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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这一讨论仍有因不够对位而各说各话的倾向。张永清、宁逸是站在现实的文学文化的基点上谈论既有的现象，而欧阳友权等人是站在理想的文学的基点上谈论文学该有的方向。因焦点并未对准，讨论还未在针锋相对的层面上深人进行下去。
文化批评倾向
与“大众文化”讨论联系的，是有关文学批评引人文化批评进人90年代之后，文学批评因种种原因面临诸多困境表现出分散、滞后与失语等不景气现象，已越来越多地失去了在新时期曾有的辉煌与地位。进人新世纪之后，这一基本状况一直未有根本改变。因而，如何看待文学批评的现状，如何拓展文学批评的路子，重振文学批评的雄风，始终是文学批评界一个经常言说与反复研讨的话题。2003年间，结合新的文学现实，一些批评家开始思考有关文学批评如何引人文化研究和开展文化批评（亦被称为“非文学批评”、“大文化批评”）的相关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刚一展开，不尽相同的意见就初显端倪。
在第四期《当代作家评论》上，王晓明、蔡翔发表《美和诗意如何产生——从“文化研究”说到文学批评》，就引入文化研究的方法，拓展新的分析角度和视野，给当代文学批评注人新的活力的间题，发表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近10年的文学批评正在逐渐丧失它的思想活力，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走在了当时整个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列。但是近10年来，中国一些重大问题的提出，几乎都和文学批评无关，它的思想活力在逐渐衰退，提出问题的能力似乎也在丧失。而在这个时候，引人文化研究的方法，或者说借助文化研究的眼光，来拓展新的分析角度和视野，是有可能给当代文学批评注人某种活力。事实上，由少数敏感的学者（如戴锦华）所率先从事的文化研究，是在面向当代文化现实的新的思想和学术探索中逐步发展起来，他们不是鼓吹一些西方的空洞理论，而是对当下中国现实的深刻敏感。他们实际上是重新回到生活，和社会现实积极发生联系，坚持一种批判精神和立场，并对以往的知识谱系进行重新反思和清理。在90年代社会科学中的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取代80年代人文科学的哲学、美学和心理学大行其道时，文学就被隔得越来越远，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研究就有可能成为文学和其他三门学科之间的某种桥梁或者说是纽带。他们的文章还由80年代强调人的内心世界的抽象的精神价值，贬低经济的其他的因素，到今天导致了文学与文学批评与现实的严重隔膜，提出了在文学和文学批评中对人的抽象性强调，在实际上导致了对人和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丧失的问题，认为在这种抽象化的叙事过程中，个别性往往会成为一种新的普遍性。近年的文学写作，就有一种“抽象的方向”越来越指向所谓的“阶层性”——“新富人”或者“白领”的观念，包括某些女性叙事，但还打着普遍性的旗号。现在要强调的，就是如何在叙事中，“再现”人和社会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他们认为真实性以及人与社会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丧失如许问题的产生，与知识分子的“阶层性”趋向有很大的关系。
一直从事文学批评中的文化研究的戴锦华，在《文化研究的可能》一文中指出，文化研究的兴起，不仅是对方兴未艾的大众文化、媒介文化与文化工业的回应，而且是对激变中的社会现实的回应与对新的社会实践可能的探寻；不仅意味一种新的学术时尚的到来，或始自80年代的西方理论思潮的引人及其本土批评实践的又一浪，而且是直面本土的社会现实，寻找并积蓄新的思想资源的又一次尝试和努力，她认为，文化研究的理论始终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同时是一份理论的实践；与其说文化研究的理论旨在提供某种范本，不如说它旨在展示某种形成之中的“传统”— 社会批判与别样社会实践的传统，旨在将不同的本土文化研究实践纳人一个全球的参照视野之中。同时，作为一种朝向社会实践的文化实践，文化研究始终是一种越界行动。它拒绝格守既有的学科建制与学科壁垒，它拒绝学院四壁高墙内的阻隔与间离。相反，它不拒绝一切既有的、可资使用的理论与文化资源。与全球范围之内、正在发生中的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建制化的过程相反，如果说，存在着一种文化研究的传统与精神，那么它正是跨越学院与学科壁垒，直面思想与社会的挑战。陈源在题为《文学的文化批评与中国资源》的文章中，表达了与戴锦华相近或相似的看法。认为，作为一种新型的批评，文学批评中的文化批评与以往的文学批评相比，它的“新”表现在具有观照对象的大文化眼光，从更大范围考察多种文化文本，更大的跨学科运作的施展空间等等方面。这些创新之处的形成与特定语境关系密切。从90年代起出现的由经济基础到政治体制的变革，使文化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这种局面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大众化和多元化。社会经济转型的大潮汹涌，意识形态束缚相对松动，社会生活中大量时效性、消费性行为对文学艺术领域产生震荡效应，大众媒体对文学作品的商业式炒作，使得文学作品的商业价值受到空前的重视。如果说文化场域大众化、多元化只是文化批评言说的背景，那么创作上的新特点则成为文化批评产生的具体诱因。文化批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
