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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和我非常亲近的同事——我们已经认识很长时间，而且每天都要见四次面——居然也会看着我的眼睛问出这样的问题：“亚历山大•；本马克卢（亚历山大•；本马克卢是巴黎上诉法院的检察长，政治上比较左倾的他曾担任过雅克•；希拉克的技术顾问（1986年到1988年，当时的希拉克还是总理）和司法顾问（1988年到1991年，当时的希拉克是巴黎市长），还在1995年到1996年间担任过司法部长雅克•；图邦的办公室主任。）是否真的给你打过电话并要求你不要羁押安德烈•；塔拉洛？”我给了他否定的回答，并不停地解释。最后，这位同事表面上接受了我的答案，但在他的眼睛深处，我看到的依然是满腹怀疑。
随后不久，我居然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据那些匿名的“灵通人士”称，暗中和我做交易的很有可能是……雅克•；希拉克本人！三天之后，这个谣言就传遍了大街小巷。然而，我要大声而坚定地说：在这七年当中我遇到过数不清的压力和威胁，收到过难以计数的匿名信，但我从来没有得到过国家权力集团的支持，很多时候它甚至还毫不犹疑地和我作对。不过，政治力量绝对没有直接干预过这个案件的调查。这个案件实在太敏感了。
况且它完全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管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谣言和事实之间的天秤还是在向对我不利的一方倾斜。埃尔夫案件毕竟是第一桩牵涉到共和国丑闻的案件！（从2000年秋天开始，菲利普•；古诺耶审理的“安哥拉门”案揭露出了另外一些和埃尔夫案有关的灰色资金，还牵出了安哥拉、俄罗斯和法国的众多中间人。根据媒体披露的消息，此案牵涉的被挪用资金总额高达1。5亿欧元。审理此案的预审法官也得到了警方的保护。）这个案件涉及的资金数额极有可能高得让先前的任何刑事案件都难以望其项背。我们可参照的案件越来越少，而办案的激情也变得比犯罪事实本身更为重要。
正在这时，加蓬总统奥马尔•；邦戈也跳出来搅局了。有人告诉我，奥马尔•；邦戈使用化名在加蓬最重要的日报《联盟报》（见1997年4月24日的《联盟报》。）上对我进行了口诛笔伐，他写道：“埃尔夫—洛伊克—塔拉洛—雅弗雷这一系列事件以及它们的制造者，身上带着一股鳕鱼味儿的挪威人埃娃•；若利……法国人有可能会遇到一场新的法加危机！”这家报纸同时还披露，奥马尔•；邦戈甚至想直接打电话给雅克•；希拉克并要他出面干预调查工作。
第一部分第12节 重压之下（2）
看来埃尔夫案件已经靠近了国际关系的禁区。加蓬是法国一个长期的战略伙伴，两国的警方和国防系统都签订有四年一期的合作协议，这种合作在近些年还在不断得到加强。埃尔夫公司不仅在加蓬开采石油，还在加蓬的领海上修建了众多钻井平台。除此之外，法国还在加蓬拥有优先采铀权，它保证了法国能够长期开展自己的军用和民用核计划，并稳居世界第三核大国的宝座。（法国开采的这片铀矿位于奥马尔•；邦戈的出生地弗朗斯韦尔，具体执行开采工作的公司是弗朗斯韦尔铀矿公司，其总裁正是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的前任，埃尔夫公司前总裁米歇尔•；佩克尔。（见多米尼克•；洛伦萨所著的《一场战争》，阿雷纳出版社1997年出版））“法非合作”（“法非合作”本来是一个褒义词，最先由科特迪瓦总统弗里克斯•；乌弗埃—博瓦尼在70年代初提出。90年代初，这个词在批评家圈子里再次流行起来，主要用于指代法国和其前殖民地之间的所有非正常关系。）正在持续升温，而我却在给它泼冷水！
十五天之后又是一个周一。那天下午，经济警队一位负责埃尔夫案件的年轻特派员突然打电话找我。我的书记官塞尔日•；隆日尔接到了这个电话，然后他马上过来找我。看到他眉头紧锁，我知道大事不好。到他办公室后，隆日尔直接就把听筒递给了我。
“若利女士，从安德烈•；塔拉洛的装潢师家里搜查到的文件不见了。”年轻特派员的声音听上去极度紧张。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我认为他们肯定搞错了。
“可能有人把它们放到了别的地方，你试着找一下别的柜子……”
“不，我们到处都找过了，整个放文件的箱子都不见了。”
