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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定会用温水。
洪帆说，华继明在黄石坚持做了那么多年行为艺术，《爬行者》是第一个触动了她的作品。可惜，录像里没有记录到这一幕，当天的持机者把镜头更多了对准了艺术家们，而不是站在角落的艺术家的妻子。几日后，租住在我家楼上的华继明和洪帆下楼坐客，华继明说的一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只要来北京就成功了一半。至今我还能记得他在说这句话时的表情，双目炯炯有神，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充盈着志在必得的自信。后来，在2001年年末对华继明的一篇访谈中，我读到了下面一段话。“决定不做生意，她哭了1次，我自己哭了3次。我说很难，不光是钱的问题，而是你做你内心想做的事，太难了。在这儿，我一想到为了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我就想哭。但我认为做艺术不难，可以做，可以奋斗。
一个人选择自己的道路很难。”华继明来北京大半年后所说的这段话比他刚落脚北京时所发表的那句关于成功的名言，更让人有一种对于真实生活的可信度。2001年春天，华继明37岁，洪帆和华继明同岁。华继明和洪帆就像彼此的影子，幼年时，两家就是相邻不远的街坊；读小学时，同在一个老师开设的美术小组里习画；再大些，也就是19岁的洪帆刚刚考上美术中专的那年夏天，在黄石现已干枯的一条小河的堤坝上，两人牵了手；6年后完婚；两年后，儿子华夏出生。来北京的3年里，只要是华继明和洪帆两人中的一人暂回黄石老家，每天，华继明都会给洪帆的手机发至少10条以上的信息。洪帆逛街，中途，华继明会一再询问，几点回家？怎么还没有到家？有次闲聊，心直口快的洪帆对我说，她烦死了华继明对她这种不厌其烦的关心，但是，她很理解华继明那种性格维护情感的方式，其实他并不如他的外表看上去那么豁达，与她对这个世界的依赖和信任相比，他更谨慎一些。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Ⅲ谈恋爱的时候
也就可以理解，身为“管家”的华继明几十年如一日地节俭，而洪帆的生意经并不比华继明差，但她最烦管钱，当然，她也管不了，她是个太喜欢买东西的女人，对物质有着本能远远超出理智的占有欲。来北京后，每月华继明会给洪帆1000元作为一家3口的伙食费。除了在夫妻的小吵小闹上极尽霸道之能事以外，洪帆是个非常听话的妻子，所以当她把一日三餐安排得让父子俩毫无挑剔，偶尔还能利用余钱给自己买件衣裳时，她便高兴得像是讨了个大便宜。洪帆常常说自己是个活得糊里糊涂的人。如果把糊涂作为一个中性词客观分析，洪帆糊涂得浑然天成。出生于知识分子的小康家庭，成长过程的最大不顺就是自小体弱多病，而这也被她当做了月有阴晴圆缺的一个自然现象。所以，在她脸上，你看不到那种因为贫穷因为颠簸，或因为疾病因为容貌而过早品尝自卑滋味的早熟少女，在成年后留下的抑郁内敛。靠感观和直觉行事，聪明机灵都是直接外露的，不究事理，电视怎么看都不厌，字书无论如何也读不进去，对生活一向顺随，享得起福，也受得了苦，悲伤走得比来得更快，从没有过失眠的困扰。