陈思和与杨扬在《文学批评的现状与问题》（8月28日《文学报》）的访谈录中，主要就文学批评的媒体化、文学批评与创作发展的不平衡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也涉及了他们对于把文化研究引人文学批评的看法。陈思和认为，今天的文学批评已不能脱离传媒，传媒批评已成为当下的强势批评。但传媒中的文学批评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地带，需要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声音，不能一味跟着传媒跑。传媒对于文学批评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对于批评个性的销蚀与同化。而真正的有个性的批评家，要用语言发掘传媒热点以外的东西，要有自己的作为。谈到90年代以来的文化研究，陈思和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文化研究应该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不是文学批评。国内现在处于社会转型过程，现实生活变化非常快，在文学批评还没能对变化了的现实做出有效的思想反映的情况下，文化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很快地切人现实，对一些现象和问题进行分析。但应该注意的是，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还不是一回事。文学创作不可能一下子与社会生活贴得那么近，尤其是审美方式，其变化是缓慢的。如果审美方式没有变，你一定要作家、批评家按照某种社会理论的方式来图解生活，那往往是失败的多。文学有自身的功能和变化节奏，要养成一个时代的审美风气决非是一朝一夕的事，要改变一个时代的审美习惯很不容易。所以，我不赞同用文化研究来替代文学批评。但这不是说文化批评不好，在吸收外来思想资源问题上，我觉得倒是应该采取开放的姿态，吸收总比闭关好。而文化研究如真正是从研究问题的需要出发，沉潜到今天中国社会生活环境中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而不是故弄玄虚，也可以是一种思想途径。
曹文轩在《质疑“大文化批评”》（《天涯》2003年5期）一文里，对“不讲审美，只讲文化，不讲艺术，只讲主义，已成为流行时尚”，以及“文学研究者纷纷成了实际上的文化研究者”，表示了严重的优虑。他认为，其“注意力不在文学的艺术问题上，而只是在文学文本的文化意义以及文学文本与文化环境的外部关系上”的“大文化批评”，最大的弊端在于“造成了我们对文学判断力的瘫痪”。这种只阐释“作品量质无穷的问题忽视意义”，并“以文学批评的名义展开”的“大文化批评”，会使读者产生一种错觉— “他们会把批评家的文化批评看作是对这部作品的总体价值判断而接受下来。一些实无文学价值可言的作品，由于过度解释而走俏；而一些颇具文学价值的作品，因未得到应有的解释而被遗忘和冷落。而且读者不再将文本作为文学作品来看，来要求，而是将文本作为一种可以体现所谓文化的材料来看，来要求。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文学，取消了文学性，阅读变成了对若干主义的寻找与印证。”他还认为，这种“将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长时间混淆，不适当地使用文化批评致使成为泛文化批评的局面，使我们的文学史写作者也在错误地写作文学史。甚至对当下学风的浮泛化，也有着摘不清的责任。”曹文最后指出，“大文化批评应是文学批评的一支，不应凌驾乃至取代文学批评”。
目前有关文化批评的讨论，好像一些意见互有不同，好像一些意见又互有交叉。比如，在文化批评的有效性上，看法有高有低；但都不否认文化批评的可行性，以及它与既有的与文学批评的互补性。总体来看，批评实践中文化批评主要以务虚性的和口号性的居多，结结实实又卓见成效的文化批评还比较少见。但它作为与文化现实相对应的一种批评，无疑是有其用武之地的。而学界有关文化批评的不同意见，也有助于它在发展中扬长避短。事实上，就在有关文化批评的讨论进行的同时，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方式也在批评实践中不断发展着。如对文化场域“大众化”的观察，对文艺的“消费性”现象的检省，对批评的“媒体化”现象的思考，等等。事实上，文化批评已成为一种与文学批评互补互竞的方式，成为整体批评的重要构成。
总之，2003年的文学理论批评，是在已往的学术基础上，切合着文学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在稳步前进。在多个学术领域出现的新的观点，固然令人可喜，而更让人欣作的，则是由此显露出来的文学研究者们务新求实的态度，这是推导学术研究更有力又更切实地发展进取的内在动力。
九 焦点事件与热点论争
白烨执笔 中国作家网2004年8月18日
从进人90年代之后，文坛因为种种主客观原因所致，日渐表现出个体追求的个人化与整体格局的多元化。这使得文坛在创作与批评之外，由种种事件和论争构成的“事象”渐渐多了起来；因而，要真正了解文坛，像过去那样只关注创作与批评本身，已远远不够了。
2003年的文坛，各种事件和论争频仍不断，这些事件和论争有大有小，大的可引起文坛内外的广泛瞩目，小的则只有文学圈子内少数人介入与关注。但这些或形成“焦点”，或构成“热点”的大大小小的事件和论争，作为当下文坛不同观点与不同看法的显现与碰撞，在让人看来眼花缭乱的表象背后，却也折射着文坛的现状的热闹异常和趋向的活泼不羁。