我一下子变得震怒不已。
“这简直不可理喻。你们应该翻遍所有的垃圾筐、文件柜和办公桌……你们必须给我一个答复！”
放在警察局里的法律文件被人盗走，类似的事件以前从未发生过。坐落在朗提耶大街的警察局简直太不小心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这里出了这么一件事。幸运的是，我们很快得知，这个意外事件并不会阻碍调查的进度，因为命运还是给了我们一定关照：警官们早在上周五就结束了搜查，并于当天携带获得的资料从圣特罗佩赶回了巴黎。星期六，这名特派员恰好在值班，他利用这段时间写了一个搜查结果综述，并将一些重要文件复印后传真给了我。因此，这起盗窃事件不会对预审造成什么直接影响。
不过，这个意外事件肯定还有别的意思。它不是一起简单的文件失窃案，而更可能是一起恐吓事件。有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我们表明，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是安全的，而且我们的某些对手就藏在警察局内部……一旦我将某条办案信息告诉给一位同事，它马上就会变成公开的秘密。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们为办别的案子出去进行了一些搜查工作。我们先去了诺曼底，随后又去了科西嘉。一次搜查就是一场马拉松，我们常常天不亮就开始工作，直到太阳落山了才收队。在搜查中，我们必须注意每一个细节，因为任何一个细微行动的缺失，例如忘记了一个签名，都可能导致整个搜查行动的半途而废。得益于整个团队的谨慎，在这七年当中，有关埃尔夫案件的所有重要搜查行动进行得都还算顺利。（只有一次较次要的搜查被起诉办公室取消了，因为它认为该行动超出了搜查许可的规定范围。）
在回巴黎的飞机上，这名特派员有些迟疑地向我吐露了隐情：他觉得自己被人跟踪，并且被人监视了。他清了清嗓子，半压着声音告诉我，他们全家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他想把妻子和孩子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现在才明白，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生活在重压当中。看来，警察也和法官一样陷入了这个危险三角。
第二天下午，又一个高潮出现了。有人打电话告诉我，这名特派员和他所在的小组成了这起文件失窃案的最大嫌疑人，他们已经被宪兵带走了。
得知这件事后，我马上赶到了警局。经济警队的负责人出来对我进行劝阻，他告诉我，如果媒体知道了这件事，那么我的到来不仅无助于事情的解决，甚至还会让它变得更加复杂。于是，我只好转过头来给警察局长打电话，给国内反间谍局局长打电话，给法院的检察长打电话……我反复向他们解释当时的情况：这名年轻的特派员已经写了一份搜查结果综述，因此，在这之后又将文件盗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敢肯定，这中间肯定有人搞鬼。我非常明确地告诉这几位领导，即使警方从这名特派员的车库里搜出了失踪的文件，我依然认为他是清白的。
几个小时之后，他终于被放了出来。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第一部分第13节 重压之下（3）
接下来的周一早上，我以个人名义到经济警队走了一趟。这里的气氛非常紧张，大家都低着头，没有人愿意正脸看我。我从他们的脸上读到的是不解，甚至是敌意。我向他们解释了至少四十五分钟，我告诉他们，负责文件失窃案的法官之所以会这样做，那可能是因为他想“在内部解决这件事”。我向他们表示，我对整个经济警队是完全信任的，这个小插曲能说明的问题只有一个：我们的敌人很强大。
气氛终于慢慢地缓和下来，大家的头也抬起来了。分享完一顿早餐比萨后，整个警队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忽然，一名警官站了起来说：
“从今以后，我们所有人将继续为您工作。”
我成功了。
回到法院之后，有人跟我说院长要见我。开始我还天真地以为，他要就挽回和经济警队的合作一事向我道贺。走进他办公室后，院长先是用一种非常虚情假意的语气和我寒暄了一阵，随后便开始对我大加斥责。他居然还使用了外交辞令：
“女士，请允许我告诉您，去经济警队并不是最明智的选择……”