就连她和华继明今天看上去依旧保持得青山绿水的20年感情，她说，也是因为习惯，习惯了跟他在一起，以致于不可能跟其他男人再发展感情，所谓，性相近，习相远，在一起生活注定障碍重重。以前，洪帆一直觉得华继明和她一样，头脑简单，糊里糊涂，后来发现，他比她心眼多多了，就拿感情这事来说，华继明走到哪儿都会把她带着，最终用时间的巨大力量把对他的依恋培养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谈恋爱的时候，两人就像牙齿和香口胶的关系，除了白天上班夜里各自回家，剩余时间，两人总是粘在一起，以至于有次朋友聚会，一哥们借着酒意对华继明大发牢骚。儿子出生后不久，当时在黄石煤炭一中教书的华继明被福建某私立中专聘请去做美术教师，华继明应允的条件是，我妻子也是学美术的，她能不能跟我一起去？当时，洪帆在黄石效益颇好的一家国营单位作宣传，华继明说走，洪帆也无二话，福建那边一面试成功，她就去厂里办了停薪留职，为此，得每年额外给单位上交2000元人民币。因为洪帆想念儿子心切，孩子又小，带来福建无人照顾，一年后，两人返回黄石。出去的人再回家乡怎么说都难重返过去的轨道。在福建就职的那所私立中专的气派让华继明决定辞了教师行当，下海经商。
1996年9月9日，黄石市第一家专卖美术用品的“华艺堂”开张。第一天的营业额是43。50元，以后每天攀升，即使半年后就有新的美术用品店开张，中间还因为第一个铺面的房主有意讹价最后不得不迁位，“华艺堂”的生意还是出乎意料地顺利。182 》也非常辛苦。为了节省开支，除了后来两年有几位并不坐班的临时雇工，经营“华艺堂”的5年时间，凡事多由两人张罗。洪帆还记得，开业的第一年冬天，外面下着雪，屋里只有一个电炉子，到了晚上特别冷，夜里关张了，洪帆还要在店里等华继明进货回来，然后俩人一起算账，再准备第二天的货品，为了将成捆进货的毛边纸数成100一摞，然后整齐码好，那年冬天，两人常常数到第二天天明，在桌上趴一会儿，吃几口饭，然后又开张了。开始的店面小，也没有洗手间，离家又远，华继明不在，没人照看的时候，上个公厕临时关门10分钟，洪帆都怕耽误生意，一忍就是一天，并且，不到渴得难忍，绝不喝水。
结果，洪帆的身体可想而知，因为缺觉和劳累，每天都觉得头胀得晕沉沉的，感觉脑袋比从前增大了一圈。即便在生意做得最红火的时候，“SHS小组”的发起者华继明也从没断了就此放弃行为艺术的念头。让“SHS小组”在中国行为艺术史上留有一笔的是1993年实施的《大玻璃——梦想天堂》。在6个长1。8m，宽45cm，高65cm的玻璃棺里，“SHS小组”的6人赤身裸体地躺在里面直到呼吸困难眼睛发黑四肢无力，玻璃棺的四周，暗夜中的300根蜡烛摇曳不定。“我们找到了信心，我们没有罗盘，没有地图，也没有理由往回走，我们没有教条，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能达到的极限，做个胜利者，不要坐失每一次进攻。”从选用U2乐队的这一段歌词作为旁白赫然印在《大玻璃——梦想天堂》光盘上，足见当年“SHS小组”的信心勃发，而他们为小组所取的名字“SHS”也为了表明同国际接轨的愿望——与“黄石”的简称“HS”相连的那个“S”指代的就是曾名噪一时的艺术家聚集地纽约“苏荷”区。《大玻璃——梦想天堂》的实施前后花费了一万多元，钱是6位成员东拼西凑的。
1995年的《一根绳子穿过一吨书》同样耗费了他们本不多的积蓄。直到过去10年后的今天，这些作品都没有换回任何实际收入。从1992年小组的成立，到接近上个世纪末，“SHS小组”基本瓦解，除了华继明和刘港顺还对艺术痴心不改，后来先后脚来到北京，其余4位成员都退出了小组，有的从此安分守己地做人民教师，有的做起了生意。2001年春节过后，华继明对洪帆说，他不想再做生意了，他要去北京。洪帆也没反对，一直到临行前她是惟一支持华继明去北京的亲人。洪帆当时的理由也很简单——做了5年的生意，太累了，每天数钱数得都烦死了，特别是冬天，每天晚上关张后和华继明围坐在电炉边算账，南方潮湿空气下被热气熏烤的钱散发着一股子臭味，这种臭味已经掩盖了最初令他们血脉喷张的亢奋。洪帆在公共汽车上售票的妹妹辞去公职，和丈夫接手“华艺堂”，以入股的方式，两家合作。盘点了一个月，交接一结束，华继明就先行北京。华继明认为自己是在胸有成竹的基础上才做出移师北京的决定的，就拿作品来说，他觉得他用10年时间已经在黄石积累了相当数量的作品，他缺的只是机会。