从具有一定的文学内涵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角度来看，2003年诸多的文坛事件和文学论争中，一些重量级作家纷纷退出作家协会、一夜成名的“木子美现象”和小说《沙家浜》引起争议等，更为突出和显眼；而这些事件的出现和论争的展开，不仅本身有着值得玩味的一定内涵，背后还联结着文学在现阶段与社会文化生活互动的更为深刻而复杂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发生在文学领域里的事件和论争，已不纯属一种文学现象，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作家炒作协”为人关注
“作家炒作协”是媒体对作协会员相继退会现象的一种形象化描述。已是作协会员的作家退出“作协”，作为一种个别现象，以前就有，并不足怪。另外，《中国作家协会章程》也规定，中国作家协会，是“中国各民族作家自愿结合的专业性人民团体”；“本会会员、团体会员有退会自由。”但在2003年间，连续发生多起地方作协会员和中国作协会员主动退出地方“作协”和中国“作协”的事件，甚至一些重量级的著名作家郑重宣布既退出“中国作协”，又辞去地方“作协”所任职务，并就此发表对“作协”这种现行文学体制的看法，这种非同寻常的举动，却不能不在文坛内外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首先是在7月间，湖南省作家协会两名会员、评论家余开伟、作家黄鹤逸先后向湖南省作家协会递交了退会申请书。湖南文艺评论家余开伟是湖南省作家协会评论委员会副主任，谈到退出省作家协会原因时表示：“退出是为了尊严。”“两年前我就想退出，省作协已失去了其‘团结作家、繁荣创作’的职能，我非常失望。协会处于瘫痪状态。就连最起码的召开作代会，换届选举这样的工作都不能进行，自己的刊物《湖南文学》也保不住，我以这次退出作为我个人对现状无言的抗议，希望能起到促进作协改进的作用。”在12月份，余开伟又在《作品与争鸣》杂志发表《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宣布进而退出中国作家协会。他在“公开信”中指出： “经过多年来的实践事实证明，中国作家协会体制确实已经僵化、过时和落后，中国作家协会及所属各省协会已经官僚化、衙门化、庸俗化，不适应改革开放新时代发展的需要。中国作家协会和所属省级协会只代表极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权益，根本无法也不可能代表全国广大作家的权益。而且，中国作家协会和下属协会一样在发展会员工作上不断降低应有的严格标准和要求，致使许多文化界的假冒伪劣之辈混人中国作协，造成组织不纯，严重影响作协的声誉。中国作协对下属有的省级协会间题成堆、腐败严重的现象缺乏严肃有力的监督，反而进行无原则的庇护。”
稍后，上海“新生代”作家夏商，也向上海市作协递交了一份700字的《声明》，并宣布自己“从即日起退出上海市作家协会”。夏商称，“本人对自己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的荣誉感已完全丧失。”他说，“从现在的会员名单来看，上海作协会员很大数量上谈不上是真正的作家，而只是上海作协会员而已。作家两个字的含金量在这里已经大打折扣。”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江苏作协会员、诗人陈锡民也宣布从即日起退出江苏作家协会。
10月10日，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山西作家李锐发表辞职和退会声明，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同时退出中国作家协会，“今后不再参加任何关于省作协换届的工作，放弃今后关于省作协换届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放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资格”， “只保留山西省作协会员的资格。”与李锐一起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职务的还有实力派作家张石山。张石山在《弃裱褚书》的公开信里表示，“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职务，同时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理事身份”；“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身份暂时保留。”为了澄清“种种传闻和流言”，11月15日，李锐又将一封《致文友公开信》，发送到文学界朋友的电子信箱，重申了退出中国作家协会、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的决心。就“退出中国作家协会、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一事，李锐拒绝任何形式的采访。在《致文友公开信》中，他说自己之所以这样做，是“深感作协日益严重的官僚化、衙门化……在这种官本位的等级体制下，文学日益萎缩，艺术、学术无从谈起”；而作协的“换届选举成了被权力操纵的木偶戏，由此而引发的‘换届综合症’已经成为从上到下的严重流行病”。他表示，“以后我将把时间和精力更多地投人到文学创作当中去，履行好专业作家的职责，并照常参加各种和文学真正有关的工作和活动”。张石山也表示，“山西本来有很多优秀作家，但作协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