对于他这种瞻前顾后的态度，我感到非常惊奇。这种态度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司法系统的指南针，在它的指引下，我们的司法系统常常会做出一些荒唐之举。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北欧传说里的一句话，用它来回答院长的训斥再合适不过了。于是，勉强挂着笑容的我用同样的语气回答道：
“也许我们俩当中肯定有一个人有错，但这个人并不见得一定是我。”
我带着微笑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预审已经开始两年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又多次受到直接的死亡威胁。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是孤身一人，就好像一根矗立在满天惊雷之下的避雷针。风暴已经开始侵袭司法系统的内部，它妄图动摇我们的团队，甚至连经济警队也不放过。
4月30日，我向上级提出了申请，要求他们派一个助手来帮助我。
1997年5月6日，法院院长把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派到了我身边。这是一位比我小十岁的年轻预审法官，我以前只见过她几面。她身材修长、气质优雅而沉着稳重，一双总是带笑的眼睛里闪现着活力与自信。用塞利纳（译注：原名路易—费尔迪南•；德图什，法国作家，极具人道主义精神，代表作有《长夜漫漫的旅程》、《我的罪过》和“二战三部曲”。于1961年去世。塞利纳是他的笔名。）的话来说，她拥有那种“上天眷顾的人才具有的冷静”。
我们很快就形成了默契。在我们这对拍档中，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既是我的对立面，又是我的有益补充。她非常了解政府机构的政治结构，预审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也常常因此迎刃而解。不过在面对即将到来的艰难岁月时，我还是预感到，两个人的力量并不够。
这种预感在我们对刚刚落成的埃尔夫大厦进行搜查的时候得到了验证。这次搜查行动是一个转折点：对于我的同事来说，这只是一个突然的行动；对于这个案子来说，这是我们发起冲锋的表示。彼德曼——一起简单的诈骗案——引出了埃尔夫，现在我们必须对这个石油巨头本身进行调查了。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有关被挪用资金及其相关责任人的情况，埃尔夫公司的多名领导必须为此作出解释。
拉德芳斯是巴黎有名的商业区，这里堆积着大量修建于70和80年代的摩天大楼，大名鼎鼎的埃尔夫大厦就坐落在这里。这是一座石英水晶形状的，装饰着玻璃外墙的大厦，它高五十多层，有几百个办公室、数不清的电梯和众多高科技大厅……
为了调查，我们必须搜查这座大厦，但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么这次搜查可能会让我吃尽苦头。这无疑是一次高风险的行动，因为坐在这座大厦里的都是些高级领导，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动用上十亿法郎的资金。这样一个跨国公司的领导层已经习惯了让别人屈服于自己的意志。要进行搜查，两个人的配合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为这次行动进行了细致的准备，有关材料在桌上都堆成了小山。我们不能搞错目标，还要集中时间搜查领导人的办公室以及敏感的大厦安全中心，以免有关证据被人转移。早上9点，我们到达了埃尔夫大厦，紧张的搜查工作随即展开。
到第二天凌晨3点时，我们已经在极度紧张的气氛中连续工作了将近20个小时，搜查到的有关材料已经装了40多个密封袋。在大厦的安全监控办公室里，我们发现了一些和预审无关的可疑资料：非法的电话监听记录、另外一些预审的笔录复印件、有关非洲神秘暗杀事件的报告、有关非法政治献金的材料等。我们马上把楠泰尔法院的检察长叫到了埃尔夫大厦，并将这些资料亲手交给了他。既然这些资料涉及的事情属于他的管辖范围，自然应该由他来决定如何处置这些东西。过后我才知道，他将这些东西完全扔到了一边。
