咬肿了，吸了好多血，后来我们把它的大本营消灭了，但不可能全消灭，因为那个地方不久又有了。当时在中央有斗争，即陆定一老要到河东去，任弼时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同意他，但任弼时同志是个好同志。他们一直吵架，我不知道为什么。毛主席总对我生气，我不知道怎么好，但我感到气不是对我发的，逐渐也就习惯了。在王家湾开始组织几个战役。羊马河战役全歼敌整编135师，俘虏旅长以下4000余人。
第七部分第86节：“我和毛主席指挥西北战场”（3）
5月4日蟠龙大战，全歼敌整167师欠一个团，俘敌正副师长以下6700余人，是胡宗南的嫡系，缴获白面1。2万多袋，军衣4万多套。这时毛泽东主席曾派周恩来同志，当时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代理总参谋长，到蟠龙祝捷。在王家湾毛主席写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指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包围之中，蒋介石政府的强大，只是暂时表面，其进攻是能够打败的。中央直属支队从一开始行军就有两派，一派坚持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