华继明的性格也很善于把握并创造一些机会。比如，《爬行者》行为表演的前一天，华继明和刘港顺去工艺美院听一个艺术讲座，当时，讲座的嘉宾有德国的策展人君特·米娜司夫妇，讲座结束后，华继明主动邀请君特·米娜司夫妇第二日光临他和刘港顺的表演现场。刚刚租下的140平米的空房子被华继明布置成了一个简易展厅，墙上和地下整整齐齐摆放着“SHS”小组不同时期的作品图片。《爬行者》表演当天，在观看的诸艺术青年的映衬下，高鼻深眉的君特·米娜司夫妇成了现场最具分量的人物。表演结束后，华继明坐东请所有观看表演的同行吃晚饭。一行人怎么也得20来位吧。规模更大的一次宴席当属同年年底华继明的生日，12月1日，华继明38岁生日当晚，滨河小区30多号艺术青年们集体参加了华继明的生日宴。与那些初来北京默默无闻蛰伏在一个角落的寡言木讷者相较，华继明的做法更像是口袋富裕的艺术大腕接济穷哥们出手阔绰的大方之举，也因此，华继明一迁居滨河小区，他的名字就广为小区人民所熟知。一度，华继明家的客流量令我惊叹，客厅里有一张大幅油画，上面是颜色渐变的12条色带，每个颜色代表一个月份，每月来华继明家的客人都在上面签名。秋末，见那幅已是完成时的油画靠在书房的一面墙上，上面布满了笔划各异的签名。如果说接近2001年年末，洪帆只是感叹北京的生活开支超出了她的预料，怎么什么都贵，房租贵，青菜贵，小孩上学更贵。
因为黄石那边每月还有分成收入，况且，对华继明的作品即将换成美金还抱有热情高涨的希望，洪帆的感叹也仅是感叹而已。到了2002年年中，钞票只出不进的状况让急性子的洪帆就再也无法安心守在家里了。洪帆在晚报上看到三里屯服装街拆建成雅秀服装市场，正出售摊位的消息，几番察看后，洪帆决定花3万元买下一个摊位，做服装生意。华继明不同意，虽然洪帆声称生意一个人担着，绝不让他费神插手，但是华继明很清楚，生意一旦运转起来，就不是他可以熟视无睹袖手旁观的事了，他对洪帆说，与其要做生意，我们何必来北京？做事情还是要专心，只有专心，才可能成功。华继明的劝解并不能让洪帆满意，那一年夏天的“世界杯”期间，华继明回黄石老家，临走前给我家打电话说照应一下洪帆和儿子。
一天下午去楼上看洪帆，洪帆正在和面，准备晚上包饺子，比起刚来北京时的清瘦，洪帆明显胖了，却满腹的牢骚，她觉得华继明以艺术为理由不让她做生意太过自私，气愤之余，甚至为她和华继明漫长的捆绑史感到无趣。我很理解洪帆的苦闷，她糊里糊涂地就跟着华继明来了北京，来之前，她也没细想到了北京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华继明说，他需要她，她一定得跟他一起来北京，并且为了不让她分心，答应儿子也一起过来，她也就万事随顺了。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Ⅲ北京落了脚
可是，真在北京落了脚，她发现，日子远没有她所料想得那样充满惊喜，一样的柴米油盐，一样得为钞票操心，而对洪帆这样一个手脚麻利的人来说，每天买菜煮饭洗衣拖地实在不能消耗她体内多余的能量。可是，以她近40岁的年纪，再外出应聘也是不现实的，除了有些生意经，她还能做什么，不知道。
后来，有几次在小区见到洪帆，手里拎着装有蔬菜的塑料袋，两眼茫然，之所以茫然，是因为她近视，又从来不带隐形或是框架眼镜，直视前方的眼睛就显得神散形亦散。若不是除了家务无所事事到了极点才物极必反地生出些想法，洪帆恐怕早就想不起来，她也能画画，她为什么不画呢？艺术一直不是洪帆阔步追求的目标，当年报考美术中专也更多是一个对自己的未来缺乏设计的小女孩在老师指导下的一次偶然决定，因为从小就在美术班习画，速写和水彩的基本功都不错，但洪帆实在称不上人们口谈中所提及的标准艺术青年，尤其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与那些可以为了艺术理想如何如何的艺术青年们相较，向来生活第一的洪帆简直正常得过于乏味。当年组建“SHS小组”时，几位成员经常在华继明家里聊艺术，一聊就聊到大半夜，洪帆从不参与，到点睡觉，对那些聊天最深的记忆就是，他们太能抽烟了，弄得屋里都是烟味，华继明还爱乱丢烟头，讨厌死了。