这一天简直就是一场马拉松，预审开始以来我们还没有连续工作过这么长时间。当天晚上，我们开着车，沿着塞纳河往回走。战斗已经结束，我们紧绷的神经也随之松弛下来，大家都沉默不语。我看了看旁边的书记官赛尔日，西装笔挺的他依旧是那么镇定，从内及外都显得那么优雅。忽然，他神情朦胧地问了我一句：
“女士，不知您有没有注意到，那些巴洛克式建筑是多么的美丽啊！”
他通常用这种方式来表示自己已经重新回到了现实。的确，现在已经是深夜了，但我们却不可能睡觉。车到圣日耳曼大街时，我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决定在这里停一下，到一家还在营业的咖啡馆里去小酌一杯。在这个如此特殊的时刻，一杯朗姆酒让我们的团队变得更加紧密了。
像所有的人际关系一样，我们的团队关系也会遇到阴晴云雨，我们既时常发生争执，又一起分享胜利。不管怎么样，一种深沉而无法解释的，也许只有共患难才能建立的团队精神始终存在于各个成员之间。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我使用得最多的仍是第一人称，我既没有责任，也不打算从洛朗斯的角度来讲述事情的进展。不过每位读者都应该知道，从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来到我身边一直到她离开，有关预审的所有决定都是我们共同做出的。
第二部分第14节 在风暴的中心（1）
1997年秋天，克里斯蒂娜•；德维耶—荣古尔成为调查对象，罗兰•；迪马也被牵扯了进来。
我个人的处境也开始发生变化。在儿子家里住了几周之后，我独自一人搬进了位于巴黎的一套两居室。我刚离开，盗贼便光顾了我儿子的住处。1997年12月初，一伙人耍杂技似的从位于天井顶上的一个小窗户进入了我儿子的公寓，他们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但没有拿走任何东西——这是非常职业的手法。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自己身处别人的监视之下。
十五天之后，在外度假的塞尔日•；隆日尔的住所也迎来了不速之客。这伙人是在深夜从屋顶进入他的房间的。他们先是沿着距地面有二十多米的屋顶天沟行进，待找准位置后才进入了房间。从屋顶进入房间很危险，他们很有可能准备了保险绳。由此看来，这伙人肯定经过专门的训练，其行动决心绝非一般小打小闹的毛贼可比。他们的胆子也非常的大：据一位邻居称，房间的灯在夜里亮了很长一段时间。显然，我们的对手在找什么东西。他们是不是想找到什么把柄，以便要挟我们这些主管调查的人？然而，正如埃德加•；普埃的小说《不翼而飞的信》所讲的那样，他们最后只会发现，我们的工作是光明磊落的。
1998年1月9日，度假归来的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在预审法院里工作了：有人撬开了我办公室的门锁。一个半月之内已经连续发生了三起盗窃事件。尽管我的神经还算正常，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已经身处风暴的中心：这绝对不是我体验过的最美好的感觉。我写了一封信，将这些事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为了保险起见，我没有制作任何复印件。随后，我申请会见了法国级别最高的预审法官之一——上诉法院院长，并将这封信亲手交给了他。我希望他知道这一切。
这也许是非常必要的。（有一段时间，我们曾考虑对塞尔日•；隆日尔也实施贴身保护，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作罢。）
不可能的秘密
我们现在正身处一个磁场之中。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它让我想起了北极圈的极光——它拥有摄人心魄的色彩，它那虚幻迷离的亮光划破长空。调查工作的进度也加快了。1998年1月26日，星期一。上午快10点的时候，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和我得到了一些重要资料，它们涉及罗兰•；迪马银行账户上的多笔数额较大的过户资金。在预审当中，做出某些决定是非常困难的，但做出另外一些决定则可不用经过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