对洪帆来说，会画画就好比她会炒菜，华继明比她炒得好，但他总是不做，也只有她上手，味道也还不错，但如果华继明有一天说，以后我来炒菜吧，你甭管了，她绝对是高高兴兴，立刻罢手。也就是说，但凡来北京后，做家庭主妇之余，洪帆还有个事做，她都不会想起来去画画。画画对洪帆来说更像是一种劳作，画得很慢，一件作品至少需要3个月。丝绸这种材料是非常娇气的，纯真丝的太滑，不容易上色，要选用加入纺织品的织锦缎，还要千倍小心，稍微走一笔，就前功尽弃了。每天，洪帆就坐在阳台的光亮处细细描摹，常常忘了做饭，等儿子一边上楼一边喊——妈妈，我回来了——才想起，忘了提前焖米饭了。有时，画得入神，忽略了给儿子应答，华夏会一再重复那声喊，一个比母亲都要高的半大小伙子非得确认他在母亲心中的地位依然如故才肯罢休。在北京度过了变声期的儿子华夏对父亲华继明的敬畏中有少年敌意的叛逆和疏远。当然，也只有若干年后，华夏才能理解，父亲为了他顺利读高中跑瘦了腿的辛苦，在客人面前和父亲比试跆拳道时父亲既要维护为父的尊严又小心翼翼保护他不会受伤的那分苦心。
春天，798工厂里的季节画廊办了一个幕捐的主题画展，艺术家参展作品的义卖款项一律捐赠给宁夏某乡村小学。洪帆是第一个将作品送到季节画廊的。那天一早，风特别大，天很冷，洪帆从通州坐公车近两个小时才到798工厂。最终，洪帆的作品被一位法国人买走。这一讯息给了洪帆相当的鼓励。洪帆也细碎地表达了对于做善事的心得，如果把洪帆的表述与她家客厅醒目处的佛龛里供奉的佛像作直观联想，会以为洪帆对于“幕捐”的态度是许多善男女修布施的一种行证。而事实是，二者并无直接关联，洪帆不是任何宗教的门下，仅仅持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这些百姓口口相传的生活信条，但她拒绝进一步剖析这种信条与因缘果报的关联，否定的姿态也很强势，听到“灵魂”或是“神识”这样的字眼对她来说似乎是一种不受欢迎的打扰，做医生的母亲从小给她灌输了毫不动摇的唯物主义观。洪帆的变通在于，她依然会每天在佛龛前上香，理由是，可以美化空气里的不良气味。
2001年，华继明又连续做了关于“爬行”的作品，一次是秋天和洪帆及儿子华夏一起在长城上进行“爬行”。洪帆对于华继明的“行为”一向不深究，她只是作为一个妻子本能地无条件支持，华夏不乐意，他说怕掉面子。小孩子的话更真实，表达了普通人的正常心理，但一家三口真的开始在长城上爬行时，华夏突然间觉得很自豪，身体力行的参与让他觉得艺术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当然，“爬行”结束后，他和父母一起在家里躺了好几天才算安抚了浑身酸痛的筋骨。同年冬天，华继明又在通州西海子公园里的雪地上朝着燃灯佛舍利塔的方向开始“爬行”。当时有几个小孩在打雪仗，出于好奇，也模仿华继明的动作在雪地上匍匐前行。孩子们的兴趣在寒冷的危逼下很快冻结，只留下华继明独自继续。这次是华继明最艰难的一次爬行，双手冻僵了，双膝和双肘也磨破了，疼痛难忍，据华继明说，最后，他是拚尽所有力气连滚带爬地到达了燃灯塔的脚下。华继明用重复的力量将“爬行”烙在身上，成了他的标签。很长一段时间，除了“爬行”，华继明并无新的行为作品出炉。2003年，华继明进行了一半的小幅油画出乎预料地被一法国人花500美金买走。
之后，华继明画了一批油画。截止目前为至，那副未完成的小幅油画仍是华继明所有作品中惟一换成生活费的范例。华继明胖了，刚来北京时瘦削凹陷的脸现已被脂肪填充得越来越饱满，且气色颇好，称得上红光满面，尤其逢人露齿的笑容，上牵的鼓胀两颊看上去很是喜兴。据洪帆说，华继明的睡眠一直不是太好，每天很早就醒来了。
可是，在他的脸上，你几乎看不到焦虑的痕迹，也只有在言谈的细微处才能觉察到它的蛛丝马迹。“还记得刚来北京时你在我家时说的那句话吗——只要来北京就成功了一半？”“现在对